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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失业。
2014年冬季达沃斯年会对就业的共识是：尽管经济正在缓慢复苏，但全球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继金融危机后，就业风险再度成为威胁全球经济发展的一道鸿沟，如何跨越这道鸿沟似已成各国皆需面对的问题。
2013年8月，澳大利亚失业率上升至5.8%，创四年新高；英国2012年四季度失业率为7.8%；希腊2013年5月、西班牙2013年7月失业率高达27.6%和26.3%，几乎创了人类历史上的最高值；加拿大2013年3月失业率达7.2%；中国2012年城镇人口失业率在4.4%-9.2%。
国际劳工组织2013年6月3日发布的年度报告《2013全球工作报告：修复经济与社会架构》称：全球失业人数2015年将增至2.08亿（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就业形势恢复速度要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国家）。如今，许多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不仅是GDP增长多少，还包括失业率降低多少。失业像一个幽灵，挥之不去，欲盖弥彰。
任何国家的新增就业，都最终源于新增净投资（总投资-折旧），此外没有其他任何途径。所谓“凯恩斯失业”，是指因“政府财政赤字消费”造成的政策性失业。其形成机制和计算方法是：
政府财政赤字消费会导致等量社会实体经济总投资的相应减少——政府从银行拿走了本来会用于实体经济投资的资金。这个政府赤字消费的资金量与投资就业率的比值再乘以实体投资率，就可以算出政府赤字财政消费会减少多少就业。
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旷世之作《通论》问世，自此人类的经济学有了宏观和微观之分，经济政策理论进入了凯恩斯时代。《通论》全名《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在大萧条让美国25%的人卷入失业的时代，它开宗明义要用凯恩斯理论和经济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即在经济萧条时期或有效需求不足时，通过政府财政赤字消费来增加有效需求，拉动市场活跃，最终实现就业增加和收入增长。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导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初衷是通过政府借钱消费来增加需求总量，从而增加就业。但80年后的今天，明里暗里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政府肆无忌惮地借钱消费的那些国家，不仅就业没有增加，失业人口的绝对量反而在增加。
在凯恩斯主义问世之前，政府很少大规模举债，十次政府债务有九次是为战争筹款，战争几乎成了财富和金钱的碾轧机。但每次战争之后，政府总会尽力还清债务，如英法百年战争后的英国政府、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政府等等，如斯周而复始。
沧海桑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今天几乎没有哪个发达国家不是债台高筑。美国政府的赤字财政不断攀升并一再撞线，甚至到了联邦政府几次关张停摆的程度。随之而来的就是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美国的失业率从危机前的约4.5%骤升了近1倍，最高时超过了10%，此后也一直在8%左右持续徘徊。以致经济学家为此惊诧不已：即便在1929年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大萧条之后，各项经济指标也在大约六年后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而2008年金融风暴后美国的恐慌性需求萎缩只持续了三个季度（2008年9月-2009年6月），怎么失业率却几年也得不到改善？
日本政府的赤字财政也已经高达GDP的2倍，政府债务余额甚至已经超过了国民储蓄总额。这意味着，日本国民拼命工作两年、不吃不喝将收入全部用于还债也还不清。如果日本政府一旦倒闭，日本国民的所有存款全部归零，也抵不清目前的政府债务。
按照日本政府财政赤字总额9.4万亿日元、日本国内信贷总额1239万亿日元、国内投资总额291万亿日元、信贷投资率（信贷总额中实体经济投资的比率）23.5%，同时政府消费量90%、投资就业率2000万日元/人计算，仅金融风暴后2009年-2011年的三年间，日本就业人数就减少了近10万人。关键是，日本在这三年中实际就业人口净减少155万人的严峻形势下，如能增加10万人就业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从长期看，情况更为严重。1980年-2008年的28年中，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增加了769万亿日元，加上同期地方政府债务约190万亿日元，政府债务总计959万亿日元（相当于1990年日本GDP的410万亿日元的2.33倍）。这意味着，在这28年中，日本因政府赤字消费造成的凯恩斯失业，减少了1024万个就业机会，这相当于1980年日本5650万就业人口的18.1%。
从就业人口的实际增减看，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2年-2010年的18年中，日本的就业人口净减少112万人。其中，1998年-2003年的六年中，日本就业人口连续以每年16万人以上的速度持续减少，就业岗位总计在这六年中减少了241万个，相当于1998年6514万就业人口的3.7%。
日本从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后，1994年以后由于國内净投资的不断萎缩，经济增速开始出现下滑，1998年以后就业人口基本上一直在净减少，1998年-2012年就业人口总数下降了580万人。相当于1998年6514万就业人口的约9%。按每家有三口人计算，约有1700万人因失业失去经济来源。
于是，日本的求职人数和就业岗位的竞争不断白热化，一个公务员职位甚至有1600人竞争上岗。这与30年前经济高速增长时代，“集团就职”的年轻人前拥后簇的景象判若两个国家。
今天，许多身怀一技之长的日本技术工人、技师和企管人员，不得不跑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寻求就业，以求养家糊口。
国际劳工组织1月20日发布的《2014年全球就业趋势》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失业率为6%，失业人口为2.02亿，同比增加500万人。全球日均收入低于1.25美元的极端贫困劳动者共计3.75亿人口。全球15岁-24岁青年失业率为13.1%，这些地区的失业人数达7450万人。报告同时指出，国际间商业活动虽然出现回暖迹象，但就业市场却依旧萧条。显然，市场回暖而就业萧条加重，这本身就成了一个悖论。 当年，《通论》尚未出版就受到经济学界和经济界的普遍关注，可见大萧条和严重的失业现状让社会多么期待凯恩斯理论的问世。凯恩斯给人类社会开了一个药方，也似乎给了求职的每一个人以希望，他预示如果这个“政府干预”的药方有效，就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万事大吉。
政府财政赤字消费表面上会一时性增加社会购买和需求、为市场升温，造成表面的景气，其实不会对就业有很大改善。道理很简单：政府财政赤字消费所增加的所谓“内需”的绝大部分，会被社会闲置生产能力所消化。只要那些本来一直闲置中的生产设备多开动一会，这些增加的订单（需求）马上就会被满足，基本上不用增加新的设备投资，没有新增投资就业怎么会增加呢？
从美国战后60年来的统计数据看，设备闲置率平均约15%，也就是说，总是会有约15%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待命状态。有效需求（订单）一旦瞬间增加，这些处于闲置状态的设备就会被启动，相关人员工作时间的工作量稍微饱和一点，就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因此，政府赤字消费所带来的需求，对新增投资、进而对就业总量而言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的“凯恩斯失业”情况如何呢？中国因“凯恩斯失业”造成的就业减少，可以根据以下变量算出：
1.政府财政赤字消费总量，即政府财政赤字总量，减去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投资类支出（2003年-2012年的投资类支出=国家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国家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国家财政交通运输支出）；
2.中国信贷投资率：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与全社会信贷总额的比率。该比率反映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投资率，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虚拟经济”（金融投机等）的总量和比率；
3.中国投资就业率：每增加一个人就业所需要的固定资本；或每单位固定资本投资所需要的就业人数。其中，该投资就业率（资本装备率）根据就业人口的增量与中国资本存量的增量的比值算出。
这样，2003年-2012年，中国国家财政赤字总额3.7万亿元，财政投资率按12%计算，财政赤字消费总额3.3万亿元。同期，固定资本投资增量合计15.5万亿元，新增就业人口3983万人，投资就业率（资本装备率）平均49.5万元/人。这意味着，中国大约每增加50万元的投资，就可以增加1个人就业。
而且，2007年-2011年这五年间，中国全社会信贷总额合计192.2万亿元，其中固定资本投资108.9万亿元，信贷投资率56.7%。就是说，每100元人民币的银行信贷中，会有56.7元用于固定资本投资。
2003年，中国全国固定资本投资5.6万亿元，仅占全社会信贷总额102.4万亿元的约5.5%。可见，当时金融投机和房地产投机的疯狂。此后，中国的信贷投资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其中，2007年达到52.3%，2012年进一步提高到59.5%（固定资本投资37.5万亿元，全社会信贷总额63万亿元）。
这是一个相当难得的好势头，在全球一片叫苦连天的不景气中，正是这种信贷资金中实体经济投资率的不断攀升， 才让2013年的中国经济能够难能可贵地维系7.8%的高增长率。十年来，中国的信贷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绝对值虽然一直在下降，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保持较高水平，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总之，根据以上数据不难算出：2003年-2012年，如果中国摒弃“凯恩斯失业”，可以增加就业660万人。相当于同期新增就业人口3983万人的16.6%。如果再将约11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计算进去，增加的就业岗位还会大大增加。
亘古至今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在工业革命前男耕女织的时代，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农夫、工匠、商人、医生或巫师，只要你愿意工作总可以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至少可以得到收入，养家糊口。不管皇帝如何改朝换代，民众总会安居乐业。那时候从未听说有谁“失业”了，或谁在靠领取失业救济金苟且。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只用了200年的时间就创造了过去2000年的社会财富。那么，人类的劳动生产力如此进步之后的今天怎么反而倒退了？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即便千方百計想找到工作，甚至也愿意委曲求全，却总还是会失业呢？
失业是指劳动者的有偿劳动短于一定时间的状态。关于失业的原因，经济学有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解释，如结构性失业（存在失业的同时，有的又招聘不到人就业）、摩擦性失业（转换工作间）、季节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因经济周期波动造成）、自愿失业（对工种或待遇不满）等等。但这些理论存在一个致命的“盲点”，即迄今为止的经济理论，忽略了“市场成本”和“市场失业”。
所谓“市场成本”，是一个国家维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转不得不支付的代价，它由失业人口、设备闲置、闲置库存、企业倒闭负债构成。总之，是市场上那些卖不出去的东西的总和。没有这些维系市场经济常态运转的“市场成本”，市场就会冻结。因为市场竞争要求市场上的最后一个顾客或买主，也能和其他人有一样的选择权，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面对所有商品任意选择，而不是剩什么算什么。
这样，市场必须生产和常时供给超过实际需求的商品，否则市场经济就会因“短缺”而窒息甚至崩溃，正常的市场运转就无法为继。通俗地说，市场必须靠一定量的“过剩”来维系。这些所谓的“过剩”是市场的常态，它既不会造成经济危机，也不会带来恐慌。这些市场必须支付的成本中，就包含着一定比率的失业人口。
所谓“市场失业”，是指那些维系劳动力市场竞争所必须的失业。保证劳动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质量不断进化的最终保障，就是一定比率的劳动力始终处于失业状态。没有市场性失业形成的压力，劳动力就会蜕化。
失业者是市场的牺牲品，但也是劳动力市场健康存在的代价。如果没有了这些代价，被牺牲的就将是整个市场。 “市场失业”决定了在市場经济条件下失业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所谓的“失业对策”只会降低失业率，或将它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却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杜绝失业。这也就意味着，即便采取了最佳失业对策，也排除了“凯恩斯失业”，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失业。甚至可以说，市场会制造失业。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奇迹”的鼎盛时期，该地区已经出现因经济景气而出现的劳动力严重缺乏，一些企业甚至开始招回退休员工再就业，然而即便如此，当时该地区的失业率仍为2.7%。
20世纪70年代，美国加州的失业率也没有低于2.5%。这和中国前几年“民工荒”的时代也同时存在失业，是一个道理。因此，目前中国香港3.3%的失业率已经是一个相当优异的成绩单，不应再有“偏紧”的感觉。
从长期看，失业人数与失业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表现出强烈的相关性。美国在1970年-2005年战后35年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相关性越来越紧密。这意味着失业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或者说，在总劳动力人口中，总会有一部分比率相当稳定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
糟糕的是，说是会带来“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际上却反过来大大增加了失业。而且，政府财政赤字消费的雪球滚得越大，“凯恩斯失业”也就越严重。
凯恩斯“充分就业”的咒语变成了一个魔咒，念得越多，失业反而越多。如此南辕北辙的结果，对经济学来说似乎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
凯恩斯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正因如此，如果凯恩斯错了，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它将直接关系千百万平民百姓是否丧失生计、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凯恩斯失业”不过是凯恩斯主义弊端的一个分枝，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最终将使发达国家跌入“发达国家陷阱”（国家发达后，收入陷入停滞状态）。
所谓“发达国家陷阱”，主要由政府财政赤字消费和大量资本涌向金融投机市场造成，它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绘的18世纪荷兰进入的那种所谓的“静止状态”（获得了全部范围的富足，因此这个国家不再发展也不会再倒退）不尽相同。实际上，当时荷兰进入的也并非所谓充分富足的静止状态，只是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压迫，以及本国资本的外流造成的暂时停顿状态。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今后国际间竞争的优胜劣败的分水岭，就看谁在脱离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方向走得更快、更远，看谁能以“壮士断臂”的勇气，更早地从政府财政赤字消费的死路上毅然回首。百姓在翘首以待，因为他们早已不得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了政府，且别无选择。
作者曾任日本法政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天津社科院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2014年冬季达沃斯年会对就业的共识是：尽管经济正在缓慢复苏，但全球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继金融危机后，就业风险再度成为威胁全球经济发展的一道鸿沟，如何跨越这道鸿沟似已成各国皆需面对的问题。
2013年8月，澳大利亚失业率上升至5.8%，创四年新高；英国2012年四季度失业率为7.8%；希腊2013年5月、西班牙2013年7月失业率高达27.6%和26.3%，几乎创了人类历史上的最高值；加拿大2013年3月失业率达7.2%；中国2012年城镇人口失业率在4.4%-9.2%。
国际劳工组织2013年6月3日发布的年度报告《2013全球工作报告：修复经济与社会架构》称：全球失业人数2015年将增至2.08亿（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就业形势恢复速度要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国家）。如今，许多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不仅是GDP增长多少，还包括失业率降低多少。失业像一个幽灵，挥之不去，欲盖弥彰。
“凯恩斯失业”：雪上加霜
任何国家的新增就业，都最终源于新增净投资（总投资-折旧），此外没有其他任何途径。所谓“凯恩斯失业”，是指因“政府财政赤字消费”造成的政策性失业。其形成机制和计算方法是：
政府财政赤字消费会导致等量社会实体经济总投资的相应减少——政府从银行拿走了本来会用于实体经济投资的资金。这个政府赤字消费的资金量与投资就业率的比值再乘以实体投资率，就可以算出政府赤字财政消费会减少多少就业。
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旷世之作《通论》问世，自此人类的经济学有了宏观和微观之分，经济政策理论进入了凯恩斯时代。《通论》全名《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在大萧条让美国25%的人卷入失业的时代，它开宗明义要用凯恩斯理论和经济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即在经济萧条时期或有效需求不足时，通过政府财政赤字消费来增加有效需求，拉动市场活跃，最终实现就业增加和收入增长。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导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初衷是通过政府借钱消费来增加需求总量，从而增加就业。但80年后的今天，明里暗里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政府肆无忌惮地借钱消费的那些国家，不仅就业没有增加，失业人口的绝对量反而在增加。
在凯恩斯主义问世之前，政府很少大规模举债，十次政府债务有九次是为战争筹款，战争几乎成了财富和金钱的碾轧机。但每次战争之后，政府总会尽力还清债务，如英法百年战争后的英国政府、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政府等等，如斯周而复始。
沧海桑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今天几乎没有哪个发达国家不是债台高筑。美国政府的赤字财政不断攀升并一再撞线，甚至到了联邦政府几次关张停摆的程度。随之而来的就是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美国的失业率从危机前的约4.5%骤升了近1倍，最高时超过了10%，此后也一直在8%左右持续徘徊。以致经济学家为此惊诧不已：即便在1929年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大萧条之后，各项经济指标也在大约六年后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而2008年金融风暴后美国的恐慌性需求萎缩只持续了三个季度（2008年9月-2009年6月），怎么失业率却几年也得不到改善？
日本政府的赤字财政也已经高达GDP的2倍，政府债务余额甚至已经超过了国民储蓄总额。这意味着，日本国民拼命工作两年、不吃不喝将收入全部用于还债也还不清。如果日本政府一旦倒闭，日本国民的所有存款全部归零，也抵不清目前的政府债务。
按照日本政府财政赤字总额9.4万亿日元、日本国内信贷总额1239万亿日元、国内投资总额291万亿日元、信贷投资率（信贷总额中实体经济投资的比率）23.5%，同时政府消费量90%、投资就业率2000万日元/人计算，仅金融风暴后2009年-2011年的三年间，日本就业人数就减少了近10万人。关键是，日本在这三年中实际就业人口净减少155万人的严峻形势下，如能增加10万人就业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从长期看，情况更为严重。1980年-2008年的28年中，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增加了769万亿日元，加上同期地方政府债务约190万亿日元，政府债务总计959万亿日元（相当于1990年日本GDP的410万亿日元的2.33倍）。这意味着，在这28年中，日本因政府赤字消费造成的凯恩斯失业，减少了1024万个就业机会，这相当于1980年日本5650万就业人口的18.1%。
从就业人口的实际增减看，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2年-2010年的18年中，日本的就业人口净减少112万人。其中，1998年-2003年的六年中，日本就业人口连续以每年16万人以上的速度持续减少，就业岗位总计在这六年中减少了241万个，相当于1998年6514万就业人口的3.7%。
日本从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后，1994年以后由于國内净投资的不断萎缩，经济增速开始出现下滑，1998年以后就业人口基本上一直在净减少，1998年-2012年就业人口总数下降了580万人。相当于1998年6514万就业人口的约9%。按每家有三口人计算，约有1700万人因失业失去经济来源。
于是，日本的求职人数和就业岗位的竞争不断白热化，一个公务员职位甚至有1600人竞争上岗。这与30年前经济高速增长时代，“集团就职”的年轻人前拥后簇的景象判若两个国家。
今天，许多身怀一技之长的日本技术工人、技师和企管人员，不得不跑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寻求就业，以求养家糊口。
国际劳工组织1月20日发布的《2014年全球就业趋势》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失业率为6%，失业人口为2.02亿，同比增加500万人。全球日均收入低于1.25美元的极端贫困劳动者共计3.75亿人口。全球15岁-24岁青年失业率为13.1%，这些地区的失业人数达7450万人。报告同时指出，国际间商业活动虽然出现回暖迹象，但就业市场却依旧萧条。显然，市场回暖而就业萧条加重，这本身就成了一个悖论。 当年，《通论》尚未出版就受到经济学界和经济界的普遍关注，可见大萧条和严重的失业现状让社会多么期待凯恩斯理论的问世。凯恩斯给人类社会开了一个药方，也似乎给了求职的每一个人以希望，他预示如果这个“政府干预”的药方有效，就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万事大吉。
政府财政赤字消费表面上会一时性增加社会购买和需求、为市场升温，造成表面的景气，其实不会对就业有很大改善。道理很简单：政府财政赤字消费所增加的所谓“内需”的绝大部分，会被社会闲置生产能力所消化。只要那些本来一直闲置中的生产设备多开动一会，这些增加的订单（需求）马上就会被满足，基本上不用增加新的设备投资，没有新增投资就业怎么会增加呢？
从美国战后60年来的统计数据看，设备闲置率平均约15%，也就是说，总是会有约15%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待命状态。有效需求（订单）一旦瞬间增加，这些处于闲置状态的设备就会被启动，相关人员工作时间的工作量稍微饱和一点，就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因此，政府赤字消费所带来的需求，对新增投资、进而对就业总量而言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的“凯恩斯失业”
中国的“凯恩斯失业”情况如何呢？中国因“凯恩斯失业”造成的就业减少，可以根据以下变量算出：
1.政府财政赤字消费总量，即政府财政赤字总量，减去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投资类支出（2003年-2012年的投资类支出=国家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国家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国家财政交通运输支出）；
2.中国信贷投资率：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与全社会信贷总额的比率。该比率反映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投资率，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虚拟经济”（金融投机等）的总量和比率；
3.中国投资就业率：每增加一个人就业所需要的固定资本；或每单位固定资本投资所需要的就业人数。其中，该投资就业率（资本装备率）根据就业人口的增量与中国资本存量的增量的比值算出。
这样，2003年-2012年，中国国家财政赤字总额3.7万亿元，财政投资率按12%计算，财政赤字消费总额3.3万亿元。同期，固定资本投资增量合计15.5万亿元，新增就业人口3983万人，投资就业率（资本装备率）平均49.5万元/人。这意味着，中国大约每增加50万元的投资，就可以增加1个人就业。
而且，2007年-2011年这五年间，中国全社会信贷总额合计192.2万亿元，其中固定资本投资108.9万亿元，信贷投资率56.7%。就是说，每100元人民币的银行信贷中，会有56.7元用于固定资本投资。
2003年，中国全国固定资本投资5.6万亿元，仅占全社会信贷总额102.4万亿元的约5.5%。可见，当时金融投机和房地产投机的疯狂。此后，中国的信贷投资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其中，2007年达到52.3%，2012年进一步提高到59.5%（固定资本投资37.5万亿元，全社会信贷总额63万亿元）。
这是一个相当难得的好势头，在全球一片叫苦连天的不景气中，正是这种信贷资金中实体经济投资率的不断攀升， 才让2013年的中国经济能够难能可贵地维系7.8%的高增长率。十年来，中国的信贷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绝对值虽然一直在下降，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保持较高水平，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总之，根据以上数据不难算出：2003年-2012年，如果中国摒弃“凯恩斯失业”，可以增加就业660万人。相当于同期新增就业人口3983万人的16.6%。如果再将约11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计算进去，增加的就业岗位还会大大增加。
“市场成本”与“市场失业”
亘古至今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在工业革命前男耕女织的时代，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农夫、工匠、商人、医生或巫师，只要你愿意工作总可以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至少可以得到收入，养家糊口。不管皇帝如何改朝换代，民众总会安居乐业。那时候从未听说有谁“失业”了，或谁在靠领取失业救济金苟且。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只用了200年的时间就创造了过去2000年的社会财富。那么，人类的劳动生产力如此进步之后的今天怎么反而倒退了？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即便千方百計想找到工作，甚至也愿意委曲求全，却总还是会失业呢？
失业是指劳动者的有偿劳动短于一定时间的状态。关于失业的原因，经济学有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解释，如结构性失业（存在失业的同时，有的又招聘不到人就业）、摩擦性失业（转换工作间）、季节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因经济周期波动造成）、自愿失业（对工种或待遇不满）等等。但这些理论存在一个致命的“盲点”，即迄今为止的经济理论，忽略了“市场成本”和“市场失业”。
所谓“市场成本”，是一个国家维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转不得不支付的代价，它由失业人口、设备闲置、闲置库存、企业倒闭负债构成。总之，是市场上那些卖不出去的东西的总和。没有这些维系市场经济常态运转的“市场成本”，市场就会冻结。因为市场竞争要求市场上的最后一个顾客或买主，也能和其他人有一样的选择权，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面对所有商品任意选择，而不是剩什么算什么。
这样，市场必须生产和常时供给超过实际需求的商品，否则市场经济就会因“短缺”而窒息甚至崩溃，正常的市场运转就无法为继。通俗地说，市场必须靠一定量的“过剩”来维系。这些所谓的“过剩”是市场的常态，它既不会造成经济危机，也不会带来恐慌。这些市场必须支付的成本中，就包含着一定比率的失业人口。
“市场失业”的盲区
所谓“市场失业”，是指那些维系劳动力市场竞争所必须的失业。保证劳动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质量不断进化的最终保障，就是一定比率的劳动力始终处于失业状态。没有市场性失业形成的压力，劳动力就会蜕化。
失业者是市场的牺牲品，但也是劳动力市场健康存在的代价。如果没有了这些代价，被牺牲的就将是整个市场。 “市场失业”决定了在市場经济条件下失业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所谓的“失业对策”只会降低失业率，或将它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却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杜绝失业。这也就意味着，即便采取了最佳失业对策，也排除了“凯恩斯失业”，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失业。甚至可以说，市场会制造失业。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奇迹”的鼎盛时期，该地区已经出现因经济景气而出现的劳动力严重缺乏，一些企业甚至开始招回退休员工再就业，然而即便如此，当时该地区的失业率仍为2.7%。
20世纪70年代，美国加州的失业率也没有低于2.5%。这和中国前几年“民工荒”的时代也同时存在失业，是一个道理。因此，目前中国香港3.3%的失业率已经是一个相当优异的成绩单，不应再有“偏紧”的感觉。
从长期看，失业人数与失业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表现出强烈的相关性。美国在1970年-2005年战后35年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相关性越来越紧密。这意味着失业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或者说，在总劳动力人口中，总会有一部分比率相当稳定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
糟糕的是，说是会带来“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际上却反过来大大增加了失业。而且，政府财政赤字消费的雪球滚得越大，“凯恩斯失业”也就越严重。
凯恩斯“充分就业”的咒语变成了一个魔咒，念得越多，失业反而越多。如此南辕北辙的结果，对经济学来说似乎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
凯恩斯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正因如此，如果凯恩斯错了，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它将直接关系千百万平民百姓是否丧失生计、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凯恩斯失业”不过是凯恩斯主义弊端的一个分枝，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最终将使发达国家跌入“发达国家陷阱”（国家发达后，收入陷入停滞状态）。
所谓“发达国家陷阱”，主要由政府财政赤字消费和大量资本涌向金融投机市场造成，它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绘的18世纪荷兰进入的那种所谓的“静止状态”（获得了全部范围的富足，因此这个国家不再发展也不会再倒退）不尽相同。实际上，当时荷兰进入的也并非所谓充分富足的静止状态，只是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压迫，以及本国资本的外流造成的暂时停顿状态。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今后国际间竞争的优胜劣败的分水岭，就看谁在脱离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方向走得更快、更远，看谁能以“壮士断臂”的勇气，更早地从政府财政赤字消费的死路上毅然回首。百姓在翘首以待，因为他们早已不得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了政府，且别无选择。
作者曾任日本法政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天津社科院经济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