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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下半年起，城商行转战H股的声音不断传来，但始终没有一家获得监管层的正式承认。近期，证监会终于发声确认有城商行正准备H股上市。
“重庆银行向证监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境外上市外资股并到境外上市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证监会正在办理该公司的申请。”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近期在一公开场合表示。
但目前，也仅有重庆银行一家递交了申请。关于传言H股上市的徽商银行，证监会新闻发言人仅表示：“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尚未收到徽商银行境外上市的有关申请材料。”
重庆银行赴港上市工作进展如何，《投资者报》记者致电该行董秘办公室的电话，但工作人员称不能透露相关信息。
煎熬多年转战H股
第一批城商行上市还是始于2007年，当时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相继上市。这三家城商行甫一上市，就引来各界关注，不仅因为是第一批上市的身份，更是因为当时这三家城商行轰轰烈烈的股东“造富运动”。
南京银行当时的招股说明书显示，持有原始股数量超过10万股（含10万股）的个人原始股东多达66人，根据限售股解禁日股价表现，这66人均可一夜间拥有百万财富。
和宁波银行比较，南京银行的“造富运动”只能算是“毛毛雨”。据当时媒体报道，随着宁波银行内部股的上市流通，包括其董事长在内的领导将跻身千万富豪的行列，就是在该行坐柜的普通员工也将获得超过200万元的财富，这意味着该行将同时诞生91个千万富翁和896个百万富翁，71%的员工因此暴富，成为全员造富的经典案例。
北京银行更令人咂舌，在长达1191页的招股意向书中就有821页的股东名单，其中法人机构有721家，而非员工自然人持股人数达19398人，员工自然人股东有4219人。其非员工持股人数中，持股数最低的为103股；员工持股中，持股数最低的为500股。据此测算，因北京银行上市诞生的千万富翁有70多人，百万富翁达到4147人。
城商行股权的复杂性亦引起监管层的疑虑，由此暂时停批城商行上市。
这一停，就是5年多。
本报去年发表的《城商行上市难产 证监会存三大顾虑》报道中解释了监管层不开闸的原因，市场疲弱、城商行转制时间短、盈利模式不稳定等都是监管层顾虑的因素。
A股上市的闸门持续不开，城商行的资金已捉襟见肘，逐渐有转战H股的打算。
重庆银行则是第一家公开明确了前往H股上市的城商行。
人事上快速调整
为配合赴港上市计划，重庆银行在人事上也快速作出调整。
该行在7月12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几项决议，其中一项就是关于人事方面的决议。
公告显示，该决议为《关于选举杜冠文先生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项议案获得全票通过。
杜冠文不但具有丰富的银行工作经验，还具备丰富的推介股票H股上市的工作经验。
资料显示，杜冠文在1980年到1988年，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香港资深经理，职务包括直接参与编写若干股票初次上市，股票认购权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参与香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经营行业的各类型公司的审计工作。1988年到2012年，在上海商业银行任财务总监等职。
值此时点，重庆银行聘任杜冠文的用意不言自明。
重庆农商行样本效应
在众多城商行中，重庆银行能领先递交H股上市申请，也不是偶然，至少有两个决定因素。
首先，重庆当地已经有一家在香港成功上市的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因此对于赴港上市，重庆市政府已具备一定经验。
重庆农商行2010年12月16日在香港交易所挂牌，成为全国首家上市农商行、首家境外上市地方银行。
在上市前，重庆农商行总资产2616亿元，两年后，该行资产规模已经突破4300亿元，主要经营指标不仅位居全国同类机构前列，即便放到城商行群体中也是佼佼者。
重庆银行2012年末资产规模为1561亿元，远低于重庆农商行。
其次，重庆银行第二大股东大新银行是香港银行，大新银行的控股公司为在香港上市的大新金融集团。在重庆银行的高管层团队中，大新银行占有一定分量，重庆银行副董事长黄汉兴乃是大新银行董事会副主席。
对于重庆银行赴港上市，大新银行的辅助力量也不可小觑。
“重庆银行向证监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境外上市外资股并到境外上市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证监会正在办理该公司的申请。”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近期在一公开场合表示。
但目前，也仅有重庆银行一家递交了申请。关于传言H股上市的徽商银行，证监会新闻发言人仅表示：“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尚未收到徽商银行境外上市的有关申请材料。”
重庆银行赴港上市工作进展如何，《投资者报》记者致电该行董秘办公室的电话，但工作人员称不能透露相关信息。
煎熬多年转战H股
第一批城商行上市还是始于2007年，当时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相继上市。这三家城商行甫一上市，就引来各界关注，不仅因为是第一批上市的身份，更是因为当时这三家城商行轰轰烈烈的股东“造富运动”。
南京银行当时的招股说明书显示，持有原始股数量超过10万股（含10万股）的个人原始股东多达66人，根据限售股解禁日股价表现，这66人均可一夜间拥有百万财富。
和宁波银行比较，南京银行的“造富运动”只能算是“毛毛雨”。据当时媒体报道，随着宁波银行内部股的上市流通，包括其董事长在内的领导将跻身千万富豪的行列，就是在该行坐柜的普通员工也将获得超过200万元的财富，这意味着该行将同时诞生91个千万富翁和896个百万富翁，71%的员工因此暴富，成为全员造富的经典案例。
北京银行更令人咂舌，在长达1191页的招股意向书中就有821页的股东名单，其中法人机构有721家，而非员工自然人持股人数达19398人，员工自然人股东有4219人。其非员工持股人数中，持股数最低的为103股；员工持股中，持股数最低的为500股。据此测算，因北京银行上市诞生的千万富翁有70多人，百万富翁达到4147人。
城商行股权的复杂性亦引起监管层的疑虑，由此暂时停批城商行上市。
这一停，就是5年多。
本报去年发表的《城商行上市难产 证监会存三大顾虑》报道中解释了监管层不开闸的原因，市场疲弱、城商行转制时间短、盈利模式不稳定等都是监管层顾虑的因素。
A股上市的闸门持续不开，城商行的资金已捉襟见肘，逐渐有转战H股的打算。
重庆银行则是第一家公开明确了前往H股上市的城商行。
人事上快速调整
为配合赴港上市计划，重庆银行在人事上也快速作出调整。
该行在7月12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几项决议，其中一项就是关于人事方面的决议。
公告显示，该决议为《关于选举杜冠文先生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项议案获得全票通过。
杜冠文不但具有丰富的银行工作经验，还具备丰富的推介股票H股上市的工作经验。
资料显示，杜冠文在1980年到1988年，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香港资深经理，职务包括直接参与编写若干股票初次上市，股票认购权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参与香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经营行业的各类型公司的审计工作。1988年到2012年，在上海商业银行任财务总监等职。
值此时点，重庆银行聘任杜冠文的用意不言自明。
重庆农商行样本效应
在众多城商行中，重庆银行能领先递交H股上市申请，也不是偶然，至少有两个决定因素。
首先，重庆当地已经有一家在香港成功上市的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因此对于赴港上市，重庆市政府已具备一定经验。
重庆农商行2010年12月16日在香港交易所挂牌，成为全国首家上市农商行、首家境外上市地方银行。
在上市前，重庆农商行总资产2616亿元，两年后，该行资产规模已经突破4300亿元，主要经营指标不仅位居全国同类机构前列，即便放到城商行群体中也是佼佼者。
重庆银行2012年末资产规模为1561亿元，远低于重庆农商行。
其次，重庆银行第二大股东大新银行是香港银行，大新银行的控股公司为在香港上市的大新金融集团。在重庆银行的高管层团队中，大新银行占有一定分量，重庆银行副董事长黄汉兴乃是大新银行董事会副主席。
对于重庆银行赴港上市，大新银行的辅助力量也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