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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因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他而闻名，其人及其提案在每年的“两会”期间往往成为人们的话题。
李鼎铭出生于清光绪年间，幼年时家境贫闲，只好寄居舅父家读书，其舅父杜良奎是抗日名将杜聿明的父亲，他精读史书，文墨见长，受其影响，少年李鼎铭就打下了很好的国文、史地以及中医学知识基础。２２岁时考取廪生，皇榜提名，但他不留恋功名，依然回到家乡陕北的米脂县桃花峁村办学教书。
“五四”运动前夕，榆林中学来了一位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教师杜斌丞，他受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吸收了许多进步人士来中学任教，李鼎铭就是其中的一位，任国文、史地教员。两年后，他辞职榆中，又回到家乡米脂县执教。他把榆林中学的新文化，新风尚和新的教学体制、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带回家乡，他以桃花峁小学为中心与各村的私塾学堂连为一体，开展新式教学活动，向学生介绍梁启超、康有为的变革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吸引了邻近佳县、绥德、横山等地不少学生来此就读，曾一度使学生达三百多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党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工作的许多优秀干部曾就读于此。
后来，由于地主老财的压榨盘剥，许多学生家境穷困只好中途辍学，恶霸势力横行乡里，骚扰学校，封建势力和反动军阀使社会环境更加恶劣，学校难以为继。李鼎铭另辟蹊径，开始从政，他先后任过乡上区长、县上理事、道尹公署科长等职，涉足旧政权的宦海仕途，但经数年滚打，历经坎坷，仍探寻不到一条理想之路，在迷茫彷徨之际，他又弃政从医，在城里办起了“常春医院”，以坐堂行医，看病卖药为生计，走济世救民之道。
最终使李鼎铭认识共产党，愿意靠近共产党的是我党对“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他十分佩服共产党在对事变处理过程中的正义之举、理智之见和站在民族利益上的高瞻远瞩以及不计党派恩怨的高尚风格。也受其子李力果早年投身革命，在北京被敌人关押长达五年之久的影响，使李鼎铭走上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进步道路。
１９３４年，李鼎铭在米脂县东区营救了数名面临危险的红军游击队战士。１９３６年，他兼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时，惩办了几名鱼肉百姓、欺行霸市的贪官。他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之举，颇为乡亲们称道。１９４０年８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普选中，当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５日在边区政府二届一次参议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１９４６年６月李鼎铭与林伯渠等人被选为出席国民大会的正式代表，他的声望渐远，得到更多人们的拥戴和景仰。
在边区政府二届一次参议会之前，李鼎铭就深入到米脂、绥德和延安周边各地进行调查，又找陕北著名人士姬伯雄、马济川、安文钦等人商量建议。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召开的边区政府二届一次参议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克服当前严重经济困难，克服根据地政权职能中存在的机构臃肿，人事繁杂现象和如何坚持长期抗战。广大参议员积极献策，李鼎铭也以个人名义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主要内容是“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计划；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胜为原则，避免老弱病残、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而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规范供给条例，避免不必的供给与消耗；提倡节约、廉洁作风，克服浪费现象”。大会对“精兵简政”提案反响极大，大多数参议员认为这一提案既中肯合时又有远见卓识，意义重大，经会议审查形成了第８１号决议案，交由政府办理。毛泽东还把提案内容一字一句抄写在笔记本上，又加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还专门找李鼎铭谈话，虚心听取他的建议。１９４２年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把精兵简政正式作为边区政府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工作的指导方针。１９４４年９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对李鼎铭及其“精兵简政”的提案予以了高度评价。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党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加强基层，提高效率，节约人力、财力。陕甘宁边区政府各机关部门先后经过三次精简整改，效果明显，达到了精简、统一、效率、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五项目标。
作为民主人士的李鼎铭先生的提案被采纳，被认可，又在实际中操作可行，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政治大事，不但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我们今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边区政府为避开蒋介石、胡宗南反动军队的“围剿”，临时转移到绥德县义合镇办公，１２月１１日李鼎铭在此病逝，享年６６岁。毛泽东为他的逝世专致挽词，中共中央专发唁电，社会各界同赞李鼎铭为“爱国典范”。
责任编辑梅宏
李鼎铭出生于清光绪年间，幼年时家境贫闲，只好寄居舅父家读书，其舅父杜良奎是抗日名将杜聿明的父亲，他精读史书，文墨见长，受其影响，少年李鼎铭就打下了很好的国文、史地以及中医学知识基础。２２岁时考取廪生，皇榜提名，但他不留恋功名，依然回到家乡陕北的米脂县桃花峁村办学教书。
“五四”运动前夕，榆林中学来了一位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教师杜斌丞，他受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吸收了许多进步人士来中学任教，李鼎铭就是其中的一位，任国文、史地教员。两年后，他辞职榆中，又回到家乡米脂县执教。他把榆林中学的新文化，新风尚和新的教学体制、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带回家乡，他以桃花峁小学为中心与各村的私塾学堂连为一体，开展新式教学活动，向学生介绍梁启超、康有为的变革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吸引了邻近佳县、绥德、横山等地不少学生来此就读，曾一度使学生达三百多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党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工作的许多优秀干部曾就读于此。
后来，由于地主老财的压榨盘剥，许多学生家境穷困只好中途辍学，恶霸势力横行乡里，骚扰学校，封建势力和反动军阀使社会环境更加恶劣，学校难以为继。李鼎铭另辟蹊径，开始从政，他先后任过乡上区长、县上理事、道尹公署科长等职，涉足旧政权的宦海仕途，但经数年滚打，历经坎坷，仍探寻不到一条理想之路，在迷茫彷徨之际，他又弃政从医，在城里办起了“常春医院”，以坐堂行医，看病卖药为生计，走济世救民之道。
最终使李鼎铭认识共产党，愿意靠近共产党的是我党对“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他十分佩服共产党在对事变处理过程中的正义之举、理智之见和站在民族利益上的高瞻远瞩以及不计党派恩怨的高尚风格。也受其子李力果早年投身革命，在北京被敌人关押长达五年之久的影响，使李鼎铭走上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进步道路。
１９３４年，李鼎铭在米脂县东区营救了数名面临危险的红军游击队战士。１９３６年，他兼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时，惩办了几名鱼肉百姓、欺行霸市的贪官。他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之举，颇为乡亲们称道。１９４０年８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普选中，当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５日在边区政府二届一次参议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１９４６年６月李鼎铭与林伯渠等人被选为出席国民大会的正式代表，他的声望渐远，得到更多人们的拥戴和景仰。
在边区政府二届一次参议会之前，李鼎铭就深入到米脂、绥德和延安周边各地进行调查，又找陕北著名人士姬伯雄、马济川、安文钦等人商量建议。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召开的边区政府二届一次参议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克服当前严重经济困难，克服根据地政权职能中存在的机构臃肿，人事繁杂现象和如何坚持长期抗战。广大参议员积极献策，李鼎铭也以个人名义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主要内容是“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计划；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胜为原则，避免老弱病残、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而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规范供给条例，避免不必的供给与消耗；提倡节约、廉洁作风，克服浪费现象”。大会对“精兵简政”提案反响极大，大多数参议员认为这一提案既中肯合时又有远见卓识，意义重大，经会议审查形成了第８１号决议案，交由政府办理。毛泽东还把提案内容一字一句抄写在笔记本上，又加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还专门找李鼎铭谈话，虚心听取他的建议。１９４２年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把精兵简政正式作为边区政府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工作的指导方针。１９４４年９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对李鼎铭及其“精兵简政”的提案予以了高度评价。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党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加强基层，提高效率，节约人力、财力。陕甘宁边区政府各机关部门先后经过三次精简整改，效果明显，达到了精简、统一、效率、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五项目标。
作为民主人士的李鼎铭先生的提案被采纳，被认可，又在实际中操作可行，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政治大事，不但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我们今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边区政府为避开蒋介石、胡宗南反动军队的“围剿”，临时转移到绥德县义合镇办公，１２月１１日李鼎铭在此病逝，享年６６岁。毛泽东为他的逝世专致挽词，中共中央专发唁电，社会各界同赞李鼎铭为“爱国典范”。
责任编辑梅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