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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威的盲目迷信。会让你对显而易见的事实无动于衷。对科学精神的忽视，则会让你陷入歧途。
消化道溃疡(Peptic Ulcer)，是指胃和十二指肠内壁的保护性黏膜破损，导致胃酸侵蚀消化道，严重的还会引发消化道出血，甚至癌症。
中医认为消化道溃疡的病因主要是“情志所伤、饮食劳倦”等。在中医看来，忧思恼怒，七情刺激，脾气郁结，饮食失节或偏嗜等都可以诱发消化道溃疡。中医建议的临床治疗多以疏肝和胃、温中健脾、养阴益胃、活血化瘀、调理寒热等治法为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西医的看法和中医类似。他们认为绝大多数消化道溃疡都是由于焦虑或者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属于心理疾病。
首先发现这个规律的是精神分析师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在欧美非常流行，有个名叫弗朗兹·亚历山大的美国心理医生提出一个理论，认为消化道溃疡病人都患有“心理依赖症”，他们内心里渴望被权威保护，被家长“喂食”。这种心理作用反馈到消化系统，其结果就是胃酸过量分泌，就像婴儿看到母亲的奶头一样。这个理论在当时风行欧美，后来甚至发展到把责任推给了病人的家长。有个医生统计了病人的家庭情况后总结说：消化道溃疡病人的母亲都是“母老虎”，而他们的父亲则都是“妻管严”。
精神分析师们的理论很快就找到了临床“证据”。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纽约医院接待了一名奇怪的病人，此人小时候因为误食热汤而烧伤了食管，愈合后食管被堵，医生只好在他的腹部开了个小口，插进一根管子直通他的胃。从此之后，这个代号为“汤姆”的病人就无法正常进食了，他只能先把食物在嘴里嚼烂，然后吐到管子里，直接倒进胃中。纽约医院有两个医生发现汤姆后如获至宝，他俩一个叫斯蒂伍德·沃夫(Steward Wolf)，一个叫霍华德·沃夫(Howard Wolff)。这两个沃夫说服医院雇佣汤姆为清洁工，这样一来两人每周都可以有五天的时间详细观察一个活生生的胃。
为了验证精神分析师们的理论，他俩设计了各种办法刺激汤姆，比如故意错怪他，让他生气，或者以解雇相威胁，让他感到压力，等等。与此同时，两人把一根塑料管直接插到汤姆的胃里，收集胃液，试图找出汤姆的心理状态和胃酸分泌量之间的关系。后来两人根据实验结果写了本书，“证实”了消化道溃疡的“心理理论”。因为汤姆的特殊性，使得这本书成为研究人类消化系统的最权威的著作。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西医们设计了很多治疗方案，但思路都是一致的：要么中和胃酸，要么减少胃酸的分泌。医生们还会叮嘱病人，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杜绝辛辣食品，少抽烟。因为烟和辣椒都能刺激胃酸分泌。这些治疗方法都取得了一定的功效，病人的症状暂时消失了。可是，一旦停止用药，溃疡就又会复发，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
其实，有一项数据明显地与“心理理论”不符，那就是消化道溃疡的发病率。据统计，消化道溃疡在十九世纪时还是一种很罕见的疾病，进入二十世纪后发病率直线上升，到1950年的时候大约每10个成年男性中就有一名患者。可在1960至1972年这12年里，消化道溃疡的发病率却突然经历了一次低谷，降幅高达50％。这种大起大落不太可能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反而更符合传染病的特征。但是，当时的西方主流医学界对权威的迷信阻碍了科学家们对病因的质疑。
八十年代初，有个名叫巴里·马歇尔(Barry Marshall)的年轻的澳大利亚医生接触到一个奇怪的胃溃疡病人，这名病人同时患上了支气管炎，因此服用了大量四环素，结果他报告说自己的胃溃疡症状有了明显的好转。其实这样的病历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但马歇尔当时刚刚当上住院医生，没有多少临床经验，因此他脑袋里没有成见，很自然地把四环素和胃溃疡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他怀疑溃疡病其实是一种病菌引起的。
同院的另一个名叫罗宾·沃伦(Robin Warren)的病理学家在显微镜下发现溃疡病人消化道内存在一种螺旋形的细菌(后来被命名为“幽门螺杆菌”)，但当时没人想到这种细菌和溃疡病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知道这个消息后马歇尔如获至宝，他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假说：消化道溃疡就是由幽门螺杆菌引起的。
在科学发展史上，类似这样的推翻权威理论的假说有成千上万，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后来有人举出马歇尔的例子，指责主流医学界故步自封，拒绝承认马歇尔的假说，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赤脚医生比正规医院的医生要高明。这样的指责恰恰没有搞清马歇尔的真正贡献在哪里。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任何科学理论的建立都需要严格的科学实验做后盾。马歇尔要想证明自己的假说，第一步就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培养出这种病菌。可是幽门螺杆菌很难培养，马歇尔试了34次都没有成功。第35次试验被复活节打断了，那个细菌培养皿因此在培养箱里多待了5天，正是这多出来的几天被证明是培养幽门螺杆菌的关键，第一步终于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证明幽门螺杆菌是罪魁祸首呢?国际微生物学界早就公认，要想确定一种疾病是由于某种微生物的感染所引起，必须满足4项条件：
一，每一例病人体内都可以分离到该病菌。
二，该病菌可以在体外培养数代。
三，培养了数代的细菌可以使实验动物患上同样的疾病。
四，被接种的动物中可以分离到同样的病菌。
这就是著名的“科霍氏法则”(Koch’Postulates)。最早总结出这个法则的罗伯特·科霍(Robert Koch)博士是公认的现代微生物学的鼻祖，是他最先发现了炭疽病的原因，也是他最先找到了结核病的致病菌。
这项法则直到今天仍然有效。可到了幽门螺杆菌这里，问题来了。马歇尔和沃伦没能找到任何一种动物可以做为幽门螺杆菌的宿主，勇敢的马歇尔决定拿自己做实验。他吞下了一管幽门螺杆菌，一个星期后果然得了胃溃疡，服用抗生素后症状很快消失。
1983年，马歇尔和沃伦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两篇短文，医学界这才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两人的第一篇正式论文在《柳叶刀》杂志发表。不过他们使用的语言十分谨慎：“虽然这项实验并不能证明消化道溃疡的确切病因，但我们认为该病与这种新发现的病菌有关……”
两人之所以如此谨慎，一来是因为，医生拿自己做实验虽然勇敢，但并不可取，因为这样做缺乏公正性。二来样本太少，只有马歇尔一个，不足以说明问题。于是，两位科学家着手招募志愿者，进行大规模的临床实验。有人参与的临床实验可不是说做就做的，需要立项，申请，获得经费，而且需要时间。最后，两人找到了100名志愿者，并于1988年底完成了第一次大规模临床实验，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幽门螺杆菌与消化道溃疡之间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他俩并不是孤军奋战。全世界很多科学家都积极参与了这项研究。两人在《柳叶刀》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在1984年是16次，到了1988年就达到了283次，而到1993年更是跃至762次之多。截止到1992年，全世界至少有3组大规模临床实验证实了该假说。在此基础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于1994年召开了一次大会，基本上同意幽门螺杆菌是消化道溃疡的元凶(相比之下，精神紧张或者辣椒食品只是其中比较次要的原因)。此时距离两人在《柳叶刀》杂志上第一次发表论文的时间刚好过去了10年。
十年的时间用来推翻一个流行的权威理论，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又过了11年，也就是2005年，两人因为这项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马歇尔和沃伦的成功恰好说明了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消化道溃疡(Peptic Ulcer)，是指胃和十二指肠内壁的保护性黏膜破损，导致胃酸侵蚀消化道，严重的还会引发消化道出血，甚至癌症。
中医认为消化道溃疡的病因主要是“情志所伤、饮食劳倦”等。在中医看来，忧思恼怒，七情刺激，脾气郁结，饮食失节或偏嗜等都可以诱发消化道溃疡。中医建议的临床治疗多以疏肝和胃、温中健脾、养阴益胃、活血化瘀、调理寒热等治法为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西医的看法和中医类似。他们认为绝大多数消化道溃疡都是由于焦虑或者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属于心理疾病。
首先发现这个规律的是精神分析师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在欧美非常流行，有个名叫弗朗兹·亚历山大的美国心理医生提出一个理论，认为消化道溃疡病人都患有“心理依赖症”，他们内心里渴望被权威保护，被家长“喂食”。这种心理作用反馈到消化系统，其结果就是胃酸过量分泌，就像婴儿看到母亲的奶头一样。这个理论在当时风行欧美，后来甚至发展到把责任推给了病人的家长。有个医生统计了病人的家庭情况后总结说：消化道溃疡病人的母亲都是“母老虎”，而他们的父亲则都是“妻管严”。
精神分析师们的理论很快就找到了临床“证据”。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纽约医院接待了一名奇怪的病人，此人小时候因为误食热汤而烧伤了食管，愈合后食管被堵，医生只好在他的腹部开了个小口，插进一根管子直通他的胃。从此之后，这个代号为“汤姆”的病人就无法正常进食了，他只能先把食物在嘴里嚼烂，然后吐到管子里，直接倒进胃中。纽约医院有两个医生发现汤姆后如获至宝，他俩一个叫斯蒂伍德·沃夫(Steward Wolf)，一个叫霍华德·沃夫(Howard Wolff)。这两个沃夫说服医院雇佣汤姆为清洁工，这样一来两人每周都可以有五天的时间详细观察一个活生生的胃。
为了验证精神分析师们的理论，他俩设计了各种办法刺激汤姆，比如故意错怪他，让他生气，或者以解雇相威胁，让他感到压力，等等。与此同时，两人把一根塑料管直接插到汤姆的胃里，收集胃液，试图找出汤姆的心理状态和胃酸分泌量之间的关系。后来两人根据实验结果写了本书，“证实”了消化道溃疡的“心理理论”。因为汤姆的特殊性，使得这本书成为研究人类消化系统的最权威的著作。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西医们设计了很多治疗方案，但思路都是一致的：要么中和胃酸，要么减少胃酸的分泌。医生们还会叮嘱病人，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杜绝辛辣食品，少抽烟。因为烟和辣椒都能刺激胃酸分泌。这些治疗方法都取得了一定的功效，病人的症状暂时消失了。可是，一旦停止用药，溃疡就又会复发，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
其实，有一项数据明显地与“心理理论”不符，那就是消化道溃疡的发病率。据统计，消化道溃疡在十九世纪时还是一种很罕见的疾病，进入二十世纪后发病率直线上升，到1950年的时候大约每10个成年男性中就有一名患者。可在1960至1972年这12年里，消化道溃疡的发病率却突然经历了一次低谷，降幅高达50％。这种大起大落不太可能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反而更符合传染病的特征。但是，当时的西方主流医学界对权威的迷信阻碍了科学家们对病因的质疑。
八十年代初，有个名叫巴里·马歇尔(Barry Marshall)的年轻的澳大利亚医生接触到一个奇怪的胃溃疡病人，这名病人同时患上了支气管炎，因此服用了大量四环素，结果他报告说自己的胃溃疡症状有了明显的好转。其实这样的病历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但马歇尔当时刚刚当上住院医生，没有多少临床经验，因此他脑袋里没有成见，很自然地把四环素和胃溃疡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他怀疑溃疡病其实是一种病菌引起的。
同院的另一个名叫罗宾·沃伦(Robin Warren)的病理学家在显微镜下发现溃疡病人消化道内存在一种螺旋形的细菌(后来被命名为“幽门螺杆菌”)，但当时没人想到这种细菌和溃疡病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知道这个消息后马歇尔如获至宝，他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假说：消化道溃疡就是由幽门螺杆菌引起的。
在科学发展史上，类似这样的推翻权威理论的假说有成千上万，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后来有人举出马歇尔的例子，指责主流医学界故步自封，拒绝承认马歇尔的假说，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赤脚医生比正规医院的医生要高明。这样的指责恰恰没有搞清马歇尔的真正贡献在哪里。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任何科学理论的建立都需要严格的科学实验做后盾。马歇尔要想证明自己的假说，第一步就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培养出这种病菌。可是幽门螺杆菌很难培养，马歇尔试了34次都没有成功。第35次试验被复活节打断了，那个细菌培养皿因此在培养箱里多待了5天，正是这多出来的几天被证明是培养幽门螺杆菌的关键，第一步终于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证明幽门螺杆菌是罪魁祸首呢?国际微生物学界早就公认，要想确定一种疾病是由于某种微生物的感染所引起，必须满足4项条件：
一，每一例病人体内都可以分离到该病菌。
二，该病菌可以在体外培养数代。
三，培养了数代的细菌可以使实验动物患上同样的疾病。
四，被接种的动物中可以分离到同样的病菌。
这就是著名的“科霍氏法则”(Koch’Postulates)。最早总结出这个法则的罗伯特·科霍(Robert Koch)博士是公认的现代微生物学的鼻祖，是他最先发现了炭疽病的原因，也是他最先找到了结核病的致病菌。
这项法则直到今天仍然有效。可到了幽门螺杆菌这里，问题来了。马歇尔和沃伦没能找到任何一种动物可以做为幽门螺杆菌的宿主，勇敢的马歇尔决定拿自己做实验。他吞下了一管幽门螺杆菌，一个星期后果然得了胃溃疡，服用抗生素后症状很快消失。
1983年，马歇尔和沃伦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两篇短文，医学界这才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两人的第一篇正式论文在《柳叶刀》杂志发表。不过他们使用的语言十分谨慎：“虽然这项实验并不能证明消化道溃疡的确切病因，但我们认为该病与这种新发现的病菌有关……”
两人之所以如此谨慎，一来是因为，医生拿自己做实验虽然勇敢，但并不可取，因为这样做缺乏公正性。二来样本太少，只有马歇尔一个，不足以说明问题。于是，两位科学家着手招募志愿者，进行大规模的临床实验。有人参与的临床实验可不是说做就做的，需要立项，申请，获得经费，而且需要时间。最后，两人找到了100名志愿者，并于1988年底完成了第一次大规模临床实验，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幽门螺杆菌与消化道溃疡之间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他俩并不是孤军奋战。全世界很多科学家都积极参与了这项研究。两人在《柳叶刀》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在1984年是16次，到了1988年就达到了283次，而到1993年更是跃至762次之多。截止到1992年，全世界至少有3组大规模临床实验证实了该假说。在此基础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于1994年召开了一次大会，基本上同意幽门螺杆菌是消化道溃疡的元凶(相比之下，精神紧张或者辣椒食品只是其中比较次要的原因)。此时距离两人在《柳叶刀》杂志上第一次发表论文的时间刚好过去了10年。
十年的时间用来推翻一个流行的权威理论，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又过了11年，也就是2005年，两人因为这项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马歇尔和沃伦的成功恰好说明了科学精神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