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质的防卫过当是刑法关于防卫过当规定的应有之义,量的防卫过当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防卫过当,则要依据防卫过当的基本构造以及一国的立法与司法实际具体判断.防卫人通过给侵害人造成一定损害为手段,才能压制、控制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因而防卫意思与犯罪故意具有兼容性,防卫人只要意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即具有防卫意识,不排斥防卫人同时含有借机报复、泄愤等不良目的 .由此决定,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机 构】
: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质的防卫过当是刑法关于防卫过当规定的应有之义,量的防卫过当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防卫过当,则要依据防卫过当的基本构造以及一国的立法与司法实际具体判断.防卫人通过给侵害人造成一定损害为手段,才能压制、控制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因而防卫意思与犯罪故意具有兼容性,防卫人只要意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即具有防卫意识,不排斥防卫人同时含有借机报复、泄愤等不良目的 .由此决定,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其他文献
我国刑法中并未出现与德日刑法中的“正犯”、“共犯”、“共同正犯”、“帮助犯”含义相同的词语,明显不是采取传统的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把我国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解释为采取“归责区分制”或“双层区分制”,从而将其纳入区分制体系范畴的变通做法,也不具有科学合理性.我国刑法采取的犯罪参与体系是单一制,但既不是“功能性的单一正犯体系”,也不是“二元的形式单一正犯体系”,而是典型的“形式的单一正犯体系”.
对优势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进行评价时,应当考量消费者利益.“二选一”行为对消费者造成了损害,严重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增加了消费者支出的成本,降低了消费者的收益,并导致消费者福利的减损.域外在互联网领域的竞争执法注重考察消费者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其对我国的启示是:在判断“二选一”行为是否损害消费者利益时,应当以有效竞争标准和创新标准作为主要依据.应尽快针对电商领域“二选一”行为展开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从而为相关市场主体提供行为标准,保障消费者权益免受损害.
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是处理税务行政争议的主要方式,也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在税务领域的实践,税务本身的特殊性使得这种争议调处方式具有一定的特别之处,尤其是在二者调处具体税务争议过程中构建了较为复杂的衔接模式,这种衔接模式的有效运行,直接关系到争议妥善调处、相对人权益保障、国家税收稳定进而事关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时代发展,实践证明,现有衔接模式不断暴露出各种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调整.本文针对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如复议前置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清税前置的做法存在弊端、案件受理衔接不明确、审理依据衔接不合理,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涉及环境科学知识应用,法院在审查判断这类科学证据时会遭遇专业知识门槛.对此,学界流行观点存在遵从模式与教育模式的两难.观察36起环境司法案例分析我国法院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运用经验,发现可据之反思修正主流观点的偏差.实际上,面对科学证据或说证据的科技专业性内容,从证据审查判断的动态过程来看,遵从模式与教育模式呈现出递进的层次关系.在此基础上回归规范立场,可发现我国相关立法动向中从鉴定“结论”到鉴定“意见”呈现遵从模式转向适度教育模式的整体趋势,而强化科学证据的法庭质证和庭前开示制度及审查判
人格权作为权利,包含了指向性义务,因而具有独立的规范力.这种规范力来源于权利人对指向性义务的控制这种独立于个人利益的个人自治,作为法律权利的人格权必须诉诸来自于人的尊严的道德权利,法律权利的实在化赋予了人格权以法律力量,但道德权利凸显了作为法律权利的人格权的规范限度.这种关系在法领域中,就表现为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人格权和作为民事权利的人格权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人的尊严是共同善的一种而非全部的共同善,使得宪法多元价值的协调成为必要.《民法典》关于人格权的诸多规范据此得以解释.
《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适用指南》以相关性为一条逻辑主线,将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作为证明过程的两端,按举证、质证和认证三个阶段,遵循准确、公正、和谐与效率价值,构建了一个在三大诉讼领域通用的证据规则体系.本文对这个证据规则的理论逻辑作了重点论述,并对相关性、证据法的若干原则,举证、质证和认证的基本要求,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补正”等要点问题做了系统分析.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供给.供给的内容和方式取决于法律需求.“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最大实际,决定了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法律需求之核心在于“保持港澳特殊法律制度的情形下,创新机制体制,畅通合作方式”.法律的生产成本决定了大湾区法律制度供给需要多元复合型构成.就供给路径而言,其包括了港澳流向内地、内地流向港澳的单向流动型路径与经济行政主体合作、非政府机构示范的双向合作型路径.供给的内容在于保障港澳居民的权利与义务、提高内地要素流动的积极性、经济行政主体的平等协商以及非政府组织示范法的运用.
部分海事法院正在进行海事刑事案件专门管辖试点,海事审判“三审合一”的模式初步实现.这是在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法院的应对举措.但为了更好地建设海洋强国,还需要在整体上反思海事法院建设.这包括如何有效提升海事刑事审判能力、能否通过飞跃诉讼制度实现海洋裁判规则的统一,从而形成有效区别于陆地空间的裁判规则.此外,还需要审慎思考海事法院组织改革的可行性,例如实行一院二审制、改为海洋法院,并衔接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的相关职能,从而更加有力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彰显中国的海洋司法主权.
检察机关对监察案件的提前介入,是宪法规定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监检关系之重要实现机制,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中承上启下,具有一定的政治与法治意义.它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刑事诉讼程序,具有对象特定、阶段特定、单向启动、非常规性和非强制性等特点.由于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阶段即对案件有所了解并形成审查意见,存在先入为主、使审查起诉程序走过场甚至促成“监察调查中心主义”格局的风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废止监察案件提前介入机制.实证研究表明,监察案件提前介入机制在证据收集、事实认定、强制措施准备、案件管辖和涉案财物处
历史上大量国家船只沉没于中国管辖水域,这些作为水下文化遗产的国家船只具有高度敏感性,须通过立法保护管理,但中国对沉没国家船只的法律规制仍不完善.中国应科学界定沉没国家船只的概念,承认其国家财产所有权和主权豁免,同时应明确国家财产和主权豁免的例外规则.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管辖水域都遗存着许多外国侵略者、殖民者的国家船只,中国应推动相关国家构建关于沉没国家船只的区域法律制度,合作保护南海水下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