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人民文学》2000年第12期上读到一篇阿坚的文章，是谈俄罗斯文化的。其中阿坚自己的一首诗很有意思：“小时第一次听到天鹅湖的音乐时／只觉那音乐从天上的湖畔传来／我们社会主义的歌都是地上的／后来大人说它是资产阶级的天鹅／因为无产阶级的鸟非雄鹰即海燕……”我反复琢磨“资产阶级的”这个词，想搞清它为什么和“天鹅”联系到一起。这曾经是一个时代的世界观，人们的感觉是如此灵敏，听觉器官能区分出哪是资产阶级的音乐哪是无产阶级的音乐。不独听觉，视觉也有此灵敏的功能。记得中学时有个女同学长得不错，打扮得总是很整齐，班主任老师在班会上不点名批评“有些同学有小资产阶级的格调”。“资产阶级”曾经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符咒”啊，人人避之惟恐不及，可许多人还是被它抓住了。毛主席曾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于许多“文革”时代的“革命斗士”来说，“资产阶级”这个形容词就好比一个战无不胜的法宝，一旦把这项冠冕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注定失败。一些天性并不怎么恶的人也很知道如果这个词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倒霉的日子就开始了，于是为避免这魔冠不戴在自己头上，就想方设法把这“资产阶级”的帽子戴在别人头上，以表明自己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天鹅没有这种转移祸水的本领，她对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没有察觉。
　　天鹅为什么曾经属于资产阶级?人类(当然是指人类的一部分)为什么把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仅用于自身还扩大到动物界?天鹅并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属性，人类是以什么样的逻辑划分她为资产阶级的?
　　用那时的思维方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推导“天鹅”之为“资产阶级的天鹅”的逻辑关系：1.天鹅腿很长，她的羽毛很白，样子很高贵——这种特征很像资本家闺房里的阔小姐，所以天鹅属于资产阶级。2.柴科夫斯基的音乐美而且忧伤，而无产阶级是战斗的、雄壮的，所以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不是无产阶级的，天鹅的音乐形象是资产阶级的。3.柴科夫斯基为什么不写海燕，他写天鹅是何居心，分明是想瓦解无产阶级斗志，天鹅不属于资产阶级难道属于无产阶级吗?!
　　对于上述“文革”式“逻辑”，“因为”到“所以”之间的太大的“空档”，只能用“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或“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来填充。不过现在要想不把这“逻辑”仅仅用“荒谬”来形容，我们也可以平心静气地问——就像对待一个正常的问题：“高贵”是否就天生是“资产阶级的”的属性?如果资产阶级果真与“高贵”密切联系，仇恨资产阶级的心理是否应该被认真地反思?比如，中国的文人画家喜欢画梅、兰、菊、竹“四君子”，是否因为梅兰菊竹是花之高雅者就天生属于“资产阶级的”?作为大自然中的植物，人类的一部分何以看出她们“资产阶级的”“本质”?即使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似乎也有矛盾。中国文人画从唐代就开始了，那时好像还没有资产阶级，宋元明清以来画画的文人即使不都是“落魄书生”，绝大多数也不是属于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从何而来？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确有过这种认识。北京在“文革”时期举办过“黑画”展览，展览的作品因其“美”、“高雅”所以“黑”，所以属于“资产阶级的”。对那个时代可以概括这样的公式：凡是“美”“高雅”的东西等于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敌人，在人人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列入无产阶级“阵营”的时候，这种逻辑“作为普遍的真理”曾经深入人心。甚至对于稍有点儿“个性”的穿戴，连孩子也有那种敏锐的发现“资产阶级的”洞察力。《中国青年报》(1993年6月4日)有署名“龙冬”的《想起顾准》一篇文章，文章回忆，那时顾准刚从河南干校返京，穿一条吊带裤。龙冬坦率地说自己曾对顾准的吊带裤很好奇而且想到了资本家，于是问顾准：“你为什么总穿吊带裤，除了小孩子，只有资本家才穿，好人是不穿的。”龙冬描述顾准“听到这话好像被吓住了一刹”，不知当时顾准作何感想。他那时已经是生命的晚期，正在写《希腊城邦制度》。以顾准的世界观，他或许会感到把一种简化的、简单的、歪曲的世界观引向理性的、文明的、历史的世界观是何等的难啊，因为连孩子也先入为主地接受了那个时代的偏见。我们现在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当“美”和“高雅”的事物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对待的时候，人类文明的中国部分遭受了多么大的危险和现实的蹂躏!但那时许多人已经“脱胎换骨”了，是“无产阶级”的“新人”了，为了和过去的自己彻底告别就这样做——凡是自己曾怜悯的现在就该仇恨，凡是过去认为觉得违背常理的那一定包含深刻的革命的辩证法。
　　美和忧伤的音乐(当然还有其他的一切美和忧伤的艺术)属于资产阶级，那么属于无产阶级的艺术还有什么呢?1969年，我母亲的一个同事——一名普通的女教师，不堪迫害跳井而死。她四岁的女儿围着井哭喊“妈妈”，许多人因之落泪但又立即装出革命的狠样。后来我一直在内心发问，属于“无产阶级的”难道就只有野蛮、愚昧、反人性吗?
　　好在“党的文艺政策”似乎早已经为天鹅和“四君子”平了反。虽然没有为柴科夫斯基正式平反，但人们都不反对听《天鹅湖》，也就为柴科夫斯基的“资产阶级的天鹅”平了反。
　　不过“资产阶级的”形容词已经融进了中国人的日常词汇，好像永远是罪恶或导致罪恶的词儿。我在电视中看到一个偷车贼被人抓住后在执法者面前交代作案动机——问：为什么偷车?答：“长期以来，我受西方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从小偷小摸发展到偷汽车……”偷车贼文化不高，但他为自己的犯罪找到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罪恶的思想根源，似乎不假思索。我已经发现执法者被偷车贼的回答逗乐了，不过他马上又表情严肃地作了笔记。
　　那么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过去官方话语的通常解释很多，例如好逸恶劳、腐朽堕落之类。当然后来的官方话语也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比较发达。对此似乎也没有遇到多少认真的反驳或疑问。例如好逸恶劳、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何以会创造发达的生产力?作为“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反义词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最终往往归结为吸毒、同性恋、艾滋病。但明显的疑问还是不少，吸毒、同性恋和感染艾滋病者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说“资产阶级的吸毒”显然不妥；同性恋即使不是疾病也可视为人性的弱点，这个弱点并不属于哪个阶级；艾滋病是一种疾病，好像也不属于哪个阶级。那么是否可以说资本家的生活方式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拿中国人最关心的吃饭来说，资本家同样一日三餐，在现代发达的西方国家，资本家和工人们的食物已经没有多少区别，一个喜欢美食的工人也可以吃得比资本家好。我小时候听老师说，资本家整天吃白面馒头和鸡鸭鱼肉，工人吃糠咽菜，当时我和其他人一样，咽下因听到“白面馒头和鸡鸭鱼肉”生出的唾液，心头对资本家充满仇恨。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资本家和工人都知道科学饮食，高胆固醇食品并不有益于健康。曾见国际展览中心有几个外国企业股东(资本家)吃饭，好像他们很节俭，吃自助餐吃多少向盘子里放多少，一点儿不浪费。倒是我的非资本家的中国同胞们的饕餮样和惊人的浪费让人脸红。当然吃不是生活质量的全部，但已经说明问题，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有切身的体会——一个白领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质量没有明显的差别。甚至一些不太注意生活细节的大股东显得并不富裕，例如终年开着过时的汽车。对于“拥有财富”这件事，目前看来拥有多的财富是多数人向往的目的，拥有财富固然给人带来了较多的自由，但同时也给人带来较多的不自由，因拥有财富同时是一种责任，那些拥有跨国公司的资本家必须通过工作应付各种现实的挑战，当其他人悠闲地旅游时他可能正在紧张地筹备董事会。西方国家的资本家和我们一样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他们的生活很普通，每天上下班，和“无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随着文明的进步，追求纯粹享乐已经不是有教养的人的生活目的，健康的生活并不一定需要大量的金钱。在我们人类文明更加发达的时候，追求拥有财富很可能只是一部分人的个人爱好。在现阶段，既然政府不能直接经营所有的企业，那就只能由私人资本家经营部分企业。既然如此，“资本家”其实只是一种“职业”，我们要用平常心看待这种职业。而且我们也需要理智地认识到这种职业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对现阶段人类文明的发展并不是有害的。凶杀、暴力似乎也不独属于资产阶级，犯罪是任何社会的任何阶级都存在的现象。
　　十几年前人们喜欢论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我们常常学习那些报刊杂志的长篇幅的理论文章，论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后来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如何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为消除一些同志的“模糊认识”，例如西德为什么比东德发展快?南朝鲜为什么高度发达而北朝鲜吃不饱饭?苏联和中国经济为什么都“比例失调”“饥馑”“饿死人”?党委书记总是挖空心思在报纸、杂志上找理由，果然在那些长篇理论文章中找到的理由很多很多，最后概括为——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加之个别领导人滋生个人专断作风所至。当然大家很知趣，不会再问。最后党委书记总结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总用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诱惑我们的青少年(其实如果让他儿子去美国过“资产阶级生活”，他是高兴的)，我们要教育下一代为共产主义早日实现而奋斗终生。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曾经被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但是，邓小平在南方的几句话使这种“本质区别”一刹那间不复存在，他老人家的伟大声音像太阳拨开云雾一样把散布于中国大地上长达半个世纪的阴霾驱散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多么美妙的名词，要知道“市场经济”前的修饰词一直是“资本主义的”。
　　人类是世界上惟一会使用语言的动物，语言是人类思想交流的工具。许多人对“文革”主流语言还记忆犹新，例如“社会主义的草”与“资本主义的苗”之类。这好比点金术，“石头”只要前面放上“社会主义的”或者“无产阶级的”就立即变成了金子，“金子”只要前面放上“资本主义的”或者“资产阶级的”就立即变成了石头。这种“伟大”的辩证法曾经是许多人熟练运用过的。
　　“社会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与“资本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果真是像“黑”与“白”或“正”与“负”那样互相对立吗?世界上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事物——凡是此社会反对的就是彼社会拥护的，凡是此社会拥护的就是彼社会反对的吗?当我们今天欣喜地看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领导人因APEC会议而携手起草共同宣言的时候当然不会这么认为。
　　但是——“是的，凡是资产阶级拥护的我们就要坚决反对”——那个时代的逻辑离我们并不遥远。那时也没有人仔细想一想，以此逻辑推理，那么美国的杀人犯、强奸犯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看就是“英雄”了?遗憾的是这种“阶级对立”的“辩证逻辑”甚至依然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大脑里，尽管他们自己当初也可能曾经为此逻辑所害、所苦，但“文革”的革命洗礼使他们的“灵魂”染上了这种逻辑烙印，一不小心就会冒出来。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导师曾在《××的追求》上发表文章说：“不要因为私营企业对发展经济有积极作用，就否认他的阶级性质，进而模糊私营企业主与工人的阶级界限。”“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界限分明，资本家不是劳动者。”“私营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位先生引经据典地论述并“证明”了现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营企业主就是“剥削者”，从而发现了中国社会“新生的资产阶级”!好在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明确地说：私营企业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那位博导的话语方式终于寻得了自己的“历史终结”。
　　当年的红卫兵只是一些中学生，如果现在我们重放红卫兵抄家、打死人的镜头，许多人会谴责红卫兵——天真的孩子怎么成了“野兽”!其实，他们能活活打死人正说明他们是“天真的孩子”，成年人也喊“万岁”、“服从”，可他嘴上喊的并不一定是真心信的，即使真心信的也很难一下子变成行动。十几岁的孩子则不然，一旦他们信了“真理”，就把“真理”立即转化成行动。例如，“真理”认为，如果一个人他自己出身资本家家庭，要想做社会主义新人，就必须与自己家庭彻底决裂。如何决裂？母亲曾经是资本家的老婆。红卫兵领袖说，她是你妈但属于资产阶级，你要想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就拿起皮带打她，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于是他就拿起皮带狠狠抽打自己的母亲，打得鲜血淋漓。倾听着母亲的惨叫，他心里告诉自己，不能同情，不能怜悯，不能想她是把自己养大的母亲。自己正在成为无产阶级的“新人”，正在和过去的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决裂，皮带带着“无产阶级的”阶级义愤，一下比一下狠，他不是在抽打母亲而是抽打“资产阶级”。当他猛然发现自己的红卫兵领袖早已经“看腻了”而带着其他红卫兵离去的时候，他看到母亲的脸，他一刹那又“回忆”起眼前的“血人”是母亲，母亲呼唤口渴，他下意识地端过一碗凉水，母亲喝下了，这碗含着淡淡的“资产阶级人性”的水也要了他母亲的命，母亲死了，“炸肺”死的。这个例子不是想像而是一个人回忆他曾亲见的真实事件（见《思痛母亲》，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
　　与那位博导类似的一些所谓的“理论家”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思想水平，他们大都明白《共产党宣言》一些语录和口号如“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等，而不明白马克思这样的话——“德国为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所苦”。顾准在三十多年前就明白这话的深意。我们为什么曾经那么恐惧和因恐惧而仇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什么“饿死事小，不仇恨资本主义事大”?
　　资本主义是人类“自然的”的社会形态，它当然不是“理想的”，更不是至善的，但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无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