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张伯驹

　　张伯驹出身显赫，名列“民国四公子”；不喜政治，天生“纨绔”；精通诗词、痴迷戏曲、雅好收藏。他所藏的皆非凡品，光是国宝级的书画作品就有百余件。启功先生说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章伯钧则说把自己收藏的5000件书画全卖掉，未必能换张伯驹的一张。
　　半生珍藏，最終却“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全都捐给了国家，然后“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顶级书画，近一半是张伯驹所捐。

不要豪宅，不要命，只要字画

　　作为“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的许多藏品都是绝无仅有的瑰宝。其中最珍贵的有两件：一件是中国传世最古名家书法作品———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另一件是山水题材的里程碑作品———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

　　两件藏品，都得之不易。
　　《平复帖》是西晋时陆机向友人问候疾病的一封信札，历代都视为瑰宝，清末流入恭亲王之孙溥儒手中。张伯驹很早就托人去找溥儒，两次询问是否能转让。溥儒都回：如转让，须20万元，用“天价”吓退张伯驹。
　　1937年，溥儒生母项太夫人病逝。事母至孝的溥儒想为母亲大办丧事，急需用钱，于是决定变卖《平复帖》。张伯驹请了友人傅增湘做中间人，最终以4万现大洋成交。
　　张伯驹曾说：“不知情的人，都说我收藏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经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
　　张家是豪门巨贾。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姻亲，曾主管盐政，1915年创办过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父亲因病去世后，张伯驹死活不愿接班，最终在母亲的逼迫下，才当了个挂名的董事，说起来他是名副其实坐拥金山的“富二代”。
　　只不过再大的金山，也搁不住动辄花数万元买一张书画的用度。1946年，北平古董商人马霁川搜罗了一批珍品，其中就有展子虔的《游春图》。张伯驹前往购买，马霁川张口就要800两黄金。这价格，别说张伯驹了，就是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都回话无力收购。张伯驹害怕画被卖给洋人，一面在古玩圈子里到处传话：此画乃国宝，万万不能出境；一面委托圈内人出面与马霁川继续洽谈。马怕事情耽搁下去对己不利，几经磋商之后答应以220两黄金转让。
　　张伯驹又是开心，又是犯愁。他这些年可没少买书画，不久前刚以110两黄金的价格买下范仲淹唯一的传世手迹《道服赞》，现在去哪儿弄那么多金条？他思前想后，决定将寓居多年的豪宅（李莲英旧宅）卖掉，最终卖了2.1万美元，换成金条，妻子潘素又变卖首饰，最终凑出170两黄金。马霁川答应让他先拿走画，后面补齐尾款。
　　其实，别说豪宅，为了国宝，张伯驹连命都敢给。他曾在上世纪40年代被人绑架过，绑匪要求用100根金条赎身。被囚期间，也有人接洽张伯驹夫人潘素，提出要买所藏字画，张伯驹则托中间人传话：“绝不能卖字画！”
　　章伯钧和女儿章诒和有过一段对话：“‘十年一觉扬州梦’，这是谁写的？”“杜牧。”“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先天下之忧而忧’是谁的名句？”“范仲淹。”“张伯驹也有范仲淹的手卷……你背过‘床前明月光’吧？”“这是李白的诗。”“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
　　1956年，张伯驹通过统战部徐冰将《上阳台帖》转呈毛主席。毛主席喜好书法，收到后非常珍爱。后来因为毛主席自立了一条规矩：凡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到的各种礼品，一律缴公。于是他带头把李白的《上阳台帖》转交故宫。
　　也是在1956年，张伯驹把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等8件顶级作品捐给了故宫。这都是他真金白银倾家荡产买回来的。战乱时期，他怕日伪、怕小偷、怕抢匪，把这些国宝缝在被子里，好不容易才护住。和平年代，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赏玩，却毫不留恋地都捐了。
　　政府想奖励他20万元，张伯驹和妻子潘素分文不取，最后只收下一张文化部长茅盾签名的褒奖令。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些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

　　南宋杨婕妤的《百花图卷》是张伯驹捐出的最后一件国宝级作品。
　　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作品。据学者研究，这是南宋理宗皇后谢道清的生日，推断应是为皇后祝寿所作。有人认为杨婕妤是南宋宁宗杨皇后之妹。这幅画用的是矿物色而非植物色，因此历千年而如新。
　　1957年，张伯驹被打为右派。1961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潘素夫妇下放吉林。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潘素任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讲师。到长春后，张伯驹感怀知遇之恩，将自己所剩的数十件书画收藏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其中就有这件国宝级的《百花图卷》。他说：“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也舍弃了。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
　　章伯钧曾问过张伯驹一个问题：“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作用？”张伯驹的回答是：“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来说并不怎么要紧，我是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在被划为右派后，他曾坦率地跟陈毅说：“太出乎意料，毕竟不能无动于衷。不过我也曾想过，自己鉴定古画也有过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其胸怀宽广如海。
　　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是以这样特殊的经历，演绎了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感受到张伯驹更多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之物。
　　选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