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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至抗战后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克服不利条件，抓住历史机遇，积极组织运筹，开展了一系列以外国记者为主要对象的对外交流，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基本消除了国民党长期恶意宣传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在国内外公众心目中树立了我们党的良好形象。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到国民党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被完全隔断。国民党一方面实行新闻封锁，阻止媒体特别是外国记者进入红色区域了解情况，另一方面则利用它控制的宣传工具极力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以使国内外公众从心灵上疏远甚至敌视一直在为广大人民利益而浴血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
到达陕北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为了尽快让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了解党的政策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决定克服种种困难，接触外国记者。为此，中共中央致电宋庆龄，希望她能“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政策。宋庆龄随即推荐为采访共产党人做了多年准备的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7月斯诺冒险来到陕北保安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多次会见他，向他详细介绍了党和红军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目前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斯诺在陕北采访4个月返回北平后，立即连续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时代》、《生活》、《美亚》、《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发表文字或图片报道，不久后汇编成书，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书名(中文版书名为《西行漫记》)出版。
斯诺的这次冒险采访得到国际社会的极高赞誉，认为它标志着“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起了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为他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中共领导人长征后实施的对外交流初战告捷，收到了远远超出预料的极好效果。
紧接着发生的西安事变，结束了长期内战，启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为我们党扩大对外交流战果提供了难得机遇。为充分利用历史机遇，接待好访问苏区的英美等国记者，周恩来于1937年2月向毛泽东、张闻天建议：在红军中深入宣传政策；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等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便外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当时，驻西安的红军代表也采取措施，为外国记者前往苏区提供方便。继斯诺之后，有十几位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及个别军方人员前往陕北和华北进行采访，其中包括斯诺夫人1937年的延安之行和美国海军情报官卡尔逊对华北八路军抗日游击战的考察。中共领导人同样坦诚地向他们介绍了各方面情况，提供丰富的新闻和研究资料。这些外国记者通过大量直接采访和真实报道，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得到强化，使国内外民众认识到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者”，而且开始影响到外国决策层。比如，卡尔逊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要求，几乎每个星期都写信给他，报告中国见闻。罗斯福曾对内政部长伊克斯说：“卡尔逊的信件，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价值的扣人心弦的图景。”根据伊克斯的建议，罗斯福还很有兴趣地阅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共领导人进一步利用国共合作造成的有利条件，从延安走向全国和海外，在各地设立办事机构，既同国民党方面进行联络，也广泛开展对外宣传和交往，扩大党的影响。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外事宣传组(一年后改称外事组)，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各国对华态度和政策情报，宣传中共的对外政策，广交朋友，扩大影响，同时开展华侨工作。主要工作对象是云集重庆的外国新闻记者和外交官。龚澎作为周恩来的外事秘书成为当时的“新闻发言人”，她每天下午都到外国记者站，向外国记者发布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她善于做外国记者的工作，注意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以及看问题的方法，以增强外事工作的效果。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于1941年1月7日连夜召集南方局外事组全体人员，要求他们尽快与驻重庆的外国人取得联系，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通过他们将皖南事变的真相迅速告诉全世界。外事组人员把编印好的有关资料提供给外国记者，让他们分别转往美国和南洋香港等地发表。新闻媒体对皖南事变真相的大量报道，造成了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国际舆论，促使美、英、苏等大国出面干预。
抗战中期，国民党重新加紧对延安的新闻封锁，同时开动宣传机器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形象。1944年2月，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批准外国记者到访延安和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中共领导人抓住这个机遇，充分利用记者和新闻媒体，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说明事情的真相，教育国内外人民，扩大党的影响力。同年6月，中共领导人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为他们分析世界形势和国内抗日战争情况，向他们说明国共关系的现状。毛泽东还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交谈。他向美国记者斯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美而对苏联抱有敌意的政策，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关系。他还说了一句深深打动斯坦因的话：“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当时担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会见时，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抗日斗争的各方面情况。而这些情况由于蒋介石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了解，就连中国人也不清楚。在封锁消息的同时，国民党重庆政府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叶剑英用数字说话：“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1944年3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担负仅占16％，即不足六分之一。”他提供的大量详实数字，以铁的事实澄清了真相，使这些记者受到巨大震撼。
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访问，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深入交谈，外国记者发现边区是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对我们党的各项政策有了切实的认识。他们根据亲身经历纷纷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写了不少描述解放区情况的生动报道，特别是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斯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有利于我们党的国际国内舆论。毛泽东非常注意外国记者的反映，他在一些指示中说：外国记者对我党抗战发展甚感兴趣，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甚为不满，对国共关系甚为关心；他们从延安所发出的电讯，大多描述我党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及生产建设之努力和成绩，夏南汗神甫亦认为边区是好的，国民党想利用他反共，没有成功。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人以外国记者为主要对象的对外交往，向世界说明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树立了我们党的多重良好形象：抗日救国、廉洁民主、艰苦奋斗、勇敢智慧。良好形象的树立，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逐渐赢得国内外的人心，而蒋介石国民党则逐渐失掉人心。
不断向国内外公众说明自己的真实情况，以树立良好形象、赢得人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了卓有成效地开展当前党的对外交流工作，我们不但要向欧美国家学习，而且应当认真学习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大量积累的经验，以从中获得宝贵启示。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到国民党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被完全隔断。国民党一方面实行新闻封锁，阻止媒体特别是外国记者进入红色区域了解情况，另一方面则利用它控制的宣传工具极力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以使国内外公众从心灵上疏远甚至敌视一直在为广大人民利益而浴血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
到达陕北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为了尽快让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了解党的政策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决定克服种种困难，接触外国记者。为此，中共中央致电宋庆龄，希望她能“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政策。宋庆龄随即推荐为采访共产党人做了多年准备的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7月斯诺冒险来到陕北保安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多次会见他，向他详细介绍了党和红军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目前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斯诺在陕北采访4个月返回北平后，立即连续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时代》、《生活》、《美亚》、《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发表文字或图片报道，不久后汇编成书，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书名(中文版书名为《西行漫记》)出版。
斯诺的这次冒险采访得到国际社会的极高赞誉，认为它标志着“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起了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为他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中共领导人长征后实施的对外交流初战告捷，收到了远远超出预料的极好效果。
紧接着发生的西安事变，结束了长期内战，启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为我们党扩大对外交流战果提供了难得机遇。为充分利用历史机遇，接待好访问苏区的英美等国记者，周恩来于1937年2月向毛泽东、张闻天建议：在红军中深入宣传政策；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等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便外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当时，驻西安的红军代表也采取措施，为外国记者前往苏区提供方便。继斯诺之后，有十几位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及个别军方人员前往陕北和华北进行采访，其中包括斯诺夫人1937年的延安之行和美国海军情报官卡尔逊对华北八路军抗日游击战的考察。中共领导人同样坦诚地向他们介绍了各方面情况，提供丰富的新闻和研究资料。这些外国记者通过大量直接采访和真实报道，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得到强化，使国内外民众认识到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者”，而且开始影响到外国决策层。比如，卡尔逊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要求，几乎每个星期都写信给他，报告中国见闻。罗斯福曾对内政部长伊克斯说：“卡尔逊的信件，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价值的扣人心弦的图景。”根据伊克斯的建议，罗斯福还很有兴趣地阅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共领导人进一步利用国共合作造成的有利条件，从延安走向全国和海外，在各地设立办事机构，既同国民党方面进行联络，也广泛开展对外宣传和交往，扩大党的影响。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外事宣传组(一年后改称外事组)，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各国对华态度和政策情报，宣传中共的对外政策，广交朋友，扩大影响，同时开展华侨工作。主要工作对象是云集重庆的外国新闻记者和外交官。龚澎作为周恩来的外事秘书成为当时的“新闻发言人”，她每天下午都到外国记者站，向外国记者发布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她善于做外国记者的工作，注意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以及看问题的方法，以增强外事工作的效果。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于1941年1月7日连夜召集南方局外事组全体人员，要求他们尽快与驻重庆的外国人取得联系，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通过他们将皖南事变的真相迅速告诉全世界。外事组人员把编印好的有关资料提供给外国记者，让他们分别转往美国和南洋香港等地发表。新闻媒体对皖南事变真相的大量报道，造成了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国际舆论，促使美、英、苏等大国出面干预。
抗战中期，国民党重新加紧对延安的新闻封锁，同时开动宣传机器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形象。1944年2月，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批准外国记者到访延安和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中共领导人抓住这个机遇，充分利用记者和新闻媒体，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说明事情的真相，教育国内外人民，扩大党的影响力。同年6月，中共领导人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为他们分析世界形势和国内抗日战争情况，向他们说明国共关系的现状。毛泽东还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交谈。他向美国记者斯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美而对苏联抱有敌意的政策，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关系。他还说了一句深深打动斯坦因的话：“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当时担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会见时，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抗日斗争的各方面情况。而这些情况由于蒋介石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了解，就连中国人也不清楚。在封锁消息的同时，国民党重庆政府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叶剑英用数字说话：“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1944年3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担负仅占16％，即不足六分之一。”他提供的大量详实数字，以铁的事实澄清了真相，使这些记者受到巨大震撼。
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访问，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深入交谈，外国记者发现边区是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对我们党的各项政策有了切实的认识。他们根据亲身经历纷纷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写了不少描述解放区情况的生动报道，特别是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斯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有利于我们党的国际国内舆论。毛泽东非常注意外国记者的反映，他在一些指示中说：外国记者对我党抗战发展甚感兴趣，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甚为不满，对国共关系甚为关心；他们从延安所发出的电讯，大多描述我党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及生产建设之努力和成绩，夏南汗神甫亦认为边区是好的，国民党想利用他反共，没有成功。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人以外国记者为主要对象的对外交往，向世界说明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树立了我们党的多重良好形象：抗日救国、廉洁民主、艰苦奋斗、勇敢智慧。良好形象的树立，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逐渐赢得国内外的人心，而蒋介石国民党则逐渐失掉人心。
不断向国内外公众说明自己的真实情况，以树立良好形象、赢得人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了卓有成效地开展当前党的对外交流工作，我们不但要向欧美国家学习，而且应当认真学习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大量积累的经验，以从中获得宝贵启示。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