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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考古发掘文化与历史文献资料对平凉境内分布的寺洼文化的主要特征、族属及寺洼文化与周文化的关系，作了梳理论述，以期抛砖引玉，推动学术界对寺洼文化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寺洼文化；甘肃平凉；周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65-02
寺洼文化因在甘肃临洮寺洼山首先发现而得名。据现有资料，寺洼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即寺洼类型与安国类型，其遗存主要分布在今兰州以东的甘肃省境内。寺洼类型在洮河流域和陇山以西的渭水流域有其遗存。安国类型在甘肃的泾水、渭水、白龙江、西汉水流域多有遗存，主要分布在陇东一带。前者时代较早，后者时代较晚，两种类型是寺洼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
平凉市寺洼文化遗址确定下来的有六处：平凉安国东沟遗址、余家庄遗址、庄浪水洛徐家碾遗址、良邑李家咀（与齐家并存）、水洛川口柳家遗址、水洛壑岘咀遗址（与齐家并存）。由此可以看出，寺洼文化遗址在平凉市是以六盘山为界限的两个地区有遗存分布，与洮河流域、漳河流域到漕河上游的葫芦河流域的整个寺洼文化分布区连为一片。
1962年4月，甘肃省博物馆在庄浪县柳家村遗址发现了两座寺洼墓葬。这两座墓葬位于渭河支流葫芦河一个旁溪的南岸，在庄浪县柳家村以东的第二级台地中部，距柳家村约100米。1号墓所在地，灰层厚0.6～0.8米，多暴露在崖边断崖上。遗址面积为120×100米，墓葬上部0.5米为耕土，下部为黄土夹微量砂土。墓葬方向呈54度，墓底距表土深2.2米，南北宽0.8米，坑圹较大。从墓壁情况观察，墓形为竖穴长方坑。根据墓壁和随葬品的位置推测，该墓葬为一仰身直肢葬，随葬陶器共6件，其中，马鞍口双耳陶罐5件，陶鬲1件。器壁较厚，均为手制，且都有火烧烟熏的痕迹，陶土均羼入多量的粗砂粒，陶质粗脆，捏之即碎。器形厚笨，外表均为素面，只有少数陶器的两耳间或颈部有稀疏的凸饰和凹饰。2号墓葬位于1号墓南面，两墓相距2.2米，为竖穴长方坑，有一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仅1件陶豆。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在庄浪县徐家碾村西北狮子洼的台地上发掘墓葬104座，内有两座是残破的车马坑。墓葬都属竖穴土坑，方向多呈南北向。土坑墓穴构造异常整齐，凡保存完整或大部分完整的墓葬，其穴形往往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长方形土坑竖穴的底部略大于口部，若覆斗状；其二，竖穴都是从坑口至坑底渐向外扩大的，穴四壁纵剖面近似斜直线；其三，竖穴平面的长度尺寸，属于短宽形者仅占少数；其四，竖穴两端的尺寸往往不尽相同，常常是人骨架头向一端略宽于另一端，例外者罕见。此外，还发现若干座墓设有壁龛，壁龛均开在墓穴的南壁，即墓主人脚下二层台上的穴壁里，内有一个殉葬人。葬具使用木棺或木椁，平面呈“Ⅱ”形；这种“Ⅱ”形木棺，以前在西周墓葬中屡有发现。葬式有单人仰身直肢葬和“迁骨葬”（或称二次葬）。徐家碾墓葬中，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各墓出土陶器数量不等，多者70多件，少者只有1件，一般10～20件。陶器多放在人骨架附近，也有放在棺上或二层台上的。装饰品多放在颈部或头骨附近。兽腿多放在二层台上，也有放在棺内墓主人脚下的。还发现少数墓葬有埋牛、羊或马的现象。埋马的墓，马都是分割为数段再埋进墓内的。在104座墓中，殉人墓共7座；每墓只殉1人，多埋在壁龛里，埋在二层台上的仅1例。陶器有马鞍口罐、双耳罐、单耳罐、哆口罐、长颈小口罐、鬲、簋、豆、瓮、盂、双连鬲、单圆座五连杯等，青铜器有戣、戈、矛、镞、刀、铃、铜泡等。其中，随葬青铜器的墓仅占极少数，而且各墓出土青铜器的数量不多，可见青铜器在当时尚属一种不易多得的贵重物品。墓地中，出现使用人牲和车马坑陪葬等现象，可以说明至少是寺洼文化的晚期阶段，大约已进入奴隶社会。
1958年，甘肃省博物馆在平凉安国清理一座残墓，从而提出“安国式陶器”的概念。安国类型主要分布在陇东一带，不见鼎形器，鬲为矮足，还有高圈足的簋，马鞍形口双耳罐除口部呈马鞍形外，双耳的上沿也作马鞍形。
由这几座墓葬的出土情况可以看出，寺洼文化陶器的主要特征是以马鞍口双耳罐为突出代表的另一种青铜时代文化。寺洼文化陶器制作粗糙，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红陶、灰陶含有细砂，其量甚微，绝大部分陶器都是素面的，有少量的附加堆纹和绳纹，少量陶器表面上有红色彩绘。随葬品中青铜器出土数量不多，墓葬特点是土坑葬与火葬同时并存，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土坑墓形若覆斗，有棺或棺椁。在一些墓内还发现人殉和陪葬的车马，这说明寺洼文化与少数民族有一定联系。
综合大量古籍记载可知，夏、商、周三代对中原以西非华夏族的各族统称为“西戎”，而析支、渠、搜、氐、羌等最早见于记载的民族，均是西戎各族的一部分。西戎各族发展到商代，氐、羌族多见于文献记载，尤以羌族的势力为强大。《竹书纪年》中记载：“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保留了大量羌人与商交往与交战的资料，如“多羌获鹿”。由此可见，羌人同商朝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羌人是殷商时期西戎的主体。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西戎的活动区域来看，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应是西戎的主要居住地。在反映西周时期四夷观念的材料中，对西戎就有“五戎”、“六戎”和“七戎”的不同记载，表明在西戎内部也存在着部落的不同与差别。《史记?匈奴列传》云：“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局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居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由此可见，西戎各部主要活动于泾渭流域。
羌戎各族以畜牧为主的经济生活及其所创造的羌戎文化也被考古发掘和研究所证实。《说文》曰：“羌，西戎羊种也。”《风俗通》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而寺洼文化集中分布在洮河、渭水、泾水流域一带，并有火葬习俗。由此可见，羌戎文化的分布地区和文化特点与文献资料记载和考古学研究的结论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可以说寺洼文化与羌戎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 根据寺洼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少量彩陶和铜戈、戣、剑、镞等兵器，可判断出寺洼文化与周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寺洼文化与周文化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
寺洼文化与周文化（包括先周文化）的相似之处有：墓葬形制均为土坑竖穴，葬式均有仰身直肢葬，两种墓葬的墓坑普遍为口小底大的覆斗状形制，均有联裆鬲、簋、豆等陶器出土。寺洼文化与周文化的不同之处有：寺洼文化的火葬、二次葬以及马鞍形罐、单耳罐、鼎不见于周文化，而先周文化的尊、折肩罐、深腹盆等则不见于寺洼文化；寺洼文化的陶器大多为素面，少量有绳纹，并有部分彩绘，而周文化中的陶器多饰绳纹，并有较多的几何形印纹；寺洼文化器型以罐为主，特别是马鞍形罐最具特点，寺洼文化多带耳陶器，先周文化则不见带耳陶器；寺洼文化鬲较少，分为联裆鬲和分裆鬲两种，而先周的鬲全部为联裆鬲，先周文化的陶鬲特别多。
寺洼文化与先周文化虽然均有土坑竖穴墓，但是土坑竖穴墓非寺洼文化所固有，它是中原地区夏商周文化所同有。因此，从墓葬形制和陶器等方面看，可以说先周文化不可能是在寺洼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寺洼文化受先周文化的影响，它们之间是相互交流的。
寺洼和“安国式”类型与西周文化的关系可以通过宝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来探讨。1976年竹园沟1号西周墓出土的部分陶器及濛峪沟口采集的几十件西周小墓出土的陶器，与甘肃东部“安国式”类型的陶器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其一，陶器的陶土中有数量较多的砂粒和研制粉末，不少砂粒裸露在器表面，1974年发掘的茹家庄1、2号西周墓出土的陶器也具备这一特点；其二，陶器大都用手制，器表较粗糙，内表面及器身常有手指捏压的痕迹；其三，陶色大体为黑灰，但由于陶窑密封状况不佳，许多陶器颜色斑驳，在同一器身上有灰色、砖红、黑色间杂现象；其四，器形有一些显著的特点，如双耳，领部较高，马鞍形口沿，俯视口沿及腹身多呈椭圆形，腹部最大径在器身中部，罐身多素面，领、颈部有些较简单的刻划纹装饰。这些特点都比较接近寺洼文化的风格，更近似于平凉、庆阳、庄浪一带所谓的“安国式”类型陶器。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看出：第一，竹园沟、濛峪沟、茹家庄三个墓地出土器物的主要风格是常见到的周文化特点，部分陶器则呈现出寺洼文化和“安国式”文化的特征。第二，濛峪沟口以及竹园沟所出土的陶器风格十分接近平凉、庆阳一带所出土的“安国式”陶器，它们之间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其器形，竹园沟西周墓马鞍形双耳罐比平凉安国出土同类夹砂红陶罐的马鞍形深度更加显著，并在罐底加了高圈足，而濛峪沟口的马鞍形双耳罐则同“安国式”同类陶罐比较接近。总体的推测是竹园沟、濛峪沟、茹家庄西周墓地所出土的陶器，与甘肃东部“安国式”类型陶器有着一定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竹园沟的陶器约晚于已知的“安国式”陶器，也略晚于濛峪沟出土的陶器。
“安国式”陶器与寺洼类型的陶器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如双耳、马鞍形口沿，陶质粗糙并且均为手制，但二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别，特别是陶鬲的差异比较显著。“安国式”的鬲、豆比较接近西周文化风格，而寺洼类型的鬲则分裆更突出。这些差别，很可能反映着不同部族之间的差别，也可能是时代不同所致。宝鸡竹园沟、濛峪沟口的出土文物可以推断“安国式”类型文化遗址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可能晚于寺洼类型，这种文化遗存的风格更加接近西周文化的特点，其青铜器的使用已经同周人无大差别。
通过以上推论，应当说“安国式”遗存是一种古代少数民族地区的青铜文化，在先周以至西周早期，这种文化较长期地存在于甘肃东部（主要在泾河流域以及渭水上游地区）而且还波及到周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西部的宝鸡一带。在“安国式”文化波及到宝鸡地区时，传统的周族文化也必然要影响甘青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周文化吸收了寺洼文化并与寺洼文化进行有机地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以周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
［关键词］寺洼文化；甘肃平凉；周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65-02
寺洼文化因在甘肃临洮寺洼山首先发现而得名。据现有资料，寺洼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即寺洼类型与安国类型，其遗存主要分布在今兰州以东的甘肃省境内。寺洼类型在洮河流域和陇山以西的渭水流域有其遗存。安国类型在甘肃的泾水、渭水、白龙江、西汉水流域多有遗存，主要分布在陇东一带。前者时代较早，后者时代较晚，两种类型是寺洼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
平凉市寺洼文化遗址确定下来的有六处：平凉安国东沟遗址、余家庄遗址、庄浪水洛徐家碾遗址、良邑李家咀（与齐家并存）、水洛川口柳家遗址、水洛壑岘咀遗址（与齐家并存）。由此可以看出，寺洼文化遗址在平凉市是以六盘山为界限的两个地区有遗存分布，与洮河流域、漳河流域到漕河上游的葫芦河流域的整个寺洼文化分布区连为一片。
1962年4月，甘肃省博物馆在庄浪县柳家村遗址发现了两座寺洼墓葬。这两座墓葬位于渭河支流葫芦河一个旁溪的南岸，在庄浪县柳家村以东的第二级台地中部，距柳家村约100米。1号墓所在地，灰层厚0.6～0.8米，多暴露在崖边断崖上。遗址面积为120×100米，墓葬上部0.5米为耕土，下部为黄土夹微量砂土。墓葬方向呈54度，墓底距表土深2.2米，南北宽0.8米，坑圹较大。从墓壁情况观察，墓形为竖穴长方坑。根据墓壁和随葬品的位置推测，该墓葬为一仰身直肢葬，随葬陶器共6件，其中，马鞍口双耳陶罐5件，陶鬲1件。器壁较厚，均为手制，且都有火烧烟熏的痕迹，陶土均羼入多量的粗砂粒，陶质粗脆，捏之即碎。器形厚笨，外表均为素面，只有少数陶器的两耳间或颈部有稀疏的凸饰和凹饰。2号墓葬位于1号墓南面，两墓相距2.2米，为竖穴长方坑，有一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仅1件陶豆。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在庄浪县徐家碾村西北狮子洼的台地上发掘墓葬104座，内有两座是残破的车马坑。墓葬都属竖穴土坑，方向多呈南北向。土坑墓穴构造异常整齐，凡保存完整或大部分完整的墓葬，其穴形往往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长方形土坑竖穴的底部略大于口部，若覆斗状；其二，竖穴都是从坑口至坑底渐向外扩大的，穴四壁纵剖面近似斜直线；其三，竖穴平面的长度尺寸，属于短宽形者仅占少数；其四，竖穴两端的尺寸往往不尽相同，常常是人骨架头向一端略宽于另一端，例外者罕见。此外，还发现若干座墓设有壁龛，壁龛均开在墓穴的南壁，即墓主人脚下二层台上的穴壁里，内有一个殉葬人。葬具使用木棺或木椁，平面呈“Ⅱ”形；这种“Ⅱ”形木棺，以前在西周墓葬中屡有发现。葬式有单人仰身直肢葬和“迁骨葬”（或称二次葬）。徐家碾墓葬中，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各墓出土陶器数量不等，多者70多件，少者只有1件，一般10～20件。陶器多放在人骨架附近，也有放在棺上或二层台上的。装饰品多放在颈部或头骨附近。兽腿多放在二层台上，也有放在棺内墓主人脚下的。还发现少数墓葬有埋牛、羊或马的现象。埋马的墓，马都是分割为数段再埋进墓内的。在104座墓中，殉人墓共7座；每墓只殉1人，多埋在壁龛里，埋在二层台上的仅1例。陶器有马鞍口罐、双耳罐、单耳罐、哆口罐、长颈小口罐、鬲、簋、豆、瓮、盂、双连鬲、单圆座五连杯等，青铜器有戣、戈、矛、镞、刀、铃、铜泡等。其中，随葬青铜器的墓仅占极少数，而且各墓出土青铜器的数量不多，可见青铜器在当时尚属一种不易多得的贵重物品。墓地中，出现使用人牲和车马坑陪葬等现象，可以说明至少是寺洼文化的晚期阶段，大约已进入奴隶社会。
1958年，甘肃省博物馆在平凉安国清理一座残墓，从而提出“安国式陶器”的概念。安国类型主要分布在陇东一带，不见鼎形器，鬲为矮足，还有高圈足的簋，马鞍形口双耳罐除口部呈马鞍形外，双耳的上沿也作马鞍形。
由这几座墓葬的出土情况可以看出，寺洼文化陶器的主要特征是以马鞍口双耳罐为突出代表的另一种青铜时代文化。寺洼文化陶器制作粗糙，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红陶、灰陶含有细砂，其量甚微，绝大部分陶器都是素面的，有少量的附加堆纹和绳纹，少量陶器表面上有红色彩绘。随葬品中青铜器出土数量不多，墓葬特点是土坑葬与火葬同时并存，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土坑墓形若覆斗，有棺或棺椁。在一些墓内还发现人殉和陪葬的车马，这说明寺洼文化与少数民族有一定联系。
综合大量古籍记载可知，夏、商、周三代对中原以西非华夏族的各族统称为“西戎”，而析支、渠、搜、氐、羌等最早见于记载的民族，均是西戎各族的一部分。西戎各族发展到商代，氐、羌族多见于文献记载，尤以羌族的势力为强大。《竹书纪年》中记载：“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保留了大量羌人与商交往与交战的资料，如“多羌获鹿”。由此可见，羌人同商朝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羌人是殷商时期西戎的主体。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西戎的活动区域来看，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应是西戎的主要居住地。在反映西周时期四夷观念的材料中，对西戎就有“五戎”、“六戎”和“七戎”的不同记载，表明在西戎内部也存在着部落的不同与差别。《史记?匈奴列传》云：“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局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居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由此可见，西戎各部主要活动于泾渭流域。
羌戎各族以畜牧为主的经济生活及其所创造的羌戎文化也被考古发掘和研究所证实。《说文》曰：“羌，西戎羊种也。”《风俗通》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而寺洼文化集中分布在洮河、渭水、泾水流域一带，并有火葬习俗。由此可见，羌戎文化的分布地区和文化特点与文献资料记载和考古学研究的结论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可以说寺洼文化与羌戎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 根据寺洼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少量彩陶和铜戈、戣、剑、镞等兵器，可判断出寺洼文化与周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寺洼文化与周文化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
寺洼文化与周文化（包括先周文化）的相似之处有：墓葬形制均为土坑竖穴，葬式均有仰身直肢葬，两种墓葬的墓坑普遍为口小底大的覆斗状形制，均有联裆鬲、簋、豆等陶器出土。寺洼文化与周文化的不同之处有：寺洼文化的火葬、二次葬以及马鞍形罐、单耳罐、鼎不见于周文化，而先周文化的尊、折肩罐、深腹盆等则不见于寺洼文化；寺洼文化的陶器大多为素面，少量有绳纹，并有部分彩绘，而周文化中的陶器多饰绳纹，并有较多的几何形印纹；寺洼文化器型以罐为主，特别是马鞍形罐最具特点，寺洼文化多带耳陶器，先周文化则不见带耳陶器；寺洼文化鬲较少，分为联裆鬲和分裆鬲两种，而先周的鬲全部为联裆鬲，先周文化的陶鬲特别多。
寺洼文化与先周文化虽然均有土坑竖穴墓，但是土坑竖穴墓非寺洼文化所固有，它是中原地区夏商周文化所同有。因此，从墓葬形制和陶器等方面看，可以说先周文化不可能是在寺洼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寺洼文化受先周文化的影响，它们之间是相互交流的。
寺洼和“安国式”类型与西周文化的关系可以通过宝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来探讨。1976年竹园沟1号西周墓出土的部分陶器及濛峪沟口采集的几十件西周小墓出土的陶器，与甘肃东部“安国式”类型的陶器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其一，陶器的陶土中有数量较多的砂粒和研制粉末，不少砂粒裸露在器表面，1974年发掘的茹家庄1、2号西周墓出土的陶器也具备这一特点；其二，陶器大都用手制，器表较粗糙，内表面及器身常有手指捏压的痕迹；其三，陶色大体为黑灰，但由于陶窑密封状况不佳，许多陶器颜色斑驳，在同一器身上有灰色、砖红、黑色间杂现象；其四，器形有一些显著的特点，如双耳，领部较高，马鞍形口沿，俯视口沿及腹身多呈椭圆形，腹部最大径在器身中部，罐身多素面，领、颈部有些较简单的刻划纹装饰。这些特点都比较接近寺洼文化的风格，更近似于平凉、庆阳、庄浪一带所谓的“安国式”类型陶器。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看出：第一，竹园沟、濛峪沟、茹家庄三个墓地出土器物的主要风格是常见到的周文化特点，部分陶器则呈现出寺洼文化和“安国式”文化的特征。第二，濛峪沟口以及竹园沟所出土的陶器风格十分接近平凉、庆阳一带所出土的“安国式”陶器，它们之间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其器形，竹园沟西周墓马鞍形双耳罐比平凉安国出土同类夹砂红陶罐的马鞍形深度更加显著，并在罐底加了高圈足，而濛峪沟口的马鞍形双耳罐则同“安国式”同类陶罐比较接近。总体的推测是竹园沟、濛峪沟、茹家庄西周墓地所出土的陶器，与甘肃东部“安国式”类型陶器有着一定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竹园沟的陶器约晚于已知的“安国式”陶器，也略晚于濛峪沟出土的陶器。
“安国式”陶器与寺洼类型的陶器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如双耳、马鞍形口沿，陶质粗糙并且均为手制，但二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别，特别是陶鬲的差异比较显著。“安国式”的鬲、豆比较接近西周文化风格，而寺洼类型的鬲则分裆更突出。这些差别，很可能反映着不同部族之间的差别，也可能是时代不同所致。宝鸡竹园沟、濛峪沟口的出土文物可以推断“安国式”类型文化遗址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可能晚于寺洼类型，这种文化遗存的风格更加接近西周文化的特点，其青铜器的使用已经同周人无大差别。
通过以上推论，应当说“安国式”遗存是一种古代少数民族地区的青铜文化，在先周以至西周早期，这种文化较长期地存在于甘肃东部（主要在泾河流域以及渭水上游地区）而且还波及到周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西部的宝鸡一带。在“安国式”文化波及到宝鸡地区时，传统的周族文化也必然要影响甘青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周文化吸收了寺洼文化并与寺洼文化进行有机地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以周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