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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应邀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到因苏共二十大引发的对斯大林的批评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单独将某件事喻为一场“解放战争”,这是绝无仅有的。这究竟包蕴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批评斯大林事件本身具有的怎样一种判断和考量呢?
对批评斯大林事件的重大历史价值高度肯定
如果说3年解放战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彻底推翻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胜利并最终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和新国家,那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最早取得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进行公开批评,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意识领域打破了对国际共运的领袖及其思想的长期维护与尊崇,从而在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有地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打破了精神上的偶像。这对于在中国大地上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次思想大革命和精神大解放。毛泽东称之为一场“解放战争”,其“解放”的含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能够公开地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这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一场“解放战争”。正如周恩来1956年9月25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所说:“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苏共这样做是很勇敢的,是有贡献的。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大家的思想也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因此,毛泽东将之喻为“解放战争”。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该事件的历史定性无可置疑地与其本身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是相匹配的。
为打破斯大林神话所走过的道路艰难漫长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整整35年间,基本上是在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下执著地奋斗前行。尽管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多有失误,但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直接地公开进行过批评、揭露甚至抵制。毛泽东曾说,斯大林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至少犯有4次错误:其一,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把“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这“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周恩来在1960年总结这段历史时也说:“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是有很大错误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其二,是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国民党。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批评王明路线,“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其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论从物质上还是道义上,斯大林都不主张、不支持中共进行革命,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其四,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后,斯大林仍然怀疑中国革命的纯粹性与彻底性,“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压力大至何种程度?如新中国成立后,南斯拉夫欲承认新中国,中国政府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为什么?原因之一就是苏联不愿意中国和南斯拉夫建交,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
实际上,斯大林对中共的怀疑和不信任是始终存在的。他在1927年7月9日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1944年6月10日,他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谈话时居然说:“中国共产党并非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冒牌的共产党,就像人造黄油与真正的黄油那样。”而斯大林真正信任中国共产党并承认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中国出兵朝鲜并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正如周恩来所说:斯大林“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真正赢得斯大林的信任用去了整整30多年的时间,最终还是以无可辩驳的军事斗争和革命功绩作为根本前提的。而在取得信任的基础上,又能对斯大林的是非正误予以甄别评判,这足以表明中苏两党彻底打破了父子党的关系,真正走向兄弟党之间的平等交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神话的破灭,一种革命性的颠覆!其所涵盖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独立自尊而奋斗的整个过程之漫长艰难,用“战争”来形容确实是有不及而无过之的。
突破思想藩篱后获得精神自由的欢畅痛快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毛泽东等的记忆中是痛快淋漓、愉悦美好的革命篇章。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说:“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四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原计划“打五年”,“结果三年就胜利了”。1968年10月13日他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又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也就是“秋风落叶那么一扫”。赢得解放战争的轻松自如溢于言表。邓小平在1984年3月25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到自己人生中最愉快的岁月时也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由此可见,把敢于批评斯大林喻为一场“解放战争”,说明打破苏共与斯大林的权威与神话,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思想上的解放与自由同样是令人欢畅痛快的。这种自由、独立就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可以客观公正地看待和分析苏共及其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自信而充满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毛泽东1956年关于《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就是最经典的代表,全篇充满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苏共执政经验进行分析批判的理性精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共第一次提出了“以苏为鉴”。由此,从苏共二十大之后,对于苏共和斯大林的问题、错误或缺点,中共领导人虽不能说公开但至少在党内讲话中已是毫不避讳地予以批评指正了。毛泽东在1956年9月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就坦率地说:“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周恩来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指出:“苏联发展重工业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忽视人民生活,农业发展缓慢……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值得怀疑之处。”刘少奇在1956年六七月间同中央党校负责人谈到党内斗争和团结问题时说:“我们党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来解决的,苏联把它们混淆起来就犯了错误。”邓小平1957年4月8日在西安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双百”方针时也说:“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作为成功领导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民族革命和解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尚未积累一定经验,但如果对自己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不能有充分的发言权,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而适逢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将展开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揭批斯大林,这对中国共产党实现思想解放发挥的推动作用无疑是难以估量的。毛泽东将之喻为“解放战争”,也正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得来不易之结果的肯定、赞赏并由此感到的欢畅与痛快!
对其深远历史意义的高度洞察与科学把握
毛泽东之所以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一场“解放战争”,主要缘由就是这种批评使“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所谓的“想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不必盲从、不必囿于且可以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和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大胆探索、锐意革新,响亮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开辟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毛泽东等的探索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的窠臼,但“走自己的道路”这一基本理念却深植人心,成为全党始终不渝的追求。在踏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门槛不久,作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就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口号可谓石破天惊,不仅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巨澜,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从此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面貌,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认同。这一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源头便是毛泽东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而没有对斯大林的公开批评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反思,也就没有“敢讲话”、“能想问题”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氛围。从这个角度说,能够公开批评斯大林,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从照搬苏联模式到突破苏联模式的根本转折。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照搬到突破苏联模式再到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次历史性转变,其中,突破苏联模式无疑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一环。换言之,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功,首先与能否突破苏联模式密切相关。因此,毛泽东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的批评斯大林事件,视为一场“解放战争”,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其深远历史意义的高度洞察、精准把握和科学预见。
由上可见,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揭批斯大林,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被毛泽东喻为是思想上的“解放战争”。而所谓解放思想,就是破神话,讲实话,破权威,立真言,其实质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现象或问题不迷信、不夸大、不掩饰,实事求是地对其作出分析、判断和评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能够顺利发展,步步向前,反之则遭遇挫折,甚至付出惨重代价。这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能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根本法宝和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单独将某件事喻为一场“解放战争”,这是绝无仅有的。这究竟包蕴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批评斯大林事件本身具有的怎样一种判断和考量呢?
对批评斯大林事件的重大历史价值高度肯定
如果说3年解放战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彻底推翻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胜利并最终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和新国家,那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最早取得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进行公开批评,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意识领域打破了对国际共运的领袖及其思想的长期维护与尊崇,从而在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有地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打破了精神上的偶像。这对于在中国大地上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次思想大革命和精神大解放。毛泽东称之为一场“解放战争”,其“解放”的含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能够公开地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这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一场“解放战争”。正如周恩来1956年9月25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所说:“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苏共这样做是很勇敢的,是有贡献的。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大家的思想也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因此,毛泽东将之喻为“解放战争”。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该事件的历史定性无可置疑地与其本身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是相匹配的。
为打破斯大林神话所走过的道路艰难漫长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整整35年间,基本上是在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下执著地奋斗前行。尽管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多有失误,但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直接地公开进行过批评、揭露甚至抵制。毛泽东曾说,斯大林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至少犯有4次错误:其一,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把“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这“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周恩来在1960年总结这段历史时也说:“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是有很大错误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其二,是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国民党。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批评王明路线,“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其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论从物质上还是道义上,斯大林都不主张、不支持中共进行革命,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其四,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后,斯大林仍然怀疑中国革命的纯粹性与彻底性,“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压力大至何种程度?如新中国成立后,南斯拉夫欲承认新中国,中国政府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为什么?原因之一就是苏联不愿意中国和南斯拉夫建交,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
实际上,斯大林对中共的怀疑和不信任是始终存在的。他在1927年7月9日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1944年6月10日,他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谈话时居然说:“中国共产党并非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冒牌的共产党,就像人造黄油与真正的黄油那样。”而斯大林真正信任中国共产党并承认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中国出兵朝鲜并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正如周恩来所说:斯大林“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真正赢得斯大林的信任用去了整整30多年的时间,最终还是以无可辩驳的军事斗争和革命功绩作为根本前提的。而在取得信任的基础上,又能对斯大林的是非正误予以甄别评判,这足以表明中苏两党彻底打破了父子党的关系,真正走向兄弟党之间的平等交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神话的破灭,一种革命性的颠覆!其所涵盖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独立自尊而奋斗的整个过程之漫长艰难,用“战争”来形容确实是有不及而无过之的。
突破思想藩篱后获得精神自由的欢畅痛快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毛泽东等的记忆中是痛快淋漓、愉悦美好的革命篇章。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说:“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四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原计划“打五年”,“结果三年就胜利了”。1968年10月13日他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又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也就是“秋风落叶那么一扫”。赢得解放战争的轻松自如溢于言表。邓小平在1984年3月25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到自己人生中最愉快的岁月时也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由此可见,把敢于批评斯大林喻为一场“解放战争”,说明打破苏共与斯大林的权威与神话,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思想上的解放与自由同样是令人欢畅痛快的。这种自由、独立就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可以客观公正地看待和分析苏共及其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自信而充满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毛泽东1956年关于《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就是最经典的代表,全篇充满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苏共执政经验进行分析批判的理性精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共第一次提出了“以苏为鉴”。由此,从苏共二十大之后,对于苏共和斯大林的问题、错误或缺点,中共领导人虽不能说公开但至少在党内讲话中已是毫不避讳地予以批评指正了。毛泽东在1956年9月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就坦率地说:“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周恩来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指出:“苏联发展重工业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忽视人民生活,农业发展缓慢……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值得怀疑之处。”刘少奇在1956年六七月间同中央党校负责人谈到党内斗争和团结问题时说:“我们党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来解决的,苏联把它们混淆起来就犯了错误。”邓小平1957年4月8日在西安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双百”方针时也说:“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作为成功领导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民族革命和解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尚未积累一定经验,但如果对自己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不能有充分的发言权,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而适逢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将展开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揭批斯大林,这对中国共产党实现思想解放发挥的推动作用无疑是难以估量的。毛泽东将之喻为“解放战争”,也正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得来不易之结果的肯定、赞赏并由此感到的欢畅与痛快!
对其深远历史意义的高度洞察与科学把握
毛泽东之所以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一场“解放战争”,主要缘由就是这种批评使“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所谓的“想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不必盲从、不必囿于且可以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和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大胆探索、锐意革新,响亮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开辟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毛泽东等的探索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的窠臼,但“走自己的道路”这一基本理念却深植人心,成为全党始终不渝的追求。在踏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门槛不久,作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就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口号可谓石破天惊,不仅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巨澜,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从此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面貌,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认同。这一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源头便是毛泽东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而没有对斯大林的公开批评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反思,也就没有“敢讲话”、“能想问题”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氛围。从这个角度说,能够公开批评斯大林,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从照搬苏联模式到突破苏联模式的根本转折。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照搬到突破苏联模式再到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次历史性转变,其中,突破苏联模式无疑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一环。换言之,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功,首先与能否突破苏联模式密切相关。因此,毛泽东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的批评斯大林事件,视为一场“解放战争”,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其深远历史意义的高度洞察、精准把握和科学预见。
由上可见,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揭批斯大林,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被毛泽东喻为是思想上的“解放战争”。而所谓解放思想,就是破神话,讲实话,破权威,立真言,其实质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现象或问题不迷信、不夸大、不掩饰,实事求是地对其作出分析、判断和评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能够顺利发展,步步向前,反之则遭遇挫折,甚至付出惨重代价。这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能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根本法宝和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