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三峡工程的投资规模巨大和经济社会生态影响广泛,可以把三峡大坝的历史生成置于规模政治学加以分析:一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这些政治家-设计师不断强化了三峡工程的水政治和电政治意义;二是三峡大坝意义实现包含了在技术、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方面的解释弹性,林一山-李锐之争,以及地方政府参与和公民社会卷入突显了三峡工程的开发层级、坝址和坝高选择,形成了一级开发的三斗坪175米大坝框架;三是进入物质化建构阶段后,主要转向融资、移民等的工程解题,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威权政治组织和动员力量;四是三峡大坝建成后,出于以环保为理由的反坝运动要求,逐步转向以可持续工程理念为核心的生态政治治理。认为,像三峡大坝这样的大型工程框架选择,是一种容纳各种歧见的社会建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各种技术和非技术因素,最终结果取决于所处历史阶段、工程规模大小、经济发展情况以及社会或政治协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