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国家，任何人不经法庭审判不得被认为有罪，这也被称为“无罪推定”原则，而现实中的“网络反腐”恰恰以反法治的“有罪推定”去诉求群众心目中的正义。
　　在当下中国，腐败与反腐恐怕是最能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的公共话题。不论是早先“天价烟局长”的垮台还是晚近“表哥”杨达才的落马，这一批官员之所以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很大程度应归功于以网络为代表的民意作用。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公民表达观点与获取信息的能力较诸过去有了极大提高，不少网民将“人肉搜索”奉为反腐利器。这才使得“一人网络报料，众人舆论跟进，最终司法介入”的新型反腐模式具备现实可能。区别于过去纪委检察院相对秘密封闭的办案方式，中国的反腐斗争无疑已经进入了“民意时代”。
　　所谓的“民意时代”，不仅是指爆料人的平民身份，更重要的是指通常素不相识呈现零散化的公民个体以某个疑似腐败案件曝光为契机，以网络媒体为纽带，以意见领袖为核心，迅速形成了就某一问题抱有强烈倾向性观点的意见集团。这个集团有着不容忽视的强大舆论力量，更在反腐实践中取得了若干辉煌战果。“群众的力量”在新时代借助新的方式收获了无数赞扬，但其目下成果越是非凡，笔者就越担心其将来越是难测。
　　这种担心来自于民意与法治之间一直存在着的紧张关系。通常而言，在法治国家，任何人不经法庭审判不得被认为有罪，这也被称为“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取得扎实完整的证据链方才能够对嫌犯课以刑罚。而现实中的“网络反腐”恰恰以反法治的“有罪推定”去诉求群众心目中的正义。考虑到普通公民既不能实地调查更不能自己侦查的客观局限，最为普遍的反腐方式只能是以某些疑似腐败如名烟名表等行为作为突破口，希冀用搜索引擎找到更多的疑似腐败行为并以此形成“不腐败不可能这么有钱”的强烈印象去引发更大范围的舆论围攻和司法介入，这样的网络道德审判无疑满足了许多人发泄不满的精神需求，也实现了若干个案的正义。
　　然而，这样的群众运动，既有可能一击即中惩奸除恶，却也有可能以讹传讹混淆视听，用流行的话语表达叫做“不靠谱”。而不论结果为何，我们本已脆弱的司法独立、司法权威又再次遭受打击，“民意反腐”所指涉的阶层对立、仇官仇富情结更是借机喷薄而出成为一笔巨大的社会成本，强迫每个社会成员为其买单。
　　面对腐败这个深入中国社会肌理的恶疾，人们在“网络反腐”上投入的热情说明了社会公众对于政府廉政的期望与需求，更说明的是我们政府自身应对腐败问题还远远不能达到及格标准。同时网络本身所具有的匿名性和迅速扩散性的特点，极易夸大腐败事件的不利影响并且过分刺激社会本身的反腐期待。诚然，如何将反腐导入理性化、制度化的轨道，乃为中国反腐的当务之急。
　　反腐既要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瓶颈，又要解决制度建設的科学化问题。就以近来社会热炒的“官员财产公开”为例，国外或香港成熟的经验是区分公务员的不同类别，进行制度化的分别对待。凡选举产生的政务类官员为了获得更多选民支持，也是为了解决选民选择的信息对称性问题，不仅制度上要求且候选人主观上也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而对那些依靠考选或荐选进入的事务类官员，稳定、尊严与廉洁是共同遵奉的价值。公务员个人信息的隐私性是尊严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制度上一般要求他们定期申报财产但并不强制性要求向社会公布财产。除非有明显事实表明其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或者严重权钱交易等不良行为。法律程序上对公务员的惩罚，以事后追惩为主并且给予其充分的救济权利。西方国家虽有所谓独立的“第四权监督”或新闻自由，但传统的媒介既有一套从采访到编辑到发表的程式化自律机制，又有一套对“侮辱、诽谤”等的法律化责任约束制度，故传统媒体的表达总体上是良性、有序的。
　　以网络、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兴起，宣示了一个人人都是媒体的时代到来，但也造成了表达的无序与混沌，加大了制度监管的成本，因此如何探索网络虚拟空间的治理规律，并建构与之适应的制度安排，是极具挑战性并亟待破题的一个重要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