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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竹交流的丁教授知道我信奉佛教，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浙江沿海的某个渔村，有一座清代兴建的小佛寺，“文革”时遭到破坏，住持不再驻留，一直荒废着。改革开放后，宗教不再是禁忌，不时有村民前来瞻仰。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村民重拾往日信仰，人数逐日增多。前几年，一对信佛夫妻来到渔村，修缮佛寺，开放村民礼佛。这对夫妻穿起海青，分别以“和尚”与“尼姑”的装扮主持仪式，备受村民爱戴。听完这个故事，我笑笑说：僧尼一家亲。丁教授强调这不是个案，还有几个村子也如此。
自由竞争的市场带来了信仰的繁荣和多样化。
传统中国的僧与尼都是不可结婚的，但日本和尚则可;这差异如同神父与牧师。宗教信仰在大陆曾中断过，如今恢复，谁说新制一定要把旧制照章全收？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制度会朝向满足人们最大需要的方向演化。
季羡林就说过，“世界宗教的发展是有共同的规律的：用越来越少的努力，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小乘讲渐悟，讲个人努力，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佛。大乘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讲虔诚信仰，只需潜心供养、口宣佛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轻松惬意！这样既能满足宗教需要，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佛教凭借这种适应性，终于得到了发展。”的确，佛教能顺利东传，便靠着这类的调整去满足新教区的信仰需要。
佛寺所在的渔村地处偏乡，那里发生的故事少有人注意，但北京龙泉寺的故事就不一样了。不少的高级知识分子追随学诚法师，献身佛教，发宏愿要振兴佛法。当创新者能主导制度变革并做大幅调整时，习惯上称之“改革”，否则就仅视为“演化”。30多年来的经济变革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必然要带来生活方式的调整。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宗教信仰的演化与改革。
从经济学角度去讨论宗教信仰（简称信仰），称为宗教信仰的经济分析或称宗教经济学。严格地说，这两个名词指涉的研究对象略有不同，也正反映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方向。个人的行动受到外在条件的约束，而外在约束也因个人的努力而被调整。若个人的抱负不高、视野不远时，就会接受给定的约束，仅考虑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这就是微观经济学的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若个人想超越约束条件下的最大满足时，会以行动去改变约束条件——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演化分析。
20世纪70年代是经济学家努力拓展分析领域的时代，他们相信凡是人类的活动都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宗教经济学就在这个时期出现。
在此之前，人们以社会学、人类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人的信仰需要，认定那只是人类在理解人与自然界之关系的早期解释，也相信信仰必将随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衰退。
这个推论若反映到个人，就是相信个人的信仰会随其自然科学之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弱。自欧战以来，欧洲人的信仰程度的确在减弱中。然而，回顾那段时期的美国，葛理汉牧师布道团正掀起全美前所未有的信仰热潮。好莱坞根据1968年的教堂故事改编的电影《修女也疯狂》，也开出票房佳绩，捧红了琥碧·戈柏。对此现象，经济学家直觉地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提出这样的解释：自由竞争的市场带来了信仰的繁荣和多样化。于是，新的一门宗教经济学也就出现了。
今天，已经不只是经济学家会把信仰当作一种消费财货。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微权力》（The End of Power）中就有这样的一段叙述：“‘他们偷走我的羊’，一位耶稣会教士如此描述拉丁美洲的基督教变革浪潮。过去30年，新福音派、五旬节派、灵恩派等蓬勃发展，而天主教徒的人口占比却从2000年的 73.6%降至 2010年的64.6%。其实，羊并没有被偷，羊早已不是羊：他们是消费者，只是在市场上找到更具吸引力的救赎产品。”
视信仰需要为市场行为，并不是说“信仰财货”（亦即可以满足信仰需要的消费财货）也是可以利用金钱交易的消费财货。“市场”在经济学的意义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进出的开放平台。平台上的供给、需要与交易都是自由的——交易内容和交易方式都是自由的。
交易既然是自由的，市场就无法根据交易品的客观属性去定义，因为客观属性会随着新财货的创新而改变。市场只能根据这些交易品试图满足消费者的欲望种类去定义。
明确地说，我们只能称“信仰市场”，而不能称“佛教市场”或“基督教市场”，因为佛教或基督教所提供的信仰财货都是为了满足个人对于信仰的需要。由于信仰市场的交易不同于一般以金钱为媒介的商品市场，我们通常会采用哈耶克的用法，称此为“延展性市场”。除了信仰市场外，当今社会存在的延展性市场还包括：语言市场、政治市场、文化市场、思想市场等。
再者，我们要问的是：人们真的存在对信仰的需要吗？当然，所有的需要都是个人需要，而个人需要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我们无法知道特定个人是否存在某种特定需要，但是，当利伯维尔场存在某种延展性市场时，就已显示市场中对此需要的供给和需要的数量已多到足以支持该市场的存在。
人们为何需要信仰？最单纯的看法是信仰能带给人们心灵的宁静或可安慰受傷的心灵。这类型的消费财可称之为“心灵财”，和食衣住行需要的“日常财”一样都是在现世消费的财货。
因此，个人将资源分配于这两种财货的方式，就可利用一般的微观经济分析。最适配置决定于个人的偏好，也决定于约束资源利用的条件。比较静态分析关注的是约束条件之变化对配置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可从所得效果与价格效果加以讨论。
所得增加在此指的是个人拥有更多的资源。于是，只要心灵财和日常财都属于正常财，它们的配置都会随所得提升而增加。
以台湾为例，1984年的人均GDP为2947美元，而1987年增至4947美元，主要是新台币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被迫大幅升值。在这三年间，台湾的寺庙与教堂总数大约从1万所增至1.4万所。这就是所得提升对信仰需要的所得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是在1987年末开始政治解严，而之后三年，寺庙与教堂总数的增加量还不到2000所。换言之，不论从规模或从时序而论，台湾信仰需要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所得提升，而不是政治解严。
还有两项事件可资佐证。其一是越南籍清海无上师的传道方式。她曾皈依圣严法师，后离开法鼓山，于1985年开始传授观音法门，严格要求信徒遵守五戒律并每天打坐至少两个半小时。她不披袈裟，也不穿海青，反而穿着华丽如模特儿，令一位米兰设计师都赞誉道：“从来没有一位设计师能像清海无上师一样，可以用服装来作诗的！”她宣称;极乐世界应该是华丽多彩并且灿烂快乐，不应是一片素白淡青。其二是当今享誉全球的慈济功德会。它在台湾解严后的短短三年间，会员人数每年增加一倍，到1991年已有178万人左右。
所得增加会促进信仰市場的繁荣，各种不同的信仰财和供给者会接连出现。上述的1.4万所寺庙与教堂也包括数目甚多的巷弄小神坛。这些神坛供给的信仰财甚多属于孟格尔说的“想象财”，也就是这些财货并无法具有满足其相对之需要的因果关系，譬如以巫术、符咒治病消灾等。消费需要消费知识的支持，个人一旦缺欠消费知识，就容易流入想象财的消费。在所得快速提升的年代，人们无法于短时间内获致新的消费知识，又不愿消费过多的现有消费，也就增加了想象财的消费。
个人拥有的资源不仅是所得或财富，还包括一生给定的时间。一般而言，个人消费心灵财所需投入的时间多过于日常财。当时间投入被视为获取心灵财的价格时，提高薪资就等于相对地提高心灵财的价格，其效果会降低个人对心灵财的消费。
如果同时考虑所得效果与价格效果，我们可获致这样的推论：富人因所得较少来自薪资而会提高心灵财的消费，一般薪资所得者则相对地减少心灵财的消费，尤其是较低所得的薪资所得者。当心灵财的消费减少后，社会较容易出现烦躁不安与暴戾之气，这些现象可称为“心灵危机”。
台湾的信仰市场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心灵危机，所幸当时正统宗教的快速成长解决了不少这类社会困境。就如刚提到的慈济功德会，在每年倍数成长的会员人数投入社会基层后，带给社会不少慈悲宽容的气氛。这些社会工作需要巨大的资金，具有创业家精神的圣严法师指点了慈济功德会正确的发展方向：教富济贫、济贫教富。
台湾的民间信仰衍生自道教，在信仰市场中占有不小比重。道家相信人在世上可以修炼到肉体的长生不死。若以百岁算作“今生”，往后的不死岁月可称为“长生”，那么，人活在长生和活在今生的消费差异并不大。如果无法长生，若循着道家思维，个人在死后（以下称“灵界”）的消费也应和今生差别不大。因此，民间信仰在祭祀桌上的供奉就是今生的消费财，如三牲、水果、银纸钱等。既然一生的资源要配置到今生和死后去消费，我们就可利用两期的资源分配模型去分析，只要记得其间的唯一差别：个人在灵界的消费必须仰赖后人的祭祀。
灵界的消费财可称为“祭祀财”，以区别上一节讨论的心灵财。更具体地说，个人将一生资源分成两部分：今生消费的日常财和准备于灵界消费的祭祀财。在配置当时，祭祀财并非以实物分配，而是以金钱方式储蓄。储蓄是为了在灵界的消费。因此，民间信仰已进入宗教信仰的灵界层面，而不再停留在现世的心灵层面。
储蓄必须委托给能信赖的代理人，免得自己死后成为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但是，代理人真的能够信任吗？的确，这里存在严重的代理人问题。为了降低代理人违约的几率，民间社会逐渐发展出名为“传宗接代”、实则重男轻女的遗产制度。至于生前没有子嗣的人，也会在死前认养继子，以自己的遗产去交换继子的未来祭祀。当然，没有血统的继子更容易违约，但还好，民间的鬼魂信仰多少还具有吓阻效果。
人们对祭祀财的需要会随着所得增加而提升。当储蓄增加后，个人于生前必须委托的金额也增加了。如果制度一成不变，代理人的违约可能性会随着委托金额的增加而增加。但在利伯维尔场下，只要需要规模够大，市场就会出现供给。所得提高后，社会对于委托的安全需要催生了“生前契约委托”之新产业。“爱没有终点”，这是1987年成立的龙岩人本公司的广告。该产业不仅提供殡葬礼仪的服务和安葬骨灰的灵骨塔，在经济学上的更大意义是它于年节提供的法会和祭祀礼解决了人们在灵界时对祭祀财的需要。
信仰的长期分析
信仰的核心议题是对灵界的关怀，也就是个人在灵界如何继续消费的问题。因此，上节讨论的祭祀财才是信仰的核心议题，而第二节讨论的心灵财并不是。民间信仰明确地指出灵界的消费内容和生前是一样的，也明确地说明生前的储蓄如何经由代理人的祭祀去提供在灵界的消费。
不同于民间信仰，佛教（或基督教）认为佛法（或灵粮）才是个人在灵界的消费财。个人必须在生前累积足够的信仰存量，而这些存量能够伴随个人进入灵界世界，并继续提供个人在灵界的消费。这类信仰存量称之为“信仰财”，因它必须是个人自己在生前的累积，无法得自他人的赠与或祭祀。也因此，信仰财只有个人累积的问题，并不存在代理人问题。
在这些假设下，个人在生前就必须将资源分配于日常财和信仰财。日常财的价格是一般消费财的价格，而信仰财的价格则是个人的时间成本。薪资提高会提高时间成本，信仰财的价格也就相对于日常财变贵，于是，信仰财的消费会减少。这个现象可称为“信仰危机”。
佛法之所以是信仰财，因为佛陀以苦集灭道之“四圣谛”清楚说明个人为何陷入苦境，又该如何经由修行“八正道”去跳脱轮回、进入涅的因果逻辑。若非佛陀的告诫，一般人是无法知道这个因果逻辑的，因为一般人无法利用现世的知识和理性去理解和推测死后的世界，包括信仰财的内容和其与灵界需要之间的因果逻辑。佛陀对信仰财的陈述，一般人只能以超越经验之信仰去想象。既然超越经验，就必须信仰先行，然后再从信仰过程中去见证和体验。换言之，信仰财属于一种永远无法验证与其对应之灵界需要之因果关系的想象财。 只要人们对信仰财有需要，信仰市场就会出现供给者。我们称信仰市场的供给者为“先知”。先知是信仰市场的创业家，推出创新商品，也劝服一般人去接受和消费。信仰市场不完全和一般商品市场相同，因信徒永远无法于事后去评断先知提供的信仰财。无法于事后检验的信仰财，就个人而言是“信即有、不信即无”的虚拟财货。因此，信仰财的客户群相较于一般商品市场更为不稳定。
另外，信仰财主观上属于贝克尔所说的消费性资本，很容易让人沉迷，因它的特性是：消費愈多，累积之消费性资本存量愈大;消费性资本存量愈大，消费的边际效用愈高;消费的边际效用愈高，个人就愈想增加该消费。这是一旦启动就会自我强化或越陷越深的消费财，也难怪马克思会说宗教就是一种鸦片。先知会利用这种特性去吸收和稳固他的客户群，譬如：先以“负价格”的方式吸引人们来尝试，继而以组织灵修会等方式让新客户在相互鼓励的气氛下迅速累积出可观的消费性资本存量。
除了不稳定的性质外，时间成本的提高也会形成信仰危机。当信仰危机出现时，先知为了稳定信仰市场，必须重新调整信仰财的内容，此称之“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包括两方面：其一是降低个人获取信仰财的价格，其二是提高个人消费信仰财的边际效用。先知要在教义方面进行改革不会太困难，因为信徒并不具有检验信仰财的能力。先知遭遇的困难大都来自保守势力出于维护既有权利的抗拒，因为任何的教义改革都隐含对现行制度之合法性的否定。很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的宗教都宣称现世正处于“末法时期”，迟早会有新佛陀或新基督的再度降临来结束末法时期。同时，先知也都会严厉地警告信徒：在末法时期会出现许多的假先知。问题是，一般人根本无能去辨识再度降临之先知的真假。于是，辨识真假先知的权利又落回到既有权利之保守势力的手中。
历史上的宗教改革的确是沿着这两个方向展开的。底下是我所知道的一些宗教改革的例子。
第一种改革是降低苦修要求，这包括佛陀对婆罗门教之苦修的否定、大乘佛教改变小乘佛教仅能以苦修获得解脱的成佛之道。第二种改革是允许信徒可以在家自由修炼，这包括在大乘佛教提出的在家居士制度，也包括基督新教脱离教廷体系、家庭教会的成员轮流在聚会时上台讲道等新制。第三种改革是松绑专职人员必须单身的约束，如基督新教允许牧师可以结婚、日本佛教允许和尚可以结婚等制度变革。最后一种改革就是第一段提及的僧尼一家亲的制度发展。这种改革的规模接近于重建，因为旧有的制度基础受过严重的毁损而社会基础又发生过激烈变动。
信仰财不仅提供人们在灵界的消费，也拥有第二节所论述之心灵财之效用。就如季羡林所说的，大乘佛教的改革既能满足宗教需要，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先知在进行宗教改革时，不论是降低信仰财的相对价格或提升其边际效用，都会谨慎地以不减少日常财的需要为限。他们会谨守这样的一条改革红线：降低信仰财价格而导致实质所得增加而提高日常财之需要的所得效果，必须大过信仰财之相对价格降低而导致日常财之需要减少的相对价格效果。只要不超越此红线，宗教改革的结果就不会以牺牲信徒的现世效用作为提高灵界效用为代价。
反之，如果先知刻意地剧烈提高信仰财的边际效用，同时伴随着信仰财之价格的提高，就可能出现日常财之需要剧减而信仰财之需要剧升的结果。白话地说，信徒会被诱导和鼓励去从事圣战任务，以牺牲现世生命去换取死后世界之美好愿景。
由于信仰财具有想象财的特质，这让先知有宽阔的挥洒空间，也造就出无限创新可能的信仰市场。在自由开放的市场里，先知们秉持着使命感在宣扬各自创新的信仰财，情境如同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
因此，我们可以相同的市场逻辑预见信仰市场的发展面貌：（一）在信仰财不断创新和营销的环境下，个人将逐渐清楚自己所需要的信仰内容;（二）信仰财的种类若能不断地增加，个人就更容易找到自己最情愿接受的信仰财;（三）信仰财相互竞争的结果将会扩大整体市场的需要，而不是零和赛局下的市场瓜分;（四）市场将出现专业化的寺庙与教堂，也可能进一步出现百货公司式的信仰综合商场;（五）由于信仰财无法客观验证，信徒们选择信任的对象未必是信仰财的内容，而是对先知的信任或是对该宗教团体的信任。
最后必须一提，本文并未讨论不同信仰对经济与社会之发展的可能影响，原因是信仰财本质上属于想象财，只存在于个人相信其根本上的存在。一旦个人视之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信仰也就不再存在。
作者为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
传统中国的僧与尼都是不可结婚的，但日本和尚则可;这差异如同神父与牧师。宗教信仰在大陆曾中断过，如今恢复，谁说新制一定要把旧制照章全收？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制度会朝向满足人们最大需要的方向演化。
季羡林就说过，“世界宗教的发展是有共同的规律的：用越来越少的努力，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小乘讲渐悟，讲个人努力，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佛。大乘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讲虔诚信仰，只需潜心供养、口宣佛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轻松惬意！这样既能满足宗教需要，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佛教凭借这种适应性，终于得到了发展。”的确，佛教能顺利东传，便靠着这类的调整去满足新教区的信仰需要。
佛寺所在的渔村地处偏乡，那里发生的故事少有人注意，但北京龙泉寺的故事就不一样了。不少的高级知识分子追随学诚法师，献身佛教，发宏愿要振兴佛法。当创新者能主导制度变革并做大幅调整时，习惯上称之“改革”，否则就仅视为“演化”。30多年来的经济变革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必然要带来生活方式的调整。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宗教信仰的演化与改革。
宗教信仰的市场
从经济学角度去讨论宗教信仰（简称信仰），称为宗教信仰的经济分析或称宗教经济学。严格地说，这两个名词指涉的研究对象略有不同，也正反映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方向。个人的行动受到外在条件的约束，而外在约束也因个人的努力而被调整。若个人的抱负不高、视野不远时，就会接受给定的约束，仅考虑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这就是微观经济学的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若个人想超越约束条件下的最大满足时，会以行动去改变约束条件——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演化分析。
20世纪70年代是经济学家努力拓展分析领域的时代，他们相信凡是人类的活动都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宗教经济学就在这个时期出现。
在此之前，人们以社会学、人类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人的信仰需要，认定那只是人类在理解人与自然界之关系的早期解释，也相信信仰必将随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衰退。
这个推论若反映到个人，就是相信个人的信仰会随其自然科学之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弱。自欧战以来，欧洲人的信仰程度的确在减弱中。然而，回顾那段时期的美国，葛理汉牧师布道团正掀起全美前所未有的信仰热潮。好莱坞根据1968年的教堂故事改编的电影《修女也疯狂》，也开出票房佳绩，捧红了琥碧·戈柏。对此现象，经济学家直觉地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提出这样的解释：自由竞争的市场带来了信仰的繁荣和多样化。于是，新的一门宗教经济学也就出现了。
今天，已经不只是经济学家会把信仰当作一种消费财货。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微权力》（The End of Power）中就有这样的一段叙述：“‘他们偷走我的羊’，一位耶稣会教士如此描述拉丁美洲的基督教变革浪潮。过去30年，新福音派、五旬节派、灵恩派等蓬勃发展，而天主教徒的人口占比却从2000年的 73.6%降至 2010年的64.6%。其实，羊并没有被偷，羊早已不是羊：他们是消费者，只是在市场上找到更具吸引力的救赎产品。”
视信仰需要为市场行为，并不是说“信仰财货”（亦即可以满足信仰需要的消费财货）也是可以利用金钱交易的消费财货。“市场”在经济学的意义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进出的开放平台。平台上的供给、需要与交易都是自由的——交易内容和交易方式都是自由的。
交易既然是自由的，市场就无法根据交易品的客观属性去定义，因为客观属性会随着新财货的创新而改变。市场只能根据这些交易品试图满足消费者的欲望种类去定义。
明确地说，我们只能称“信仰市场”，而不能称“佛教市场”或“基督教市场”，因为佛教或基督教所提供的信仰财货都是为了满足个人对于信仰的需要。由于信仰市场的交易不同于一般以金钱为媒介的商品市场，我们通常会采用哈耶克的用法，称此为“延展性市场”。除了信仰市场外，当今社会存在的延展性市场还包括：语言市场、政治市场、文化市场、思想市场等。
再者，我们要问的是：人们真的存在对信仰的需要吗？当然，所有的需要都是个人需要，而个人需要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我们无法知道特定个人是否存在某种特定需要，但是，当利伯维尔场存在某种延展性市场时，就已显示市场中对此需要的供给和需要的数量已多到足以支持该市场的存在。
信仰的短期分析
人们为何需要信仰？最单纯的看法是信仰能带给人们心灵的宁静或可安慰受傷的心灵。这类型的消费财可称之为“心灵财”，和食衣住行需要的“日常财”一样都是在现世消费的财货。
因此，个人将资源分配于这两种财货的方式，就可利用一般的微观经济分析。最适配置决定于个人的偏好，也决定于约束资源利用的条件。比较静态分析关注的是约束条件之变化对配置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可从所得效果与价格效果加以讨论。
所得增加在此指的是个人拥有更多的资源。于是，只要心灵财和日常财都属于正常财，它们的配置都会随所得提升而增加。
以台湾为例，1984年的人均GDP为2947美元，而1987年增至4947美元，主要是新台币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被迫大幅升值。在这三年间，台湾的寺庙与教堂总数大约从1万所增至1.4万所。这就是所得提升对信仰需要的所得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是在1987年末开始政治解严，而之后三年，寺庙与教堂总数的增加量还不到2000所。换言之，不论从规模或从时序而论，台湾信仰需要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所得提升，而不是政治解严。
还有两项事件可资佐证。其一是越南籍清海无上师的传道方式。她曾皈依圣严法师，后离开法鼓山，于1985年开始传授观音法门，严格要求信徒遵守五戒律并每天打坐至少两个半小时。她不披袈裟，也不穿海青，反而穿着华丽如模特儿，令一位米兰设计师都赞誉道：“从来没有一位设计师能像清海无上师一样，可以用服装来作诗的！”她宣称;极乐世界应该是华丽多彩并且灿烂快乐，不应是一片素白淡青。其二是当今享誉全球的慈济功德会。它在台湾解严后的短短三年间，会员人数每年增加一倍，到1991年已有178万人左右。
所得增加会促进信仰市場的繁荣，各种不同的信仰财和供给者会接连出现。上述的1.4万所寺庙与教堂也包括数目甚多的巷弄小神坛。这些神坛供给的信仰财甚多属于孟格尔说的“想象财”，也就是这些财货并无法具有满足其相对之需要的因果关系，譬如以巫术、符咒治病消灾等。消费需要消费知识的支持，个人一旦缺欠消费知识，就容易流入想象财的消费。在所得快速提升的年代，人们无法于短时间内获致新的消费知识，又不愿消费过多的现有消费，也就增加了想象财的消费。
个人拥有的资源不仅是所得或财富，还包括一生给定的时间。一般而言，个人消费心灵财所需投入的时间多过于日常财。当时间投入被视为获取心灵财的价格时，提高薪资就等于相对地提高心灵财的价格，其效果会降低个人对心灵财的消费。
如果同时考虑所得效果与价格效果，我们可获致这样的推论：富人因所得较少来自薪资而会提高心灵财的消费，一般薪资所得者则相对地减少心灵财的消费，尤其是较低所得的薪资所得者。当心灵财的消费减少后，社会较容易出现烦躁不安与暴戾之气，这些现象可称为“心灵危机”。
台湾的信仰市场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心灵危机，所幸当时正统宗教的快速成长解决了不少这类社会困境。就如刚提到的慈济功德会，在每年倍数成长的会员人数投入社会基层后，带给社会不少慈悲宽容的气氛。这些社会工作需要巨大的资金，具有创业家精神的圣严法师指点了慈济功德会正确的发展方向：教富济贫、济贫教富。
民间信仰
台湾的民间信仰衍生自道教，在信仰市场中占有不小比重。道家相信人在世上可以修炼到肉体的长生不死。若以百岁算作“今生”，往后的不死岁月可称为“长生”，那么，人活在长生和活在今生的消费差异并不大。如果无法长生，若循着道家思维，个人在死后（以下称“灵界”）的消费也应和今生差别不大。因此，民间信仰在祭祀桌上的供奉就是今生的消费财，如三牲、水果、银纸钱等。既然一生的资源要配置到今生和死后去消费，我们就可利用两期的资源分配模型去分析，只要记得其间的唯一差别：个人在灵界的消费必须仰赖后人的祭祀。
灵界的消费财可称为“祭祀财”，以区别上一节讨论的心灵财。更具体地说，个人将一生资源分成两部分：今生消费的日常财和准备于灵界消费的祭祀财。在配置当时，祭祀财并非以实物分配，而是以金钱方式储蓄。储蓄是为了在灵界的消费。因此，民间信仰已进入宗教信仰的灵界层面，而不再停留在现世的心灵层面。
储蓄必须委托给能信赖的代理人，免得自己死后成为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但是，代理人真的能够信任吗？的确，这里存在严重的代理人问题。为了降低代理人违约的几率，民间社会逐渐发展出名为“传宗接代”、实则重男轻女的遗产制度。至于生前没有子嗣的人，也会在死前认养继子，以自己的遗产去交换继子的未来祭祀。当然，没有血统的继子更容易违约，但还好，民间的鬼魂信仰多少还具有吓阻效果。
人们对祭祀财的需要会随着所得增加而提升。当储蓄增加后，个人于生前必须委托的金额也增加了。如果制度一成不变，代理人的违约可能性会随着委托金额的增加而增加。但在利伯维尔场下，只要需要规模够大，市场就会出现供给。所得提高后，社会对于委托的安全需要催生了“生前契约委托”之新产业。“爱没有终点”，这是1987年成立的龙岩人本公司的广告。该产业不仅提供殡葬礼仪的服务和安葬骨灰的灵骨塔，在经济学上的更大意义是它于年节提供的法会和祭祀礼解决了人们在灵界时对祭祀财的需要。
信仰的长期分析
信仰的核心议题是对灵界的关怀，也就是个人在灵界如何继续消费的问题。因此，上节讨论的祭祀财才是信仰的核心议题，而第二节讨论的心灵财并不是。民间信仰明确地指出灵界的消费内容和生前是一样的，也明确地说明生前的储蓄如何经由代理人的祭祀去提供在灵界的消费。
不同于民间信仰，佛教（或基督教）认为佛法（或灵粮）才是个人在灵界的消费财。个人必须在生前累积足够的信仰存量，而这些存量能够伴随个人进入灵界世界，并继续提供个人在灵界的消费。这类信仰存量称之为“信仰财”，因它必须是个人自己在生前的累积，无法得自他人的赠与或祭祀。也因此，信仰财只有个人累积的问题，并不存在代理人问题。
在这些假设下，个人在生前就必须将资源分配于日常财和信仰财。日常财的价格是一般消费财的价格，而信仰财的价格则是个人的时间成本。薪资提高会提高时间成本，信仰财的价格也就相对于日常财变贵，于是，信仰财的消费会减少。这个现象可称为“信仰危机”。
佛法之所以是信仰财，因为佛陀以苦集灭道之“四圣谛”清楚说明个人为何陷入苦境，又该如何经由修行“八正道”去跳脱轮回、进入涅的因果逻辑。若非佛陀的告诫，一般人是无法知道这个因果逻辑的，因为一般人无法利用现世的知识和理性去理解和推测死后的世界，包括信仰财的内容和其与灵界需要之间的因果逻辑。佛陀对信仰财的陈述，一般人只能以超越经验之信仰去想象。既然超越经验，就必须信仰先行，然后再从信仰过程中去见证和体验。换言之，信仰财属于一种永远无法验证与其对应之灵界需要之因果关系的想象财。 只要人们对信仰财有需要，信仰市场就会出现供给者。我们称信仰市场的供给者为“先知”。先知是信仰市场的创业家，推出创新商品，也劝服一般人去接受和消费。信仰市场不完全和一般商品市场相同，因信徒永远无法于事后去评断先知提供的信仰财。无法于事后检验的信仰财，就个人而言是“信即有、不信即无”的虚拟财货。因此，信仰财的客户群相较于一般商品市场更为不稳定。
另外，信仰财主观上属于贝克尔所说的消费性资本，很容易让人沉迷，因它的特性是：消費愈多，累积之消费性资本存量愈大;消费性资本存量愈大，消费的边际效用愈高;消费的边际效用愈高，个人就愈想增加该消费。这是一旦启动就会自我强化或越陷越深的消费财，也难怪马克思会说宗教就是一种鸦片。先知会利用这种特性去吸收和稳固他的客户群，譬如：先以“负价格”的方式吸引人们来尝试，继而以组织灵修会等方式让新客户在相互鼓励的气氛下迅速累积出可观的消费性资本存量。
除了不稳定的性质外，时间成本的提高也会形成信仰危机。当信仰危机出现时，先知为了稳定信仰市场，必须重新调整信仰财的内容，此称之“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包括两方面：其一是降低个人获取信仰财的价格，其二是提高个人消费信仰财的边际效用。先知要在教义方面进行改革不会太困难，因为信徒并不具有检验信仰财的能力。先知遭遇的困难大都来自保守势力出于维护既有权利的抗拒，因为任何的教义改革都隐含对现行制度之合法性的否定。很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的宗教都宣称现世正处于“末法时期”，迟早会有新佛陀或新基督的再度降临来结束末法时期。同时，先知也都会严厉地警告信徒：在末法时期会出现许多的假先知。问题是，一般人根本无能去辨识再度降临之先知的真假。于是，辨识真假先知的权利又落回到既有权利之保守势力的手中。
历史上的宗教改革的确是沿着这两个方向展开的。底下是我所知道的一些宗教改革的例子。
第一种改革是降低苦修要求，这包括佛陀对婆罗门教之苦修的否定、大乘佛教改变小乘佛教仅能以苦修获得解脱的成佛之道。第二种改革是允许信徒可以在家自由修炼，这包括在大乘佛教提出的在家居士制度，也包括基督新教脱离教廷体系、家庭教会的成员轮流在聚会时上台讲道等新制。第三种改革是松绑专职人员必须单身的约束，如基督新教允许牧师可以结婚、日本佛教允许和尚可以结婚等制度变革。最后一种改革就是第一段提及的僧尼一家亲的制度发展。这种改革的规模接近于重建，因为旧有的制度基础受过严重的毁损而社会基础又发生过激烈变动。
信仰财不仅提供人们在灵界的消费，也拥有第二节所论述之心灵财之效用。就如季羡林所说的，大乘佛教的改革既能满足宗教需要，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先知在进行宗教改革时，不论是降低信仰财的相对价格或提升其边际效用，都会谨慎地以不减少日常财的需要为限。他们会谨守这样的一条改革红线：降低信仰财价格而导致实质所得增加而提高日常财之需要的所得效果，必须大过信仰财之相对价格降低而导致日常财之需要减少的相对价格效果。只要不超越此红线，宗教改革的结果就不会以牺牲信徒的现世效用作为提高灵界效用为代价。
反之，如果先知刻意地剧烈提高信仰财的边际效用，同时伴随着信仰财之价格的提高，就可能出现日常财之需要剧减而信仰财之需要剧升的结果。白话地说，信徒会被诱导和鼓励去从事圣战任务，以牺牲现世生命去换取死后世界之美好愿景。
信仰的竞争
由于信仰财具有想象财的特质，这让先知有宽阔的挥洒空间，也造就出无限创新可能的信仰市场。在自由开放的市场里，先知们秉持着使命感在宣扬各自创新的信仰财，情境如同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
因此，我们可以相同的市场逻辑预见信仰市场的发展面貌：（一）在信仰财不断创新和营销的环境下，个人将逐渐清楚自己所需要的信仰内容;（二）信仰财的种类若能不断地增加，个人就更容易找到自己最情愿接受的信仰财;（三）信仰财相互竞争的结果将会扩大整体市场的需要，而不是零和赛局下的市场瓜分;（四）市场将出现专业化的寺庙与教堂，也可能进一步出现百货公司式的信仰综合商场;（五）由于信仰财无法客观验证，信徒们选择信任的对象未必是信仰财的内容，而是对先知的信任或是对该宗教团体的信任。
最后必须一提，本文并未讨论不同信仰对经济与社会之发展的可能影响，原因是信仰财本质上属于想象财，只存在于个人相信其根本上的存在。一旦个人视之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信仰也就不再存在。
作者为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