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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立即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行动总司令，负责上海和京沪沿线的治安。为蒋介石“看家护院”，严防新四军进入沦陷区，守住大上海。然而，等到9月7日汤恩伯的部队从桂柳空运到上海后，就没人再理睬周佛海了，他顿感失落。
这时戴笠突然登门拜访，请周佛海去重庆向蒋介石请罪，争取宽大处理。
周佛海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他深知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因此，他不敢轻易答应戴笠去重庆。
戴笠老奸巨猾，只用了一招，周佛海就答应了。哪一招呢？打兄弟牌。原来戴笠与周佛海都是1897年5月底出生的，戴笠比周佛海早生一天，为兄。周佛海与戴笠早年家境都不好，都是父亲死得早，母亲吃尽苦头把孩子带大，因此他俩都是孝子。
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日之后，戴笠将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扣为人质，软禁在贵州息烽监狱之中，以此要挟周佛海为军统效力。
1945年6月25日，周佛海的母親在贵阳医院病逝，戴笠亲自料理后事，披麻戴孝，充当孝子，还特意拍了几张跪在周母墓前哀哀欲绝的照片。
戴笠把照片拿给周佛海看后，周佛海的心理防线垮了，流着泪说：“今生以雨农为兄，万幸矣！兄弟今后一切听你的！”
戴笠拍着胸脯说：“为兄亲自送弟去重庆，保证万无一失。”
在戴笠的“护送”下，1945年9月30日清晨，周佛海与汪伪政府要员罗君强、丁默邨等五人，在上海引翔港机场登上飞机，飞往山城重庆，向蒋介石“投案自首”，当面谢罪。
当飞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后，戴笠告诉周佛海：“委座去西昌了，过几天才能回来，你安心等几天吧。如果寂寞，过两天我把嫂夫人接过来。”
戴笠没有食言。几天后，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携儿子周幼海于10月4日乘专机来到重庆，与周同住进歌乐山松林坡的白公馆，此处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一处私宅，别号“香山别墅”。周佛海一家团圆，倒也其乐融融。
后来，戴笠又以种种理由推托，称“委员长日理万机，无法相见”，后来干脆不再来见周佛海了。
周佛海虽然没能见到蒋介石当面谢罪，但因此时全国舆论都要求惩办汉奸，自己能在重庆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也算是一件幸事。在戴笠的安排下，周佛海等人在别墅中被待如上宾，每顿饭六菜一汤，平日优哉游哉。周佛海每天躺在床上读佛经、看《资治通鉴》等闲书解闷，其妻杨淑慧与丁默邨等人成天打麻将，噼里啪啦搓得山响。
杨淑慧输了钱就不高兴，有时候周佛海也过去帮忙，别看他不精于此道，胡吃乱碰，倒也能险中取胜。他在日记中感慨：“深感八圈牌中表示人之一生，人之一生，得失沉浮，悲欢离合，均受命运的支配。予常以打麻将譬之，麻将之胜负，固决于技术巧拙，精神之强弱，但根本必系于手气。所谓手气即命运也。故有初学者常战胜，手气也；有先胜后负者，有先负后胜者，亦手气也。”
某天，杨淑慧提出在重庆住烦了，要回上海，军统特务当即予以阻止。周佛海恍然大悟，自己的妻与子已成为人质，不禁暗暗叫苦。但想到只要有戴笠在，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他就把自己后半生的宝，全押在了戴笠的身上。
然而怕什么就有什么。
二
1946年3月的一天，周佛海正独自凭栏，一个军统特务匆忙上楼来，递给他一张《中央日报》，周佛海接过报纸一看，如五雷轰顶，又像三九天掉进了冰窟窿，浑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来。
原来报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于本月17日自青岛飞京途中，遇飞机失事，以身殉职。
周佛海不禁热泪涟涟，为戴笠，更为自己而号啕。悲痛之余，写诗以寄托哀思，其中有“惊心旧友成新鬼，彻耳欢呼变怨声”之句。
在日记中，周佛海写道：“3月中旬忽阅报，谓雨农坠机身死，为之忧虑不止。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堪忧也……”他还在日记中发出“雨农死，我也完了”的哀叹。
果然，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报纸登载了陈璧君、陈公博、褚民谊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的消息。
同年6月上旬，噩耗又一次飞进了白公馆的高墙，《中央日报》上的一条通栏黑体大标题“巨奸陈公博在苏州伏法”，让周佛海看得目瞪口呆。接着，三号大汉奸褚民谊也被枪决了。接下来，法院将怎样对待他这个二号大汉奸呢？周佛海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
果然，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开始拿周佛海开刀了。他决定先榨出周佛海的油水。如需敲诈周佛海，就必须从周妻杨淑慧身上做文章。一天，军统局某负责人来看望周佛海夫妇，满面春风地说：“给周先生和嫂夫人道喜。”周佛海问：“戴罪之身，喜从何来？”那人说：“奉毛局长手谕，嫂夫人可以回上海了。”这个消息的确出乎意料，但杨淑慧认为出去以后可以找些关系救周佛海出狱，于是由重庆返回上海。
谁知杨淑慧一到上海，前脚刚踏进家门，后脚军统特务便登门催交周佛海的财产。杨淑慧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她大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军统特务只得将杨淑慧及其女儿周慧海抓了起来。几天后，军统将周慧海放回家，让她给周佛海写信，劝其与军统合作，拿钱赎命。这一下，周佛海才弄清毛人凤的真正目的是要他的钱，待榨出了钱，再将他移交法院，要他的命。周佛海一着急上火，犯了心脏病。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强撑病体，给毛人凤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的财产并不像坊间传的那么多，他的财产曾经给过戴笠不少，现在“拟将所有财产贡献国家”，希望军统局放了他的老婆与女儿。他又给杨淑慧写信，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看得开一些。杨淑慧接到周佛海的信后，忍痛将几处房产、几辆汽车及一些金条和首饰交了出来。不料，这一来军统更不放人了，认为周佛海大有潜力，继续榨油。这一下彻底激怒了杨淑慧，她将一枚金戒指吞到肚里，疼得满地打滚，要以死抗争。幸亏发现及时，被救了过来。毛人凤怕弄出人命不好交代，只得将杨淑慧和周慧海放了。 军统榨取了周佛海的财产后，决定派专机将周佛海等人押解至南京，移交首都高等法院审判。
1946年9月16日，周佛海等一干人被押回南京，关进宁海路十九号看守所。真正的牢狱生活开始了——周佛海等人被看守登记、搜身，翻查随身携带的行李，吃粗糙难咽的囚饭，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写自白书，每日苦等二十分钟的放风时间。这一切都令周佛海难以忍受。
10月上旬，首都高等法院起诉了周佛海，罪名为“通谋敌国，危害本国”。周佛海对所犯罪行写了答辩，并请来了大律师章士钊为自己辩护。
三
1946年11月2日，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公开审判周佛海。上午9点20分，周佛海在法警的押解下到达法庭，此时人声嘈杂，人头攒动，里里外外挤满了旁听者一万余人。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周佛海犯罪证据并所犯法条如下：
一、背叛中枢，破坏全面抗战（随汪精卫逃离重庆，到香港发表“艳电”）。
二、秘密媾和，共同组织伪国民政府（制定伪府框架，实为总策划人）。
三、总揽经济大权，滥发纸币，扰乱金融秩序（出任伪财政部长，伪中储行总裁，滥发中储券）。
四、总揽军政大权；签订卖国条约，允许日本在蒙疆、华北驻兵，承认伪满洲国，破坏我国领土完整等（签订日支关系新条约）。
最后，检察官陈绳祖说：“总之，被告人各种辩述均属狡辩，希图免予刑罚，然危国殃民罪甚重大，应请依法判决。”
如果按此等罪状判决，确实十恶不赦，随便哪一条都能判周佛海死刑。但被告人周佛海针锋相对，说：“被告应负之责绝不推诿，但不是被告应负之责亦不得不声辩。”这段开场白居然引起了旁听席上的共鸣，有位行政院的女职员甚至说：“理应如此！”
周佛海顿时来了精神，答辩如下：
一、起诉书内载被告“总揽军政、经济大权”，这句话未免太看重被告了。被告不但无总揽之权，连行政权都没有。行政院副院长不过空名，副院长连副署之权都无……军事委员会开会，被告向未出席，请查开会记录。
二、伪上海市市长是掌握大权的，但是，被告出任伪上海市市长是得到中央同意的，戴笠局长来电说中央同意“蒋信”任伪上海市市长，“蔣信”是中央替被告起的化名，有信函可证明。
三、起诉书载被告仰承敌之意旨，供给敌物资。这不是事实。被告五年在京，从未仰承敌人，总是尽量破坏敌人的计略。
四、伪府成立不但没有加强敌方战斗力，反而使敌方碍手碍脚，不能畅所欲为。所以，日本人都称被告为抗日分子。所以戴故局长曾两次致电程克祥，叫被告小心，此可调查。
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央有对敌联络必要，而被告曾为国家对敌联络。被告五年之间表面为伪而实在全为中央，而被告今日之得罪在通谋敌国、危害本国，而在当时恰为相反，请庭上酌量采信。
六、发行中储券是抵制日本军票。因为，日本军票无限制发行，控制了金融，操纵物价，所以发行中储券，而且中储券发行有准备金黄金十六吨、美金三百万元、白银三万两，这才制止了日本军票的使用，这是不得已的办法。
周佛海接着辩称，他为协助抗战有六大功劳：一、设置秘密电台；二、探送情报，指示美方飞机炸日本仓库、军营；三、布置军事准备反攻，把伪军布防到东南沿海，策应美军登陆；四、接济营救中央工作人员，如上海市特派员马元放、吴开先、李明扬、蒋伯诚，还有军统一批人都是我亲自保释出狱的；五、诛处奸伪，按戴笠指示设计杀死李士群；六、保卫大上海，抗战胜利后以总司令的身份维护治安，配合国军接收。
接着，周佛海请的大律师章士钊站起来为周佛海进行辩护。他与周佛海的岳父既是老乡又是发小。章士钊在辩护中着重指出周佛海与军统之间早就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既而证明周佛海与蒋介石之间的合作关系；被告是主动自首和协助抗战的，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有程克祥、彭寿带回的戴笠亲笔函为证，函上有“已经呈准令其戴罪图功，准予自首”等字样。章士钊指出“事实俱在”，驳斥了军统局不承认周佛海的自首行为是抵赖，从而要求法庭减轻周佛海的汉奸罪行，予以宽大处理。
审判完毕，周佛海十分满意。他原以为旁听席上会有人骂他是大汉奸，谁知旁听席上鸦雀无声。而且，当时的报纸舆论普遍认为周佛海绝不会像陈公博、褚民谊一样，被处以极刑。
周佛海也自信蒋介石不会对他绝情，为什么呢？原来1945年1月，周佛海一直与戴笠有秘密往来，但周佛海担心被戴笠利用，想了解蒋介石对他投汪的真实态度，即到底能不能原谅自己，所以亲自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话：“职离渝经过，布雷知之最详，一切想以面呈钧座。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怼焉如捣，凡奉钧谕，辙竭驽骀。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职以戴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钧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
当时国民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吴绍澍在上海被日伪逮捕，后经周佛海保出返回重庆，周佛海的这封信就是托吴绍澍带给蒋介石的。吴绍澍告诉周佛海，委座看到最后几句，竟然流泪了。因此，周佛海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他认为蒋介石不会对他斩尽杀绝，一定会出手相救。周佛海抱着这种心情，终于等来了11月7日这个重要的日子——决定他生死命运的关键日子。
11月7日下午，首都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对周佛海汉奸案进行宣判。审判长宣布：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周佛海本来抱有极大希望，听到被判死刑的结果，一时间傻了一般。突然，他嘴角露出一丝惨笑，继而爆发出一阵狂笑，他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嚷：“我不服，我要上诉！”
四
为什么审判结果是这样的呢？原来，蒋介石得知法庭辩论的详情之后，大发雷霆，骂道：“周佛海可耻，十恶不赦；章士钊可恨，巧言佞色！” 此时，小道消息满天飞，舆论普遍认为周佛海的死刑执行在即。杨淑慧向最高法院进行上诉，要求复判，同时她也到处托人，找关系，走后门。她找到国民党党政军要人陈布雷、洪兰友、陈芷汀、吴鼎昌、谢冠生等人，希望他们向蒋介石说情，改判周佛海的死刑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这时候，案件又出现了转机。
一天，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马晓军的老婆忽然告诉杨淑慧，她认识蒋介石之外宠吴小姐，她已代求吴小姐向蒋介石请求为周佛海减刑，吴小姐已答应，但须先交二十根金条，并写两件呈文，由杨淑慧署名，一件交国民政府文官处，一件交军统局转呈蒋介石，然后静候佳音。杨淑慧病急乱投医，立即想办法筹钱、写呈文。
数日后，马妻兴冲冲地来见杨淑慧说：“事情全办妥了，蒋主席已将呈文批复交最高法院院长予以减刑。如果希望特赦，需要另写呈文，不过……”她卖了个关子。
“不过什么？快说啊！”杨淑慧急不可耐。
马妻说：“对方还要再加十根金条，将来如财产发还，要由吴小姐支配，先交一半数。”
杨淑慧急赴上海，拿出多年私藏的细软，并将女儿的首饰卖出。还向亲友告贷，凑成三十根金条，赶回南京；又写一要求特赦的呈文，交给马晓军，并预付金条十五根。
马晓军夫妇后来告诉杨淑慧：“呈文已交蒋纬国送京面呈。”
杨淑慧不解：“何得以托到二太子处？”
马晓军诡谲地一笑：“纬国与其妻石静宜的结合，就是吴小姐做的大媒；而且吴小姐的爱女就与纬国夫妇共住一处。不过嘛……必另送二太子金条十根。”
杨淑慧狠狠心，又拿出十根金条交给马晓军。
12月28日，马晓军告诉杨淑慧：“吴小姐从上海打来电话，说周兄的大赦令十几天后便发表，并要我转告嫂夫人，为周兄安排住处。”
杨淑慧焦急地说：“西流湾和上海路两处房子都被法院查封了，我现在寄住在熟人家里，这两天我就去租房子。”
马晓军摆摆手说：“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周兄大赦明令发表，法院还不得将西流湾的故宅发还你们？”
杨淑慧将此消息告诉周佛海后，周佛海大喜，竟一夜未眠。
1947年元旦，周佛海兴奋至极，他在日记中写道：“有人来谓今日已颁大赦令，我辈在减刑之列，群情欣然。”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
那一天，杨淑慧去探监，周佛海拿到报纸后迫不及待地从头看到尾，字里行间竟没有大赦的字样，“希望数月，一旦冷水浇头也”。周佛海捶胸顿足，杨淑慧也懊恼万分，嚷着要找马晓军算账。
不料，马晓军竟亲赴老虎桥监狱安慰周佛海，说：“周兄，原来说元旦要特赦，吴小姐特来电话，要我转告你，元旦来不及了，因为必须交司法院呈请，来往需十余日。请嫂夫人借一步说话。”
杨淑慧暗暗叫苦，只得出来。马晓军一脸贪婪，伸出四个指头对杨淑慧说：“黄鱼还要四根。”
杨淑慧说：“马先生，你行行好，我实在拿不出来了……”
马晓军说：“谁不知周先生有银子？他当过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与财政部长呢。我们公平交易，拿钱换命，晚了我可不负责任。”他还说：“我可没得一个铜子儿，这是打发文官处承办各员的。”
杨淑慧无奈，交出了四根金条。此时，她身上只剩下最后一根金条了。
1947年1月8日，马晓军告诉杨淑慧：“公文已于6日送达司法院，周兄出来后，我当上门贺之。”
1月20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公布：被告人周佛海……原判决核准。
周佛海呆若木鸡。杨淑慧暴跳如雷，打上马晓军家，大声骂道：“瞎了你的狗眼，竟然骗到老娘头上，事已至此，我们去国民政府大门口说理去！”
马晓军哭丧着脸说：“您先别动怒，小点声音。这一切都是军统局局长毛人凤的老婆指使的。”
杨淑慧拤着腰说：“怪不得说我们是汉奸，你去告诉毛人凤那个王八蛋，若不把老娘的金条交回来，我拼死闹将出来，来个鱼死网破！”
毛人凤害怕事情闹大，让他老婆托人转告杨淑慧“不必声张”，说让上海方面退回二十根金条，南京再退回九根金条。但是最后上海方面仅退回十六根金条，南京马晓军只退回一根金条。周佛海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敲诈经过，心疼不已。
毛人凤又岂能吃这个哑巴亏。
3月上旬，一个穿长衫的人上门找到杨淑慧，故意露出腰间的一把手枪，说：“我是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派来的特派员，毛泽东、周恩来先生要救周佛海，派我前來主持，你给陆定一先生写封信，表示配合就行了，劫狱的事情我们来办，保证把周先生救出来！你先去监狱和周先生通个气，让他做好准备。”
杨淑慧高兴极了，跑到监狱，悄悄将此事告知周佛海。
周佛海说：“劫狱？荒唐！共产党会这么幼稚？八成是军统冒充的，再给我安上个‘通共’罪名，那死得就更快了，你千万别再和这个人见面。”
“那怎么办啊？他明天还要上门要回信呢！”杨淑慧惊慌失措。
周佛海想了想，说：“这样，你去找陈立夫先生，问他怎么办。”
杨淑慧直接去了常府街陈宅，将这件事告诉陈立夫，陈立夫也认为这件事可能是军统的人干的，并表示会马上电告其兄陈果夫，让陈果夫将此事告知毛人凤，让他派两个人去杨淑慧家等着抓共产党的劫狱人员，看毛人凤咋办！
果然，所谓“共产党营救周佛海之事”无声无息了。
五
陈立夫、陈果夫在最高法院判周佛海死刑后，联名给蒋介石呈文，要求予以减刑。但蒋介石无动于衷。
看来大汉奸周佛海是板上钉钉，必死无疑了，但奇怪的是，他后来并没有被执行死刑——他得到了蒋介石的特赦，死里逃生。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周佛海手里还捏着一张王牌中的王牌。他在法庭上供认：曾得到最高领袖的首肯，同意他反正来归。但因周佛海始终没有出示证据，法庭也未予采信。到了图穷匕见时，周佛海下定决心，告诉杨淑慧：“把烫手的东西拿出来，去梅园新村找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反正是个死，我不好受谁都别想好受！” 杨淑慧果然拿着东西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又还给了杨淑慧，说：“蒋先生的为人我们都知道，他要说是你伪造的，那就弄巧成拙了。人家担心这个东西在你手上，你应该把人家的担心还给人家，人家放心，你也就放心了。”
果然，杨淑慧找到陈布雷，在陈的带领下，去了蒋介石官邸，跪在门前高举双手，只是哭，却什么也不说。蒋介石下楼，看到杨淑慧手上的东西，一言不发便拿走了。
1947年2月2日，蒋介石令秘书拍发电报致司法行政部：“关于汉奸周佛海判处死刑一案，查该犯早经自首，虽未明令允准，唯在民国三十四年6月19日戴故局长笠呈请前来时，曾令其奉谕转告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将蒋介石的电报转达首都高等法院院长与首席检察官，嘱其核办，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官不敢怠慢，决定予以减刑。
3月27日，国民政府明令给周佛海减刑，改判无期徒刑。
周佛海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就保住了一条性命，说不定就能活着出狱了，没想到周佛海没过一年就死了。是被害死的吗？还真不是。
周佛海由首都高等法院审判定为极刑到最高法院复审为极刑，再到国民政府明令减刑的这段日子里，因心脏承受不住，旧病复发，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原来，周佛海有两大爱好：女人和美酒。周佛海生性风流，情人明的暗的一大堆，他自己也在日记中承认“好拈花惹草”。
长期的纵欲与酗酒，掏空了周佛海的身体，也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周佛海曾专门赴日本治疗，在日本期间又与一名护士发生关系，护士还为他生了个女儿。
周佛海在被押赴南京期间，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度过，受到极度惊吓。虽然蒋介石后来没有杀他，保住了他的一条命，但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没有放过他。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之中，终年五十一岁。
周佛海死得极为凄惨——死前二十八天已不能躺着睡觉，因为他当时心脏病很严重，并引发多种并发症，形销骨立，不能卧床，每天只能倚在枕头上喘息。周佛海不停地惨呼号叫，据说弄得整个监狱的人都受不了，一直号叫了二十八天才死去，人们说“这是天谴”。
周佛海死后，尸体停放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杨淑慧用一口贵重的楠木棺材为其装殓。
1948年清明节，杨淑慧带着儿子周幼海等亲属和几名周佛海过去的贴身副官，将周佛海的棺木运到位于南京汤山的永安公墓，在半山腰的一塊空地方找了一个穴位，将周佛海草草埋葬。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名人传记》2016年第9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立即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行动总司令，负责上海和京沪沿线的治安。为蒋介石“看家护院”，严防新四军进入沦陷区，守住大上海。然而，等到9月7日汤恩伯的部队从桂柳空运到上海后，就没人再理睬周佛海了，他顿感失落。
这时戴笠突然登门拜访，请周佛海去重庆向蒋介石请罪，争取宽大处理。
周佛海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他深知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因此，他不敢轻易答应戴笠去重庆。
戴笠老奸巨猾，只用了一招，周佛海就答应了。哪一招呢？打兄弟牌。原来戴笠与周佛海都是1897年5月底出生的，戴笠比周佛海早生一天，为兄。周佛海与戴笠早年家境都不好，都是父亲死得早，母亲吃尽苦头把孩子带大，因此他俩都是孝子。
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日之后，戴笠将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扣为人质，软禁在贵州息烽监狱之中，以此要挟周佛海为军统效力。
1945年6月25日，周佛海的母親在贵阳医院病逝，戴笠亲自料理后事，披麻戴孝，充当孝子，还特意拍了几张跪在周母墓前哀哀欲绝的照片。
戴笠把照片拿给周佛海看后，周佛海的心理防线垮了，流着泪说：“今生以雨农为兄，万幸矣！兄弟今后一切听你的！”
戴笠拍着胸脯说：“为兄亲自送弟去重庆，保证万无一失。”
在戴笠的“护送”下，1945年9月30日清晨，周佛海与汪伪政府要员罗君强、丁默邨等五人，在上海引翔港机场登上飞机，飞往山城重庆，向蒋介石“投案自首”，当面谢罪。
当飞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后，戴笠告诉周佛海：“委座去西昌了，过几天才能回来，你安心等几天吧。如果寂寞，过两天我把嫂夫人接过来。”
戴笠没有食言。几天后，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携儿子周幼海于10月4日乘专机来到重庆，与周同住进歌乐山松林坡的白公馆，此处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一处私宅，别号“香山别墅”。周佛海一家团圆，倒也其乐融融。
后来，戴笠又以种种理由推托，称“委员长日理万机，无法相见”，后来干脆不再来见周佛海了。
周佛海虽然没能见到蒋介石当面谢罪，但因此时全国舆论都要求惩办汉奸，自己能在重庆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也算是一件幸事。在戴笠的安排下，周佛海等人在别墅中被待如上宾，每顿饭六菜一汤，平日优哉游哉。周佛海每天躺在床上读佛经、看《资治通鉴》等闲书解闷，其妻杨淑慧与丁默邨等人成天打麻将，噼里啪啦搓得山响。
杨淑慧输了钱就不高兴，有时候周佛海也过去帮忙，别看他不精于此道，胡吃乱碰，倒也能险中取胜。他在日记中感慨：“深感八圈牌中表示人之一生，人之一生，得失沉浮，悲欢离合，均受命运的支配。予常以打麻将譬之，麻将之胜负，固决于技术巧拙，精神之强弱，但根本必系于手气。所谓手气即命运也。故有初学者常战胜，手气也；有先胜后负者，有先负后胜者，亦手气也。”
某天，杨淑慧提出在重庆住烦了，要回上海，军统特务当即予以阻止。周佛海恍然大悟，自己的妻与子已成为人质，不禁暗暗叫苦。但想到只要有戴笠在，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他就把自己后半生的宝，全押在了戴笠的身上。
然而怕什么就有什么。
二
1946年3月的一天，周佛海正独自凭栏，一个军统特务匆忙上楼来，递给他一张《中央日报》，周佛海接过报纸一看，如五雷轰顶，又像三九天掉进了冰窟窿，浑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来。
原来报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于本月17日自青岛飞京途中，遇飞机失事，以身殉职。
周佛海不禁热泪涟涟，为戴笠，更为自己而号啕。悲痛之余，写诗以寄托哀思，其中有“惊心旧友成新鬼，彻耳欢呼变怨声”之句。
在日记中，周佛海写道：“3月中旬忽阅报，谓雨农坠机身死，为之忧虑不止。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堪忧也……”他还在日记中发出“雨农死，我也完了”的哀叹。
果然，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报纸登载了陈璧君、陈公博、褚民谊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的消息。
同年6月上旬，噩耗又一次飞进了白公馆的高墙，《中央日报》上的一条通栏黑体大标题“巨奸陈公博在苏州伏法”，让周佛海看得目瞪口呆。接着，三号大汉奸褚民谊也被枪决了。接下来，法院将怎样对待他这个二号大汉奸呢？周佛海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
果然，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开始拿周佛海开刀了。他决定先榨出周佛海的油水。如需敲诈周佛海，就必须从周妻杨淑慧身上做文章。一天，军统局某负责人来看望周佛海夫妇，满面春风地说：“给周先生和嫂夫人道喜。”周佛海问：“戴罪之身，喜从何来？”那人说：“奉毛局长手谕，嫂夫人可以回上海了。”这个消息的确出乎意料，但杨淑慧认为出去以后可以找些关系救周佛海出狱，于是由重庆返回上海。
谁知杨淑慧一到上海，前脚刚踏进家门，后脚军统特务便登门催交周佛海的财产。杨淑慧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她大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军统特务只得将杨淑慧及其女儿周慧海抓了起来。几天后，军统将周慧海放回家，让她给周佛海写信，劝其与军统合作，拿钱赎命。这一下，周佛海才弄清毛人凤的真正目的是要他的钱，待榨出了钱，再将他移交法院，要他的命。周佛海一着急上火，犯了心脏病。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强撑病体，给毛人凤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的财产并不像坊间传的那么多，他的财产曾经给过戴笠不少，现在“拟将所有财产贡献国家”，希望军统局放了他的老婆与女儿。他又给杨淑慧写信，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看得开一些。杨淑慧接到周佛海的信后，忍痛将几处房产、几辆汽车及一些金条和首饰交了出来。不料，这一来军统更不放人了，认为周佛海大有潜力，继续榨油。这一下彻底激怒了杨淑慧，她将一枚金戒指吞到肚里，疼得满地打滚，要以死抗争。幸亏发现及时，被救了过来。毛人凤怕弄出人命不好交代，只得将杨淑慧和周慧海放了。 军统榨取了周佛海的财产后，决定派专机将周佛海等人押解至南京，移交首都高等法院审判。
1946年9月16日，周佛海等一干人被押回南京，关进宁海路十九号看守所。真正的牢狱生活开始了——周佛海等人被看守登记、搜身，翻查随身携带的行李，吃粗糙难咽的囚饭，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写自白书，每日苦等二十分钟的放风时间。这一切都令周佛海难以忍受。
10月上旬，首都高等法院起诉了周佛海，罪名为“通谋敌国，危害本国”。周佛海对所犯罪行写了答辩，并请来了大律师章士钊为自己辩护。
三
1946年11月2日，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公开审判周佛海。上午9点20分，周佛海在法警的押解下到达法庭，此时人声嘈杂，人头攒动，里里外外挤满了旁听者一万余人。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周佛海犯罪证据并所犯法条如下：
一、背叛中枢，破坏全面抗战（随汪精卫逃离重庆，到香港发表“艳电”）。
二、秘密媾和，共同组织伪国民政府（制定伪府框架，实为总策划人）。
三、总揽经济大权，滥发纸币，扰乱金融秩序（出任伪财政部长，伪中储行总裁，滥发中储券）。
四、总揽军政大权；签订卖国条约，允许日本在蒙疆、华北驻兵，承认伪满洲国，破坏我国领土完整等（签订日支关系新条约）。
最后，检察官陈绳祖说：“总之，被告人各种辩述均属狡辩，希图免予刑罚，然危国殃民罪甚重大，应请依法判决。”
如果按此等罪状判决，确实十恶不赦，随便哪一条都能判周佛海死刑。但被告人周佛海针锋相对，说：“被告应负之责绝不推诿，但不是被告应负之责亦不得不声辩。”这段开场白居然引起了旁听席上的共鸣，有位行政院的女职员甚至说：“理应如此！”
周佛海顿时来了精神，答辩如下：
一、起诉书内载被告“总揽军政、经济大权”，这句话未免太看重被告了。被告不但无总揽之权，连行政权都没有。行政院副院长不过空名，副院长连副署之权都无……军事委员会开会，被告向未出席，请查开会记录。
二、伪上海市市长是掌握大权的，但是，被告出任伪上海市市长是得到中央同意的，戴笠局长来电说中央同意“蒋信”任伪上海市市长，“蔣信”是中央替被告起的化名，有信函可证明。
三、起诉书载被告仰承敌之意旨，供给敌物资。这不是事实。被告五年在京，从未仰承敌人，总是尽量破坏敌人的计略。
四、伪府成立不但没有加强敌方战斗力，反而使敌方碍手碍脚，不能畅所欲为。所以，日本人都称被告为抗日分子。所以戴故局长曾两次致电程克祥，叫被告小心，此可调查。
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央有对敌联络必要，而被告曾为国家对敌联络。被告五年之间表面为伪而实在全为中央，而被告今日之得罪在通谋敌国、危害本国，而在当时恰为相反，请庭上酌量采信。
六、发行中储券是抵制日本军票。因为，日本军票无限制发行，控制了金融，操纵物价，所以发行中储券，而且中储券发行有准备金黄金十六吨、美金三百万元、白银三万两，这才制止了日本军票的使用，这是不得已的办法。
周佛海接着辩称，他为协助抗战有六大功劳：一、设置秘密电台；二、探送情报，指示美方飞机炸日本仓库、军营；三、布置军事准备反攻，把伪军布防到东南沿海，策应美军登陆；四、接济营救中央工作人员，如上海市特派员马元放、吴开先、李明扬、蒋伯诚，还有军统一批人都是我亲自保释出狱的；五、诛处奸伪，按戴笠指示设计杀死李士群；六、保卫大上海，抗战胜利后以总司令的身份维护治安，配合国军接收。
接着，周佛海请的大律师章士钊站起来为周佛海进行辩护。他与周佛海的岳父既是老乡又是发小。章士钊在辩护中着重指出周佛海与军统之间早就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既而证明周佛海与蒋介石之间的合作关系；被告是主动自首和协助抗战的，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有程克祥、彭寿带回的戴笠亲笔函为证，函上有“已经呈准令其戴罪图功，准予自首”等字样。章士钊指出“事实俱在”，驳斥了军统局不承认周佛海的自首行为是抵赖，从而要求法庭减轻周佛海的汉奸罪行，予以宽大处理。
审判完毕，周佛海十分满意。他原以为旁听席上会有人骂他是大汉奸，谁知旁听席上鸦雀无声。而且，当时的报纸舆论普遍认为周佛海绝不会像陈公博、褚民谊一样，被处以极刑。
周佛海也自信蒋介石不会对他绝情，为什么呢？原来1945年1月，周佛海一直与戴笠有秘密往来，但周佛海担心被戴笠利用，想了解蒋介石对他投汪的真实态度，即到底能不能原谅自己，所以亲自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话：“职离渝经过，布雷知之最详，一切想以面呈钧座。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怼焉如捣，凡奉钧谕，辙竭驽骀。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职以戴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钧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
当时国民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吴绍澍在上海被日伪逮捕，后经周佛海保出返回重庆，周佛海的这封信就是托吴绍澍带给蒋介石的。吴绍澍告诉周佛海，委座看到最后几句，竟然流泪了。因此，周佛海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他认为蒋介石不会对他斩尽杀绝，一定会出手相救。周佛海抱着这种心情，终于等来了11月7日这个重要的日子——决定他生死命运的关键日子。
11月7日下午，首都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对周佛海汉奸案进行宣判。审判长宣布：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周佛海本来抱有极大希望，听到被判死刑的结果，一时间傻了一般。突然，他嘴角露出一丝惨笑，继而爆发出一阵狂笑，他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嚷：“我不服，我要上诉！”
四
为什么审判结果是这样的呢？原来，蒋介石得知法庭辩论的详情之后，大发雷霆，骂道：“周佛海可耻，十恶不赦；章士钊可恨，巧言佞色！” 此时，小道消息满天飞，舆论普遍认为周佛海的死刑执行在即。杨淑慧向最高法院进行上诉，要求复判，同时她也到处托人，找关系，走后门。她找到国民党党政军要人陈布雷、洪兰友、陈芷汀、吴鼎昌、谢冠生等人，希望他们向蒋介石说情，改判周佛海的死刑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这时候，案件又出现了转机。
一天，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马晓军的老婆忽然告诉杨淑慧，她认识蒋介石之外宠吴小姐，她已代求吴小姐向蒋介石请求为周佛海减刑，吴小姐已答应，但须先交二十根金条，并写两件呈文，由杨淑慧署名，一件交国民政府文官处，一件交军统局转呈蒋介石，然后静候佳音。杨淑慧病急乱投医，立即想办法筹钱、写呈文。
数日后，马妻兴冲冲地来见杨淑慧说：“事情全办妥了，蒋主席已将呈文批复交最高法院院长予以减刑。如果希望特赦，需要另写呈文，不过……”她卖了个关子。
“不过什么？快说啊！”杨淑慧急不可耐。
马妻说：“对方还要再加十根金条，将来如财产发还，要由吴小姐支配，先交一半数。”
杨淑慧急赴上海，拿出多年私藏的细软，并将女儿的首饰卖出。还向亲友告贷，凑成三十根金条，赶回南京；又写一要求特赦的呈文，交给马晓军，并预付金条十五根。
马晓军夫妇后来告诉杨淑慧：“呈文已交蒋纬国送京面呈。”
杨淑慧不解：“何得以托到二太子处？”
马晓军诡谲地一笑：“纬国与其妻石静宜的结合，就是吴小姐做的大媒；而且吴小姐的爱女就与纬国夫妇共住一处。不过嘛……必另送二太子金条十根。”
杨淑慧狠狠心，又拿出十根金条交给马晓军。
12月28日，马晓军告诉杨淑慧：“吴小姐从上海打来电话，说周兄的大赦令十几天后便发表，并要我转告嫂夫人，为周兄安排住处。”
杨淑慧焦急地说：“西流湾和上海路两处房子都被法院查封了，我现在寄住在熟人家里，这两天我就去租房子。”
马晓军摆摆手说：“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周兄大赦明令发表，法院还不得将西流湾的故宅发还你们？”
杨淑慧将此消息告诉周佛海后，周佛海大喜，竟一夜未眠。
1947年元旦，周佛海兴奋至极，他在日记中写道：“有人来谓今日已颁大赦令，我辈在减刑之列，群情欣然。”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
那一天，杨淑慧去探监，周佛海拿到报纸后迫不及待地从头看到尾，字里行间竟没有大赦的字样，“希望数月，一旦冷水浇头也”。周佛海捶胸顿足，杨淑慧也懊恼万分，嚷着要找马晓军算账。
不料，马晓军竟亲赴老虎桥监狱安慰周佛海，说：“周兄，原来说元旦要特赦，吴小姐特来电话，要我转告你，元旦来不及了，因为必须交司法院呈请，来往需十余日。请嫂夫人借一步说话。”
杨淑慧暗暗叫苦，只得出来。马晓军一脸贪婪，伸出四个指头对杨淑慧说：“黄鱼还要四根。”
杨淑慧说：“马先生，你行行好，我实在拿不出来了……”
马晓军说：“谁不知周先生有银子？他当过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与财政部长呢。我们公平交易，拿钱换命，晚了我可不负责任。”他还说：“我可没得一个铜子儿，这是打发文官处承办各员的。”
杨淑慧无奈，交出了四根金条。此时，她身上只剩下最后一根金条了。
1947年1月8日，马晓军告诉杨淑慧：“公文已于6日送达司法院，周兄出来后，我当上门贺之。”
1月20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公布：被告人周佛海……原判决核准。
周佛海呆若木鸡。杨淑慧暴跳如雷，打上马晓军家，大声骂道：“瞎了你的狗眼，竟然骗到老娘头上，事已至此，我们去国民政府大门口说理去！”
马晓军哭丧着脸说：“您先别动怒，小点声音。这一切都是军统局局长毛人凤的老婆指使的。”
杨淑慧拤着腰说：“怪不得说我们是汉奸，你去告诉毛人凤那个王八蛋，若不把老娘的金条交回来，我拼死闹将出来，来个鱼死网破！”
毛人凤害怕事情闹大，让他老婆托人转告杨淑慧“不必声张”，说让上海方面退回二十根金条，南京再退回九根金条。但是最后上海方面仅退回十六根金条，南京马晓军只退回一根金条。周佛海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敲诈经过，心疼不已。
毛人凤又岂能吃这个哑巴亏。
3月上旬，一个穿长衫的人上门找到杨淑慧，故意露出腰间的一把手枪，说：“我是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派来的特派员，毛泽东、周恩来先生要救周佛海，派我前來主持，你给陆定一先生写封信，表示配合就行了，劫狱的事情我们来办，保证把周先生救出来！你先去监狱和周先生通个气，让他做好准备。”
杨淑慧高兴极了，跑到监狱，悄悄将此事告知周佛海。
周佛海说：“劫狱？荒唐！共产党会这么幼稚？八成是军统冒充的，再给我安上个‘通共’罪名，那死得就更快了，你千万别再和这个人见面。”
“那怎么办啊？他明天还要上门要回信呢！”杨淑慧惊慌失措。
周佛海想了想，说：“这样，你去找陈立夫先生，问他怎么办。”
杨淑慧直接去了常府街陈宅，将这件事告诉陈立夫，陈立夫也认为这件事可能是军统的人干的，并表示会马上电告其兄陈果夫，让陈果夫将此事告知毛人凤，让他派两个人去杨淑慧家等着抓共产党的劫狱人员，看毛人凤咋办！
果然，所谓“共产党营救周佛海之事”无声无息了。
五
陈立夫、陈果夫在最高法院判周佛海死刑后，联名给蒋介石呈文，要求予以减刑。但蒋介石无动于衷。
看来大汉奸周佛海是板上钉钉，必死无疑了，但奇怪的是，他后来并没有被执行死刑——他得到了蒋介石的特赦，死里逃生。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周佛海手里还捏着一张王牌中的王牌。他在法庭上供认：曾得到最高领袖的首肯，同意他反正来归。但因周佛海始终没有出示证据，法庭也未予采信。到了图穷匕见时，周佛海下定决心，告诉杨淑慧：“把烫手的东西拿出来，去梅园新村找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反正是个死，我不好受谁都别想好受！” 杨淑慧果然拿着东西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又还给了杨淑慧，说：“蒋先生的为人我们都知道，他要说是你伪造的，那就弄巧成拙了。人家担心这个东西在你手上，你应该把人家的担心还给人家，人家放心，你也就放心了。”
果然，杨淑慧找到陈布雷，在陈的带领下，去了蒋介石官邸，跪在门前高举双手，只是哭，却什么也不说。蒋介石下楼，看到杨淑慧手上的东西，一言不发便拿走了。
1947年2月2日，蒋介石令秘书拍发电报致司法行政部：“关于汉奸周佛海判处死刑一案，查该犯早经自首，虽未明令允准，唯在民国三十四年6月19日戴故局长笠呈请前来时，曾令其奉谕转告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将蒋介石的电报转达首都高等法院院长与首席检察官，嘱其核办，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官不敢怠慢，决定予以减刑。
3月27日，国民政府明令给周佛海减刑，改判无期徒刑。
周佛海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就保住了一条性命，说不定就能活着出狱了，没想到周佛海没过一年就死了。是被害死的吗？还真不是。
周佛海由首都高等法院审判定为极刑到最高法院复审为极刑，再到国民政府明令减刑的这段日子里，因心脏承受不住，旧病复发，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原来，周佛海有两大爱好：女人和美酒。周佛海生性风流，情人明的暗的一大堆，他自己也在日记中承认“好拈花惹草”。
长期的纵欲与酗酒，掏空了周佛海的身体，也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周佛海曾专门赴日本治疗，在日本期间又与一名护士发生关系，护士还为他生了个女儿。
周佛海在被押赴南京期间，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度过，受到极度惊吓。虽然蒋介石后来没有杀他，保住了他的一条命，但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没有放过他。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之中，终年五十一岁。
周佛海死得极为凄惨——死前二十八天已不能躺着睡觉，因为他当时心脏病很严重，并引发多种并发症，形销骨立，不能卧床，每天只能倚在枕头上喘息。周佛海不停地惨呼号叫，据说弄得整个监狱的人都受不了，一直号叫了二十八天才死去，人们说“这是天谴”。
周佛海死后，尸体停放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杨淑慧用一口贵重的楠木棺材为其装殓。
1948年清明节，杨淑慧带着儿子周幼海等亲属和几名周佛海过去的贴身副官，将周佛海的棺木运到位于南京汤山的永安公墓，在半山腰的一塊空地方找了一个穴位，将周佛海草草埋葬。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名人传记》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