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尼茨勒《陌生的女人》中的“谜样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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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施尼茨勒在作品当中塑造了笼罩在神秘面纱之下的“谜样女子”。这类女性形象被定义为造成男性形象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她们“蛇蝎美人”的特质变成了诱惑、堕落与腐化的符号。《陌生的女人》中的卡塔琳娜正是施尼茨勒笔下这类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阿图尔·施尼茨勒 “谜样女子” 女性形象
  引言
  阿图尔·施尼茨勒于1907年出版了名为《谜样女子》的小说集,其中包括《莱泽伯格男爵的命运》《预言》《陌生的女人》《安德烈亚斯·塔默耶尔的遗书》五部作品。“谜样女子”作为女性形象的分类并不是特指这部小说集中的女性形象。反而言之,这部小说集中的女性形象也并非全部属于这一范畴。施尼茨勒把这类女性形象界定为“充满神秘感,就如同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造物”。她们是非常具有诱惑力与吸引力的女性,她们妖孽般的魔幻气质可以让男人神魂颠倒、不可自已。而男人在对她们着魔之后,一举一动都会被她们所操控。这样一来,男人就会陷入道德沦丧的境地,生活充满迷茫与混乱,他们的最终下场也只能是陷入“致命的”不幸。
  一 《陌生的女人》故事梗概
  施尼茨勒的小说《陌生的女人》早在1902年初次发表之时,最初便是以《谜样女子》作为标题。文中的女主人公充分体现了“谜样女子”这类女性形象的令男性陷入不幸的超常能力。
  小说中男主人公阿尔贝特与新婚妻子卡塔琳娜一起去因斯布鲁克度蜜月。一天早上醒来时他发现妻子留下一封信后,不辞而别。对此他毫不吃惊,虽然结婚只有短短两周,但他很早便意识到这段婚姻注定会走向悲剧。接着阿尔贝特开始回忆他与卡塔琳娜的初识、不顾一切劝阻的疯狂追求、直至步入婚姻的过程。随后他决定不再去找寻妻子而是拿上手枪准备到郊外了结自己的生命。在去郊外的路上他突然发现了他妻子的踪迹,并秘密跟随她到了一处宫廷教堂。在那里他发现卡塔琳娜长时间地驻足在特奥德里希的铜像前,并亲吻了铜像的脚部。被这一幕深深打动的情况下,他用剩下的财产为妻子购买了一座特奥德里希的铜像,然后便举枪自杀了。而卡塔琳娜在离开教堂之后与陌生男子发生了关系,并且怀了他的孩子。
  二 “谜样女子”
  小说开头卡塔琳娜留书告知阿尔贝特自己离去的消息。这本来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但是她信里的语气却显得那么理所当然,甚至又流露着几分戏谑:“亲爱的朋友,我起的比你早一些……”。这种自然而又戏谑的讲述一件严肃事情的态度也给卡塔琳娜的登场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施尼茨勒所处时代,把女性这种让人捉摸不定、无法辨清的特点视作对男性的一种威胁,这在男性当中是非常典型而又普遍的心理。
  在结婚之前阿尔贝特就从他的一个朋友那里获知了一些关于卡塔琳娜的细节。那时候他就知道他的这位未来妻子拥有超凡的特异能力,她在梦境中预言了著名风琴演奏家巴纳蒂会遭遇不幸,之后果然得到应验。这件事情的影响使她开始出现抑郁症的某些症状。从这一刻开始卡塔琳娜后来做的所有事情在阿尔贝特看来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他越来越狂热地被她冷漠的吸引力所俘虏:“她的行为愈加不可思议,他对她的眷恋便愈加迫切。”但是,女性的这种神秘感给男性带来的不仅仅是新鲜与刺激,还有男性控制力的丧失。随着生活的延续,“阿尔贝特感到他在她的眼里无足轻重,充其量不过是她在社交场合与她握手的许多男人中的一个。他没有力量去改变她那种扑朔迷离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男性对女性掌控力丧失的失落感使阿尔贝特开始麻木,开始放弃生活中一些必不可少的东西。他甚至认为:“他面临的是短暂而又无法把握的幸福。一旦卡塔琳娜离他而去,那么随之发生的一切对他来说将失去全部意义”。正是这种面对卡塔琳娜的挫败感使他最终选择了走向自杀的悲剧道路。
  三 男性人物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
  卡特琳娜一开始便被塑造成了一个把婚姻当儿戏,拒绝应尽责任与义务的女人,阿尔贝特则是对妻子的行为忍气吞声、唯唯诺诺的丈夫。此外,從文中描述可以看出阿尔贝特本人并无过人之处,他只是“凭借他家的声望和在某部担任助理秘书的职务”而得以进入卡塔琳娜的社交圈子。这无形当中令人产生一种印象,那就是似乎他这位未来妻子出身于更高的社会阶层。这种身份设置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男尊女卑的传统限制,却也同时打破了男性的优越感与安全感。而这一点在之后阿尔贝特追求卡特琳娜时的内心自我评价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然而,他又觉得,假如他想得到卡塔琳娜,那么肯定会有一个像卡塔琳娜一样的神秘人物,从另外一个世界降临到他的身边,她可以要求他为这种受之有愧的幸福付出高昂的代价。”女性成了高高在上的主导者,而男性则低声下气成了被施舍、被怜悯的对象,这也再次客观验证了当时社会男女关系与地位正发生的悄然变化,而这种变化给男性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惊,文学作品当中的这种表达更多流露出了男性强烈的危机意识。
  事实上,《陌生的女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男性自我与认同缺失的生动写照。阿尔贝特的行为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寻找自我的努力,轻生的念头也反复在他的脑海中盘旋。他不想再承担生活的重任,而是自己选择把命运交到了一个女人的手中,任其摆布。自从第一次见到卡特琳娜开始他就陷入了迷失而不再有能力掌握自己的灵魂与思想。他开始对她的欣赏与赞美随着故事的发展逐渐转变成了“一种令人痛苦的恐惧”。阿尔贝特完全清楚自己已经陷入无可救药的自我迷失,没有了卡塔琳娜的陪伴,他宁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去努力重拾自我。当他得知卡塔丽娜离开后,甚至完全没有去寻找她的意愿。他将她生活中无法捉摸的行为完美化,并表示出由衷的赞叹。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他便把继续寻找她的打算看成是降低了她的身份也贬低了自己。他甚至对她离开的原因也不感兴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离他而去,无论是心情,还是梦境,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反正都已经无所谓了。她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什么都不需要知道。”
  阿尔贝特的生活其实就如同虚幻的空中楼阁,一点点风雨都可以让它瞬时坍塌。从表面上看,他随时准备结束生命的想法仅仅是因为卡塔琳娜离开了他。但其实他不过是将她离开这一事件的影响完全夸大。他自身的迷茫与自身定位的缺失才是造成他悲剧下场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他的命运完全是由自己一手造成的。施尼茨勒故意将任意阐释与解读的权利交给读者,但却通过对卡塔琳娜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给读者造成一种假象。阿尔贝特的绝望无助与最终自杀的设定让这一男性角色变成了弱者。读者在同情他悲惨命运的同时很容易忽视阿尔贝特自身内心世界迷乱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似乎理所当然地把原因归结到卡塔琳娜这一女性形象身上。作者“难道不正是折磨人的好奇心一次又一次的瓦解了他的意志吗?”的反问更加深了读者的这一印象。男性最终沦为女性人物形象吸引力与诱惑力牺牲品的想法便在读者的脑中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   四 “蛇蝎美人”的特质
  卡塔琳娜让阿尔贝特陷入无可救药的沉沦这一事实,以及她神秘莫测的行为举止已经使她具备了“蛇蝎美人”的基本特征。除此之外,她结婚之后并没有为婚姻的责任与义务所约束,而是仍然与婚前一样拥有无限的自由:“卡塔琳娜每次谈起自己的未来,根本就不像一个在为今后的道路进行设计的人那样,在她的面前,似乎向来就存在着各种选择的可能,她的行为表明,对她来说没有任何内部的或者外部的约束。”她不但无视婚姻的束缚,而且总是表现出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样子,对自己丈夫的要求也是缺乏激情,没有丝毫兴趣。婚姻在传统道德规范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婚姻中妻子服从丈夫,以丈夫为中心的生活模式更是传统婚姻观念的基本要求。卡塔琳娜这种打破婚姻,打破婚姻中男女角色定位,让丈夫陷入不幸逐渐走向堕落甚至是灭亡道路的做法让她更是深深地被打上了“蛇蝎美人”的烙印。
  情欲是“蛇蝎美人”的标识,这一点在卡塔琳娜这位“谜样女子”身上同样得到了印证。“卡塔琳娜穿着方面非常简朴,但是她那高挑的身材,尤其是她侧耳倾听别人说话时那种独特而高贵的举止,使她显得优雅出众。”正是她这种独特的魅力,使得阿尔贝特如痴如狂。如果说情欲力量在卡塔琳娜与阿尔贝特之间的这种作用仍然属于恋爱关系的正常范畴之内的话,那么卡塔琳娜与其他男子之间的情欲故事则远远超越了这个界限。早在阿尔贝特朋友对卡塔琳娜的描述过程中,就提到了“一幕奇怪的场面”:在卡塔琳娜兄弟的葬礼上,“她啜泣着倒在他兄弟的一个战友的怀抱里,就像他是她的密友或是未婚夫似的,其实,葬礼之前,她还根本不认识此人”。卡塔琳娜这种轻浮的举动无形当中流露出她爱好卖弄风情,运用情欲武器对男人发动攻势的性格特点。而事实上,后来她确实也游走于不同的男人之间,绯闻不断。葬礼一年之后,她便狂热的爱上了风琴演奏家巴纳蒂。在社交圈子里,“她不屑理睬小伙子,相反倒更愿意和一些有地位和有名望的上了年纪的男人们交谈”。她还和从西藏和土耳其斯坦考察归来的鲁明思豪斯伯爵订过婚。可以说她的这些行为已经充分发挥了“蛇蝎美人”具有的情欲力量,但事实上还远非如此。在答应了阿尔贝特的求婚之后,她本应该有所收敛,但是阿尔贝特还是在广场上撞见了她与一个身着丧服的美男子在一起。和他打了个招呼之后,他们便跳上马车匆匆离去。之后阿尔贝特问起这件事情时,她的应答也明显地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寻常。
  如果说小说中对于卡塔琳娜和这些男子的描述还相当隐晦,读者只能去妄自揣测这背后的情欲故事的话,那么故事的结尾却给了明确而有力的证明。阿尔贝特在自杀前倾其所有,购买了一尊和真人一样大小的特奥德里希青铜雕像留给卡塔琳娜作为礼物。卡塔琳娜在看到雕像之后并没有忏悔或者感动,而是匆忙给另外一个男人写了一封信。原来她在甚至不确定这名男子真实姓名的情况下,就和他发生了情欲故事,并且怀上了他的孩子。这一事实让卡塔琳娜被深深地打上了“蛇蝎美人”的标签。
  以卡塔琳娜为代表的“谜样女子”不但用自己的神秘感与令人捉摸不定的举止让男性陷入迷茫,失去自我;更用自己的情欲力量带来腐化与堕落,并最终使男性坠入不幸,成为她的牺牲品。施尼茨勒对“谜样女子”的这种定位深刻反映了当时男性面对新时代的女性日益加深的自我危机意识。从本质上讲,施尼茨勒并没有摆脱父权社会男性中心主义的影响,也没有为女性解放寻找可能的出路。“谜样女子”虽然能够影响男性人物的生活,但是却无法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施尼茨勒对当时主流性观念的附庸,也反应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家创作所必然产生的局限性。
  注: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维也纳现代派的女性观及其现代性研究》(2016-qn-180);郑州大学2014年度青年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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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巖松,郑州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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