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以来，中国企业家群体出了不少事情，很多人可能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或部分股权，比如海航的陈峰，苏宁的张近东，还有力帆的尹明善。
　　正在债务重组的海航可能变成国企，苏宁也因为债务而被迫引入新的投资者，创始人的股权被稀释，远在重庆的尹明善同样引入了来自浙江大佬李书福的外部资本。总之，对这些企业家来说，他们为过去的冒险付出了代价。
　　不过，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债务问题，而是借这个时机，探讨一下整个中国社会对企业家产权和利益的客观看待问题。首先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剩余索取权，它是一个法经济学的概念。
　　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顾名思义就是拿到“最后剩余财产”的权利。简单理解就是，企业的净利润归属于股东，在净利润之前，需要支付供应商货款、管理层和员工工资、债权人利息和税收等各种成本，最后才剩下净利润。因此，股东其实拿到的是一种“剩余”。
　　以上只是一種对“剩余索取权”原始理解，很多推崇私人产权保护的经济学家对这一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们认为，企业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地创造利润，归属于股东。所谓的社会责任，并不是首先要追求的。为什么？因为，股东利益本身即是一种“剩余”，在“剩余”之前，企业已经尽到了社会责任。
　　比如，供应商货款、管理层和员工工资、债权人利息和税收，它们共同的特点都以一种刚性契约的形式存在。它们和股东所拥有的股权财产利益不同，企业必须对其进行刚性支付。在破产清算中，这个优先顺序表现得更加明显，货款、工资、利息和税收等，都必须优先支付。

一个社会必须尊重那些愿意承担最大风险的财富创造者，让社会更加正义，不应该杀富济贫，而是要建立更公正的经济领域的某些制度。

　　实际上，经济学家们强调“剩余”，很大程度是对上世纪7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热潮的一种回应。当时，随着美国企业的不断做大，企业对国家、社会和社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很多人提出，企业既然掌握了太多原本不应该掌握的权力和影响力，就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要对股东以外的人负责。
　　然而，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明确反对。他们认为，企业的唯一责任就是实现利润增长。当利润实现，企业自然尽到了社会责任。企业为员工提供养家的薪酬，为社区提供就业，这便是社会责任。尤其是，很多公共责任、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承担和提供，企业把大量税收交给政府，已间接地履行了责任。
　　相反，由于股东利润的“剩余”性质，意味着股东在企业经营中必须承担最大的经营风险。如果还过度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就会对股东的利益造成伤害，影响资本的投资热情，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升。
　　显然，弗里德曼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尤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国家税收体系的完善，工会和社区力量的强大，利益相关方对股东的博弈能力异常强大，股东们的确在拿到净利润之前承担了很多责任。
　　然而，在一些后发国家则是另外一副光景：国家的税收体系主要针对流转税征收，即日常消费的商品才是征税的重点，这等于对最广大的普通人征税。此外，工薪族所面对的个税边际税率也不低。相反，对资本的征税力度却低得离谱。而且，由于执法的松弛，资本还有在股市收割中小投资者的大好机会。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对“剩余索取权”的看待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然而，弗里德曼的话依然有其意义。一个社会必须尊重那些愿意承担最大风险的财富创造者，让社会更加正义，不应该杀富济贫，而是要建立更公正的经济领域的某些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