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影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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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1月下旬,首次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在上海举行,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帷幕就此悄然拉开。
  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工会干部,妇联干部、街道干部等不同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是由经过培养的专业人士(非干部)开展的社会工作,即专业的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为何物
  
  2003年2月,全国首家社工机构乐群社工服务社在上海成立。在这前后脚,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开张。它是京城为数不多的社会工作机构之一。这里所指的社会工作,当然并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从事的本职工作以外的其他工作。按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王思斌的话就是:它是在利他主义指导下的,用专业的方法帮助人的工作。
  翟雁进入这一行,是从做志愿者开始的。1995年,她加入红枫妇女热线,利用业余时间对妇女进行辅导咨询、心理服务等工作,从此开始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2000年,她辞掉了本职工作——小儿内科医生,在妇女热线做全职工作人员。除了接热线,还到社区办讲座,参与管理等等。2001年,她接受了香港社会工作者团体培训,第一次听到了社会工作这个名词,第一次领会到了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观以及信奉的宗旨:“社会工作者信奉用生命影响生命。社会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工具。医生服务患者,可以借助药物与手术刀,律师替人打官司,可以借助于法律,而社会工作者的工具就是自身,工作方法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当然,这个影响是相互的,助人自助……”
  这之后,她来到香港大学社工系专门进修社会工作专业,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2003年,她与另外两位同仁做了一个决定:从热线走出来,成立专门的社工机构。4月18日,“非典”肆虐期间,“惠泽人”成立了。
  2003年10月10日,北京东城区司法局和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合作开展社区矫正项目签约仪式举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进行社区心理矫正的试点工作正式开始实施。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决或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它是去年司法部部署的六项重要改革之一,被称为“国内史无先例的刑罚改革”。北京市从2003年7月1日起开始在东城等三个区县的47个乡镇街道进行试点。
  社区矫正体现时代进步的一大特点就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惠泽人及时跟进,以其心理学和社会工作专业背景及专家和志愿者资源,参与到东城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
  第一期,他们招募了30多名志愿者,经过专业培训、专家督导,如今都已下到街道和社区。目前他们正在向全社会招募第二批志愿者。这仅仅是他们去年做过的许多项目中的一个。“用生命影响生命,携手共建公民社会,通过潜移默化的公民教育以推动志愿服务与公民参与,传播志愿精神,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以抵达公民平等自由,家庭和谐幸福的远景。”这就是他们的宗旨与目标。
  
  用全新理念做妇女工作
  
  与翟雁他们在实践中与社会工作的理念不期而遇不同,作为专家学者的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副主任朱东武则更早就开始有目的地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社会工作的试验。启动于2000年的“结合社区干预家庭暴力”便是她参预过的许多项目中的一个。这是中国法学会等单位实施的“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对策研究与干预”这个大项目下的四个分项目之一。
  从2000年开始,他们与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街道合作,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试点。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社区调查,了解居民及工作人员(不仅是街道干部,还包括警察、法官、城管等)对家庭暴力的认识。结果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的私事,别人不好管,就是要干预也是妇联的事。
  接下来的工作是培训,对象包括街道、派出所,法庭,工商局,警察、司法所、城管等所有干部,逐渐在社区形成家庭暴力非一家小事,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干预、阻止家庭暴力的观念。社区各机构从而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防御家庭暴力的网络,一有情况,各部门配合行动。
  培训的内容还包括怎么改变原先管理者的观念,如何以平等的姿态与人沟通等等。
  三年前,当他们刚开始与街道合作时,街道并不情愿,认为这一个外来的项目会给街道增加额外的负担。随着项目的推进,人们逐渐发现这不仅不是负担,而且还大大促进了社区文明建设。如今它已成为这里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项目的第二期已经启动,范围已扩展至整个丰台区。
  朱东武说她的工作与居委会、妇联的工作内容上其实很相似,只不过方法和理念上不一样。比如干预家庭暴力,社会工作不仅仅是解决家庭纠纷,而更关注到个人,关注人真实的处境,内心的困惑、问题和需求,同时帮他们寻找解决的方法。还比如帮助下岗女工,如今社会上开展较多的是以介绍工作岗位为主的再就业工程、4050工程等。“而社会工作的方法则不一样,更多的侧重于转变其就业观念,增强其自信心,提高他们寻找职业的能力。比如最近做的一个项目,就是将下岗女工召集起来,以小组形式在一起讨论;怎么看工作,工作到底是什么,怎么认识到自己的潜能。”
  ……
  实际上,如今像翟雁、朱东武这样的有着现代理念和专业知识的社会工作者数量还非常少。因为社会工作本身也尚是个正在逐渐被认可的稍显寂寞的事业。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如今已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见到他们日渐活跃的身影。
  2002年秋天,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长沙民政学院的毕业生许兆军被天津鹤童老人院聘用,一时成为影响不小的新闻。这条新闻价值就在于;作为国内首批毕业的社会工作类的大学生,专业对口,步入社会养老业,意味着以往由下岗女工和外地打工妹为主的养老护理业开始逐步向职业化专业化过渡。
  与此同时,毕业于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的98级学生刘静则来到云南一个山寨,与村民生活在一起。她参加的是一个由云南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的关于农村发展的项目。她的工作就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升村民意识,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需求在哪里,自己有哪些资源,知道用自己的力量在外界的协助下怎么解决问题,摆脱贫困……至今她已在那里呆了一年多。
  2003年秋天,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四名毕业生,与北京回龙观医院签了就业合同,从此,这个医院的预防自杀热线有了四位专职的咨询员。
  2002至2003年两年之间,全国有近60所高校新设了社会工作专业。
  2003年,上海率先实施社工专业职业资质认定和岗位准入制度。11月下旬,上海首次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开考,这标志着我国有了第一批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
  
  变革转型的时代:众多的社会问题召唤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走上前台并非偶然。召唤它的正是当下这个正在高速发展,正在急剧变革、转型的社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接受采访时说,转型的中国社会充满着内在张力,面临着众多社会问题。
  他将当前这些社会问题进行了这样的归纳:某些社会问题是由体制转轨造成的,如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养老保险问题等;有些问题则是社会性经济发展所引致的,如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震荡、地区之间的差距,城市重建带来的问题;还有一些社会问题与我国的社会过程相伴随,如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问题、心理焦虑问题等。
  这些问题可能在宏观层面上发生,也可能在社区和家庭层面上发生,在一段时间里会长期存在,威胁着人民的现实生活,需要认真去解决。
  而社会工作是解决这些问题、缓解社会张力的一种现代手段。社会性工作被这样定义;它是以科学、规范的社会服务来实施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政策,融洽人际关系,调和社会予盾,确保社会和谐与稳定,是保障现代社会有序运行的一种制度。所以,有人将它称为“社会润滑剂”,将社会工作者称为“拿薪水的雷锋”。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主任史柏年教授接受采访时则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性的工作,像律师、医生一样。它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心理、社会适应性等方面的问题及困惑进行介入帮助,使人们恢复社会功能,重新正常工作。它激发人们的潜能,使人们最终脱离帮助重新站起来,也就是助人自助。如青少年犯罪就是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出现了问题(包括行为和人格),社会工作就是要纠正他的行为,调整他的心理和人格,使他走出困境。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包括老人,儿童、妇女、残疾人、失业者、罪犯等:广义上包括全体居民,为他们提供的服务不仅包括治疗型,而且也有发展型,就是为他们的更好发展服务。
  以人为本,关怀生命,重视与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正是发源于人道主义的社会工作最基本的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工作者是调节社会人群生存状态的“天平”,是维系社会良好秩序发展的纽带。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原先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服务职能将会被转移到社区,一批社会服务机构将相继建立起来,如社区服务中心、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社会救助事务管理中心等。这些由政府扶植但又相对独立的机构,在服务大众、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在这些社会服务机构中,也需要大量的热心尽责的专业化水平高的社会工作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孙莹教授介绍说,像政府化群众团体,如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残联、红十字会等;像公共事业性单位,如社会福利院、福利工厂、少管所等;还有半民间组织,如扶贫基金会、慈善总会、社会福利协会等;纯民间组织,如妇女热线、临终关怀医院;还有街道、社区等等部门、机构都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大量的职业服务的场域。
  国家发展委员会社会发展司的苏国先生坦言: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百废待兴,热了工程师、技术人员,近10年,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火了商人、经济学家,那么,到了新世纪,国家向小康社会不断推进,为社会工作者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天地。
  
  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势:不断地走向专业化职业化
  
  实际上,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并不陌生,只不过他们有另外的名字:工会干部、妇联干部、街道干部等。他们从事的社会工作是由政府官员靠政府的行政秩序实施的为民众服务的工作,是一种行政性、半专业化的社会工作。
  而本文所探讨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则与之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士(而非干部)开展的社会工作,即专业的社会工作。
  与医生、律师所从事的工作一样,社会工作也是一门由专门的服务机构采用特殊的工作技巧,帮助有需要的个人或组织的专业性工作。它的专业性很强,很规范,必须经过专门训练,并非任何人都能干。
  而眼下,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工作在内地还刚刚起步。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社会工作都没名没份,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认可。这也是内地专业社会工作者数量极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不断地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应该是我国社会工作今后发展的趋势。
  2003年11月22日,5586名考生走进了上海首次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的考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帷幕就此悄然拉开。
  首次开考的社工职业资格考试,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助理两个等级。对考试合格人员,上海市人事局和市民政局将颁发证书,对取得合格证书并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实行注册制度。今后,上海社工考试将每年组织举行一次,专业社会工作者将持证上岗。
  然而,“中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的特殊性复杂性背景,决定了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必然是一个极为艰巨和复杂的过程”。在2003年5月由国务院小城镇发展中心举办的“中国社会职业化发展研讨会”上,专家们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专业理念遭遇“行政管理思维方式”的碰撞;受到来自多重观念的困惑和挑战;受到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因素的制约,缺乏更加强有力的政论动作机制作为行政支持;欠缺的社会工作职业系统与普通民众崇尚官本位、知识精英、拜金主义的求学就业倾向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造成对社会工作较低的社会认同等等诸多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进程。
  与会专家认为,社会工作在中国要获得更为有力的发展需要,取得在国家法律或政策中的明确稳定的地位。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一个有可能追求的目标是:在部门或地方性法规政策朝着明确社会工作地位纳入非立法性的国家政策文件,对其地位和作用做出基本的说明和阐述。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管是全职的翟雁,还是兼职的朱东武都还只能算是没有名份的社会工作者,因为在北京尚未开始这项职业的资格认证。然而正如翟雁所言:“不管未来中国什么时候有这个职业,我们都决定从现在开始从事这个职业”。
  因为社会已经等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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