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建国前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党认识到城市工作的依靠对象是工人阶级。党通过多项措施提高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并切实维护工人阶级的切实利益。
【关键词】 建国前后;中共;工人阶级;北京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大革命失败前,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相对比较紧密。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党和工人群众的联系相对减弱了,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工人阶级只是部分地、秘密地和自己的先锋队发生联系。在夺取城市阶段到来后,党和工人阶级都有很大的变化,经过20多年农村斗争发展壮大起来的党,其内部主要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同城市工人阶级不是根本没有接触过,便是脱离了很久,党员和干部,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
中共北平市委在入城前也意识到这个问题,1949年1月10日,在其制定的《关于入城后几个具体工作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党自1927年由城市转入乡村,二十多年来脱离了工人阶级,长期处在农村,发动了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今天全党三百几十万党员中有200多万是农民,因此我们入城后,可能有许多同志不愿接近工人,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农民出身的同志”。党在进入城市后,就有一个与中国工人阶级重新结合的问题。
一、正确认识工人阶级在城市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依靠谁的问题,是城市工作的根本问题。入城初期,许多城市的领导机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模糊。据有关材料反映:汲县城解放以后,领导者只注意在资本家、商人、绅士、上层人士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忽略了对工人阶级的宣传教育工作;石家庄市某些农民出身的干部或在农民中工作很久的干部,对工人存有严重偏见;阳泉不少干部只顾接近农民和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发展党员,非生产人员占绝对多数,工人则很少;焦作、保定解放初期,对保护私人工厂和商店,尽了极大努力,而对工人简直未想到作些什么;牡丹江市委入城后将主要精力放在搞贫民运动上;郑州市委的领导者入城后到处找贫雇农,甚至把穿破衣服的人当成贫雇农,作为依靠对象。
这种把城市贫民或资本家、商人等作为依靠对象、不以工人阶级为依靠对象的情况,在许多城市中都存在。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他说:“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他指出:“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
北平市的领导机构较早地就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在城市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1948年12月21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中指出:“城市的管理与建设,只有依靠城市工人阶级为骨干,并依靠其他劳动人民与革命的学生知识分子群众,才能搞好,不可有任何脱离群众的表现。对于工农基本群众的态度,要亲切谦虚,不应以胜利者态度去对待他们” 1949年1月6日,彭真在对准备进城接管北平市的干部的讲话中指出:北平一个区就有十几万人口,如何开始工作?必须要有重点。主要的是在群众中开展工作,首先是工人工作。他强调:“要对工人耐心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说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说明共产党所领导政权即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使工人明白政权是自己的”。
1949年1月10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入城后几个具体工作的决定(草案)》指出:“党在农村依靠贫雇农和中农,而回到城市依靠谁呢?我们必须认识党在城市所依靠的是工人、脚行、苦力及城市贫民和青年学生,而不是所谓上层名流、官僚政客;我们依靠工商业,而不是工商业家。我们不应该去拜访什么上层,眼睛应该向下,去拜访工人苦力,我们对工人要表示亲切,表示是自己人,不能以胜利者、征服者自居,更不应以主人自居。我们不能忘本。因此,每一个同志不要抱着入城做官,当什么处长、科长,而是要到工人中去,如石景山、门头沟、清河、长辛店、丰台等工业区去发动工人,组织工人,迅速复工复业,恢复生产,像修房子一样,先扎好根基,才能成一座活的城市,城市才能有依靠”。
同年4月13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普遍开展学习运动的决定》提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建设新北平的主要力量,是发展党组织的主要对象和干部的主要源泉”。 4月18日,彭真在中共北平市第一次党员大会上再次强调:“我们的队伍依靠什么作主体?首先就是工人阶级,依靠工农。有人说北平没有工人,这话不对。光近郊就有几万产业工人。因工作的重点首先要放在工人方面”。
二、提高工人阶级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
城市解放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在新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使之与自己的政治地位相适应,是党的一项非常急迫、非常重要的任务。针对党内对工人运动领导不力的现象,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1949年4月16日,彭真在《恢复与发展生产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一文中指出:“工人是我们恢复与发展生产的主力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他们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如何乃是决定恢复与发展生产及城市其他建设工作成败的第一关键”。 他提出:“党必须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系统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并争取在一二年内把本市的工人群众大部分组织起来,首先是把公营工厂和私营工厂、作坊的工人和大商店的店员组织起来。对于各种手工业的工人、苦力和其他店员的工作,应先准备与训练一批坚强的能掌握党的政策的干部,有步骤地来开展”。“我们的工会工作必须把一切靠工资收入为生的体力和智力劳动者组织起来,并普遍地提高其阶级觉悟”。
在提高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的同时,北平市把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作为党进入城市后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1949年7月,彭真在北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上指出:“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如何依靠工人阶级呢?只有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才能使全体工人群众与我们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成为一切工作的最可靠的支柱”。为了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市总工会先后组织了四次厂矿企业产业工人的学习班,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为中心课程,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亲身经历的社会变革和翻身解放的生动事实进行学习。工人学习班的工作,主要由市总工会副主席李晨负责。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时办工人学习班的情况,并指出该学习班重点解决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批判神鬼命运之说,反对有神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观点,以树立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在旧社会,由于阶级敌人的长期压迫,工人生活非常困苦,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加之统治阶级以迷信思想、英雄创造历史、鄙视劳动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来蒙蔽工人阶级,以致在工人中普遍存在着迷信命运、轻视劳动、轻视自己的思想。他们说,“那个时候,只要有一点点办法的人,谁上工厂做工啊?这是命中注定,上辈子有罪,这辈子做工”通过上大课,给他们讲社会发展史,使他们认识到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个人,不是什么英雄豪杰,而是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先进阶级和广大人民。
还给他们专门讲了一次自然科学知识,如打雷、下雨、鬼火、做梦等的道理。在这样两面夹攻下,他们恍然大悟:原来神鬼命运之说是骗人的。他们觉悟了,马上就利用切身的体验去批判。一个做佛像的工人说:我们在作坊里做的时候叫“活儿”,做好送到铺子里卖时叫“货”买去供在家里,就成了“佛”。有的工人说:“过去在家里供灶王爷,过年还得给他供糖果,生怕他上天讲我家的坏话。现在认识到他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派到家里来的特务,生怕我们造反。”有的工人说:“什么‘风水不好’,我们是被统治得风水不好了。庙塌了,我生活倒好起来了”。
第二,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讲国家是阶级专政工具的观点,把阶级斗争的教育和诉苦运动(诉旧社会受剥削压迫之苦)结合起来。许多工人以前“只知道有贫富贵贱之分”,不知道有阶级的存在。通过诉苦,认识到“不是个别的人在压迫个别的人,而是剥削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迫”。他们把阶级斗争和自己身受的痛苦密切联系起来,看穿了“三大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暴统治的阶级本质。这就挖出了贫苦之根,从理性上提高了阶级觉悟。
第三,讲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是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一个关键。工人和资本家谁养活谁的问题,在学习以前,大多数工人弄不清楚,有的说“没有资本家,工人就会饿死,人家将本求利是正当的。”有的说“资本家发财是人家有能耐,勤俭起家。”还有的说“人家给你工资,还能说剥削了你吗?钱给少了叫剥削,钱给得多就不叫剥削了”……马克思主义把不劳而获、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称为剥削。学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可以使工人懂得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道理,懂得劳动与剥削的关系,认清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认清究竟是谁养活谁。解开了一个大疙瘩,阶级立场明确起来了。
三、切实维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
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给工人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团结工人的重要条件。党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工人福利的作法,强调对工人生活尽可能给以必要的优待。1949年1月6日,彭真对准备进城接管北平市的干部说:“工人生活必须有保障。”同年4月3日,刘少奇在北平干部会上强调:“凡是工人所提出的正当的可能解决的当前的切身要求,工会应该负责任与工厂商量适当解决”,“工会与政府企业机关,用一切努力满足工人正当的与可能解决的要求,此其一。保障工人生活,除军队外,就是工人生活为重要。第一是军队生活,第二就是工人生活,第三才是机关学校生活,如果说市政府、工商局有饭吃,而工人没有饭吃,则应当把粮食给工人,只顾机关不顾工人生活,则工作就不会办好”。当时战争还在进行,城市生产尚未恢复,人民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刘少奇强调“力求不降低工人生活,这应当作为我们的努力方向,将来万一降低工人生活,也应当先降低机关的,我们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但无必要则不要降低。……工人原有的福利没有理由就不应取消,如果取消了,工人反对,我们就应该承认错误,并应迅速恢复”。
此后,中共北平市委又多次强调要保障工人生活。1949年4月12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加强城市建设与生产建设的决定》中提出:“工会、企业管理部门与政府在工人努力恢复与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应该设法满足工人正当的和可能满足的要求,努力保障至少不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维持工人已得的福利,并根据生产发展的程度逐渐求得工人生活的改善,遇有不能解决的要求即使是正当的,也必须说服工人放弃这种要求”。同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北平市公营企业机构及员工薪金问题的指示》中调强:“我们对于员工的生活,须予以充分注意和关怀。对于我们,要尽力保障的,第一是军队生活,第二应是公营企业员工生活,第三才是其他”。《指示》指出:“现在员工的工资因为以实物计价比较稳定,同时贸易局又用极大力量供给员工以比较廉价的粮食,而食粮、燃料、油、盐等又较国民党时期便宜,工人生活已有若干改善。但员工生活一般还是很困难的,这点应该承认。今后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和经济的发展,员工的生活一定要继续改善”。4月18日,市委书记彭真在中共北平市第一次党员大会上再次强调:“工人的生活要有相当保障,否则,发展生产是空谈,不可能。”同年7月,他在北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上指出“所谓保证工人的物质生活,必须把它当作仅次于指战员的生活来注意,至少应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予以同等的注意。
维护工人阶级的切实利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解决好工人的工资问题。彭真强调:“在政治上要动员工人发展生产,在经济上要合理解决工资问题。”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工资问题的解决办法向中央、总前委、华北局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关于工资问题,同意你们与各企业职工共同商讨决定的各项标准,迅速发给,以保障工人生活,安定工人情绪”。批示指出:“关于铁路工人与一部分矿工的年终双薪,及铁路工人冬季一吨煤的煤票,亦必须按旧规定完全承认,不应有任何动摇,并须尽可能发给”。如果照旧规发给年终双薪及煤票,确有困难,不能不全部或一部欠发时,则须向职工普遍地进行解释,说明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目前的困难,请求工人谅解,允许我们欠发一部或全部,欠发的时间,亦须说明。
1951年7月19,中共北京市委在《关于国营工厂工人实际工资降低情况和处理意见》中提到:“自去年5月以来,因为粮食以外的若干生活必需品不断上涨,而当作工资计算标准的粮食则涨得较少,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现有很大的下降。最少的计算是降低了12%(未把房价等计算在内),也有人估计下降了20%。由于实际工资的降低,有一部分工人的生活已达到难于维持的程度”。鉴于工人实际工资降低的严重情况,北京市委指出:“在目前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国家企业盈余日大的情况下,应该按生产增进的程度稍稍增加一点工资,纵不增加,也决不能减低工人工资”。
北京市委提议,按照1950年5月的标准,实行以工资分计算工资的办法,恢复工人所得工资的购买力,规定适当的房租补贴办法,减轻工人的房租负担。同年10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关于公营企业职工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的处理意见向中央、华北局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在国家财政经济困难尚未严重到必须降低和取消工人的福利待遇,而我们仍无更合理的、能为工人接受的办法来代替时,今年双薪或奖金不宜停发”。华北局在报告上批示:“工人从来是把年终双薪作为其工资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好的代替办法遽尔宣布停发,实际是剥夺了工人利益”;“今年的年终双薪,仍应同去年一样一律照发”。
除解决好工资问题外,还必须妥善解决好工人的福利问题。1949年4月28日,市委书记彭真在中共北平市委召开公营企业代表会上指出:“每个公营工厂要设立一个医务所,几个工厂住在一块的,可以共同设立一个,大工厂还可以多设立医务所,保证工人健康”。他还强调:“工人(包括职员)子女的教育,先解决公营工厂的,后解决私营工厂的。公立学校要尽量收纳工人子女,他们如果上的是私立学校,公家可负责津贴其学费”。1950年12月25,中共北京市委一份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到,中央卫生部接管中央人民医院后,取消和改变了医院职工的若干福利。鉴于此,北京市委在报告中提出:“在统一的劳保福利方案未正式规定之前,仍应保持原有福利。”刘少奇在该报告上批示:“同意这样办。即由北京市委会同中央卫生部适当处理”。
同年12月28日,北京市委再次就工人福利问题向中共中央报告,指出除前面两项取消职工福利纠纷正在进行解决外,又发现华北电业管理局和北京邮政局取消职工福利或降低职工薪资。鉴于这种情况,北京市委指出:“我们估计此类情况可能还有未发现的,为了系统地解决此类问题,请中央考虑可否通知各企业领导部门,今后不应采取普遍降低职工工资或取消职工福利的措施;其已降低或取消的,应主动恢复或采取适当补救办法,以安定职工的生产情绪”。
改善工人生活,也不能离开当时的客观实际条件。彭真就指出:“工人的正当利益,正当要求,目前可以解决,必须给予解决。目前不能解决或是不正当的要求,也要向工人解释清楚”。他强调:“有了工会的地方,必须把工人生活加以解决。要改善工人生活。今天不能改善,将来改善,也要向工人说明白。改善生活是靠发展生产。生产提高了,生活就可以提高。生产降低了,生活也会降低的。何况目前又在打仗。改善生活必须根据客观条件决定。”他明确要求:“保证工人物质生活也不应该影响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49年4月12日,中共北平市委也在一份指示中也提出:目前因限于军事期间的经济状况,我们公营企业还不可能一般地增加工资。如果不顾经济条件如何,乱提高工资,不仅将影响对战争的支援,并且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不仅不利于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整个人民解放事业,而且不利于工人所在企业及增资之工人自身。
参考文献
[1]李玉荣.《中共接管城市的理论与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
[4]《人民日报》.1949-03-17
[5]《人民日报》.1949-07-03
[6]李晨.《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回顾》.《北京党史》.2007(4)
[7]《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2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关键词】 建国前后;中共;工人阶级;北京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大革命失败前,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相对比较紧密。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党和工人群众的联系相对减弱了,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工人阶级只是部分地、秘密地和自己的先锋队发生联系。在夺取城市阶段到来后,党和工人阶级都有很大的变化,经过20多年农村斗争发展壮大起来的党,其内部主要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同城市工人阶级不是根本没有接触过,便是脱离了很久,党员和干部,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
中共北平市委在入城前也意识到这个问题,1949年1月10日,在其制定的《关于入城后几个具体工作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党自1927年由城市转入乡村,二十多年来脱离了工人阶级,长期处在农村,发动了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今天全党三百几十万党员中有200多万是农民,因此我们入城后,可能有许多同志不愿接近工人,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农民出身的同志”。党在进入城市后,就有一个与中国工人阶级重新结合的问题。
一、正确认识工人阶级在城市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依靠谁的问题,是城市工作的根本问题。入城初期,许多城市的领导机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模糊。据有关材料反映:汲县城解放以后,领导者只注意在资本家、商人、绅士、上层人士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忽略了对工人阶级的宣传教育工作;石家庄市某些农民出身的干部或在农民中工作很久的干部,对工人存有严重偏见;阳泉不少干部只顾接近农民和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发展党员,非生产人员占绝对多数,工人则很少;焦作、保定解放初期,对保护私人工厂和商店,尽了极大努力,而对工人简直未想到作些什么;牡丹江市委入城后将主要精力放在搞贫民运动上;郑州市委的领导者入城后到处找贫雇农,甚至把穿破衣服的人当成贫雇农,作为依靠对象。
这种把城市贫民或资本家、商人等作为依靠对象、不以工人阶级为依靠对象的情况,在许多城市中都存在。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他说:“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他指出:“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
北平市的领导机构较早地就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在城市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1948年12月21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中指出:“城市的管理与建设,只有依靠城市工人阶级为骨干,并依靠其他劳动人民与革命的学生知识分子群众,才能搞好,不可有任何脱离群众的表现。对于工农基本群众的态度,要亲切谦虚,不应以胜利者态度去对待他们” 1949年1月6日,彭真在对准备进城接管北平市的干部的讲话中指出:北平一个区就有十几万人口,如何开始工作?必须要有重点。主要的是在群众中开展工作,首先是工人工作。他强调:“要对工人耐心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说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说明共产党所领导政权即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使工人明白政权是自己的”。
1949年1月10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入城后几个具体工作的决定(草案)》指出:“党在农村依靠贫雇农和中农,而回到城市依靠谁呢?我们必须认识党在城市所依靠的是工人、脚行、苦力及城市贫民和青年学生,而不是所谓上层名流、官僚政客;我们依靠工商业,而不是工商业家。我们不应该去拜访什么上层,眼睛应该向下,去拜访工人苦力,我们对工人要表示亲切,表示是自己人,不能以胜利者、征服者自居,更不应以主人自居。我们不能忘本。因此,每一个同志不要抱着入城做官,当什么处长、科长,而是要到工人中去,如石景山、门头沟、清河、长辛店、丰台等工业区去发动工人,组织工人,迅速复工复业,恢复生产,像修房子一样,先扎好根基,才能成一座活的城市,城市才能有依靠”。
同年4月13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普遍开展学习运动的决定》提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建设新北平的主要力量,是发展党组织的主要对象和干部的主要源泉”。 4月18日,彭真在中共北平市第一次党员大会上再次强调:“我们的队伍依靠什么作主体?首先就是工人阶级,依靠工农。有人说北平没有工人,这话不对。光近郊就有几万产业工人。因工作的重点首先要放在工人方面”。
二、提高工人阶级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
城市解放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在新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使之与自己的政治地位相适应,是党的一项非常急迫、非常重要的任务。针对党内对工人运动领导不力的现象,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1949年4月16日,彭真在《恢复与发展生产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一文中指出:“工人是我们恢复与发展生产的主力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他们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如何乃是决定恢复与发展生产及城市其他建设工作成败的第一关键”。 他提出:“党必须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系统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并争取在一二年内把本市的工人群众大部分组织起来,首先是把公营工厂和私营工厂、作坊的工人和大商店的店员组织起来。对于各种手工业的工人、苦力和其他店员的工作,应先准备与训练一批坚强的能掌握党的政策的干部,有步骤地来开展”。“我们的工会工作必须把一切靠工资收入为生的体力和智力劳动者组织起来,并普遍地提高其阶级觉悟”。
在提高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的同时,北平市把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作为党进入城市后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1949年7月,彭真在北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上指出:“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如何依靠工人阶级呢?只有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才能使全体工人群众与我们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成为一切工作的最可靠的支柱”。为了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市总工会先后组织了四次厂矿企业产业工人的学习班,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为中心课程,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亲身经历的社会变革和翻身解放的生动事实进行学习。工人学习班的工作,主要由市总工会副主席李晨负责。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时办工人学习班的情况,并指出该学习班重点解决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批判神鬼命运之说,反对有神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观点,以树立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在旧社会,由于阶级敌人的长期压迫,工人生活非常困苦,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加之统治阶级以迷信思想、英雄创造历史、鄙视劳动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来蒙蔽工人阶级,以致在工人中普遍存在着迷信命运、轻视劳动、轻视自己的思想。他们说,“那个时候,只要有一点点办法的人,谁上工厂做工啊?这是命中注定,上辈子有罪,这辈子做工”通过上大课,给他们讲社会发展史,使他们认识到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个人,不是什么英雄豪杰,而是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先进阶级和广大人民。
还给他们专门讲了一次自然科学知识,如打雷、下雨、鬼火、做梦等的道理。在这样两面夹攻下,他们恍然大悟:原来神鬼命运之说是骗人的。他们觉悟了,马上就利用切身的体验去批判。一个做佛像的工人说:我们在作坊里做的时候叫“活儿”,做好送到铺子里卖时叫“货”买去供在家里,就成了“佛”。有的工人说:“过去在家里供灶王爷,过年还得给他供糖果,生怕他上天讲我家的坏话。现在认识到他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派到家里来的特务,生怕我们造反。”有的工人说:“什么‘风水不好’,我们是被统治得风水不好了。庙塌了,我生活倒好起来了”。
第二,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讲国家是阶级专政工具的观点,把阶级斗争的教育和诉苦运动(诉旧社会受剥削压迫之苦)结合起来。许多工人以前“只知道有贫富贵贱之分”,不知道有阶级的存在。通过诉苦,认识到“不是个别的人在压迫个别的人,而是剥削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迫”。他们把阶级斗争和自己身受的痛苦密切联系起来,看穿了“三大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暴统治的阶级本质。这就挖出了贫苦之根,从理性上提高了阶级觉悟。
第三,讲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是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一个关键。工人和资本家谁养活谁的问题,在学习以前,大多数工人弄不清楚,有的说“没有资本家,工人就会饿死,人家将本求利是正当的。”有的说“资本家发财是人家有能耐,勤俭起家。”还有的说“人家给你工资,还能说剥削了你吗?钱给少了叫剥削,钱给得多就不叫剥削了”……马克思主义把不劳而获、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称为剥削。学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可以使工人懂得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道理,懂得劳动与剥削的关系,认清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认清究竟是谁养活谁。解开了一个大疙瘩,阶级立场明确起来了。
三、切实维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
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给工人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团结工人的重要条件。党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工人福利的作法,强调对工人生活尽可能给以必要的优待。1949年1月6日,彭真对准备进城接管北平市的干部说:“工人生活必须有保障。”同年4月3日,刘少奇在北平干部会上强调:“凡是工人所提出的正当的可能解决的当前的切身要求,工会应该负责任与工厂商量适当解决”,“工会与政府企业机关,用一切努力满足工人正当的与可能解决的要求,此其一。保障工人生活,除军队外,就是工人生活为重要。第一是军队生活,第二就是工人生活,第三才是机关学校生活,如果说市政府、工商局有饭吃,而工人没有饭吃,则应当把粮食给工人,只顾机关不顾工人生活,则工作就不会办好”。当时战争还在进行,城市生产尚未恢复,人民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刘少奇强调“力求不降低工人生活,这应当作为我们的努力方向,将来万一降低工人生活,也应当先降低机关的,我们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但无必要则不要降低。……工人原有的福利没有理由就不应取消,如果取消了,工人反对,我们就应该承认错误,并应迅速恢复”。
此后,中共北平市委又多次强调要保障工人生活。1949年4月12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加强城市建设与生产建设的决定》中提出:“工会、企业管理部门与政府在工人努力恢复与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应该设法满足工人正当的和可能满足的要求,努力保障至少不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维持工人已得的福利,并根据生产发展的程度逐渐求得工人生活的改善,遇有不能解决的要求即使是正当的,也必须说服工人放弃这种要求”。同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北平市公营企业机构及员工薪金问题的指示》中调强:“我们对于员工的生活,须予以充分注意和关怀。对于我们,要尽力保障的,第一是军队生活,第二应是公营企业员工生活,第三才是其他”。《指示》指出:“现在员工的工资因为以实物计价比较稳定,同时贸易局又用极大力量供给员工以比较廉价的粮食,而食粮、燃料、油、盐等又较国民党时期便宜,工人生活已有若干改善。但员工生活一般还是很困难的,这点应该承认。今后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和经济的发展,员工的生活一定要继续改善”。4月18日,市委书记彭真在中共北平市第一次党员大会上再次强调:“工人的生活要有相当保障,否则,发展生产是空谈,不可能。”同年7月,他在北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上指出“所谓保证工人的物质生活,必须把它当作仅次于指战员的生活来注意,至少应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予以同等的注意。
维护工人阶级的切实利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解决好工人的工资问题。彭真强调:“在政治上要动员工人发展生产,在经济上要合理解决工资问题。”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工资问题的解决办法向中央、总前委、华北局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关于工资问题,同意你们与各企业职工共同商讨决定的各项标准,迅速发给,以保障工人生活,安定工人情绪”。批示指出:“关于铁路工人与一部分矿工的年终双薪,及铁路工人冬季一吨煤的煤票,亦必须按旧规定完全承认,不应有任何动摇,并须尽可能发给”。如果照旧规发给年终双薪及煤票,确有困难,不能不全部或一部欠发时,则须向职工普遍地进行解释,说明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目前的困难,请求工人谅解,允许我们欠发一部或全部,欠发的时间,亦须说明。
1951年7月19,中共北京市委在《关于国营工厂工人实际工资降低情况和处理意见》中提到:“自去年5月以来,因为粮食以外的若干生活必需品不断上涨,而当作工资计算标准的粮食则涨得较少,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现有很大的下降。最少的计算是降低了12%(未把房价等计算在内),也有人估计下降了20%。由于实际工资的降低,有一部分工人的生活已达到难于维持的程度”。鉴于工人实际工资降低的严重情况,北京市委指出:“在目前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国家企业盈余日大的情况下,应该按生产增进的程度稍稍增加一点工资,纵不增加,也决不能减低工人工资”。
北京市委提议,按照1950年5月的标准,实行以工资分计算工资的办法,恢复工人所得工资的购买力,规定适当的房租补贴办法,减轻工人的房租负担。同年10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关于公营企业职工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的处理意见向中央、华北局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在国家财政经济困难尚未严重到必须降低和取消工人的福利待遇,而我们仍无更合理的、能为工人接受的办法来代替时,今年双薪或奖金不宜停发”。华北局在报告上批示:“工人从来是把年终双薪作为其工资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好的代替办法遽尔宣布停发,实际是剥夺了工人利益”;“今年的年终双薪,仍应同去年一样一律照发”。
除解决好工资问题外,还必须妥善解决好工人的福利问题。1949年4月28日,市委书记彭真在中共北平市委召开公营企业代表会上指出:“每个公营工厂要设立一个医务所,几个工厂住在一块的,可以共同设立一个,大工厂还可以多设立医务所,保证工人健康”。他还强调:“工人(包括职员)子女的教育,先解决公营工厂的,后解决私营工厂的。公立学校要尽量收纳工人子女,他们如果上的是私立学校,公家可负责津贴其学费”。1950年12月25,中共北京市委一份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到,中央卫生部接管中央人民医院后,取消和改变了医院职工的若干福利。鉴于此,北京市委在报告中提出:“在统一的劳保福利方案未正式规定之前,仍应保持原有福利。”刘少奇在该报告上批示:“同意这样办。即由北京市委会同中央卫生部适当处理”。
同年12月28日,北京市委再次就工人福利问题向中共中央报告,指出除前面两项取消职工福利纠纷正在进行解决外,又发现华北电业管理局和北京邮政局取消职工福利或降低职工薪资。鉴于这种情况,北京市委指出:“我们估计此类情况可能还有未发现的,为了系统地解决此类问题,请中央考虑可否通知各企业领导部门,今后不应采取普遍降低职工工资或取消职工福利的措施;其已降低或取消的,应主动恢复或采取适当补救办法,以安定职工的生产情绪”。
改善工人生活,也不能离开当时的客观实际条件。彭真就指出:“工人的正当利益,正当要求,目前可以解决,必须给予解决。目前不能解决或是不正当的要求,也要向工人解释清楚”。他强调:“有了工会的地方,必须把工人生活加以解决。要改善工人生活。今天不能改善,将来改善,也要向工人说明白。改善生活是靠发展生产。生产提高了,生活就可以提高。生产降低了,生活也会降低的。何况目前又在打仗。改善生活必须根据客观条件决定。”他明确要求:“保证工人物质生活也不应该影响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49年4月12日,中共北平市委也在一份指示中也提出:目前因限于军事期间的经济状况,我们公营企业还不可能一般地增加工资。如果不顾经济条件如何,乱提高工资,不仅将影响对战争的支援,并且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不仅不利于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整个人民解放事业,而且不利于工人所在企业及增资之工人自身。
参考文献
[1]李玉荣.《中共接管城市的理论与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
[4]《人民日报》.1949-03-17
[5]《人民日报》.1949-07-03
[6]李晨.《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回顾》.《北京党史》.2007(4)
[7]《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2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