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一年了，我们同乘9路公共汽车，每天往返于模范城与新德里之间。
　　她每次都是在康诺特广场下车。但有一次因车上人太挤，到站她来不及下车。只好在我下车的议会大街下了。
　　这是我第一次与她说话：“你得往回走段路了。”她冲我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
　　“没关系，”她说，“我走惯了。”
　　我很想知道她是谁，住在哪里。显然，她有固定的职业；可从她简朴的穿戴和手提的塑料包看，不像个收入很多的人。
　　她总是随身带一个扁平的铝饭盒。这说明她不是受雇于一家大公司，因为大公司的女秘书都有免费午餐或者有午餐补助的。我估摸着她大约25岁。
　　我怜悯她天天吃冷饭。我对自己说，哪一天，我一定鼓足勇气，请她到康诺特广场的一家餐馆好好吃一顿。
　　那时我还是个单身汉，虽然已年近30，但并不想急于结婚，尽管父母常常劝我去见见某位漂亮姑娘或某位家境富有的小姐。
　　我是印度石油公司的一名二等职员，挣的钱足够结婚成家；但我不想被我想像的婚后的无聊生活所束缚。
　　然而，自从在车上见到这位姑娘后，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迷恋上了她。她和我见到的那些摩登姑娘大不一样——她们有的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抽烟嬉戏。
　　她的眼睛大大的，看上去天真无邪。她身材匀称，一头浓黑的卷发，没有新奇怪异的发式。她皮肤白皙，小小的朝天鼻十分可爱。这些正是她吸引我的地方。
　　灯红节过后的一天早上，姑娘不知怎么没来坐车。我想，可能是她离家晚了，改乘了另一趟车，要么就是休班。
　　然而，一个星期过后，仍不见她来乘车。我开始担心她是不是病了。我多么希望能知道她住在哪里，好去探听她的情况。我始终没有考虑到我是一个陌生人，她的父母会反对我到他们家去。我感到难过和孤独。尽管我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也不晓得我的大名，但她却好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在一个寒冷的早上，我终于又在车上见到了她。她身着一件看上去并不暖和的毛背心，一脸倦容，显然没有休息好。我想她这么长时间不来坐车，一定是病了。
　　车到克什米尔门，坐在姑娘跟前的男乘客下了车，我立即挤到她身边，向她道早安。她先是一惊，马上就认出了我，朝我笑了笑。“对不起。”她说，“哦，一定是在做梦。”
　　“看上去你脸色不好。”我说，“这段时间你是不是病了？”“没有，我没病。”她说，“是我妈妈病了。现在她的病好多了，所以我才能离开她。要是再不好，我就要失业了。”
　　“真是太不幸了。”我说，“可你爸爸为什么不照顾她呢？”
　　“我没有爸爸。”她悲伤地说，“很小时爸爸就去世了，家里只有我和妈妈；另外还有一个女仆。可女仆不懂药物，让她照顾妈妈我不放心。”这时，我发现她没有带饭盒。“你今天怎么吃饭？”我问她。
　　“今天早晨我没来得及做饭，中午找地方去吃。”
　　“不要到其他地方去吃了，”我很决断地对她说，“和我一块儿吃好了。我早就想请你吃饭，现在终于有机会了。下午1点我们一起到露天餐厅用餐，那里很方便。”
　　“谢谢。”她说，“可你为什么请我……”
　　“不要多说了！”我说，“我已定好在哪里吃饭。为什么不能陪我吃顿饭呢？”
　　她在她平日下车的车站下车后，我才意识到我们仍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
　　我在商场外面从1点等到1点30分，一直未见她到来。我由焦急转为生气。最后，我独自走进餐厅，要了一盒包子和一杯咖啡。我点上一支烟，感到镇静多了。
　　第二天，我在车上见到她时，急忙转脸走向车的前部，一路上，一次头也没回。当我在议会大街下车时，我惊奇地发现她也跟着我下了车。 “我想请你原谅。”她赶上我说，“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非常无礼和没有教养的姑娘。昨天我刚离开办公室要来见你，可突然头晕虚脱。你知道，我这几天一直没吃早饭。让你失望，我很惭愧。可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也不知道上哪里给你打电话。请原谅我，我今天想和你去吃饭……要是你还请我的话。”
　　瞬间，一切气恼都没有了。是我应该请她原谅。“请不要想它了。”我说，“你应该找医生看看。瞧你为了照顾你妈，自己都消瘦了。”
　　我叫了一辆过路的三轮车。“我送你去办公室，”我说，“我下午1点来接你。不要多说了，快上车。”她向我道谢后，上了车。很快，我们便来到一家大商场跟前。
　　“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她说，“如果你来接我，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先生！”说完，她顽皮地向我一笑。
　　来到一家我最喜欢的餐馆。我们作了自我介绍。她的名字叫米娜·克什·塞蒂，她从获得学位后就一直在这家商场工作。
　　“他们给我的工资很少，我想再找一个好的工作，可我没有关系。当今社会没有关系是哪里也去不成的。我妈妈在一所女子学校教书，她的收入比我还少。我爸爸留给她的钱都用来供我上学了。所以我应该照顾她。她很快就要退休了。”
　　这是我们几次约会的第一次约会。一天下午，我带她看了一场电影。黑暗中，她让我握住她的手。此刻，我已爱上了她，可我不知道她对我的想法如何。一次，我们外出游玩，我向她试探地问：“我想不一定哪一天，你就该出嫁了。”
　　“我妈拿不起嫁妆。”她惨淡地笑着说。
　　“要是有人不是为嫁妆，而是为了你而同你结婚呢？”我问。
　　“迄今，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她说。她的脸红了。作为一个女人，她知道我下面该说什么。
　　“你现在就遇到这样的人了。”我说，“可我不知道你住在哪里，我怎么和你妈说我们的计划呢？”
　　 她说：“你们家里怎样呢？谁知道你父母对你有什么打算？”
　　“不要担心我们家，”我向她保证，“我父母只希望我幸福。当他们见到你时，他们会知道我要和你结婚的。”
　　这都是6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又两次提职，现在已是公司的高级职员了。我们有了第一个女儿之后，我就让妻子米娜辞去了工作。如今，我们又有了一个儿子。米娜的妈妈也和我们住在一起，整天照看着两个外孙。
　　去年，我们买了一辆摩托车。但有时在星期天，我们仍然一起乘9路公共汽车去新德里。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我们互不相识的那些日子。曾有一两次，我们仍假装互不相识。当我极力想与妻子说话时，她是冷眼看我一下，然后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便转过脸去。
　　（《海外文摘》2001年第3期 周成尧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