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家、散文家、哲人、语言学家和“世界公民”，林语堂虽然也像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一样，摆荡于都市与乡村之间，但他既没有纯然以乡村美学或田园诗学为起点或归宿，从而批判现代都市与工业文明的罪恶与堕落，也没有刻意经营深厚、独特的都市文学。一如他笔下的“快活天才”苏东坡，林语堂恣意驰骋于乡村与都市之间，天马行空，自得其乐。具体到林语堂笔下的北京形象，那是一个“田园都市”，一个“文化之城”与“象征之城”，甚至是赫然立于古今、中外的“世界城市”。林氏构造的北京形象，正可视为他本人文化普遍主义或普遍主义式“文化翻译”的具体产物。
　　在《京华烟云》完稿以前，林语堂1937年8月15日曾在《纽约时报》发表短文，向美国读者言传虽然沦陷于日人之手，却仍旧迷人的北平。我们不妨将此文与《京华烟云》相对照。林语堂精练笔墨下的北平，“像一个国王的梦境”，像“一个饮食专家的乐园”，“是贫富共居的地方”，“是采购者的天堂”，有“旧的色素和新的色素”，而最重要的是，“北平是一个理想的城市，每个人都有呼吸之地；农村幽静与城市舒适媲美”。或者一如他在《京华烟云》中刻意突显的，北京城是田园与都市的合体：
　　在北京，人生活在文化之中，却同时又生活在大自然之内，城市生活极高度之舒适与园林生活之美，融合为一体，保存而未失，犹如在有理想的城市，头脑思想得到刺激，心灵情绪得到安静。……既富有人文的精神，又富有崇高华严的气质与家居生活的舒适。
　　
　　无疑，这一“田园都市”既容纳自然的美景，慷慨的精神，和谐的人、物、事，却也不乏现代都市生活的舒适与便利。林氏眼中望去的北京，“山丘、树木、宫殿构成了一组迷人的景色，色彩之组合极为神奇！”这是鸟瞰的视野中所呈现的自然景观与帝王气象的弥合，这是同时涵盖传统与现代的全景式乌托邦，时间停滞或被超越，从而留下一种非历史的、普世意义的城市意象。
　　需要指出的是，林语堂在礼赞北京式的新旧和谐、古典与现代共处之时，却对上海式的摩登出言不“逊”。在《上海颂》中，他开篇便道：
　　上海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上海的可怕，在它那东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在它那浮面的虚饰，在它那赤裸裸而无遮盖的金钱崇拜，在它那空虚，平凡，与低级趣味。上海的可怕，在它那不自然的女人，非人的劳力，乏生气的报纸，没资本的银行，以及无国家观念的人。上海是可怕的，可怕在它的伟大或卑弱，可怕在它的畸形，邪恶与矫浮，可怕在它的欢乐与宴会，以及在它的眼泪，苦楚，与堕落，可怕在它那高耸在黄浦江畔的宏伟而不动摇的石砌大厦，以及靠着垃圾桶里的残余以苟延生命的贫民棚屋。
　　
　　林语堂仍旧以简单化、定型化、甚至刻意丑化的手法，表达他本人对虚浮、畸形、异化之都市文化的否定。他甚至抵触那标志着“现代化之亮度”的闪烁的霓虹灯，以及凸显“现代性之高度”的摩天大楼、“那高耸在黄浦江畔的宏伟而不可动摇的石砌大厦”。但实际上，林氏并不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的改进，因为“思想上的排外，无论如何是不足为训的”，他一直警醒东、西方文化畸形、怪异的组合，抵制肤浅、摩登的都市现代性，而将自己的“田园都市”理想建构在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如北京、巴黎和维也纳。
　　除此以外，林语堂也未忽略北京的“富强”之维。北京之“富强”，不仅见于林氏在《大城北京》中刻意援引的马可·波罗的游记，他还在《迷人的北平》中将北平描画成一个富丽堂皇的“珠玉之城”，“一个人的眼睛从没有见过的宝石城”。北京之“富强”还可见于“前现代”北京的辉煌与荣耀，那是北京“庄严的设计构想”，以及“雄伟”、“开阔”、“肃穆”的感觉。
　　北京宏阔的空间为诸色人等提供无穷无尽的机会，在“人”与“城”之间建构出各种想象的、真实的关联。林语堂英文撰写的800多页的“北京”大书及其诗学空间，对英语读者而言，是美轮美奂的日用类书，是来自异邦异城的文化百科全书，是对北京城美化、雅化的跨文化翻译。如是的叙事尝试，直可追溯到林语堂刚到美国写的第一部书《生活的艺术》，他给陶亢德的信，恰可说明林语堂对日常生活艺术的理解，以及他为何以“生活的艺术”为首选题材：
　　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所见称，而向无专书……不知到底中国人如何艺术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玩水、如何养花蓄岛、如何吟风弄月等。夫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月可弄，本来是最令西人听来如醉如痴的题目……很多美国女人据说是已奉此书为生活之法则，实在因赏花弄月之外，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在焉。此正足于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
　　
　　该书被美国“每月读书会”选为1937年12月特别推荐的书，瞬间风靡全美，1938年高居美国畅销书榜首52周。书评家Peter Prescott在《纽约时报》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由此可见林氏展示中国文化之成效。实际上，林语堂思考的是，仍是以城市日常生活空间为起点，具有普遍意义的“宇宙”问题：人类生活无处不在的紧张与疲惫，而他的解决方案是倡导东方“闲适”、“中庸”的人生哲学，将其宣示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主义“抒情哲学”，并张扬“田园都市”日常生活的精微美妙之处。
　　林语堂曾自诩“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并以“自我矛盾为乐”，实际上，这个“一团矛盾”的人绝不乏寻找和营造和谐的途径。他甚至不排斥幻像，认为“人生少不了幻像。幻像使人生变得可以忍受。把世界剥夺了幻像，我们就失去生存的目标”。他所描写的北平，是海纳百川式的大写的北京城，尽管他一再声称没有人能了解整个的北平。他为《纽约时报》撰写的短文，他图文并茂的《大城北京》，以及《京华烟云》，并不是人类学意义上提供原始知识与风俗给强势的殖民者的本土信息，而是一个在西方文化他者面前，自得其乐、不无自恋色彩的自我美化与自我展示（或炫示），这是对东方式快感及其快感原则的精彩表演。这北京城甚至是“世界性的”，
　　不问是中国人，日本人，或是欧洲人，──只要他在北平住上一年以后，便不愿再到别的中国城市去住了。因为北平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宝石城之一。除了巴黎和维也纳，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北平一样的近于思想，注意自然，文化，娇媚，和生活的方法。
　　如果说老舍的北平在悠扬的市声、平静安闲的说话腔调里，隐隐传出现代时期新、旧冲撞的风雷，那么林语堂则将新与旧、雅与俗、皇族与贫民、摩登女郎与满洲贵妇、新式洋车与骡马大车之间的二元对立，大而化之于宏伟宽厚的北京城。因为林语堂眼中的北平“容纳古时和近代”，“包容新旧两派”，而最关键的是，北平本身“不曾改变它自己的面目”。换言之，林语堂凝练出一个不受时间与历史侵蚀的北京城，无论有何种冲突抵牾，北平仍是北平，容纳万事万物，而其本身“并不稍为之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