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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邓小平1951年5月29日的一个批示。当时他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司法工作会议计划出会刊，准备登载他在会议上的讲话，秘书人员将讲话记录稿送请他修改。
5月29日，邓小平专门写信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周钦岳、办公厅主任胡光，批评“会议都出专刊”是形式主义，“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
形式主义由来已久，很早以来党委政府就致力于力戒形式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其中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与继续发扬。
“开一个老实会议”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一直对长篇累牍、“文山会海”十分反感，批评形式主义的浮华文风会害死人，也身体力行反对形式主义，要求尽量减少发文，可发可不发的坚决不要发。
1950年10月，西南司法部起草了一份人民法庭组织条例，请邓小平审定。邓小平阅后于11月3日写信给西南局秘书长孙志远：“中央所颁‘人民法庭组织细则’，眉目十分清楚，司法部所拟条例，除个别具体问题外，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另发一条例之必要。”“个别具体问题，改用‘指示’规定。”
邓小平还特别指出：“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注意。”
可以说，从自身做起、率先垂范，是当时反形式主义的最重要经验之一。西柏坡时期，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会上，刘少奇明确要求：“这个会议不拘形式、自由发言，报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号，也不要鼓掌，或什么三鞠躬，有什么讲什么，主张什么讲什么，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老老实实。我们开一个老实会议，以老实的态度作风来开这个会。这样才能讨论问题，解决问题。”
他还曾多次深入滹沱河沿岸农村进行调研，有时开会晚了就睡在老百姓家的土炕上，有时同县里的干部彻夜长谈。
率先垂范，不仅是要自己先做，还要自己先做好，体现好的作风。反对形式主义，重在务实，而务实是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普遍拥有的工作作风。
1947年10月底至11月初，为探寻解放石家庄之策，年逾花甲的朱德只带了几个人，乘一辆吉普车，从西柏坡到安国，与晋察冀野战军各级干部广泛接触。
战后，为及时总结推广石家庄战役的经验，他在晋州侯城村一连四天与连排班干部战士座谈，据当时临时担任其秘书的何其芳回忆，4天之中，朱德先后与31人促膝而谈。
随后，他又不顾敌机轰炸和战后秩序较乱，冒着危险，踏着焦土，迎着寒风，视察了石家庄的军事设施、炼焦厂和大兴纱厂等。
这种务实态度的结果就是——当时，接到朱德关于石家庄战役经验和城市管理工作的汇报信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立即将此信向各中央局、野战军转发，要求遵照执行。
层层传导压力
十八大后反形式主义取得一定成绩，同样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乃至各地党政领导的身体力行。
在形式主义泛滥的时候，有专家给出一个形象比喻，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其实是干群之间的一个绝缘体。为此，“八项规定”其中一条就要求“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调研期间，行程150多公里，沿途不封路、不清场，不铺红毯，与群众相伴而行，作出表率。此后很快各级领导干部下去调研的时候，基本都不再强调封路、标语、地毯等等这些华而不实的形式。
除此之外，还有两条经验值得总结。首先是通过问责等方式，将压力层层传导下去。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尽管十八大以来，反四风中以形式主义为名问责的情况不多，但是每一次总能引起各级党员干部的警醒。2014年，湖北问责的一起应付上级检查超标办公室的案件就是如此。
当时全国范围内整治超标办公室。一些地方以形式主义对付形式，或把“办公室”的牌子改成“会议室”；或弄块隔板，隔出一个资料室，不过却由领导独享；或宁愿空置很多办公室，也要把几个人合并到一间办公室……
湖北省十堰市人社局原局长孙照军可能也认为这项治理会是“一阵风”，就走过场、应付了事。搬出超标办公室4个月后，又搬回去，被免职。
其次从一些切实可行的细节入手，一点一点慢慢改变，步步为营，也是十八大后反形式主义的经验之一。
此轮不管是反形式主义，还是反四风，着力点都更具体、更具有操作性，避免了看起来慷慨激昂、雷厉风行的做法最终沦为形式主义。
最近，新任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就与全省干部“约法四章”：其一，今后会议发言，包括书面报告，不要在开头讲“尊敬的某书记，尊敬的某省长”；其二，省内开会不要对省领导的讲话言必称“重要讲话”；其三，会议发言可以读稿，但不要刻意背稿、不要用“提词器”；其四，对省领导的批示，不要文来文去、个个“报结”，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这四件小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是对形式主义的逐个击破，由于具体，也更具操作性。李强称，今天把这四件小事说白了、说开了，希望大家今后就这么执行了。
上下联动破除“土壤”
除了这些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之外，要力戒形式主义，还需要多方面努力。反对形式主义看似简单，实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则告诉记者，形式主义屡禁不止，与绩效评价机制不完善有关。
“对于地方党委政府而言，基本上都是围绕考核的指挥棒在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绩效评价有过度注重经济增长、政绩指标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形式主义频频发作的重要诱因。”庄德水认为，为了凸显主政一方的政绩，一些政府机构和官员不是脚踏实地练内功，为群众办一些能够产生长远效益的实事和好事，而是乐于做一些见效快、容易产生政绩的事情，以便早日获得提升。
在他看来，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有所改变，比如不再过分强调经济增长，但是群众在考核中的话语权并不大，“没有来自直接受益者的评价声音，考核就难免被钻空子。”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徐晨光则称，形式主义，归根结底是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不纯、思想不正、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因此，戒除形式主义首先要从思想源头抓起。
大量事实证明，下面的一些形式主义往往根子在上面，比如一些部门过多、过滥的评比、达标活动，轮番的检查验收事项，往往使地方应付不暇，也助长了形式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形式主义，决不简单的是地方政府的事情，也不只是地方官员的事情，只有上下联动，特别注重从高层做起，才能破除形式主义生存的土壤，改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现象。
也有专家指出，治理形式主义不能仅仅就作风去论作风，而要着眼于根深蒂固的利益机制问题，比如严格政府官员的任期。
官员缺乏严格的任期制约束，频繁调动，很容易助长其急功近利的思想，进而出表面文章，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十八大后，某些地方官员的任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证，但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规范。
6月初，安徽一贫困县县委书记已经调到上级市委工作，该县县长被公示担任县委书记。然而没过几天，调离的县委书记又重新回锅“官复原职”。这罕见的举动，既是严格任期，更是以工作任务和实绩为干部任用标准，能比较大限度地降低官员急功近利式的个人主义心态、避免为了政绩走形式主义道路。
5月29日，邓小平专门写信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周钦岳、办公厅主任胡光，批评“会议都出专刊”是形式主义，“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
形式主义由来已久，很早以来党委政府就致力于力戒形式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其中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与继续发扬。
“开一个老实会议”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一直对长篇累牍、“文山会海”十分反感，批评形式主义的浮华文风会害死人，也身体力行反对形式主义，要求尽量减少发文，可发可不发的坚决不要发。
1950年10月，西南司法部起草了一份人民法庭组织条例，请邓小平审定。邓小平阅后于11月3日写信给西南局秘书长孙志远：“中央所颁‘人民法庭组织细则’，眉目十分清楚，司法部所拟条例，除个别具体问题外，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另发一条例之必要。”“个别具体问题，改用‘指示’规定。”
邓小平还特别指出：“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注意。”
可以说，从自身做起、率先垂范，是当时反形式主义的最重要经验之一。西柏坡时期，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会上，刘少奇明确要求：“这个会议不拘形式、自由发言，报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号，也不要鼓掌，或什么三鞠躬，有什么讲什么，主张什么讲什么，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老老实实。我们开一个老实会议，以老实的态度作风来开这个会。这样才能讨论问题，解决问题。”
他还曾多次深入滹沱河沿岸农村进行调研，有时开会晚了就睡在老百姓家的土炕上，有时同县里的干部彻夜长谈。
率先垂范，不仅是要自己先做，还要自己先做好，体现好的作风。反对形式主义，重在务实，而务实是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普遍拥有的工作作风。
1947年10月底至11月初，为探寻解放石家庄之策，年逾花甲的朱德只带了几个人，乘一辆吉普车，从西柏坡到安国，与晋察冀野战军各级干部广泛接触。
战后，为及时总结推广石家庄战役的经验，他在晋州侯城村一连四天与连排班干部战士座谈，据当时临时担任其秘书的何其芳回忆，4天之中，朱德先后与31人促膝而谈。
随后，他又不顾敌机轰炸和战后秩序较乱，冒着危险，踏着焦土，迎着寒风，视察了石家庄的军事设施、炼焦厂和大兴纱厂等。
这种务实态度的结果就是——当时，接到朱德关于石家庄战役经验和城市管理工作的汇报信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立即将此信向各中央局、野战军转发，要求遵照执行。
层层传导压力
十八大后反形式主义取得一定成绩，同样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乃至各地党政领导的身体力行。
在形式主义泛滥的时候，有专家给出一个形象比喻，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其实是干群之间的一个绝缘体。为此，“八项规定”其中一条就要求“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调研期间，行程150多公里，沿途不封路、不清场，不铺红毯，与群众相伴而行，作出表率。此后很快各级领导干部下去调研的时候，基本都不再强调封路、标语、地毯等等这些华而不实的形式。
除此之外，还有两条经验值得总结。首先是通过问责等方式，将压力层层传导下去。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尽管十八大以来，反四风中以形式主义为名问责的情况不多，但是每一次总能引起各级党员干部的警醒。2014年，湖北问责的一起应付上级检查超标办公室的案件就是如此。
当时全国范围内整治超标办公室。一些地方以形式主义对付形式，或把“办公室”的牌子改成“会议室”；或弄块隔板，隔出一个资料室，不过却由领导独享；或宁愿空置很多办公室，也要把几个人合并到一间办公室……
湖北省十堰市人社局原局长孙照军可能也认为这项治理会是“一阵风”，就走过场、应付了事。搬出超标办公室4个月后，又搬回去，被免职。
其次从一些切实可行的细节入手，一点一点慢慢改变，步步为营，也是十八大后反形式主义的经验之一。
此轮不管是反形式主义，还是反四风，着力点都更具体、更具有操作性，避免了看起来慷慨激昂、雷厉风行的做法最终沦为形式主义。
最近，新任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就与全省干部“约法四章”：其一，今后会议发言，包括书面报告，不要在开头讲“尊敬的某书记，尊敬的某省长”；其二，省内开会不要对省领导的讲话言必称“重要讲话”；其三，会议发言可以读稿，但不要刻意背稿、不要用“提词器”；其四，对省领导的批示，不要文来文去、个个“报结”，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这四件小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是对形式主义的逐个击破，由于具体，也更具操作性。李强称，今天把这四件小事说白了、说开了，希望大家今后就这么执行了。
上下联动破除“土壤”
除了这些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之外，要力戒形式主义，还需要多方面努力。反对形式主义看似简单，实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则告诉记者，形式主义屡禁不止，与绩效评价机制不完善有关。
“对于地方党委政府而言，基本上都是围绕考核的指挥棒在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绩效评价有过度注重经济增长、政绩指标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形式主义频频发作的重要诱因。”庄德水认为，为了凸显主政一方的政绩，一些政府机构和官员不是脚踏实地练内功，为群众办一些能够产生长远效益的实事和好事，而是乐于做一些见效快、容易产生政绩的事情，以便早日获得提升。
在他看来，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有所改变，比如不再过分强调经济增长，但是群众在考核中的话语权并不大，“没有来自直接受益者的评价声音，考核就难免被钻空子。”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徐晨光则称，形式主义，归根结底是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不纯、思想不正、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因此，戒除形式主义首先要从思想源头抓起。
大量事实证明，下面的一些形式主义往往根子在上面，比如一些部门过多、过滥的评比、达标活动，轮番的检查验收事项，往往使地方应付不暇，也助长了形式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形式主义，决不简单的是地方政府的事情，也不只是地方官员的事情，只有上下联动，特别注重从高层做起，才能破除形式主义生存的土壤，改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现象。
也有专家指出，治理形式主义不能仅仅就作风去论作风，而要着眼于根深蒂固的利益机制问题，比如严格政府官员的任期。
官员缺乏严格的任期制约束，频繁调动，很容易助长其急功近利的思想，进而出表面文章，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十八大后，某些地方官员的任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证，但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规范。
6月初，安徽一贫困县县委书记已经调到上级市委工作，该县县长被公示担任县委书记。然而没过几天，调离的县委书记又重新回锅“官复原职”。这罕见的举动，既是严格任期，更是以工作任务和实绩为干部任用标准，能比较大限度地降低官员急功近利式的个人主义心态、避免为了政绩走形式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