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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知識階級往往以對權力的鄙視和厭惡來表現自己的脫俗，以對權力的批評和監督來宣示自己的使命。此一清高被法國哲學家福柯污染了，他认为權力與知識的關係絕非像在知識階級的故作清雅中所表現的那麼簡單，“即只有在權力關係暫不發生作用的地方知識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識才能發展。”（福柯《規訓與懲罰》）福柯寧願把知識與權力看作是一回事，權力就是知識。筆者則傾向於把二者之間的關係，看作是兩種權力之間的關係，知識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知識不是權力的對立物，而是權力的一種。知識階級，在任何社會中，都擁有其獨特的、不可替代的權力。
1、選書權。
讀書人讀什麼書，自己說了算，此謂選書權。堯舜之前無書可讀（陸九淵），無書可選，不在話下。至孔子有六藝，述而不作，前人留下什麼書便讀什麼書、教什麼書，談不上選擇。稷下學宮時代，諸子一堂，百家爭鳴，寫書、造書、講書、讀書，新生的中國知識階級，各持一家義，共讀百家書，“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社會作為整體，在讀書的選擇上並無“獨尊”、“罷絀”一類門戶優待或岐視。那是一個是書就讀的時代。
到了“浩如煙海”的現代社會，任何一等的超天才也不敢把“一事不知，儒者之恥”掛在嘴上了，一個讀書人，必須從“浩如煙海”中選擇自己一生讀哪些書。甚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文明，也不敢妄言“一事不知，國家之恥”，而必須根據自己的需要去組織、協調、搭配全社會有限的“思想力”，在浩如煙海中作出自己學術結構上的選擇。
誰來主導這個選擇？當然是知識階級自己。讀書人讀什麼書，唱什麼調，玩什麼主義，都是知識階級的“家事”，“外人”一般不能干預。個別的政治強權有時也會插手知識階級的讀書權，選書權，但是，干預得了一時，干預不了長久，干預得了表面，干預不了內核。秦始皇用了燒書的極端辦法，卻也只是迫著諸多秦博士們強化了背頌力，讀書人心下記念著的，仍是他們想讀的那些書。一般情況下，政治強權都是把知識階級所鑄成的學術結構作為既定的歷史前提，在這個前提下去作自己的政治文章。
讀書人的選書權，是知識權力中的基礎要素，甚至可以說，是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的基礎要素。一般說來，誰有權決定讓這個社會讀什麼書，誰就有權為這個社會定什麼調，誰就有權主導這個社會的主流思想意識，進而，誰就有權影響這個社會的走向。
2、主流決定權。
思想恒有流派之別；流派恒有主末之分。從中國歷史上看，各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流思想。西漢立國之初，道家是主流；漢武帝以後，儒家是主流；魏晉南北朝，玄學是主流；宋明時代，理學是主流；如此等等。社會的主流思想可能會變化，一種主流可以被另一種主流所代替，但鮮見無主流者。
社會主流思想由誰創造，其演變由誰驅動？還是知識階級。知識階級既擁有選書權，邏輯上便決定了它必然擁有主流思想決定權，或者說，知識階級在行使自己的選書權的同時，便是在鑄造社會的主流思想意識。一個社會，讀什麼書便講什麼話，當然之理。
只是，與學術結構的選擇純粹是知識階級的家事不同，社會主流思想的鑄造過程，政治強權有更大的參與機會，例如，著名的“罷絀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的強權意志無疑在其中起了挺大的作用。但如果把這看作是完全的漢武帝一手遮天，卻是對歷史的誤解，也是對知識權力之本質的無知。從某種意義上倒是可以說，非是漢武用董子，乃是董子用漢武也。
當歷史偶爾出現“不輸文彩”“不遜風騷”的強權人物，如王莽、毛澤東者時，知識階級的主流思想鑄造權，有可能暫時地“大權旁落”。然而，只是暫時，只是表面，同化爐時代中國的知識階級對表面上具壓倒強勢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暗中抵制，秋後算帳，便是例證。假使，這樣的強權人物碰巧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學者，在所有的知識領域都是天下第一，是徹頭徹尾的“內聖外王”，知識階級也不會服從他的思想權威，他也沒有能力從根本上為整個社會“制訂”主流思想，因為，主流思想的選擇與鑄造，本質上不是個學識問題，而是個利益問題。社會主流思想的鑄造過程，不是個真理探索過程，而是個利益追求過程，是知識階級運用手中的主流思想決定權而為自己謀利益的過程。而強權人物的利益動機與知識階級的利益動機，不可能一致，二者之間的“階級鬥爭”是必然的。
更假使，這位“內聖外王”的強權人物代表的是全民利益，並且是全民的長遠利益即子孫萬代的利益，則此一全民的“利益力”也依然鬥不過知識階級一個階級的“利益力”，原因是，全民的“利益覺悟”永遠沒有知識階級的利益覺悟清晰（更遑論那些“子孫萬代”尚未出生，無法為自己爭利益）。這一點，韓非子《顯學》篇的最後一段話講得好：“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全民，永遠是不知好歹的一群。在當代的知識階級夥同著其他利益集團推動著全社會沿著“科學，發展，進步，生產力，自由市場”的路子往下走的時候，全民，則面對著越來越黑的天空，越來越髒的河水，越來越堵的街道，越來越毛的貨幣，越來越多的假冒偽劣，越來越惡的芸芸眾生，茫然不知所然，茫然不知所措，木然無覺地繼續跟著一條路走到黑。有了這樣的人民，知識階級在階級鬥爭中所面對著的實際對手，從來就不會是“全民”，至多僅僅是那個“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個人。知識階級會利用自己的階級覺悟優勢，在實際的階級鬥爭中巧妙地把自己由少數變成多數。一旦鬥爭進入群體對個人的格局，則鬥爭的勝負結局就會象圍棋收官一樣簡單：隨便從文明世界的思想武庫中揀取一兩件法寶，如“專制”“獨裁”一類金箍鐵帽，就可以輕拿輕放地把對手收到五行山下了。
3、話語構建權。
在學術上，體系與體系、主義與主義之間，有思想內容之異，各自所使用的概念、術語乃至整個話語風格也大有不同，因此，社會思潮的演變，主流思想的更替，往往伴隨著整個社會話語風氣的大變化。而社會話語風氣的變化，必定影響著整個社會結構發生大的變遷。知識階級既擁有了學術上的選書權和主流思想鑄造權，自然便擁有了社會話語體系的構建權。百年前中國的知識階級運用自己的選書權進行了道學改科學的“新文化”選擇；進而，合乎邏輯地運用了自己的主流思想決定權而開始在課堂上乃至整個社會的輿論系統中傳佈西優中劣；再進而，又運用了自己的話語體系構建權為中華民族引入了一整套的全新的話語體系。這套新的話語體系對中華民族的教育效果，一方面使年輕一代把自己的文化傳統忘得一干而淨，一方面為他們牢牢地培育起了民族自卑感。 話語構建權，是知識階級影響整個社會風氣進而主導歷史走向的一條重要的權仗，而白話文運動以來所形成的書面語與口語的合流，更強化了此一權杖在全社會的執行力。
4、是非鑒定權。
世間的事，何為對何為錯，何為善何為惡，何為好何為壞，何為是何為非，總有個鑒定標準。此類標準古今中外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且全社會統一。然而，全社會統一，並不是全人類統一。雖然，中國有古聖先賢將之看作是天理——上天喻下來的是非標準；猶太——基督教體系也將之看作天理，摩西十誡“真地”是上帝從天上扔下塊石板，上面寫著的；今天中國的知識階級不說天理，而說普世價值，這普世價值是人類中的上等民族上等文化制訂出來，而為下等民族下等文化所效法遵從的，說的仍然是全人類統一的標準。
其實，善惡是非標準是純文化的，是世間每一個特定的文化自己為自己制訂的標準，不同的文化有著不同的標準。如尼采所說，“任何民族不判斷價值便不能生存；如果它要自存，它判斷的標準，應當與鄰族的不同。許多事物被此民族稱為善的，彼民族卻認為可恥而加以輕蔑：這是我發現的。我還發現在這裡被斥為惡的，在那裡卻穿著榮譽之紫袍。”（《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世上有的文化以爹為神，有的文化以神為爹；有的文化以狗為爹，有的文化以爹為狗；有的文化中，人見了狗就象狗見了狗，親狎無間，有的文化中狗見了人就象人見了人，仇視防備。文化間懸隔如此，焉得統一普世的是非標準？
人們說話時使用的詞語，一般總有褒貶色彩，在這褒貶色彩中，其實就潛伏著是非善惡的鑒定標準。知識階級操縱社會的是非觀念的一條簡捷的杠杆，就是這詞語的“褒貶色彩塗抹權”。例如，“利已”一詞，在舊的話語體系中屬楊朱一流，是個貶義詞，而代之以“個性解放”，差不多還是那個意思，便成了一個褒義詞，“利已”於是在新的主流思想體系和主流話語體系中便由壞事變成了好事。詞義的褒貶轉換，多數情況下不必在字面上換詞，知識階級擁有僅僅通過幹塗硬抹就改變一個詞語的褒貶色彩的權力。例如 “革命”一詞，曾是中國現代史上美麗無比的一個詞，國共兩黨競相使用，如今的中國知識階級不喜歡它，開始著力在它身上下功夫，離批臭已經不遠了。“革命”一旦批臭了，由褒義詞變了貶義詞，“幹革命”自然就成了壞事。
知識階級行使是非鑒定權的另一個歷史例證，是思想解放運動以來善惡觀念的“去學術化”。是非標準，幾千年來總是與善惡標準相聯繫的，凡事，善的就是“是”的，惡的就是“非”的。以善惡斷是非的倫理原則，新潮知識份子不太喜歡，因為“科學萬能”的精神在“何為善何為惡”的問題上無從插嘴，無能為力，於是推出一個巧妙辦法：在學術上只求“真理”不求“善理”。運用自己的學術結構選擇權和主流思想鑄造權，把“善惡”的學問從學術體系中清除掉，從而把善惡的概念從人類的心靈中一筆勾銷。中國如今的教育系統，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善惡教育的教育系統。二十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把幾千年的仁義禮智信、忠孝節悌的原則“砸爛”了；二十世紀末的“思想解放運動”，把幾十年的集體主義、助人為樂、克已奉公、勞動光榮的精神“批臭”了。如今通行著的是以赤祼祼的自由競爭、個人奮鬥、成名成家、榮華富貴等為內容的個人主義教育，從而創造了一個古今中外難得一見的可怖的道德環境。
學術界可以不求善理，但人類的天性中與“惻隱、羞惡、謙讓”並列的“是非之心”仍然存在，如之奈何？於是便有了更巧妙的辦法：從科學的理性體系中揀出“歷史進步”的觀念，用這個（社會）科學工具把世間的萬世萬物重新排隊，用“進步”與“落後”來代替“善”與“惡”，來充當鑒別是非的新標準。以善惡為中心範疇的三千年中國思想史，就這樣被知識階級小旗一揮，嘎然叫停——知識權力之強大，由此可見一斑。
選書權，主流決定權，話語權，是非鑒定權——知識階級的這四大權力，在二十七年的同化爐運動中，被盡皆剝奪了。彼時的讀書人讀什麼書，要由他人來規定；彼時的主流思想，不由知識階級來鑄造，而是由政治強權來決定；彼時的話語體系，不由知識階級來構建，而是由強權者語錄來構建；彼時的是非鑒定標準，更是由強權者的思想一家所獨斷。其他如話語權，輿論權，教育權等等，也統統落入他人之手。政治權力與知識權力之間的天然分配關係打破了，失衡了；政治權力與知識權力之間的自然秩序，出現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顛倒——不是政治權力以知識權力打造的主流思想氛圍為前提條件而制訂自己的統治政策，相反，卻是知識階級不得不根據政治權力創造的主流意識形態作為前提條件來謀求自己的生存空間。不是朝堂辯論中引用聖賢語錄，而是相反，學術辯論中引用領袖語錄——知識階級由聖賢語錄的供應者淪為了領袖語錄的消費者。
與“喪權”相伴的是“失利”。同化運動在全面地剝奪了知識權力的同時，也大面積地侵害了他們的利益。同化爐同時就是一口大飯鍋，同化運動的另一個側面是大鍋飯運動。知識份子仇恨大鍋飯。
其實，思想解放運動真正解放的，並非是思想，而是“思想者”，是思想者這個階級的權力和利益。甚至，更深入一步說，思想解放運動所解放的，並不是人，而是歷史本身。它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了過來，恢復了社會的自然狀態，恢復了社會天然權力結構的本來面目。
（未完待續）
（作者系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知識階級往往以對權力的鄙視和厭惡來表現自己的脫俗，以對權力的批評和監督來宣示自己的使命。此一清高被法國哲學家福柯污染了，他认为權力與知識的關係絕非像在知識階級的故作清雅中所表現的那麼簡單，“即只有在權力關係暫不發生作用的地方知識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識才能發展。”（福柯《規訓與懲罰》）福柯寧願把知識與權力看作是一回事，權力就是知識。筆者則傾向於把二者之間的關係，看作是兩種權力之間的關係，知識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知識不是權力的對立物，而是權力的一種。知識階級，在任何社會中，都擁有其獨特的、不可替代的權力。
1、選書權。
讀書人讀什麼書，自己說了算，此謂選書權。堯舜之前無書可讀（陸九淵），無書可選，不在話下。至孔子有六藝，述而不作，前人留下什麼書便讀什麼書、教什麼書，談不上選擇。稷下學宮時代，諸子一堂，百家爭鳴，寫書、造書、講書、讀書，新生的中國知識階級，各持一家義，共讀百家書，“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社會作為整體，在讀書的選擇上並無“獨尊”、“罷絀”一類門戶優待或岐視。那是一個是書就讀的時代。
到了“浩如煙海”的現代社會，任何一等的超天才也不敢把“一事不知，儒者之恥”掛在嘴上了，一個讀書人，必須從“浩如煙海”中選擇自己一生讀哪些書。甚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文明，也不敢妄言“一事不知，國家之恥”，而必須根據自己的需要去組織、協調、搭配全社會有限的“思想力”，在浩如煙海中作出自己學術結構上的選擇。
誰來主導這個選擇？當然是知識階級自己。讀書人讀什麼書，唱什麼調，玩什麼主義，都是知識階級的“家事”，“外人”一般不能干預。個別的政治強權有時也會插手知識階級的讀書權，選書權，但是，干預得了一時，干預不了長久，干預得了表面，干預不了內核。秦始皇用了燒書的極端辦法，卻也只是迫著諸多秦博士們強化了背頌力，讀書人心下記念著的，仍是他們想讀的那些書。一般情況下，政治強權都是把知識階級所鑄成的學術結構作為既定的歷史前提，在這個前提下去作自己的政治文章。
讀書人的選書權，是知識權力中的基礎要素，甚至可以說，是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的基礎要素。一般說來，誰有權決定讓這個社會讀什麼書，誰就有權為這個社會定什麼調，誰就有權主導這個社會的主流思想意識，進而，誰就有權影響這個社會的走向。
2、主流決定權。
思想恒有流派之別；流派恒有主末之分。從中國歷史上看，各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流思想。西漢立國之初，道家是主流；漢武帝以後，儒家是主流；魏晉南北朝，玄學是主流；宋明時代，理學是主流；如此等等。社會的主流思想可能會變化，一種主流可以被另一種主流所代替，但鮮見無主流者。
社會主流思想由誰創造，其演變由誰驅動？還是知識階級。知識階級既擁有選書權，邏輯上便決定了它必然擁有主流思想決定權，或者說，知識階級在行使自己的選書權的同時，便是在鑄造社會的主流思想意識。一個社會，讀什麼書便講什麼話，當然之理。
只是，與學術結構的選擇純粹是知識階級的家事不同，社會主流思想的鑄造過程，政治強權有更大的參與機會，例如，著名的“罷絀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的強權意志無疑在其中起了挺大的作用。但如果把這看作是完全的漢武帝一手遮天，卻是對歷史的誤解，也是對知識權力之本質的無知。從某種意義上倒是可以說，非是漢武用董子，乃是董子用漢武也。
當歷史偶爾出現“不輸文彩”“不遜風騷”的強權人物，如王莽、毛澤東者時，知識階級的主流思想鑄造權，有可能暫時地“大權旁落”。然而，只是暫時，只是表面，同化爐時代中國的知識階級對表面上具壓倒強勢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暗中抵制，秋後算帳，便是例證。假使，這樣的強權人物碰巧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學者，在所有的知識領域都是天下第一，是徹頭徹尾的“內聖外王”，知識階級也不會服從他的思想權威，他也沒有能力從根本上為整個社會“制訂”主流思想，因為，主流思想的選擇與鑄造，本質上不是個學識問題，而是個利益問題。社會主流思想的鑄造過程，不是個真理探索過程，而是個利益追求過程，是知識階級運用手中的主流思想決定權而為自己謀利益的過程。而強權人物的利益動機與知識階級的利益動機，不可能一致，二者之間的“階級鬥爭”是必然的。
更假使，這位“內聖外王”的強權人物代表的是全民利益，並且是全民的長遠利益即子孫萬代的利益，則此一全民的“利益力”也依然鬥不過知識階級一個階級的“利益力”，原因是，全民的“利益覺悟”永遠沒有知識階級的利益覺悟清晰（更遑論那些“子孫萬代”尚未出生，無法為自己爭利益）。這一點，韓非子《顯學》篇的最後一段話講得好：“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全民，永遠是不知好歹的一群。在當代的知識階級夥同著其他利益集團推動著全社會沿著“科學，發展，進步，生產力，自由市場”的路子往下走的時候，全民，則面對著越來越黑的天空，越來越髒的河水，越來越堵的街道，越來越毛的貨幣，越來越多的假冒偽劣，越來越惡的芸芸眾生，茫然不知所然，茫然不知所措，木然無覺地繼續跟著一條路走到黑。有了這樣的人民，知識階級在階級鬥爭中所面對著的實際對手，從來就不會是“全民”，至多僅僅是那個“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個人。知識階級會利用自己的階級覺悟優勢，在實際的階級鬥爭中巧妙地把自己由少數變成多數。一旦鬥爭進入群體對個人的格局，則鬥爭的勝負結局就會象圍棋收官一樣簡單：隨便從文明世界的思想武庫中揀取一兩件法寶，如“專制”“獨裁”一類金箍鐵帽，就可以輕拿輕放地把對手收到五行山下了。
3、話語構建權。
在學術上，體系與體系、主義與主義之間，有思想內容之異，各自所使用的概念、術語乃至整個話語風格也大有不同，因此，社會思潮的演變，主流思想的更替，往往伴隨著整個社會話語風氣的大變化。而社會話語風氣的變化，必定影響著整個社會結構發生大的變遷。知識階級既擁有了學術上的選書權和主流思想鑄造權，自然便擁有了社會話語體系的構建權。百年前中國的知識階級運用自己的選書權進行了道學改科學的“新文化”選擇；進而，合乎邏輯地運用了自己的主流思想決定權而開始在課堂上乃至整個社會的輿論系統中傳佈西優中劣；再進而，又運用了自己的話語體系構建權為中華民族引入了一整套的全新的話語體系。這套新的話語體系對中華民族的教育效果，一方面使年輕一代把自己的文化傳統忘得一干而淨，一方面為他們牢牢地培育起了民族自卑感。 話語構建權，是知識階級影響整個社會風氣進而主導歷史走向的一條重要的權仗，而白話文運動以來所形成的書面語與口語的合流，更強化了此一權杖在全社會的執行力。
4、是非鑒定權。
世間的事，何為對何為錯，何為善何為惡，何為好何為壞，何為是何為非，總有個鑒定標準。此類標準古今中外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且全社會統一。然而，全社會統一，並不是全人類統一。雖然，中國有古聖先賢將之看作是天理——上天喻下來的是非標準；猶太——基督教體系也將之看作天理，摩西十誡“真地”是上帝從天上扔下塊石板，上面寫著的；今天中國的知識階級不說天理，而說普世價值，這普世價值是人類中的上等民族上等文化制訂出來，而為下等民族下等文化所效法遵從的，說的仍然是全人類統一的標準。
其實，善惡是非標準是純文化的，是世間每一個特定的文化自己為自己制訂的標準，不同的文化有著不同的標準。如尼采所說，“任何民族不判斷價值便不能生存；如果它要自存，它判斷的標準，應當與鄰族的不同。許多事物被此民族稱為善的，彼民族卻認為可恥而加以輕蔑：這是我發現的。我還發現在這裡被斥為惡的，在那裡卻穿著榮譽之紫袍。”（《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世上有的文化以爹為神，有的文化以神為爹；有的文化以狗為爹，有的文化以爹為狗；有的文化中，人見了狗就象狗見了狗，親狎無間，有的文化中狗見了人就象人見了人，仇視防備。文化間懸隔如此，焉得統一普世的是非標準？
人們說話時使用的詞語，一般總有褒貶色彩，在這褒貶色彩中，其實就潛伏著是非善惡的鑒定標準。知識階級操縱社會的是非觀念的一條簡捷的杠杆，就是這詞語的“褒貶色彩塗抹權”。例如，“利已”一詞，在舊的話語體系中屬楊朱一流，是個貶義詞，而代之以“個性解放”，差不多還是那個意思，便成了一個褒義詞，“利已”於是在新的主流思想體系和主流話語體系中便由壞事變成了好事。詞義的褒貶轉換，多數情況下不必在字面上換詞，知識階級擁有僅僅通過幹塗硬抹就改變一個詞語的褒貶色彩的權力。例如 “革命”一詞，曾是中國現代史上美麗無比的一個詞，國共兩黨競相使用，如今的中國知識階級不喜歡它，開始著力在它身上下功夫，離批臭已經不遠了。“革命”一旦批臭了，由褒義詞變了貶義詞，“幹革命”自然就成了壞事。
知識階級行使是非鑒定權的另一個歷史例證，是思想解放運動以來善惡觀念的“去學術化”。是非標準，幾千年來總是與善惡標準相聯繫的，凡事，善的就是“是”的，惡的就是“非”的。以善惡斷是非的倫理原則，新潮知識份子不太喜歡，因為“科學萬能”的精神在“何為善何為惡”的問題上無從插嘴，無能為力，於是推出一個巧妙辦法：在學術上只求“真理”不求“善理”。運用自己的學術結構選擇權和主流思想鑄造權，把“善惡”的學問從學術體系中清除掉，從而把善惡的概念從人類的心靈中一筆勾銷。中國如今的教育系統，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善惡教育的教育系統。二十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把幾千年的仁義禮智信、忠孝節悌的原則“砸爛”了；二十世紀末的“思想解放運動”，把幾十年的集體主義、助人為樂、克已奉公、勞動光榮的精神“批臭”了。如今通行著的是以赤祼祼的自由競爭、個人奮鬥、成名成家、榮華富貴等為內容的個人主義教育，從而創造了一個古今中外難得一見的可怖的道德環境。
學術界可以不求善理，但人類的天性中與“惻隱、羞惡、謙讓”並列的“是非之心”仍然存在，如之奈何？於是便有了更巧妙的辦法：從科學的理性體系中揀出“歷史進步”的觀念，用這個（社會）科學工具把世間的萬世萬物重新排隊，用“進步”與“落後”來代替“善”與“惡”，來充當鑒別是非的新標準。以善惡為中心範疇的三千年中國思想史，就這樣被知識階級小旗一揮，嘎然叫停——知識權力之強大，由此可見一斑。
選書權，主流決定權，話語權，是非鑒定權——知識階級的這四大權力，在二十七年的同化爐運動中，被盡皆剝奪了。彼時的讀書人讀什麼書，要由他人來規定；彼時的主流思想，不由知識階級來鑄造，而是由政治強權來決定；彼時的話語體系，不由知識階級來構建，而是由強權者語錄來構建；彼時的是非鑒定標準，更是由強權者的思想一家所獨斷。其他如話語權，輿論權，教育權等等，也統統落入他人之手。政治權力與知識權力之間的天然分配關係打破了，失衡了；政治權力與知識權力之間的自然秩序，出現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顛倒——不是政治權力以知識權力打造的主流思想氛圍為前提條件而制訂自己的統治政策，相反，卻是知識階級不得不根據政治權力創造的主流意識形態作為前提條件來謀求自己的生存空間。不是朝堂辯論中引用聖賢語錄，而是相反，學術辯論中引用領袖語錄——知識階級由聖賢語錄的供應者淪為了領袖語錄的消費者。
與“喪權”相伴的是“失利”。同化運動在全面地剝奪了知識權力的同時，也大面積地侵害了他們的利益。同化爐同時就是一口大飯鍋，同化運動的另一個側面是大鍋飯運動。知識份子仇恨大鍋飯。
其實，思想解放運動真正解放的，並非是思想，而是“思想者”，是思想者這個階級的權力和利益。甚至，更深入一步說，思想解放運動所解放的，並不是人，而是歷史本身。它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了過來，恢復了社會的自然狀態，恢復了社會天然權力結構的本來面目。
（未完待續）
（作者系澳門理工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