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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周南》作为《诗经》之首具有着重要的内涵深义，《毛诗序》中言“《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本文从三个方面探究《周南》何具“王者之风”：《周南》系之周公，缘自周公本身的身份地位，摄政经历等方面可以体现“王者之风”；《周南》托之周公，实为歌咏文王之德行教化；从《周南》诗作表现的内容来看，歌咏文王、后妃之德，二人合二姓之好，以身作则以正天下人伦政事，表现的正是合乎礼制的王者之风。
关键词：《诗经》 《周南》 王者之风 《毛诗序》
在《诗经》的十五国风中，只有《周南》、《召南》不称“风”，而作二“南”，在称名上独具特点。孔子特别推崇《周南》《召南》，《论语·阳货》中有言：“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足见对“二南”的重视。而《周南》又在十五国风之首，即《诗经》之首，更突显其特殊之处，其意值得深究。“二南”之义，众说纷披。在《毛诗序》中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本文试探求《周南》之何具“王者之风”，以解其独特之故。
一、系之周公“王者之风”
《毛诗序》言：“以一人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周南》既系之周公，则必借《周南》之风以系周公之德，以彰其先祖之德。故而《周南》中有能够体现周公德行之处，而周公本身即具有某些“王者之风”。
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王弟，成王之叔，地位煊赫。文王在时即异与群子，武王之时辅佐用事颇多。周既灭纣，坐拥四海，周、召也就由地方二伯成为了辅佐治理天下的二伯，地位进一步提高。《史记·鲁周公世家》载言，武王十一年伐纣，“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钺，是一种武器，指大斧；同时它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古者君及大将执之以威众”。①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商周葬墓出土的钺有大、中、小三型，可约略反应出墓主人生前的权力与地位。”②《尚书·牧誓》亦有言佐证：“王左杖黄钺”。周公把“大钺”，由此足见周公在周部族、周王室中的重要地位。
至武王崩，成王时仍年少，周公恐天下叛周，故而摄政以稳定时局人心。《尚书·大传》将周公的功绩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表现了周公在军事政治上的建树，以及宗法礼乐制度方面的建设，奠定了周后世八百年功业之基。《孟子·万章》称“周公尔有天下”，周公既然代王行使王政，那么周公本人即具有了“王”的实权。既然具有了王者之实，那么将表现“王者之风”的内容系于周公自然成为合理。
据《史记》记载，周公将没时，曾提出葬于成周，但是天降异象，直至将周公从文王而葬，异象才得以消除，成王也表示“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初时在王权的继承问题上，并未实行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延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并且并未明确规定一定要传位于嫡长子。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历史上并未有正式的周王的谥号，但是成王不敢以周公为臣，且从文王葬周公，那么就赋予了周公实际的“王”的合理地位。周公的后嗣封地于鲁，《礼记》曰：“鲁君嗣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鲁国可以享有天子的礼乐制度，正是由于周公之德。那么，周公之德正是“王者之风”的一种表现。如此一来，将“王者之风”系于周公便具有合理之处。
二、歌咏文王教化南国
《周南》《召南》以“南”为名，不似其他国风拥有一个明确的地域边界，而是一个模糊而广阔的范围。关于“南”之义以及“二南”所指地理范围，前人多有论述。如，将“南”理解为方位的“周原说”和“周公分陕说”；将“南”理解为某一地域的，如“河洛至江汉说”以及“江汉流域说”。
前一种说法如东汉郑玄的《诗谱·周南召南谱》，认为周、召者为《禹贡》岐山之阳地名，文中载：“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又言：“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孔颖达亦在《毛诗正义》中提出多种佐证，以赞同郑玄的说法。后一种说法如朱熹的《诗集传》中提出的“南”乃“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而且从“二南”的诗歌内容来看，多涉及南国风物。以上说法虽然对于“南”所指的地域意见分歧，但是均提及了“文王之化”。据《毛诗谱》，初文王受命于商纣王将教化传播至于南国，周、召受文王分封为二伯，故而周、召是代文王而典制南国的。且殷商起于北方，若以此理解《毛诗序》中“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亦无不可。后至文王称王，行天子之教，而非诸侯之教。那么，文王之教化分为“王者之风”、“诸侯之风”亦通情理。故而《周南》所表现出的“王者之风”实为文王之王者之风。因周公、召公长期对南国施行教化，故将文王之化托名于周、召二公：将文王为诸侯时期的教化托于召公，将文王为王时期的教化托于周公。
另外，还有将“南”解释为“长养之义”的观点，认为周南之国为周公长养之国，一方面指出长养的具体内容是文王之化，另一方面指出长养者与被长养者养的地理关系。③这种说法亦未离“文王教化”，且在这种解释下，不仅表明了文王之化的内容，而且较为明确地体现了文王之教与周公之教的孳乳关系，使得《周南》具有“王者之风”成为可能甚至于必然。虽然具体准确与否仍值得探讨深究，但是确为一种形象生动的理解方式。
《周南》表现的“王者之风”实为文王之风化，即歌咏文王教化南国，那么称《周南》具有王者之风则合情合理。
三、系之文王后妃之德
根据《诗经·周南》的诗歌内容来看，十一首中除《兔罝》赞美有保卫家国武才的猎人外，其余均直接或间接与婚礼相关。如描写热恋追求的《关雎》、《汉广》；祝婚之诗，如《桃夭》对于即将出嫁的新娘进行赞美；还有《樛木》将新婚的男子比为“樛木”，将新婚的女子比为“葛藟”，据《广雅·释草》“藟”是藤，一种形似葛的蔓生植物，以此来形容女子依附男子貌，表示祝贺婚姻幸福；另外，描写新婚女子归宁的《葛覃》中提及的“葛覃”同样具有此种含义，以表托付。《周南》中表示妻子对于丈夫思念的有《卷耳》和《汝坟》。还有求子孙繁衍多贤能之诗，如《芣苢》中描写妇女采芣苢，实为表达求子的意愿，芣苢即今之车前子，所结之子古人以为可治妇人不孕和难产；如《螽斯》借多子之如蝗一类的虫“螽斯”，来表达对多子者的祝贺；如《麟之趾》借麒麟之仁兽表达对诸侯子孙繁盛多贤的祝贺。 《周南》对于与婚恋家庭相关的事件加以歌咏，说明了当时社会形态下对于婚姻和繁衍后嗣的重视。近代学者胡朴安对于《诗经》中反映的家庭状况进行考察，认为“夫妇为家庭之始，家庭为国之本”，“夫妇之配合为政治一切之基础”。《礼记·昏义》言：“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婚姻的稳定有利于宗族社会的稳定，自然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祖先可谓家国大事。而婚姻大事，传有子孙，不至于无后绝祀，自然受到重视。作为一国之君的君王的婚姻更是受到重视，《礼记》言“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作为一国之王与后如同一家之夫妻，“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说明了王与后的职能分工，相互配合，对于国家的治理，天下的和顺有着重要作用。那么《周南》歌咏如此重要的礼仪事件，同时也表明了《周南》存在的重要意义。
以这样的观点解读《周南》之诗，则不仅仅是描写恋爱婚姻的诗歌，而是具有礼制政治含义的诗歌。胡朴安考之《关雎》，认为是表现文王以身作则之作，“欲正人民之夫妇”。《小序》对于《周南》诗篇的解读同样认为是美文王、后妃之德：“《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樛木》，后妃逮下也”；“《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桃夭》，后妃之所致也”；“《兔罝》，后妃之化也”；“《芣苢》，后妃之美也”；“《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麟之趾》，关雎之应也”。那么《周南》的诗作正是借描述文王以身作则施行教化，展现文王与后妃之德，表现了当时社会对于婚姻礼制的重视。由此观之，《周南》表现文王与后妃的美德以正风化，以正人伦，安邦国，这就使得《周南》具有了文王之教，王者之风。
参考文献
[1] 宗福邦，陈士饶，萧海波.故训汇纂[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49.
[3] 王志.周代诗歌制度与文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97-198.
关键词：《诗经》 《周南》 王者之风 《毛诗序》
在《诗经》的十五国风中，只有《周南》、《召南》不称“风”，而作二“南”，在称名上独具特点。孔子特别推崇《周南》《召南》，《论语·阳货》中有言：“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足见对“二南”的重视。而《周南》又在十五国风之首，即《诗经》之首，更突显其特殊之处，其意值得深究。“二南”之义，众说纷披。在《毛诗序》中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本文试探求《周南》之何具“王者之风”，以解其独特之故。
一、系之周公“王者之风”
《毛诗序》言：“以一人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周南》既系之周公，则必借《周南》之风以系周公之德，以彰其先祖之德。故而《周南》中有能够体现周公德行之处，而周公本身即具有某些“王者之风”。
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王弟，成王之叔，地位煊赫。文王在时即异与群子，武王之时辅佐用事颇多。周既灭纣，坐拥四海，周、召也就由地方二伯成为了辅佐治理天下的二伯，地位进一步提高。《史记·鲁周公世家》载言，武王十一年伐纣，“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钺，是一种武器，指大斧；同时它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古者君及大将执之以威众”。①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商周葬墓出土的钺有大、中、小三型，可约略反应出墓主人生前的权力与地位。”②《尚书·牧誓》亦有言佐证：“王左杖黄钺”。周公把“大钺”，由此足见周公在周部族、周王室中的重要地位。
至武王崩，成王时仍年少，周公恐天下叛周，故而摄政以稳定时局人心。《尚书·大传》将周公的功绩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表现了周公在军事政治上的建树，以及宗法礼乐制度方面的建设，奠定了周后世八百年功业之基。《孟子·万章》称“周公尔有天下”，周公既然代王行使王政，那么周公本人即具有了“王”的实权。既然具有了王者之实，那么将表现“王者之风”的内容系于周公自然成为合理。
据《史记》记载，周公将没时，曾提出葬于成周，但是天降异象，直至将周公从文王而葬，异象才得以消除，成王也表示“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初时在王权的继承问题上，并未实行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延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并且并未明确规定一定要传位于嫡长子。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历史上并未有正式的周王的谥号，但是成王不敢以周公为臣，且从文王葬周公，那么就赋予了周公实际的“王”的合理地位。周公的后嗣封地于鲁，《礼记》曰：“鲁君嗣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鲁国可以享有天子的礼乐制度，正是由于周公之德。那么，周公之德正是“王者之风”的一种表现。如此一来，将“王者之风”系于周公便具有合理之处。
二、歌咏文王教化南国
《周南》《召南》以“南”为名，不似其他国风拥有一个明确的地域边界，而是一个模糊而广阔的范围。关于“南”之义以及“二南”所指地理范围，前人多有论述。如，将“南”理解为方位的“周原说”和“周公分陕说”；将“南”理解为某一地域的，如“河洛至江汉说”以及“江汉流域说”。
前一种说法如东汉郑玄的《诗谱·周南召南谱》，认为周、召者为《禹贡》岐山之阳地名，文中载：“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又言：“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孔颖达亦在《毛诗正义》中提出多种佐证，以赞同郑玄的说法。后一种说法如朱熹的《诗集传》中提出的“南”乃“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而且从“二南”的诗歌内容来看，多涉及南国风物。以上说法虽然对于“南”所指的地域意见分歧，但是均提及了“文王之化”。据《毛诗谱》，初文王受命于商纣王将教化传播至于南国，周、召受文王分封为二伯，故而周、召是代文王而典制南国的。且殷商起于北方，若以此理解《毛诗序》中“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亦无不可。后至文王称王，行天子之教，而非诸侯之教。那么，文王之教化分为“王者之风”、“诸侯之风”亦通情理。故而《周南》所表现出的“王者之风”实为文王之王者之风。因周公、召公长期对南国施行教化，故将文王之化托名于周、召二公：将文王为诸侯时期的教化托于召公，将文王为王时期的教化托于周公。
另外，还有将“南”解释为“长养之义”的观点，认为周南之国为周公长养之国，一方面指出长养的具体内容是文王之化，另一方面指出长养者与被长养者养的地理关系。③这种说法亦未离“文王教化”，且在这种解释下，不仅表明了文王之化的内容，而且较为明确地体现了文王之教与周公之教的孳乳关系，使得《周南》具有“王者之风”成为可能甚至于必然。虽然具体准确与否仍值得探讨深究，但是确为一种形象生动的理解方式。
《周南》表现的“王者之风”实为文王之风化，即歌咏文王教化南国，那么称《周南》具有王者之风则合情合理。
三、系之文王后妃之德
根据《诗经·周南》的诗歌内容来看，十一首中除《兔罝》赞美有保卫家国武才的猎人外，其余均直接或间接与婚礼相关。如描写热恋追求的《关雎》、《汉广》；祝婚之诗，如《桃夭》对于即将出嫁的新娘进行赞美；还有《樛木》将新婚的男子比为“樛木”，将新婚的女子比为“葛藟”，据《广雅·释草》“藟”是藤，一种形似葛的蔓生植物，以此来形容女子依附男子貌，表示祝贺婚姻幸福；另外，描写新婚女子归宁的《葛覃》中提及的“葛覃”同样具有此种含义，以表托付。《周南》中表示妻子对于丈夫思念的有《卷耳》和《汝坟》。还有求子孙繁衍多贤能之诗，如《芣苢》中描写妇女采芣苢，实为表达求子的意愿，芣苢即今之车前子，所结之子古人以为可治妇人不孕和难产；如《螽斯》借多子之如蝗一类的虫“螽斯”，来表达对多子者的祝贺；如《麟之趾》借麒麟之仁兽表达对诸侯子孙繁盛多贤的祝贺。 《周南》对于与婚恋家庭相关的事件加以歌咏，说明了当时社会形态下对于婚姻和繁衍后嗣的重视。近代学者胡朴安对于《诗经》中反映的家庭状况进行考察，认为“夫妇为家庭之始，家庭为国之本”，“夫妇之配合为政治一切之基础”。《礼记·昏义》言：“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婚姻的稳定有利于宗族社会的稳定，自然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祖先可谓家国大事。而婚姻大事，传有子孙，不至于无后绝祀，自然受到重视。作为一国之君的君王的婚姻更是受到重视，《礼记》言“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作为一国之王与后如同一家之夫妻，“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说明了王与后的职能分工，相互配合，对于国家的治理，天下的和顺有着重要作用。那么《周南》歌咏如此重要的礼仪事件，同时也表明了《周南》存在的重要意义。
以这样的观点解读《周南》之诗，则不仅仅是描写恋爱婚姻的诗歌，而是具有礼制政治含义的诗歌。胡朴安考之《关雎》，认为是表现文王以身作则之作，“欲正人民之夫妇”。《小序》对于《周南》诗篇的解读同样认为是美文王、后妃之德：“《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樛木》，后妃逮下也”；“《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桃夭》，后妃之所致也”；“《兔罝》，后妃之化也”；“《芣苢》，后妃之美也”；“《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麟之趾》，关雎之应也”。那么《周南》的诗作正是借描述文王以身作则施行教化，展现文王与后妃之德，表现了当时社会对于婚姻礼制的重视。由此观之，《周南》表现文王与后妃的美德以正风化，以正人伦，安邦国，这就使得《周南》具有了文王之教，王者之风。
参考文献
[1] 宗福邦，陈士饶，萧海波.故训汇纂[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49.
[3] 王志.周代诗歌制度与文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97-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