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沦陷或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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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已走过百年,白话诗或现代诗的命运与中国社会息息相关,诗歌先后以不同的面相出现,在不同时期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大致次第为革命的、启蒙的、文艺的、救亡的、民间的、政治的、先锋的,并基本确立其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与小说、散文、戏剧并峙的文体地位,也就是说诗歌是纯文学综合期刊不可或缺的文体,似乎没有诗歌,所谓的文学期刊的综合性就无由体现。但现在的事实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优秀的诗歌难觅踪影,排布在诗歌天空的多是孔明灯,而非璀璨的星光,即便是万灯齐放恐也难以照亮夜空的黯淡。我们不禁发问,诗歌真的走向沦陷或黄昏了吗?
  《西藏文学》创刊以来一直很重视诗歌板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雪野诗”和“太阳城诗会”栏目,曾刊发了大量的区内外诗歌作品,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诗人诗作,有的诗作还引起了全国性的反响。进入新世纪之后,《西藏文学》的诗歌板块继续维持,但难如人意,有鸡肋之嫌,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是编辑的水平有限,主要在于当下的诗歌创作整体滑坡,要在来稿中选编出高质量的诗作并非易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写诗的门槛比较低,很多人认为只要敲下回车键,把一句话隔成几句话,只要分行,诗就完成了,并且诗歌的展现空间非常充裕,如通过网络平台、自媒体、民刊等即可发表,再加上同仁的相互吹捧,参评各种奖项的轻松容易,造成了诗人们的志满意得,环顾众人无出其右者,于是人人可写诗、人人能写诗、时时亦作诗的诗歌狂欢拉开了帷幕;另一方面,诗人们在自己狭小的情感和生活空间中“及物”、取物,自说自话,沉溺小我,茍且眼前,彰显个性,卖弄文采,根本无暇疏瀹性情、澡雪精神、雕琢诗意,诗歌的先锋主体性和思想穿刺力沉沦于日常生活的铺展和平庸琐细的自我罗唣与炫耀。文学刊物即便有心扭转此种诗歌创作风习,奈何回天乏力。
  2019年,《西藏文学》以强烈的文学责任感和文学担当意识采取外引内突的方式,试图为诗歌创作界,尤其是西藏诗坛和藏族汉语诗歌界注入一股清流,改变目前诗歌创作的低迷状态,但积重难返,任重道远。以第一期刊发的诗歌为例。外引以“沁润”为诗歌子栏目,刊发了左安军的九首诗歌。尽管责任编辑赞赏其“自然”和“安静”,认为“简明普通的文字和日常平凡的意象,经由诗人独立精神的思辨过滤和沉淀,便具有了清澈的灵光和犀利的力量,如电光般倏忽抵达你的心灵,触动你的情感和思考,尽显诗歌的魅力”,但我的阅读感受却非如此。以《屋顶上的白鸽》为例,首句“一名囚犯梦见自己被赶出了监狱/因为忘了缴纳房租和水电费”,显见“监狱”指的是住房或者是生活的空间,也可能喻指的是人们的生活空间,“囚犯”可能是现代人对自我生活状态的自况,次句“一棵跌断腿的树向着地下生长/因为每个伤口都会长出根须”,其中对“树”的描摹“跌断腿”有些意外,但向下生长的树所指称的意义有些晦涩,再次句“从早晨的寒光中醒来,鸽子在屋顶上叫”,描述寒晨景象,再次句“推开门,和大雪谈了七八年恋爱/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大雪”大概指的是自然、理想或追求等精神抽象的物象显现。从整首诗来看,可能左安军想要表达现代人的无奈的生存处境,但是“跌断腿的树”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何种功能,晦涩模糊,“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在此处明显是要表达反叛、抗争,所以“鸽子”意象不合适。总体上看,《屋顶上的鸽子》是一首反叛之歌,但左安军选取的几个意象之间却没有构成反叛的序列,反而刻意追求鲜活生活景象抽象化,整体生活感知支离破碎化,产生让人不明就里的感觉。还有生造词的别扭,如《短歌》中“违育”一词,遍查辞书,不知何意。不免思虑,这样的作品是否能“沁润”读者呢?
  内突以“本土风光”的子栏目刊发了沙冒智化的十五首诗。沙冒智化是一位有个性的诗人。第一,他在寺庙中学经十余年,而后步入红尘俗世,当他审视生活的时候,宗教文化浸润过的心眼,往往能发现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生活的某些特质,感受到我们难以体味的生活情致,故此,在他偈语式的诗歌中渗透着深沉的悲悯情怀;第二,沙冒智化的汉语属于自学,往往以他的理解来构造汉语词汇以表达情思。因此,有些时候他的诗歌语词搭配确能打破语言的常规,涩滞的言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但有些时候他的语词又是生吞活剥、生硬艰涩,令人不知所云。因此,编辑说“你永远不知道他迅疾的剑锋下一步指向哪里”,此言不虚。以他的《牛皮船》为例,如“赶着一场风,到了拉萨河边”中的“赶”,像驱赶牛马一样把“风”驱遣到“拉萨河边”,似不经意间显示出来造物的蛮狠、霸道;又如“愿佛收回她心灵的愤怒/我只要她的嫉妒/和花一起生出美”的言辞,其中“她”和“心灵的愤怒”不知所指,或者说以“她”指称“佛”,但一般我们多用男性的“他”而不用女性的“她”,性属上的指称差异,让人恍惚,另“她的嫉妒”“生出美”,颠覆我们的日常表达,一般情况下,“嫉妒”生出的往往是恶的、丑的东西。沙冒智化却认为“嫉妒”生“美”,以陌生化的语词阻隔我们的习惯认知,也不太好理解。沙冒智化的诗还有一个特点是制造距离和矛盾,通常在诗歌中设置两种以上的抗争,采取叙——顿——转的修辞方式,叙是引子,又可是场景,还可是氛围,顿在强化,在衍化,在舒展,亦在渐变,转则是煞,是收,更是敛,目的是更大的叙与顿,展现的是循环往复的圆形自我运化轨迹,极力挣脱语言的牢笼,展现的是碰撞时瞬间的光亮。
  由本期的外引和内突选编的诗作而言,沙冒智化可能略胜一筹。我们若以沙冒智化为捷径来看西藏的汉语诗歌创作和藏族汉语诗歌创作,又是另一番景象。
  西藏的汉语诗歌创作人群,大致来说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本土诗人,如白玛央金、琼吉、敖超等人,自幼生活在西藏,他们的生活已与西藏息息相关,他们往往沉溺于自我的生活中,表达个体的生活感受,但过分强调自我的舒展,反而将自己与现实生活隔绝开来,而进入心灵的呓语状态;另一部分是进藏的诗人们,如刘萱、陈人杰、子嫣等人,他们以外来者的眼光新奇地观望西藏,自以为是地形塑他们眼中的西藏,他们生活在西藏又不拘滞于西藏,本可开拓出一片诗歌天空,但事实上,无法深潜入西藏的生活成为他们诗歌写作的缺憾,只能借助炫目的景致、缭绕的氛围来点缀自己的情思。近年来,吉米平阶的叙事长诗《纳木娜尼的传说》可视为西藏诗歌的佳作,既沉潜于西藏的历史传说和现实生活,又跃迁于文化的共通性,既有细腻婉转的情感呈现,又有雄奇健壮的筋骨思理,究其原因,吉米平阶的生活经历丰富,生命体验厚重,又有扎实的文学创作积淀,可能在撰写纪录片《天河》解说词的过程中,他被纳木娜尼的传说所感动,燃起了他的创作冲动和创作激情,才完成这一长诗。因此,对于西藏诗人们来说,扎根生活、沉潜生活、感受生活、蓄积情思、凝练语词或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诗作。    再看藏族汉语诗歌创作。目前,诗人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泛,但又极具地域特色,甚至可以说当前藏族汉语诗歌创作呈现出显在的“在地性”气质,所谓的“地”指的是这些诗人都有明显的土地意识,他们长期生活在某一区域,他们熟悉某一区域的风土人情,他们以自己的故乡为荣,他们的根深扎在故乡的土地上;所谓的“在”,指的是他们有强烈的在场感,他们的情感和思考皆来自于地域生活空间的触发,他们有浓厚的文化归属意识,也有浓郁的文化乡土情怀,因此,大部分藏族汉语诗人的写作是一种文化地域原乡写作,他们驻足故乡的大地,关怀故乡的过去和现在,在诗歌中展现乡愁,表达乡恋,如甘南的完玛央金、扎西才让、王小忠、唐亚琼、诺布朗杰等人,他们都在讴歌脚下的土地,天上的流云,即便是客居兰州的刚杰·索木东站在黄河边也在眺望着甘南沉甸甸的紫色的草穗;香格里拉的耶杰·茨仁措姆依偎着纳帕海畔的青稞架,凝望卡瓦格博的雄姿;阿坝的康若文琴沿着梭磨峡谷深情触摸眼前的山河;玉树的那萨、尼玛松保、旦文毛、扎西旦措、秋加才仁等人伫立三江源头、结古草原,在青藏阳光的抚摸下感念一株草的加持。还有更多的藏族诗人跋涉在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怀的原乡之路上,希冀绽放绚烂的诗歌之花。但是,地域 “在场”的空间优势严重地束缚着他们的手脚,民族原乡的刻意追求又让他们踟蹰于既定的文化场域,他们在有限的空间中无限制地消费自我的生活经验和文学想象,虽然这有助于他们不断地打磨诗歌的结构、修辞、篇章等,以避免自我重复和群体雷同,但最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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