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理《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一书是非常厚重的，他显然是带着对二十世纪经验教训的浓厚关切，更带着对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状况的敏锐观察，投入这项研究的。虽然他尝试着以历史化的方式来展开他的讨论，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全书，就会时时感受到他那些压在纸面背后的关怀。对“新名教”的种种危机的描绘，对不健康的思想方式的剖析，对所谓“做戏的虚无党”（鲁迅语）的警惕，是他从章太炎、鲁迅和胡风那儿打捞出的最高贵的精神遗产。
　　以往对章太炎与鲁迅、鲁迅与胡风的讨论，较为集中在前面所述的思想史关注的前三个层次，即理论、世界观、具体意见的传承和呼应关系上，比如鲁迅的早期论文受到章太炎什么观念的影响，或者鲁迅对魏晋的看法跟章太炎相近，或者胡风文艺思想与鲁迅的关系等。这里我想强调另一个方面，即前面提及的实感和情感的层面。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中说：“鲁迅，与其说是胡适、陳独秀等人发动的那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不如说是章太炎个人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所结出的硕果。”这个论述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一，木山英雄对以往关于文学革命的阐释做了一些修正，他提出文学革命另外一个脉络是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以复古为革命”的思想影响到鲁迅和周作人;其二，他认为章太炎在清末民初所做的工作也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也就是章太炎与其说影响在政治革命中，不如说影响在文化革命中。木山英雄进一步指出：“如果说章氏的小学由黄侃和钱玄同等嫡传弟子所继承，东方哲学的构筑则触发了熊十力、梁漱溟的儒道佛三教间各种会通的尝试的话，那么，他在《民报》时期独特的思想斗争最全面的继承者，则非鲁迅莫属了。”这种思想斗争，用后来林少阳的话来说，可谓“鼎革以文”。
　　我们知道，鲁迅对章太炎的态度有一个变化，从早期的信服，到中途的分道扬镳，再到最后的追怀。鲁迅对章太炎的盖棺论定是：“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的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他对太炎先生的追怀本身也是一种重塑。在《趋时与复古》、《名人与名言》这些文章中，鲁迅谈到章太炎的一些问题，比如轻视小说、反对白话文、晚年提倡读经等等。他不满于章太炎从“拉车的好身手”到“拉车屁股向后”。但在鲁迅的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他所要努力重塑的“太炎形象”是这样的：“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他特别推崇章太炎的“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就实际的革命运动来说，章太炎的贡献并不突出，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的理念基本都经历了挫折。民元以后，章太炎其实已经很边缘化，他的一些论述（如“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联省自治等）更遭到批判和抵制。但鲁迅为什么要强调他的“革命之志，终不屈挠”？我的理解是，鲁迅主要着眼于章太炎自始至终对革命道德的强调和对革命伦理性的坚持。鲁迅对章太炎的发掘和重塑，其实也是通过谈章太炎来表达中国革命中的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是对自我位置的一种确认。他谈章太炎在革命中的位置和意义，实际上也是在谈他自己。在我看来，对革命中的“道德”问题的重视，从章太炎到鲁迅到胡风是一以贯之的。
　　章太炎特别强调平民革命，比起依赖督抚或上层精英，他更看重民众的参与。章太炎认为革命道德至关重要。什么是道德呢？他说：“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又说“优于私德者亦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薄于公德”，他强调革命者需要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革命道德说》）。相对客观因素，他更强调的是主观态度和意志。他在《答铁铮》和《答梦庵》这些文章里面也讨论了主观改造，比如《答梦庵》中说：“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唯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伪诈心。”他觉得在革命主体的锻造中，怯懦心、浮华心、猥贱心、伪诈心比一般的外在障碍更可怕。这是比较激进的，是从晚清革命佛教的浪潮里伸展出来的。在这一点上，鲁迅和他有高度共鸣，也是始终坚持“眼光向下”。《阿Q正传》已经揭示了辛亥革命在依托力量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根本地改变既有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没有完成“国民性”改造，一切不过是故鬼重来。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特别强调重要的不是话语上高谈“革命文学”，而是实际中成为“革命人”，有了革命人，才会有真正的革命文学;他还始终关注革命主体的道德问题，我们从他怎样评价李大钊（《〈守常全集〉题记》），怎么讲只有“傻子”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体（《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怎么强调复仇的自然正当性（《女吊》）等文章中都能感到。甚至鲁迅在对一些革命对象的评价上，也坚持了一种道德性。他曾提到俄国革命后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比较重要的是这几句：“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在钟楼上》）对鲁迅而言，主体的充实和真实比什么都重要。胡风也特别强调一种主观的战斗，如何克服精神奴役的创伤。章太炎、鲁迅和胡风都没有把革命看作是一种改造客观的简单过程，而是充分重视革命主体问题。
　　对道德的强调和对蜕变的警惕，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革命中的“名实之辩”。“名实之辩”不是简单地放逐“名”，而是强调要注意“名”和“实”有分裂的危险，避免“名”对“实”的遮蔽，尽力弥合那种分裂。从章太炎到鲁迅再到胡风，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二十世纪新的“名实之辩”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代表了一种左翼内部的批判。他们并不把革命看作一种固化的、理想化的乌托邦，相反，他们强调革命的动态性。就像鲁迅在《黄花的杂感》里写道：“革命无止境，倘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世间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朵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尽管这种批判的左翼不断遭受各种挫折，但是他们不断以挫折和失败为起点，寻找创造转化的可能性。他们是二十世纪中国精神史上值得不断被重返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