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公益慈善在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代后，也呈现出了新的时代面貌，尤其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参与脱贫攻坚和健康扶贫成了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现在工作上的一个发力点。
如何做到精准扶贫？健康扶贫有哪些新的特点和群体针对性？一个做了20余年的公益项目如何能永葆活力？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本志先生。
在以往社会建设和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要发挥好社会组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作用。这其中就涵盖了基金会作为公益慈善组织责无旁贷的相关职能。
赵本志副秘书长表示：有了十九大报告这样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基金会作为一个“老牌的”、有“部委背景”的扶贫救助机构，强调的是切实发挥公益组织职能和慈善服务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基金会深入学习，把十九大报告精神融会贯通，结合基金会自身特点来融入、落实和执行慈善项目。
在赵本志看来，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历史悠久，又得到国家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公益属于国家层面上一直倡导的工作，而慈善应是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后才得到提升并被确认的。现如今，慈善理念和文化作为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标志，对于营造整个社会的文明建设环境功不可没。
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慈善开始大爆发，这一年被许多人称为“公益慈善元年”，也彰显了民间公益慈善的力量，大家做公益慈善的意愿表达出来了。
真正从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上来说，慈善事业仍旧处于一个渐进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慈善法》在2016年正式颁布实施，这么多年慈善事业终于有了“自己的”法律，它对慈善组织的认定、对公益慈善行业的规范有了总的规制。
赵本志表示：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慈善事业的提法，对这个行业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是让行业为之一振的精神动力。这也证明了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正在逐渐规范、提升，对它能起到的作用和解决社会上的一些问题还是充满期待的。
新时代公益慈善组织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作用也是多方面的，覆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公益慈善组织是大有可为的。
赵本志说：“公益慈善组织不论数量多少、规模大小，‘有为才有位’，只有发挥积极作用、务实有效，不断释放正能量，才是最重要的，才是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所需要的社会组织。”
在赵本志看来，作为一个慈善组织和公益机构，从微观层面来看，其有自身的职能和职责；从宏观层面来看，应该意识到机遇和挑战并存，任务艰巨而光荣。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精准施策，还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十九大报告中都有明确要求，应该认清这样一个形势和背景，结合基金会的能力和条件，去发挥自身的作用。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本志
近5年，基金会平均收入2亿元以上，平均年度支出1.74亿元，人员工资、行政成本等运行指标均在合理区间。自2011年起，基金会连续5年在福布斯中文版“中国慈善基金榜”上位居前列；在基金会中心网“中基透明指数”排名中一直处于并列第一；2014年在“第十一届世界家庭峰会”期间，获得世界家庭组织颁发的荣誉奖；2010年和2015年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党支部被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党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2016年被民政部认定为全国首批16家慈善组织之一；2017年被人社部、原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局授予“全国卫生計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前不久，荣膺“2018中国慈善信用榜”第6名（公募基金会）。
对于基金会来说，资金收入是命脉，而国家对于基金会的支出管理有规定，上一年度总收入的70%是要执行出去的，不论是钱还是物资，并且行政成本要控制在总支出的10%以内。基金会除了要遵守《慈善法》，还有基金会的《管理条例》和《章程》。基金会现在有年报、官网和微信微博，公众有很多的渠道可以关注基金会的动态。
赵本志表示：公信力和透明度是基金会得到社会认可的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做公益慈善要有一个“玻璃口袋”，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必须要一目了然，基金会特别看重公信力和透明度。
顾彩莲母亲救助前
顾彩莲母亲救助后
赵本志说基金会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从内设机构建设来说，成立了宣传推广部，有专人负责宣传平台和渠道的维护和更新，让公众最大限度地了解基金会的信息；同时在指定的媒体上定期公开基金会年度报告；日常活动和收入，通过对外公布渠道都可以看得到。只要项目有活动，基金会都会及时报道进展情况。基金会还会定期组织合作方，包括合作的企业、机构，比如计划生育协会组织、中央和国家机关等，去项目点进行考察，让这些捐赠人和捐赠单位了解基金会把捐款花到了什么对象身上，都是怎么花的。这是保证公开透明度的基础工作和关键环节。
基金会还经常接受各方面的审计，有系统内的、行业内的，还有一些专项的审计。基金会很看重公开和透明，不论是原来的会长，还是现在的会长，还包括登记机关和业务指导部委，对基金会的公信力建设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赵本志说：“作为一个国字号的公募基金会，首先是不能砸牌子；从个人和员工来讲，也不能砸饭碗。”
基金会的募款额、执行力从全国层面来讲不是最大的，但一直追求努力做好。如果要做到这点，就要保证公开透明。基金会自身能力范围内能做的尽量保证公开，对于基金会来讲，其实应该没有不能公开的。
当然保证公开透明也需要一个过程，随着项目的深入和时代的变化，基金会一直致力于规范、完善并加快这个进程。
2017年2月，基金会换届成立第六届理事会，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同志受邀担任会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主任顾秀莲同志留任荣誉会长，原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林娜同志担任理事长（法人代表）。
赵本志说，换届对基金会来讲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李金华会长德高望重，特别有公益情怀，多年来默默在贵州等地救助贫困孩子，个人捐赠超过100万元。他几次到基金会关心看望员工，还提出了新的工作理念：“坚”苦奋斗、求真务实、诚信友善，全心全意为捐赠者、志愿者和受助者服务，简称“三服务”。
令赵本志最为感慨的是，李金华会长把艰苦奋斗的“艰”换成了坚持不懈的“坚”，他强调做公益慈善不仅要承受艰苦，更要能够坚持、坚守、坚定……
郝林娜理事长牵头新一届理事会，调整理事构成，还协调成立了3个专家咨询委员会，积极研究战略规划、投资理财和品牌推介等问题，使未来5年发展方向更明确、目标更清晰。专家咨询委员会对于基金会的作用相当于智囊团，因为公益慈善不是一个人做的，也不是一家机构可以单独承担的，自身的能力和条件毕竟有限，这样基金会就有了一个智力方面的保障和支撑。
换届之后，除了有了新理念和新架构，基金会在品牌维护和项目创新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新尝试，比如针对促进二孩政策落地，提高孕产妇健康水平，设计了新项目：给贫困地区的母亲发放“宝贝箱”，里面包括育儿知识读本以及穿戴铺盖等婴儿用品。
进入2018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围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工作部署，基金会领导及党支部一班人团结带领全体员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突出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卫生健康大局，以健康扶贫、家庭发展、应急救助、关爱弱势群体为重点，大力推进中国大病社会救助平台、黄手环行动等行业品牌项目，为精准扶贫、健康扶贫做出了积极贡献。前不久，民政部国家社会组织管理局推出《关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全国性社会组织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情况的通报》，对基金会的做法和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赵本志表示：基金会在设计公益慈善项目时指向相对集中，这样能增加针对性，也能更好地体现效果。基金会名字叫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脱胎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政府背景。现在来看，所有关于人口群体的社会痛点或难点问题，都可作为基金会关注和服务的重点。换言之，只要与人口相关，基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内的工作都不算破例。
基金会打造了一系列以幸福为主题的公益项目，目的是增进人口福利、提升家庭福祉，关注点大都是以家庭为主体，精心打造的幸福系列是基金会自主的公益产品或特色品牌。
真正有代表性的，时间长而又影响力大的项目是“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对基金会来说，这是一个老牌的、有影响力的成熟项目。
这个项目从1995年2月开始，经彭珮云（时任国务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光美（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等领导同志和爱心人士的倡导推动，由基金会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报社联合发起，旨在改善贫困母亲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转变观念，提升能力，幫助她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人民群众利益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精准扶贫”提升到战略高度，要求举全国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而慈善事业不仅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脱贫攻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目前，在我国尚未脱贫的3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需要帮扶救助的母亲群体数量依然庞大，“幸福工程”可谓使命犹在、任重道远。
历经多年实践，“幸福工程”由过去的以治穷、治愚、治病“三治”为重点，转向现在的以聚焦扶困、扶智（志）、扶助健康“三扶”为核心，早已探索形成了“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
截至目前，“幸福工程”先后在全国29个省的825个项目点开展过项目活动，累计投入资金16.6亿元，救助贫困母亲33.2万人，惠及人口142.7万人，为推动人口计生和卫生健康工作以及扶贫开发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之成为助力计生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辐射力和知名度、美誉度的公益品牌。
赵本志说，这个项目当时能促成是源于中国人口报社的记者去基层采访，发现贫困地区很多家庭非常贫困，而家庭成员中的母亲群体更加特殊，往往承担着家庭生产、生活、生育的重担，但家庭地位却不高，实际生存境况非常糟糕。这个项目初始关注贫困母亲有着独有的社会背景，也是这个项目历经23年依然能够走得通、走得好的原因所在，和这个受助体的特殊性有很大关系，当然也与基金会与基层项目单位的规范运作有关，更主要的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多年来的募款、捐赠保证和推动了这个项目的持续与发展。
黄继美母亲救助前
黄继美母亲救助后
此外，这还与王光美和刘亭（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母女传承、爱心接力有一定的关系。刘亭副理事长遵从母亲遗愿，动员了很多朋友和资源支持这个项目。受助的贫困母亲自立自强，她们有强烈的致富愿望，也有脱贫能力。这是一种造血式帮扶，现在来看也属于精准扶贫的典型案例。
赵本志说，“幸福工程”改变了许许多多受助母亲的人生命运，激发了她们自立自强、奋勇拼搏的伟大精神，唤醒了她们互帮互助、邻里守望的奉献意识。在“幸福工程”帮助下，有的贫困母亲成了脱贫致富带头人，有的被评为各级先进模范，还有的当选为村干部，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明显提高。同时影响和带动了身边乡亲，怀感恩心、传正能量，用爱党、爱国、爱家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体现价值、赢得尊重。
项目扶贫对象的条件筛选主要依靠地方的计划生育协会组织，从村一级到乡镇再到县，从地区到省再到国家，计划生育协会既是项目的发起方，也是项目的执行方。基层计生协会需要逐级申请，再由省里推荐到基金会。通过筛选，由多方多级评估确定可行性和实效性，以此确保了扶贫的精准。
近几年，基金会研究设定的项目点，扶助额度不断增加，救助人群还是保持原先设定的贫困母亲群体。“幸福工程”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办法，规定了帮扶对象条件和项目实施流程、评估办法等。
“幸福工程”也因此先后荣获民政部“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扶贫创新项目”以及业内“慈善推动者”“年度公益项目”等诸多奖项。
年份是存在与价值的体现，数字是博爱和情谊的见证。“幸福工程”作为我国第一个以母亲—贫困母亲—计划生育贫困母亲为救助对象的公益项目，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为主要募款对象，而且作为“中央和国家机关”持续捐赠支持20多年的公益项目，其不仅较早在精准扶贫、健康扶贫、家庭扶贫方面进行了探索，而且成为公益行业内品牌特色突出、项目运作规范、传播倡导中华传统慈善和现代公益文化功效明显的典型案例。
据统计1997年至今，中直机关各单位干部职工累计捐款1817.8万元（2018年捐款129.2万元），先后在全国17个省（区、市）设立48个项目点，帮助近1万名贫困母亲及其家庭，惠及人口4万多人。自1998年至今，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广大干部职工上至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各部门各单位领导，下至普通干部职工甚至离退休干部，已连续20多年向“幸福工程”捐款，累计捐赠善款8200余万元。这些善款通过“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为贫困母亲提供“资金支持、技能培训、健康扶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在，在全国24个省（区、市）的75个地区、127个县（市）设有“幸福工程”结对救助项目点，救助贫困母亲3万余人，惠及人口12万余人。与此同时，自2012年以来，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号召，中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先后组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47次，向贫困地区送医送药、赠送文具图书、修建农村卫生站等，投入资金500多万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的募捐，在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捐款总额未降反升，达到743.12万元，较上一年增加了173.3万元（中央和国家机关合计872.36万元，捐款总额超过历年）。
赵本志说，令人感动的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多年来对贫困母亲救助的慈善情怀，他们认可这个项目，也接受这个特殊人群的需求，伸出援手，献上爱心。实际上，各部委都有自己的扶贫任务和定点帮扶地区，但是捐助给“幸福工程”的钱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工资，从几十元到几百元甚至更多，都以个人名义捐赠，然后汇集到部委计生办，最后统一到基金会。所以每年基金会在统一接收捐贈款时，都会开具捐赠发票、颁发证书，最后公布项目进展，反馈每年的执行情况。
还有中央国家机关的“三下乡”活动，对于他们的帮扶点，基金会也会根据帮扶对象的具体情况，把救助资金拨付下去，这样也保证了重点，达到了良性的互动交流。
中央和国家机关从1997年开始为这个项目做捐赠一直持续至今，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项目运作模式的成熟和有效性。所以花好、用好捐赠款以及项目进展与成果的及时回馈成为基金会的重点工作之一，以此保证捐赠人相信项目可以切实给受助的贫困母亲带来改变。
中央和国家机关一年的捐赠额达到800万元左右，占到整个项目每年捐赠额的4/5以上，其中，有国家领导人、离休老干部一直在坚持每年对这个项目、对贫困母亲给予捐赠。
现在，基金会正考虑这个项目的转型问题。因为到了2020年，这个特殊的受助群体会实现脱贫，再称为“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恐有不妥，操作模式也需进行相应调整。这个项目有长达20多年的延续与传承，因此，这个项目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转型期。
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公益情怀一直都有增无减，目前考虑调整的是，能否把捐赠作为一个常态化的、人人可为的，不定期、不定额的行动，比如“月捐”方式，化整为零，变单位组织集中一次的捐款，为部委干部职工自主自愿的捐助，额度无所谓大小，培养的是公益情怀和慈善意识，树立的是国家机关以及公职人员的表率形象。当然，这样也可以达到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
慈善事业，一旦出现负面消息，会直接影响捐赠人的“初心”和对机构的信任。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做得不好，自然会被淘汰，这也是基金会对于公开透明度特别看重的原因。基金会作为为捐赠人和受助者搭建的平台，自身需要具备使命感和责任心，要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包括评估、审计、巡视。尤其是《慈善法》等一系列国家法律法规的出台，对于规范行业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社会各界对于慈善组织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强，并且基金会自己的《章程》和制度也在进一步完善之中。
“慈善，是要怀着敬畏和感恩的心去做的。”赵本志说。
如何做到精准扶贫？健康扶贫有哪些新的特点和群体针对性？一个做了20余年的公益项目如何能永葆活力？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本志先生。
响应十九大号召
在以往社会建设和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要发挥好社会组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作用。这其中就涵盖了基金会作为公益慈善组织责无旁贷的相关职能。
赵本志副秘书长表示：有了十九大报告这样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基金会作为一个“老牌的”、有“部委背景”的扶贫救助机构，强调的是切实发挥公益组织职能和慈善服务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基金会深入学习，把十九大报告精神融会贯通，结合基金会自身特点来融入、落实和执行慈善项目。
在赵本志看来，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历史悠久，又得到国家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公益属于国家层面上一直倡导的工作，而慈善应是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后才得到提升并被确认的。现如今，慈善理念和文化作为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标志，对于营造整个社会的文明建设环境功不可没。
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慈善开始大爆发，这一年被许多人称为“公益慈善元年”，也彰显了民间公益慈善的力量，大家做公益慈善的意愿表达出来了。
真正从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上来说，慈善事业仍旧处于一个渐进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慈善法》在2016年正式颁布实施，这么多年慈善事业终于有了“自己的”法律，它对慈善组织的认定、对公益慈善行业的规范有了总的规制。
赵本志表示：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慈善事业的提法，对这个行业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是让行业为之一振的精神动力。这也证明了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正在逐渐规范、提升，对它能起到的作用和解决社会上的一些问题还是充满期待的。
新时代公益慈善组织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作用也是多方面的，覆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公益慈善组织是大有可为的。
赵本志说：“公益慈善组织不论数量多少、规模大小，‘有为才有位’，只有发挥积极作用、务实有效，不断释放正能量，才是最重要的，才是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所需要的社会组织。”
在赵本志看来，作为一个慈善组织和公益机构，从微观层面来看，其有自身的职能和职责；从宏观层面来看，应该意识到机遇和挑战并存，任务艰巨而光荣。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精准施策，还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十九大报告中都有明确要求，应该认清这样一个形势和背景，结合基金会的能力和条件，去发挥自身的作用。
注重公信透明度建设
近5年，基金会平均收入2亿元以上，平均年度支出1.74亿元，人员工资、行政成本等运行指标均在合理区间。自2011年起，基金会连续5年在福布斯中文版“中国慈善基金榜”上位居前列；在基金会中心网“中基透明指数”排名中一直处于并列第一；2014年在“第十一届世界家庭峰会”期间，获得世界家庭组织颁发的荣誉奖；2010年和2015年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党支部被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党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2016年被民政部认定为全国首批16家慈善组织之一；2017年被人社部、原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局授予“全国卫生計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前不久，荣膺“2018中国慈善信用榜”第6名（公募基金会）。
对于基金会来说，资金收入是命脉，而国家对于基金会的支出管理有规定，上一年度总收入的70%是要执行出去的，不论是钱还是物资，并且行政成本要控制在总支出的10%以内。基金会除了要遵守《慈善法》，还有基金会的《管理条例》和《章程》。基金会现在有年报、官网和微信微博，公众有很多的渠道可以关注基金会的动态。
赵本志表示：公信力和透明度是基金会得到社会认可的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做公益慈善要有一个“玻璃口袋”，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必须要一目了然，基金会特别看重公信力和透明度。
赵本志说基金会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从内设机构建设来说，成立了宣传推广部，有专人负责宣传平台和渠道的维护和更新，让公众最大限度地了解基金会的信息；同时在指定的媒体上定期公开基金会年度报告；日常活动和收入，通过对外公布渠道都可以看得到。只要项目有活动，基金会都会及时报道进展情况。基金会还会定期组织合作方，包括合作的企业、机构，比如计划生育协会组织、中央和国家机关等，去项目点进行考察，让这些捐赠人和捐赠单位了解基金会把捐款花到了什么对象身上，都是怎么花的。这是保证公开透明度的基础工作和关键环节。
基金会还经常接受各方面的审计，有系统内的、行业内的，还有一些专项的审计。基金会很看重公开和透明，不论是原来的会长，还是现在的会长，还包括登记机关和业务指导部委，对基金会的公信力建设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赵本志说：“作为一个国字号的公募基金会，首先是不能砸牌子；从个人和员工来讲，也不能砸饭碗。”
基金会的募款额、执行力从全国层面来讲不是最大的，但一直追求努力做好。如果要做到这点，就要保证公开透明。基金会自身能力范围内能做的尽量保证公开，对于基金会来讲，其实应该没有不能公开的。
当然保证公开透明也需要一个过程，随着项目的深入和时代的变化，基金会一直致力于规范、完善并加快这个进程。
换届新架构注入新活力
2017年2月，基金会换届成立第六届理事会，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同志受邀担任会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主任顾秀莲同志留任荣誉会长，原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林娜同志担任理事长（法人代表）。
赵本志说，换届对基金会来讲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李金华会长德高望重，特别有公益情怀，多年来默默在贵州等地救助贫困孩子，个人捐赠超过100万元。他几次到基金会关心看望员工，还提出了新的工作理念：“坚”苦奋斗、求真务实、诚信友善，全心全意为捐赠者、志愿者和受助者服务，简称“三服务”。
令赵本志最为感慨的是，李金华会长把艰苦奋斗的“艰”换成了坚持不懈的“坚”，他强调做公益慈善不仅要承受艰苦，更要能够坚持、坚守、坚定……
郝林娜理事长牵头新一届理事会，调整理事构成，还协调成立了3个专家咨询委员会，积极研究战略规划、投资理财和品牌推介等问题，使未来5年发展方向更明确、目标更清晰。专家咨询委员会对于基金会的作用相当于智囊团，因为公益慈善不是一个人做的，也不是一家机构可以单独承担的，自身的能力和条件毕竟有限，这样基金会就有了一个智力方面的保障和支撑。
换届之后，除了有了新理念和新架构，基金会在品牌维护和项目创新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新尝试，比如针对促进二孩政策落地，提高孕产妇健康水平，设计了新项目：给贫困地区的母亲发放“宝贝箱”，里面包括育儿知识读本以及穿戴铺盖等婴儿用品。
进入2018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围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工作部署，基金会领导及党支部一班人团结带领全体员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突出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卫生健康大局，以健康扶贫、家庭发展、应急救助、关爱弱势群体为重点，大力推进中国大病社会救助平台、黄手环行动等行业品牌项目，为精准扶贫、健康扶贫做出了积极贡献。前不久，民政部国家社会组织管理局推出《关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全国性社会组织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情况的通报》，对基金会的做法和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赵本志表示：基金会在设计公益慈善项目时指向相对集中，这样能增加针对性，也能更好地体现效果。基金会名字叫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脱胎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政府背景。现在来看，所有关于人口群体的社会痛点或难点问题，都可作为基金会关注和服务的重点。换言之，只要与人口相关，基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内的工作都不算破例。
救助贫困母亲项目持续23年
基金会打造了一系列以幸福为主题的公益项目，目的是增进人口福利、提升家庭福祉，关注点大都是以家庭为主体，精心打造的幸福系列是基金会自主的公益产品或特色品牌。
真正有代表性的，时间长而又影响力大的项目是“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对基金会来说，这是一个老牌的、有影响力的成熟项目。
这个项目从1995年2月开始，经彭珮云（时任国务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光美（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等领导同志和爱心人士的倡导推动，由基金会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报社联合发起，旨在改善贫困母亲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转变观念，提升能力，幫助她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人民群众利益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精准扶贫”提升到战略高度，要求举全国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而慈善事业不仅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脱贫攻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目前，在我国尚未脱贫的3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需要帮扶救助的母亲群体数量依然庞大，“幸福工程”可谓使命犹在、任重道远。
历经多年实践，“幸福工程”由过去的以治穷、治愚、治病“三治”为重点，转向现在的以聚焦扶困、扶智（志）、扶助健康“三扶”为核心，早已探索形成了“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
截至目前，“幸福工程”先后在全国29个省的825个项目点开展过项目活动，累计投入资金16.6亿元，救助贫困母亲33.2万人，惠及人口142.7万人，为推动人口计生和卫生健康工作以及扶贫开发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之成为助力计生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辐射力和知名度、美誉度的公益品牌。
赵本志说，这个项目当时能促成是源于中国人口报社的记者去基层采访，发现贫困地区很多家庭非常贫困，而家庭成员中的母亲群体更加特殊，往往承担着家庭生产、生活、生育的重担，但家庭地位却不高，实际生存境况非常糟糕。这个项目初始关注贫困母亲有着独有的社会背景，也是这个项目历经23年依然能够走得通、走得好的原因所在，和这个受助体的特殊性有很大关系，当然也与基金会与基层项目单位的规范运作有关，更主要的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多年来的募款、捐赠保证和推动了这个项目的持续与发展。
此外，这还与王光美和刘亭（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母女传承、爱心接力有一定的关系。刘亭副理事长遵从母亲遗愿，动员了很多朋友和资源支持这个项目。受助的贫困母亲自立自强，她们有强烈的致富愿望，也有脱贫能力。这是一种造血式帮扶，现在来看也属于精准扶贫的典型案例。
赵本志说，“幸福工程”改变了许许多多受助母亲的人生命运，激发了她们自立自强、奋勇拼搏的伟大精神，唤醒了她们互帮互助、邻里守望的奉献意识。在“幸福工程”帮助下，有的贫困母亲成了脱贫致富带头人，有的被评为各级先进模范，还有的当选为村干部，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明显提高。同时影响和带动了身边乡亲，怀感恩心、传正能量，用爱党、爱国、爱家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体现价值、赢得尊重。
项目扶贫对象的条件筛选主要依靠地方的计划生育协会组织，从村一级到乡镇再到县，从地区到省再到国家，计划生育协会既是项目的发起方，也是项目的执行方。基层计生协会需要逐级申请，再由省里推荐到基金会。通过筛选，由多方多级评估确定可行性和实效性，以此确保了扶贫的精准。
近几年，基金会研究设定的项目点，扶助额度不断增加，救助人群还是保持原先设定的贫困母亲群体。“幸福工程”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办法，规定了帮扶对象条件和项目实施流程、评估办法等。
“幸福工程”也因此先后荣获民政部“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扶贫创新项目”以及业内“慈善推动者”“年度公益项目”等诸多奖项。
中央和国家机关为“幸福工程”的主要募款对象
年份是存在与价值的体现，数字是博爱和情谊的见证。“幸福工程”作为我国第一个以母亲—贫困母亲—计划生育贫困母亲为救助对象的公益项目，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为主要募款对象，而且作为“中央和国家机关”持续捐赠支持20多年的公益项目，其不仅较早在精准扶贫、健康扶贫、家庭扶贫方面进行了探索，而且成为公益行业内品牌特色突出、项目运作规范、传播倡导中华传统慈善和现代公益文化功效明显的典型案例。
据统计1997年至今，中直机关各单位干部职工累计捐款1817.8万元（2018年捐款129.2万元），先后在全国17个省（区、市）设立48个项目点，帮助近1万名贫困母亲及其家庭，惠及人口4万多人。自1998年至今，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广大干部职工上至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各部门各单位领导，下至普通干部职工甚至离退休干部，已连续20多年向“幸福工程”捐款，累计捐赠善款8200余万元。这些善款通过“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为贫困母亲提供“资金支持、技能培训、健康扶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在，在全国24个省（区、市）的75个地区、127个县（市）设有“幸福工程”结对救助项目点，救助贫困母亲3万余人，惠及人口12万余人。与此同时，自2012年以来，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号召，中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先后组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47次，向贫困地区送医送药、赠送文具图书、修建农村卫生站等，投入资金500多万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的募捐，在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捐款总额未降反升，达到743.12万元，较上一年增加了173.3万元（中央和国家机关合计872.36万元，捐款总额超过历年）。
赵本志说，令人感动的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多年来对贫困母亲救助的慈善情怀，他们认可这个项目，也接受这个特殊人群的需求，伸出援手，献上爱心。实际上，各部委都有自己的扶贫任务和定点帮扶地区，但是捐助给“幸福工程”的钱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工资，从几十元到几百元甚至更多，都以个人名义捐赠，然后汇集到部委计生办，最后统一到基金会。所以每年基金会在统一接收捐贈款时，都会开具捐赠发票、颁发证书，最后公布项目进展，反馈每年的执行情况。
还有中央国家机关的“三下乡”活动，对于他们的帮扶点，基金会也会根据帮扶对象的具体情况，把救助资金拨付下去，这样也保证了重点，达到了良性的互动交流。
中央和国家机关从1997年开始为这个项目做捐赠一直持续至今，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项目运作模式的成熟和有效性。所以花好、用好捐赠款以及项目进展与成果的及时回馈成为基金会的重点工作之一，以此保证捐赠人相信项目可以切实给受助的贫困母亲带来改变。
中央和国家机关一年的捐赠额达到800万元左右，占到整个项目每年捐赠额的4/5以上，其中，有国家领导人、离休老干部一直在坚持每年对这个项目、对贫困母亲给予捐赠。
现在，基金会正考虑这个项目的转型问题。因为到了2020年，这个特殊的受助群体会实现脱贫，再称为“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恐有不妥，操作模式也需进行相应调整。这个项目有长达20多年的延续与传承，因此，这个项目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转型期。
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公益情怀一直都有增无减，目前考虑调整的是，能否把捐赠作为一个常态化的、人人可为的，不定期、不定额的行动，比如“月捐”方式，化整为零，变单位组织集中一次的捐款，为部委干部职工自主自愿的捐助，额度无所谓大小，培养的是公益情怀和慈善意识，树立的是国家机关以及公职人员的表率形象。当然，这样也可以达到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
慈善事业，一旦出现负面消息，会直接影响捐赠人的“初心”和对机构的信任。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做得不好，自然会被淘汰，这也是基金会对于公开透明度特别看重的原因。基金会作为为捐赠人和受助者搭建的平台，自身需要具备使命感和责任心，要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包括评估、审计、巡视。尤其是《慈善法》等一系列国家法律法规的出台，对于规范行业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社会各界对于慈善组织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强，并且基金会自己的《章程》和制度也在进一步完善之中。
“慈善，是要怀着敬畏和感恩的心去做的。”赵本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