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今中外，其论读书者，大致不外乎专精与博览。其二者相辅相成，读书之道应运而生。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朱熹与曾国藩讲述颇有立言立德之效。朱子看重读书循序渐进，而曾氏将读书分为看、读、写、作四门功课。至近代，林语堂饶有趣味，强调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相较于国外，从培根的《论读书》到今天西方的“诠释学”，其主題和中心思想大抵相同。可见，中国传统所谓的“旧方法”并未落伍。
　　经典著作诸多，于今天却不可人人尽读。即便不能如古人，熟记十三经本，但我们若有志于诵读中国古学，仍要选读自身喜好数本经典，不必记诵，至少熟知。钱穆先生自成国学大师，其高教之路伴随着耐心、恒心，可谓专精。在进入燕京大学前的18年中小学教师生涯中，夜读《昭明文选》，通晓《文史通义》，读之甚勤。
　　读书之于学问，如河流之于大海，汇聚而成，且不可勉强。精读应读之书，即便是古人口中的必读之书，仍需取兴趣所在。如未有见解，不如不读。若有兴味所在，便可反复诵读，不同的年龄，自有不同的深切体会。幼时读古诗，父母引导，只觉文字朗朗上口，并未有深层次的体会作者心境思想。待长大后往复记诵，深感其诗文之佳境。
　　专精于书，如构建牢固地基，在此坚固之上，我们以此为触点，向四周延伸，于是到了博览群书之地。生命有限，研读精细的同时，仍要重视书之广博。正如“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结合自身兴趣所在，选择博览群书，充实生命灵魂的不凡。
　　正如读书需广而深，专精和博览对此便进行了最好的诠释。林语堂认为：“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这样的观念在如今社会中愈发显得弥足珍贵。便是在这样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上，摆脱世俗偏见，取一分朴实，得一分安宁，在浩瀚的书海中，找到属于自身独立的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