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治国方针的提出，法治精神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深入人心。但是，公众对于法律信仰的失落仍然是一个严重影响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危机。文章从对法律信仰的理性思考人手，提出了对当前我国乡土社会法律信仰培育途径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乡土社会；法律信仰；培育
　　“乡土社会”出自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是社会学界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特性所做的一种概括。法律信仰的概念涉及法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伦理学，其基本内涵是主体对法律现象和法律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对法律的坚信和崇拜，是主体从心底油然而生的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归依感。[1]
　　“任何革命，农民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毛泽东一语对今日中国的法治无疑具有拨开云雾见太阳的意义。一方面，当下中国，80%以上的人口仍然劳作或居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且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历来都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支点；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农民的力量是巨大的。如苏力所言：“过去的十几年来，中国最重要的、最成功的制度和法律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兴起的。”[2]质言之，没有中国乡村的法法律信仰就无法谈及整个中国的法律信仰。
　　由于傳统自然经济的闭塞性和保守性、几千年中央集权的政治以及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不足，使得乡土社会法律信仰呈现缺失状态，所以培育我国乡土社会的法律信仰势在必行。
　　一、培育乡土社会法律信仰所需的内部土壤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夯实物质基础
　　马克思曾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渗透促使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完成了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只是沿海少数农村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乡村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是处于农耕社会时期，尚未脱贫，农民难以自觉产生权利与义务的观念，也很难体会到法律的价值是什么，“他们并不是天然的法律要求者”。退一步讲，即便当他们脆弱的身家性命受到损害和威胁时想拿起法律的武器，那也只是个奢望，因为他们无力负担这沉重的代价。农民不可能丢下农业生产去打官司，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去打。乡土社会的经济决定了农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负担得起的纠纷解决方式，如果成本太大一般是没有人会选择的。因此，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农民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才会有金钱、时间、精力“靠近”法律。
　　（二）加强农村法制宣传，增强权利意识
　　权利是法的价值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就无法产生对法的需求、渴望和敬仰，因为“权利意识与法律信仰是一种互动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法律信仰的生长；从另一方面看，信仰的增强也必将推动公众权利意识的扩张，进一步推动法律意识的增强。”[3]法律信仰是对法律价值和精神的内心确认，而产生这种内心确认的途径至之一便是普法宣传。尽管有很多学者指出“送法下乡”似的普法效果不大，但是如果没有国家持续的向乡土社会渗透现代法制知识，何谈乡土社会法律信仰的培育。“法律作为一种行动指南，如果不为人知而且也无法为人所知，那么就会成为一纸空话。”[4]律信仰必须以法律认知为必要的前提。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要突出法律价值和法律思想的宣传，而不是对规则、规范进行机械式的说教，努力培育起他们的“权利意识”。此外由于村长、族长等精英人物在乡土社会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往往对其它社会成员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加强对他们的法制宣传显得尤为重要。
　　二、改革和完善有利于培育农民法律信仰的各种外在社会制度
　　（一）改革立法制度，协调好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
　　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国家法律必然会向乡土社会逐步渗透和推进，因此与乡土社会民间法的冲突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的过程。“当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制定法来同化民间法，而应当寻求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妥协与合作。”[5]我们应当尽可能避免只构建一种纯国家化或强权威化的法律制度，而应当努力保持规范适用的多元性特征。虽然国家法“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以有效贯彻，其实，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乡土社会法律信仰的培育靠的不是严酷和压制，而是靠民情，所以“与民情离得最近的民间法正是国家法树立起其坚实威信和权威所依靠的”国家在立法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乡土社会的特性，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对待民间法，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唤起人们内心对法律的认同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