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区域改革的标志性人物，仇和的声名鹊起并非得益于主流媒体的刻意为之，而是在媒体互动、网络争议中逐渐成就的。这种声名首先源于无数次的曝光和负面报道压力，更取决于他在媒体聚焦的过程中依托自己的实干和魅力赢得的尊敬和赞赏。
　　这可谓来之不易，也决定了仇和的美誉绝非浪得虚名。
　　两个多月前，得知仇和将从江苏调往云南主政昆明的消息，我有点惊讶，但也觉得是预料之中的事。作为江苏人，在对这个新的任命有点恋恋不舍的同时，也饱含着新的期待。这种期待，在于江苏经验能给更广阔地区带来启发的期待，在于仇和进一步发挥他自身聪明才智和独特风格的期待，也在于对昆明这座美丽城市的更好更快发展的期待。
　　


　　在改革前二十年的历史中，宿迁虽然偶尔有过光鲜，但总体上依然比较暗淡。虽然作为县和县级市时，宿迁创造过曾经一度与“苏南模式”并称的“耿车模式”以及“龙河成绩”，但如同昙花一现，并没有为其赢得持久的荣誉。1996年宿迁地级市的成立，改变了先前的一些低沉，两任市委书记徐守盛(现任甘肃省省长)和仇和的先后调任更重要的岗位，使宿迁为之一振。而在这个过程中，引起国内各大媒体关注的仇和改革，更把仇和与宿迁推到了国人关注的浪尖上。
　　但是仇和的改革举措绝不是一些人担心的胡乱作为，而是有着系统改革理念、得力改革措施、显著实践成效的支撑。当前中国，好事并非一定需要媒体关注。媒体关注未必能使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但一定可以使不利的倾向得到遏制。宿迁的实践并非完美无瑕，在一次次面对有些许挑剔的媒体聚焦的过程中，宿迁最终以先进的理念、务实的举措征服了媒体，说服了上级。仇和改革形象从此得以奠定，宿迁也顺势成为诸多推向全国的改革措施的源起地。
　　不可否认的是，宿迁的经验在本质上还仅是一个欠发达地区赶超的样本，缺乏领跑者示范的价值。不过，仇和随后担任副省长的经历，却是对这一遗憾的很好弥补。仇和在2006年元月升任副省长，如同2007、2008年之交调职云南一样，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仇和在副省长岗位上履新后，没有像一些媒体预料的那样分管教育、卫生，而是分管了建设、环保、交通以及苏北区域发展协调工作。正是在这些领域的历练，不仅弥补了宿迁发展的相对滞后在他能力锻炼方面造成的不足，更给了他宿迁不能提供的平台。特别是2007年5、6月间的太湖蓝藻事件的发生，让他对发达地区继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体会，经验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的确弥足珍贵。
　　媒体和网络更关注的往往是他的魄力，而不是他的智识。中国的魄力官员很多，特别是在监督约束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魄力并一定是优点，如果推进的是经不起理论推敲、受不了实践检验、得不到群众认可的措施，结果只能是一意孤行的蛮干，而非特立独行的巧干。但对于仇和来说，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仇和是一位魄力官员，也是一位智性公仆。
　　云南是一块美丽的地方。到过云南的江苏人大多会如此认同。这种认同，既源于云南的天生丽质，也是江苏与云南两种截然不同地域特征、人文风情的使然。仇和调任云南，对于仇和个人来说，需要调整，但也给了仇和一个无牵无挂、无私无畏的施展空间。对于云南干群来说，需要适应，但也给了云南特别是昆明一种焕然一新、巩固地位的期待可能。无论是个人的调整，还是群体的适应，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一旦到位，新的意想不到的收获就会源源不断。
　　两个月时间不长，但也不短，在这两个多月间，我们看到，“多换思想少换人”的仇氏独特工作语言已经在昆明生根，高效、倾力、透明、严苛的仇氏独特工作作风已经在云南落地。对滇池整治的关注、对招商引资的重视、对困难群众的关爱、对各级官员的严厉特别是公布官员电话号码的旋风，不仅延续着仇和先前工作的一贯逻辑，而且透露着“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劲。对于这些，昆明的干群特别是干部有理由忐忑不安，但更需要携手共进，而所有喜爱昆明的人们也可以由此增添一份对昆明更加迷人未来的乐观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