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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在上海出版了三部辉煌的巨著：《鲁迅全集》、《资本论》中译本和《西行漫记》。这不仅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精彩的一笔。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军进攻上海，冬天中国军队西撤，上海租界沦为孤岛。
在孤岛留下的文化人，其中不乏不畏敌伪恐吓、绑架、暗杀，坚守新闻出版阵地的志士。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出版了3部皇皇巨著：20卷本《鲁迅全集》、3卷本《资本论》和《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值得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大书特书一笔。
编印《鲁迅全集》，在当时谈何容易。全集的编辑出版，名义上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和鲁迅全集出版社，实际主其事者是许广平和胡愈之两人。他们两位竭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组织编印，推销发售，靠热心人士和朋友们的赞助。据我所知，当时国民党著名人士邵力子就预订了20部，在昆明经商的郑一斋也预订了20部，分送昆明的一些中学。生活书店则承担了全集在内地的发行工作。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宁谟·韦尔斯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的出版，也是采用募款方式。当时斯诺正在上海，收到从美国寄来的《西行漫记》印样，胡愈之见到，表示愿把这一部第一次向世人报道中国共产党内幕以及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书翻译出版介绍给中国读者。斯诺了解到出版此书的是由读者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构，便慨然表示“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斯诺说的“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当理解为对于中国革命会有些帮助。
正如斯诺所预期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以后，迅速在读者中传播开去，无数追求进步的青年读了这部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历经艰难险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西行漫记》书名原为《红星照耀中国》，翻译这部书的有十几位译者。为了便于出版发行，胡愈之把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这样一个隐晦的书名。胡愈之向朋友们征订，朋友问《西行漫记》是讲什么的？胡愈之说你不必问内容，掏钱预订就是。预订者后来拿到书才知道买了一本什么样的书。
《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的次年，我在重庆花了相当于半个月工资的代价买到这两部书。读了以后思想受到极大的影响，知道了原来不知道的许多事情，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知道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知道了人称“朱毛”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红军领导人。
这两部书在朋友们中间传阅，数不清有多少人。由于大家很爱惜，这两部书始终保持原貌，成为我最珍贵的藏书。有一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有关斯诺的展览，曾借去展出。为纪念中国人民的这位老朋友，我希望有出版社按1938年初版本原样重印《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
1960年，斯诺和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来华访问，毛主席曾亲切会见，并且在国庆节与周恩来和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
1975年，美国出版洛伊斯·惠勒·斯诺所著《尊严的死——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一书，这一书名是美国书商取的，斯诺夫人并不满意，她原来想取名《中国人来了》。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用斯诺临终时用生命的最后的力量讲出的一句话作为书名：《“我热爱中国”》。斯诺夫人认为这个书名改得很好。封面上的斯诺的像，她觉得画得很好，很有趣。这幅像是我的同事马少展所画，后来评选封面还得了奖。她在书上签名题词留念：“在友谊中。”洛伊斯·惠勒·斯诺在这本书里记叙了斯诺生命最后的日子。斯诺逝世后，毛泽东在唁电中说：“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宋庆龄在唁电中说：“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葆青春。”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件大事。1867年，马克思的心血结晶《资本论》问世，中国有识之士即提出翻译这一巨著以介绍于国人。但是当时在中国没有书店愿意组织翻译出版，倒不是政治原因，而是顾虑没有多大销路。后来《资本论》个别章节曾经有人翻译出版，但并未引人注意。
1936年，黄洛峰接手主持读书生活出版社，不久即发生沈钧儒、李公朴等“七君子”爱国被捕入狱事件。在白色恐怖下，读书生活出版社经营发生困难，经济上维持不下去。这时，郑易里从云南哥哥郑一斋那里借了3000银元，使刚刚成立的出版社又活了起来。黄洛峰、艾思奇、郑易里大胆设想翻译《资本论》全书。此事工作量既大且艰难，找谁来啃这硬骨头？终于打听到郭大力能够胜任，于是把郭大力由赣州老家请到上海，在出版社那间小屋里从事翻译。译稿经郑易里校核，第一卷还请章汉夫校核。后来郑易里回忆：“中华民族的命运激发着爱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政治情况甚为复杂的孤岛上海，担负很大的风险，夜以继日地加快工作进度，终于不足两年时间，于1938年4月开始排版，争分夺秒随排随校，改完了即打纸型，这一整套程序，全由郑易里、郭大力两人完成。到秋天付印，第一次印了3000部，装了20大箱，不料刚运到广州就随着广州的沦陷全部损失了。只好再印，陆陆续续经过广州港转运内地，又经过许多曲折和险阻，分批通过苏北新四军辗转运到东北。”
运到内地的，第一批送往革命圣地延安的《资本论》，就是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的工作人员连夜打包装箱，由八路军办事处设法运走的。
在延安，毛泽东读过的《资本论》留有批注，如在第一卷扉页上原来印的出版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他在下面写了“1938年”。还写了《资本论》第一次问世是“1867年”，“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到了1954年他再次阅读此书时，在第一卷目次下又写了：“1867年距今87年了。”（见龚育之著三联书店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资本论》发售预订时，我正在重庆读书出版社工作，记得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都曾经派人来预订。徐特立亲自到读书生活出版社二楼那间小办公室来预订。他见到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十分热情，给大家讲自然辩证法。老人家一口湖南话，眉飞色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相约在书店》 作者：范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军进攻上海，冬天中国军队西撤，上海租界沦为孤岛。
在孤岛留下的文化人，其中不乏不畏敌伪恐吓、绑架、暗杀，坚守新闻出版阵地的志士。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出版了3部皇皇巨著：20卷本《鲁迅全集》、3卷本《资本论》和《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值得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大书特书一笔。
编印《鲁迅全集》，在当时谈何容易。全集的编辑出版，名义上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和鲁迅全集出版社，实际主其事者是许广平和胡愈之两人。他们两位竭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组织编印，推销发售，靠热心人士和朋友们的赞助。据我所知，当时国民党著名人士邵力子就预订了20部，在昆明经商的郑一斋也预订了20部，分送昆明的一些中学。生活书店则承担了全集在内地的发行工作。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宁谟·韦尔斯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的出版，也是采用募款方式。当时斯诺正在上海，收到从美国寄来的《西行漫记》印样，胡愈之见到，表示愿把这一部第一次向世人报道中国共产党内幕以及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书翻译出版介绍给中国读者。斯诺了解到出版此书的是由读者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构，便慨然表示“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斯诺说的“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当理解为对于中国革命会有些帮助。
正如斯诺所预期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以后，迅速在读者中传播开去，无数追求进步的青年读了这部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历经艰难险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西行漫记》书名原为《红星照耀中国》，翻译这部书的有十几位译者。为了便于出版发行，胡愈之把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这样一个隐晦的书名。胡愈之向朋友们征订，朋友问《西行漫记》是讲什么的？胡愈之说你不必问内容，掏钱预订就是。预订者后来拿到书才知道买了一本什么样的书。
《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的次年，我在重庆花了相当于半个月工资的代价买到这两部书。读了以后思想受到极大的影响，知道了原来不知道的许多事情，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知道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知道了人称“朱毛”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红军领导人。
这两部书在朋友们中间传阅，数不清有多少人。由于大家很爱惜，这两部书始终保持原貌，成为我最珍贵的藏书。有一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有关斯诺的展览，曾借去展出。为纪念中国人民的这位老朋友，我希望有出版社按1938年初版本原样重印《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
1960年，斯诺和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来华访问，毛主席曾亲切会见，并且在国庆节与周恩来和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
1975年，美国出版洛伊斯·惠勒·斯诺所著《尊严的死——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一书，这一书名是美国书商取的，斯诺夫人并不满意，她原来想取名《中国人来了》。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用斯诺临终时用生命的最后的力量讲出的一句话作为书名：《“我热爱中国”》。斯诺夫人认为这个书名改得很好。封面上的斯诺的像，她觉得画得很好，很有趣。这幅像是我的同事马少展所画，后来评选封面还得了奖。她在书上签名题词留念：“在友谊中。”洛伊斯·惠勒·斯诺在这本书里记叙了斯诺生命最后的日子。斯诺逝世后，毛泽东在唁电中说：“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宋庆龄在唁电中说：“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葆青春。”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件大事。1867年，马克思的心血结晶《资本论》问世，中国有识之士即提出翻译这一巨著以介绍于国人。但是当时在中国没有书店愿意组织翻译出版，倒不是政治原因，而是顾虑没有多大销路。后来《资本论》个别章节曾经有人翻译出版，但并未引人注意。
1936年，黄洛峰接手主持读书生活出版社，不久即发生沈钧儒、李公朴等“七君子”爱国被捕入狱事件。在白色恐怖下，读书生活出版社经营发生困难，经济上维持不下去。这时，郑易里从云南哥哥郑一斋那里借了3000银元，使刚刚成立的出版社又活了起来。黄洛峰、艾思奇、郑易里大胆设想翻译《资本论》全书。此事工作量既大且艰难，找谁来啃这硬骨头？终于打听到郭大力能够胜任，于是把郭大力由赣州老家请到上海，在出版社那间小屋里从事翻译。译稿经郑易里校核，第一卷还请章汉夫校核。后来郑易里回忆：“中华民族的命运激发着爱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政治情况甚为复杂的孤岛上海，担负很大的风险，夜以继日地加快工作进度，终于不足两年时间，于1938年4月开始排版，争分夺秒随排随校，改完了即打纸型，这一整套程序，全由郑易里、郭大力两人完成。到秋天付印，第一次印了3000部，装了20大箱，不料刚运到广州就随着广州的沦陷全部损失了。只好再印，陆陆续续经过广州港转运内地，又经过许多曲折和险阻，分批通过苏北新四军辗转运到东北。”
运到内地的，第一批送往革命圣地延安的《资本论》，就是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的工作人员连夜打包装箱，由八路军办事处设法运走的。
在延安，毛泽东读过的《资本论》留有批注，如在第一卷扉页上原来印的出版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他在下面写了“1938年”。还写了《资本论》第一次问世是“1867年”，“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到了1954年他再次阅读此书时，在第一卷目次下又写了：“1867年距今87年了。”（见龚育之著三联书店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资本论》发售预订时，我正在重庆读书出版社工作，记得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都曾经派人来预订。徐特立亲自到读书生活出版社二楼那间小办公室来预订。他见到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十分热情，给大家讲自然辩证法。老人家一口湖南话，眉飞色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相约在书店》 作者：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