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好长时间邻居了，她和我没说过一句话，甚至没笑过一笑。
　　老师说，要多笑，多练习笑。人类社会越进化，人的身体就越退化，包括身体上的表情，我们的笑容也和尾巴和盲肠一样在渐渐退化。连老师所做的笑的示范，都那么困难。他牵动着有关的肌肉，显得好吃力。
　　我们同住在一座六层楼房里。她在六楼，我在五楼。我们每天差不多的时间出门去上学。我们总是在楼梯上相遇。为了减慢身体的退化，电梯已经禁用，我们必须步行上下楼。
　　这座楼里有六个每天差不多时间出门的学生。只有我一个男生。在楼梯上我默默地遇见五个女孩。想和她们打招呼的念头是有的，但就是没机会。机会会有的。因为，也许她们等着我去打招呼，也许等着给我一顿臭骂。
　　不知过了多少次，有一次，我经过四楼时，和四楼的女孩一起下楼。我看见她穿着花裙子，有一只大苍蝇叮在她的裙子上，我想这苍蝇很快会飞走的。但到了三楼，苍蝇还没飞走。到了二楼，苍蝇还没飞走。到了底层，我就忍不住挥了挥手。
　　四楼的女孩觉察到我的动作，回过头来问：“你干什么？”我说：“帮你赶苍蝇。”“赶走了吗？”“没有，它还在那儿。”
　　四楼的女孩就笑起来了。我这才体会到，笑实在是一种退化了很可惜的表情。四楼的女孩并不好看，而笑比任何化妆品都管用。
　　只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笑。
　　四楼的女孩就给我解释，她的裙子采用了先进的全息印染技术，把苍蝇印得很立体、很逼真，所以骗过了我的眼睛。
　　“可是，”我不明白，“花朵应该配蝴蝶，不应该是苍蝇呀。”
　　她说：“你不懂，眼下就时髦这个。”
　　虽然我至今还是不懂时髦，但那假苍蝇带给我真的成功。
　　但在其他女孩那儿，我还是没法打开局面。直到有一天——楼梯上响起警报声。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统一规定，我们每个人都须佩戴传染病警报器，那玩意儿就跟古老的BP机一样，别在腰间，一接近传染源就哔哔作响。当时楼梯上只有我和二楼的女孩，两人一前一后，一时弄不清是我的响还是她的响。
　　到底还是我的响。那么也就是说，传染病在她身上。她就挺难为情，我看见她脖子红了。
　　使她难为情的警报声还在不停地响着。要让警报不响，我只需暂停脚步，等她向前走，拉开安全距离。但那样好像太不男子汉了。我就伸手关闭了警报器，并硬着头皮紧随她身后。
　　二楼的女孩似乎有点感动了。她说：“不好意思，我感冒了。”“没什么，”我安慰她，“我也会感冒的。”她说：“下次你感冒，我也关掉警报器。”我说：“谢谢。”
　　她就笑了。
　　和三楼的女孩取得进展是在学期快结束的时候，考语文的那天早上。
　　我听见她一边下楼一边还在背诵，“二十世纪的伟大‘坐家’周锐，生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两点零三分……”
　　我就忍不住纠正她，“是三点零二分”。
　　“就算是三点零二分吧，”她说，“不过这种题目不一定考的。”
　　“难说。越是冷题越要提防。我还找了介绍周锐生平的课外书做参考，那上面说周锐刚出生就能坐起来，所以他当‘坐家’是有天赋的。”
　　当天考完回来，三楼的女孩对我佩服得不得了，考题中果然有这么一道——为什么说周锐是有天赋的“坐家”？
　　我很少遇见一楼的女孩，因为她和我的共同“楼程”几乎等于零，一出门就是停机坪，大家匆匆登机，又匆匆飞往各自的学校。
　　只有一次，太匆匆了，我和她的直升机在升空时相撞。是我撞了她，但她立刻又更重地撞了我一下。
　　我朝她喊：“我不是故意的！”
　　她说：“我是故意的！你要是觉得吃亏了，你再撞我好了！”
　　我这才知道，她是喜欢撞来撞去的。好在未成年人的飞机上都裹着橡皮碰碰圈，怎么撞都撞不坏的，我们就在空中大撞特撞起来。每撞一下，她就爆炸一样地笑，仿佛她的笑是被紧紧封着，要撞开一个裂口才能释放出来。
　　但六楼的女孩似乎更文静些，不喜欢碰撞。功课也许更有把握，不会在考试前临阵磨枪。她没有时髦的衣裙，不会有全息印染的苍蝇使我错觉。而她又足够健康，我的警报器从来不曾被她激动过。
　　总之，尽管共同走过的台阶最多，却始终没法改变我和她的陌生，好遗憾。
　　更遗憾的是，不可能有什么改变了。一个气候反常的星期天，我从外面回来，四个女孩告诉我，她搬走了。
　　第二天去上学，从五楼到四楼，成了我感觉上的一段空白。
　　暑假，我去参加一个夏令营，是在月球上。
　　营员们一半来自地球各地，一半来自外星球。为了便于营员间的交流，规定使用统一的宇宙语。一位外星女孩问我：在地球上，女孩要跟男孩打招呼，是不是需要等待机会，这个机会是不是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来？我说：对地球上的某些男孩（比如我）来说，是这样的。正在这时，我忽然大吃一惊，我看到了她——我过去的邻居。
　　她也看到了我，我们互相指着对方，大叫一声：“你？！”
　　接著她笑起来，我也笑起来。在美丽的月亮上。看她笑成那样，我知道怎样回答那个外星女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