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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不熟，在杭州绕了好几个路口才找到全民健身中心。中心门卫室里站着一圈人，闲聊，只有一个穿长袖白衬衣的，他就是浙江省体育局原局长陈培德。他刚从福建治病回来。
2001年足坛打黑风暴之后，他就被打上“打黑斗士”的烙印，与体育反腐联在一起。
去年年底，中央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后，电话找到他，希望他提供一些对体育界黑幕的看法。他很激动，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巡视组，“有些话在电话中说不方便”。
“后来巡视组给体育总局反馈的巡视意见中，就引用了我信中的一些原话。”陈培德说。
巡视组后来又打来电话，希望他能到北京进行详谈交流。他这次和巡视组成员聊了很久，“很多到现在还不方便公开说的，我都给巡视组说了”。
“我告诉巡视组，一些管理中心是有问题的，其中（我）就提到了跆拳道中心。在以前的跆拳道比赛中，就出现碰了就倒这样的假摔问题，这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今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赵磊被判刑10年。此后体育总局不断有干部落马，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
“越看越看不懂”
退休多年，陈培德喜爱在健身中心打打桥牌、打打网球，领着小孙女公园玩一玩，生活得充实而快乐。大多数时候，他安步当车，用他的话说：“走路一定要走40分钟以上，才对健康有益。”
但他仍热心关注、探讨体育领域的打黑、反腐。随着足球改革、体育反腐推进，不少媒体又找到他。他也很热心，介绍当地一些体育届人士与媒体接触，希望能就体育腐败的问题探讨得更深一些。
陈培德家挂着一副《图腾牛》，一女孩牵一大一小两头牛。这是打假扫黑期间，一名国画家送的，题词“培德兄牛劲颇足，反黑哨揭竿而起，置乌纱帽而不顾，名扬中外，牛也，牛也！”
他说：“我觉悟不高。最初我是站在本地的角度看问题。”
当年，调任浙江体委（即后来的浙江体育局）主任前，他与体育几无交际。对体育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公平竞赛、公开竞争。
“但是来了之后，越看越看不懂，很不正常的现象。”他说。
有些比赛，赛前就内定金牌得主；有些比赛拿到名次的个个都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没人敢去参加世界性的比赛。陈培德还记得一件有趣的事，当年一次自行车比赛上，有个运动员第一个快冲过终点时，突然调转车头往后骑。
为啥？
“赛前教练给他吃了兴奋剂，只争名次不能进前三。前三要检查小便。但他吃下去后控制不住自己，快到终点才想起教练的话，不得不倒转骑。”
他重复说着5个字，“公开的秘密”。兴奋剂、给各运动管理中心塞钱送红包……“大家都知道，但是谁都不说，这层‘窗户纸’谁都不捅破”。
我问：“当时浙江难道就没有这些现象？”
他承认“偷偷摸摸搞的有”。一次全省运动会上，温州、台州查出服用兴奋剂。两地被取消该项目全部成绩，当地体育局长找到他办公室，谈崩了，大吵一架。
“我自己的底线，浙江要干净。只有浙江干净了，我才能说话。”他说。在一次全国性运动会上，他就挑战意味地公开宣称，如果赛风问题不能得到根本扭转，浙江今后将不参加。
这也许是无奈之言，他说“我们屡屡吃亏。不得不说。”当时体育市场化程度虽然还不高，不过获得名次带来的不仅是运动员有成绩、教练有业绩、官员有政绩，还能有众多的奖励、奖金。
孤军奋战的结果可想而知。
“这些在体育系统内部，意见也很多。当时国家体育总局也看到了，但是感到没有办法，查不下去。”陈培德说，“这里反腐静悄悄。”
从进入体育系统到成为“打黑斗士”，陈培德对各种乱象的不满堆积8年，爆发是必然，足球只是碰巧成为一个宣泄的出口。
他不是天然的“叛逆”，环境慢慢磨就了他。
“最大的压力我不能说，只能烂在肚子里。”
2001年底，“甲B五鼠事件”爆发，杭州黄龙体育场愤怒了，球迷高喊：“假球！”
此后的事情发展就广为人知，陈培德联手俱乐部老板直指黑裁判。那是中国足坛首次自揭黑幕的打假扫黑。
有段时间，他的司机养成了每天出车之前先全面检查车况的习惯，就怕别人在上面做手脚。“不过我还真没有受到过什么人身威胁，主要的压力是来自其他层面。”
我问他：“其他层面指的是什么？”
“很抱歉。最大的压力我不能说，只能烂在肚子里。”
“为什么？”
“叫我不要说！”
“现在还不能说吗？”
“对！条件还不成熟。”
一次陈培德去体检，遇到一些离退休干部问他，“你怎么搞这么多事？”
他称，体育腐败的利益链太粗、太长。虚报年龄、以大打小是领导认可的；收买裁判的钱是从体育经费中拨出的，“这些都是经有关领导商量的”。
当时西部一省级体科所被体育总局突击查出购买、囤积了很多兴奋剂、违禁药物。“这么多药需要教练、运动员个人去买吗？买不了也买不起，都是以科研经费的名义买的，当地体育局拨钱。”
“其他各行各业的腐败多是官员个人行为，唯独体育领域的腐败多是集体行为。”要追究的不应只是某一个个人，“当然有人会当替罪羊，这也是体育反腐公开的秘密。”
这需要外力介入，打破利益链，否则很难推动。
他设想的突破口比较激进，取消全运会。“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比如赛风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还要淡化金牌，政府要制定法律或者法规，修改《体育法》，明确把体育经费的比例，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这两方面的比例要划清楚”。
另一个切入点是，用单项锦标赛来代替全运会。“這样既可以选拔优秀运动员，又可以把体育管理者的精力转移到全民健身上去。”
“你说我敢言，但我的口碑还是很好的”
嘴巴厉害，敢说会说，数名与陈培德有交流的人对他的印象一致。
中国篮协曾因观众哄闹事件警告浙江体育局，如果再发生将取消主场资格。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公安局长出面对观众进行警告，但效果不佳，差点被嘘下来。陈培德只好拿着话筒再上，晓之以理，居然成功了。
“他讲话很煽情。”一名当地干部称，这对他的仕途曾有帮助。
因为能讲，当年很多人都知道金华四中有这么一个铁嘴陈培德。他后来被提拔为金华市委宣传部长。
他话语也带有战斗性，也曾带来麻烦。
“假如鲜血能擦亮更多人的眼睛，我就是死也在所不惜。黑哨将在烈火中死去，贪官也难以幸免。”“我看到那些拿了黑钱的裁判，正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不管面对媒体还是同事，他的语言一如既往。
一次会议上，有同事实在听不下去了，当面让他停下来，不要讲。
“从1983年当上副厅，1986年到浙江师范大学做党委书记，一直到你退休，将近20年，你的职级都没有升迁，这是否和你嘴巴爱说有关？”我问。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复杂了，你说我敢言，但是，我们省委、省政府无论是上头还是下面，在群众里面，我的口碑还是很好的，因为我一直恪守一个座右铭，两句话，叫：口碑重于官阶，人品重于官品。”
浙江省原省长沈祖伦曾给他打电话说，“打电话就是向你表示敬意，因为在今天的官场上像你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约陈培德见面。他回忆当时的场景说，因为足球，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就知道了他。
陈培德从2001年足球扫黑起因讲起，一直讲到体育其他项目的一些黑幕。
2010年，他再次上书习近平，就足球反腐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这封谏言信习近平收到了并批示，分管体育的中央领导也做了相当肯定的批示。
最初，他打假扫黑还出于自身考虑，后来，这已经成为他的自觉。
“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净化体育的环境，维护体育竞赛的公平公正，尽一个体育人的责任。做一个讲良心、守职业操守的官员。”
2001年足坛打黑风暴之后，他就被打上“打黑斗士”的烙印，与体育反腐联在一起。
去年年底，中央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后，电话找到他，希望他提供一些对体育界黑幕的看法。他很激动，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巡视组，“有些话在电话中说不方便”。
“后来巡视组给体育总局反馈的巡视意见中，就引用了我信中的一些原话。”陈培德说。
巡视组后来又打来电话，希望他能到北京进行详谈交流。他这次和巡视组成员聊了很久，“很多到现在还不方便公开说的，我都给巡视组说了”。
“我告诉巡视组，一些管理中心是有问题的，其中（我）就提到了跆拳道中心。在以前的跆拳道比赛中，就出现碰了就倒这样的假摔问题，这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今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赵磊被判刑10年。此后体育总局不断有干部落马，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
“越看越看不懂”
退休多年，陈培德喜爱在健身中心打打桥牌、打打网球，领着小孙女公园玩一玩，生活得充实而快乐。大多数时候，他安步当车，用他的话说：“走路一定要走40分钟以上，才对健康有益。”
但他仍热心关注、探讨体育领域的打黑、反腐。随着足球改革、体育反腐推进，不少媒体又找到他。他也很热心，介绍当地一些体育届人士与媒体接触，希望能就体育腐败的问题探讨得更深一些。
陈培德家挂着一副《图腾牛》，一女孩牵一大一小两头牛。这是打假扫黑期间，一名国画家送的，题词“培德兄牛劲颇足，反黑哨揭竿而起，置乌纱帽而不顾，名扬中外，牛也，牛也！”
他说：“我觉悟不高。最初我是站在本地的角度看问题。”
当年，调任浙江体委（即后来的浙江体育局）主任前，他与体育几无交际。对体育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公平竞赛、公开竞争。
“但是来了之后，越看越看不懂，很不正常的现象。”他说。
有些比赛，赛前就内定金牌得主；有些比赛拿到名次的个个都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没人敢去参加世界性的比赛。陈培德还记得一件有趣的事，当年一次自行车比赛上，有个运动员第一个快冲过终点时，突然调转车头往后骑。
为啥？
“赛前教练给他吃了兴奋剂，只争名次不能进前三。前三要检查小便。但他吃下去后控制不住自己，快到终点才想起教练的话，不得不倒转骑。”
他重复说着5个字，“公开的秘密”。兴奋剂、给各运动管理中心塞钱送红包……“大家都知道，但是谁都不说，这层‘窗户纸’谁都不捅破”。
我问：“当时浙江难道就没有这些现象？”
他承认“偷偷摸摸搞的有”。一次全省运动会上，温州、台州查出服用兴奋剂。两地被取消该项目全部成绩，当地体育局长找到他办公室，谈崩了，大吵一架。
“我自己的底线，浙江要干净。只有浙江干净了，我才能说话。”他说。在一次全国性运动会上，他就挑战意味地公开宣称，如果赛风问题不能得到根本扭转，浙江今后将不参加。
这也许是无奈之言，他说“我们屡屡吃亏。不得不说。”当时体育市场化程度虽然还不高，不过获得名次带来的不仅是运动员有成绩、教练有业绩、官员有政绩，还能有众多的奖励、奖金。
孤军奋战的结果可想而知。
“这些在体育系统内部，意见也很多。当时国家体育总局也看到了，但是感到没有办法，查不下去。”陈培德说，“这里反腐静悄悄。”
从进入体育系统到成为“打黑斗士”，陈培德对各种乱象的不满堆积8年，爆发是必然，足球只是碰巧成为一个宣泄的出口。
他不是天然的“叛逆”，环境慢慢磨就了他。
“最大的压力我不能说，只能烂在肚子里。”
2001年底，“甲B五鼠事件”爆发，杭州黄龙体育场愤怒了，球迷高喊：“假球！”
此后的事情发展就广为人知，陈培德联手俱乐部老板直指黑裁判。那是中国足坛首次自揭黑幕的打假扫黑。
有段时间，他的司机养成了每天出车之前先全面检查车况的习惯，就怕别人在上面做手脚。“不过我还真没有受到过什么人身威胁，主要的压力是来自其他层面。”
我问他：“其他层面指的是什么？”
“很抱歉。最大的压力我不能说，只能烂在肚子里。”
“为什么？”
“叫我不要说！”
“现在还不能说吗？”
“对！条件还不成熟。”
一次陈培德去体检，遇到一些离退休干部问他，“你怎么搞这么多事？”
他称，体育腐败的利益链太粗、太长。虚报年龄、以大打小是领导认可的；收买裁判的钱是从体育经费中拨出的，“这些都是经有关领导商量的”。
当时西部一省级体科所被体育总局突击查出购买、囤积了很多兴奋剂、违禁药物。“这么多药需要教练、运动员个人去买吗？买不了也买不起，都是以科研经费的名义买的，当地体育局拨钱。”
“其他各行各业的腐败多是官员个人行为，唯独体育领域的腐败多是集体行为。”要追究的不应只是某一个个人，“当然有人会当替罪羊，这也是体育反腐公开的秘密。”
这需要外力介入，打破利益链，否则很难推动。
他设想的突破口比较激进，取消全运会。“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比如赛风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还要淡化金牌，政府要制定法律或者法规，修改《体育法》，明确把体育经费的比例，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这两方面的比例要划清楚”。
另一个切入点是，用单项锦标赛来代替全运会。“這样既可以选拔优秀运动员，又可以把体育管理者的精力转移到全民健身上去。”
“你说我敢言，但我的口碑还是很好的”
嘴巴厉害，敢说会说，数名与陈培德有交流的人对他的印象一致。
中国篮协曾因观众哄闹事件警告浙江体育局，如果再发生将取消主场资格。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公安局长出面对观众进行警告，但效果不佳，差点被嘘下来。陈培德只好拿着话筒再上，晓之以理，居然成功了。
“他讲话很煽情。”一名当地干部称，这对他的仕途曾有帮助。
因为能讲，当年很多人都知道金华四中有这么一个铁嘴陈培德。他后来被提拔为金华市委宣传部长。
他话语也带有战斗性，也曾带来麻烦。
“假如鲜血能擦亮更多人的眼睛，我就是死也在所不惜。黑哨将在烈火中死去，贪官也难以幸免。”“我看到那些拿了黑钱的裁判，正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不管面对媒体还是同事，他的语言一如既往。
一次会议上，有同事实在听不下去了，当面让他停下来，不要讲。
“从1983年当上副厅，1986年到浙江师范大学做党委书记，一直到你退休，将近20年，你的职级都没有升迁，这是否和你嘴巴爱说有关？”我问。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复杂了，你说我敢言，但是，我们省委、省政府无论是上头还是下面，在群众里面，我的口碑还是很好的，因为我一直恪守一个座右铭，两句话，叫：口碑重于官阶，人品重于官品。”
浙江省原省长沈祖伦曾给他打电话说，“打电话就是向你表示敬意，因为在今天的官场上像你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约陈培德见面。他回忆当时的场景说，因为足球，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就知道了他。
陈培德从2001年足球扫黑起因讲起，一直讲到体育其他项目的一些黑幕。
2010年，他再次上书习近平，就足球反腐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这封谏言信习近平收到了并批示，分管体育的中央领导也做了相当肯定的批示。
最初，他打假扫黑还出于自身考虑，后来，这已经成为他的自觉。
“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净化体育的环境，维护体育竞赛的公平公正，尽一个体育人的责任。做一个讲良心、守职业操守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