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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使得中国社会主义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种种羁绊，他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有中国特色、进行改革、实行开放、搞市场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理念具有伟大的开创意义，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实现了质的飞跃。
[关键词]邓小平 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主义 新理念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2-099-04
20世纪后半叶，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了缜密思索和果敢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绩效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前程命运的改革开放思想，如改革开放时间的急迫性、功能的必要性、理论的原则性、实践的创新性、内容的革命性、方式的渐进性、特点的全面性、运行的协调性、保障的稳定性、战略的持久性等，这些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引领中国社会主义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围追堵截和世界社会主义停滞不前的夹缝中勃然振兴，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超级逆转”。作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突破，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空前的理论价值，他对社会主义的理念创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无限光辉，对于我们时下正在全力进行的“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认真学习。
一、现实性突破：中国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富民强国”堪称社会主义国家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经过多年的奋发图强，社会主义探索者在通向理想的道路上各有收获。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各种偏差，社会主义各国在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实际进程中有意无意地注重了政治建设而忽视了经济发展。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过前期“惊爆式”发展后纷纷陷入经济“衰减”的漩涡，“贫穷”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挥之不去的“魔咒”和最大的“现实”。对于堪称世界人口“航母”的中国来说，“我们的经济经过两起两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后果极其严重”。长期貌似“革命”的贫困生活导致人们对“贫穷式”社会主义麻木不仁，甚至将“贫穷”误以为是社会主义的应有特征，先前那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无限豪情在“贫穷”的周而复始中逐渐消弭，“富民强国”的目标随着国家发展的停滞不前而变得飘渺暗淡。邓小平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他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是说，“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消灭贫困”是中国社会主义绝处逢生的突破性选择。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振兴，社会主义国家却相对衰落。经济发展迟缓和国民生活贫困严重困扰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使得原本作为人类未来希望的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贫困”已成为事关社会主义形象和命运的关键问题，更成为阻挡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富民强国的巨大路障。严酷的形势迫使邓小平及党中央“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资的极大丰富，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按照马克思的设计，“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
二、民族性定位：中国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特色
世界社会主义先行者苏联曾创造了举世称道的辉煌，一度让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在内的许多国家和人民心向往之，随后跟进的人民民主国家几乎皆以苏联为楷模进行了社会主义理想的伟大实践。但是，苏联模式内存的先天缺陷也伴随历史的推进而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显现，甚至产生许多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后续社会主义国家几乎皆因不顾本国国情照抄照搬苏联模式而损失严重。后续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性”被苏联社会主义的“先发性”所蒙蔽，社会主义未能实现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发展理念的与时俱进、建设模式的丰富多彩和实践效益的与日俱增。邓小平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总结，果敢提出：中国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特色，“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是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所以，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的弊端也感染了中国，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随之发生畸变，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有的发展效益。他分析指出：“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政策对路，我们当时“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但“后来，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以后经过三年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又较好地发展起来。但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三、创新性规划：中国社会主义要进行改革
恩格斯早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应是一种在动态变革中不断克服困境而逐渐完善的社会。但是，在很长时期内，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左倾思想的干扰、内外形势的逼迫等因素。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一再强化传统社会主义的所谓经典理念，不敢结合本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科学创新，更不敢正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因而没能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和建设效益问题，世界两大社会制度之间原已相对缩小的差距又被再度拉大。严酷的现实迫使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更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
实行改革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推中国社会主义摆脱困境的一剂良药。邓小平指出，新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这种“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通过改革，建立起适合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多元体制，其中，“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两者“双管齐下”，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真正“解放生产力”。“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实践表明，“改革的势头好，要坚持搞下去，这个路子必须走。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总之，“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当然，在改革中，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四、开放性建构：中国社会主义要实行开放
邓小平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来说没有多大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外的封锁。“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尽管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离、孤立状态。”二是国内的极“左”。“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尤其是“文革”期间，“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历史已经证明，“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因此，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
邓小平强调，开放政策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国家战略。根据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因为，“我们真正的雄心壮志”是“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在“生产、生活水平”方面“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可能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
五、市场性追求：中国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
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并成为与资本主义相互竞存的两大制度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分别成为衡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属性标示。这种关于两大制度的认识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相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轻车熟路和对计划经济的妙笔生花，传统社会主义则表现出对计划经济的固执己见和对市场经济的噤若寒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一度成为传统社会主义难以逾越的敏感问题，大大影响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建设与文化创新。在深刻反思和总结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缺陷与实践弊端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他指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但“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所 以，“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在他看来，作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各有长短，并非天生属于和只能用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针对当时社会对此问题的犹豫与争论，他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我们必须明白，“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总之，“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六、原则性保障：中国社会主义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革历史上，遵循什么原则才能既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又能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健步发展，这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命题。依照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构建的传统社会主义在经历了辉煌与考验后，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中渐显颓势，改革便成为传统社会主义强身自救的共同选择。传统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苏东社会主义“自我毁灭”式的改革及其所带来的极端后果，为邓小平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绝好借鉴和深度警示。他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而“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具体讲，“第一条，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第二条，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第三条，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四条，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有自身的“科学面目”，构成严密的“科学体系”，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责任编辑：吕 楠]
[关键词]邓小平 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主义 新理念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2-099-04
20世纪后半叶，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了缜密思索和果敢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绩效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前程命运的改革开放思想，如改革开放时间的急迫性、功能的必要性、理论的原则性、实践的创新性、内容的革命性、方式的渐进性、特点的全面性、运行的协调性、保障的稳定性、战略的持久性等，这些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引领中国社会主义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围追堵截和世界社会主义停滞不前的夹缝中勃然振兴，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超级逆转”。作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突破，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空前的理论价值，他对社会主义的理念创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无限光辉，对于我们时下正在全力进行的“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认真学习。
一、现实性突破：中国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富民强国”堪称社会主义国家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经过多年的奋发图强，社会主义探索者在通向理想的道路上各有收获。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各种偏差，社会主义各国在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实际进程中有意无意地注重了政治建设而忽视了经济发展。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过前期“惊爆式”发展后纷纷陷入经济“衰减”的漩涡，“贫穷”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挥之不去的“魔咒”和最大的“现实”。对于堪称世界人口“航母”的中国来说，“我们的经济经过两起两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后果极其严重”。长期貌似“革命”的贫困生活导致人们对“贫穷式”社会主义麻木不仁，甚至将“贫穷”误以为是社会主义的应有特征，先前那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无限豪情在“贫穷”的周而复始中逐渐消弭，“富民强国”的目标随着国家发展的停滞不前而变得飘渺暗淡。邓小平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他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是说，“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消灭贫困”是中国社会主义绝处逢生的突破性选择。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振兴，社会主义国家却相对衰落。经济发展迟缓和国民生活贫困严重困扰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使得原本作为人类未来希望的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贫困”已成为事关社会主义形象和命运的关键问题，更成为阻挡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富民强国的巨大路障。严酷的形势迫使邓小平及党中央“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资的极大丰富，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按照马克思的设计，“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
二、民族性定位：中国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特色
世界社会主义先行者苏联曾创造了举世称道的辉煌，一度让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在内的许多国家和人民心向往之，随后跟进的人民民主国家几乎皆以苏联为楷模进行了社会主义理想的伟大实践。但是，苏联模式内存的先天缺陷也伴随历史的推进而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显现，甚至产生许多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后续社会主义国家几乎皆因不顾本国国情照抄照搬苏联模式而损失严重。后续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性”被苏联社会主义的“先发性”所蒙蔽，社会主义未能实现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发展理念的与时俱进、建设模式的丰富多彩和实践效益的与日俱增。邓小平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总结，果敢提出：中国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特色，“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是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所以，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的弊端也感染了中国，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随之发生畸变，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有的发展效益。他分析指出：“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政策对路，我们当时“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但“后来，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以后经过三年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又较好地发展起来。但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三、创新性规划：中国社会主义要进行改革
恩格斯早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应是一种在动态变革中不断克服困境而逐渐完善的社会。但是，在很长时期内，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左倾思想的干扰、内外形势的逼迫等因素。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一再强化传统社会主义的所谓经典理念，不敢结合本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科学创新，更不敢正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因而没能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和建设效益问题，世界两大社会制度之间原已相对缩小的差距又被再度拉大。严酷的现实迫使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更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
实行改革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推中国社会主义摆脱困境的一剂良药。邓小平指出，新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这种“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通过改革，建立起适合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多元体制，其中，“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两者“双管齐下”，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真正“解放生产力”。“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实践表明，“改革的势头好，要坚持搞下去，这个路子必须走。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总之，“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当然，在改革中，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四、开放性建构：中国社会主义要实行开放
邓小平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来说没有多大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外的封锁。“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尽管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离、孤立状态。”二是国内的极“左”。“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尤其是“文革”期间，“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历史已经证明，“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因此，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
邓小平强调，开放政策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国家战略。根据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因为，“我们真正的雄心壮志”是“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在“生产、生活水平”方面“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可能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
五、市场性追求：中国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
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并成为与资本主义相互竞存的两大制度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分别成为衡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属性标示。这种关于两大制度的认识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相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轻车熟路和对计划经济的妙笔生花，传统社会主义则表现出对计划经济的固执己见和对市场经济的噤若寒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一度成为传统社会主义难以逾越的敏感问题，大大影响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建设与文化创新。在深刻反思和总结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缺陷与实践弊端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他指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但“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所 以，“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在他看来，作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各有长短，并非天生属于和只能用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针对当时社会对此问题的犹豫与争论，他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我们必须明白，“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总之，“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六、原则性保障：中国社会主义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革历史上，遵循什么原则才能既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又能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健步发展，这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命题。依照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构建的传统社会主义在经历了辉煌与考验后，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中渐显颓势，改革便成为传统社会主义强身自救的共同选择。传统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苏东社会主义“自我毁灭”式的改革及其所带来的极端后果，为邓小平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绝好借鉴和深度警示。他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而“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具体讲，“第一条，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第二条，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第三条，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四条，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有自身的“科学面目”，构成严密的“科学体系”，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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