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电视情感调解节目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把普通人的家长里短搬上荧屏。当事人现场讲述，嘉宾、心理专家现场调解，矛盾在现场爆发，甚至当众争吵、痛哭。调解是好事，但有些过于隐私的事一旦赤裸裸暴露在左邻右舍窥视的眼光里，或者为了“好看”，故意把当事人的矛盾突出化、加大化，这也许不仅不能挽救一个家庭，反而会毁了一个家庭。北京老太吴翠萍因婆媳不和，便参加了一档名为《生活味道》的情感调解栏目。哪知，节目播出后，吴翠萍成了众人眼中的“恶婆婆”。电视调解不仅没有调解好婆媳矛盾，反而将老人逼成了精神病，2016年5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节目制作方天地公司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合计201236元。
为调和婆媳矛盾
老人求助电视台
吴翠萍，1945年出生，家住北京市丰台区，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张丽长期待在河北，儿子张雪峰一家三口跟她们同住。为了让儿子早点买上新房，吴翠萍老两口承担了孙女的一切开销，大大小小的事都不让儿子儿媳操心，只叮嘱他们好好工作，多攒些钱。但老人的思想观念和年轻人总是有所区别，有时见儿子媳妇外出聚餐，或者买回来一大堆零食，吴翠萍总是忍不住唠叨几句：“会挣钱也要会攒钱，多攒一分，买房子的钱就多一分。”老人虽是好意，但说多了媳妇就不爱听了。两人开始因为一些闲杂琐事争吵，婆媳矛盾日益严重。
2011年5月，居委会主任得知了吴翠萍家的情况，问她：“你愿不愿意参加某电视台《生活味道》栏目，这是一档调解节目，专门帮人调解家庭纷争，你不总是说跟媳妇之间心结没人能解开嘛，去了之后让专业的心理老师帮你们疏通疏通，可能就好了。”听说上电视，保守了一辈子的吴翠萍连连摆手：“我们家这点事哪值当到电视上说，我们自己解决。”话虽这么说，但回到家后，吴翠萍还是找出了《生活味道》之前录制的节目。每一对前来调解的当事人，到最后都是和平收场，无不相拥而泣，互相道歉。看着看着，吴翠萍有些心动，她想自己和媳妇之间，也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只不过需要一个中间人从中调停，这份工作交给外人来做，也许更好。思来想去，吴翠萍拨打了《生活味道》栏目的电话。在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儿子儿媳也同意去。
2011年5月13日，吴翠萍和儿子儿媳一起在八一制片厂录制节目。录制前，节目组承诺现场连线儿媳父母：如果问题未解决，可以再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采访。双方签订了《讲诉嘉宾/同意接受采访者确认声明》。节目一开始，主持人让双方把问题摆出来。吴翠萍便说了自己的困惑和委屈，老人原本話就多，难免啰嗦了几句，外加媳妇在一边偷偷抹泪，观众的情绪不知不觉地向媳妇靠拢。节目录制到一半，吴翠萍就感觉到了，有人故意引导她说一些过激的话，她对编导说：“我怎么感觉，你们把我们家的矛盾放大了，你们让我说真心话，我说了，可是我媳妇听了会怎么想？我来只是想跟媳妇握手言和，不是把矛盾闹大。”对方安慰她：“老人家，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好好为你们调解。”哪知录制到最后，吴翠萍和媳妇依然没能握手言和，反而给她留下了一个“恶婆婆”的骂名。
录制完回到家，吴翠萍心里七上八下，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她也不是所谓的“恶婆婆”，如果这期节目播出去，她和儿媳之间，或许永远都有一个打不开的心结。刚好女儿从外地回来，吴翠萍便跟她说了这事。张丽安慰母亲：“妈，你别担心，要是真不想播，我跟电视台沟通，让他们不要播。”第二天早上九点多，张丽就给电视台打去电话，称录制完的节目和她们想象中有所出入，而且对他们家庭关系的改善也没有多大作用，不希望播出。工作人员回复她，会好好剪辑，尽量让当事人满意，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消息。张丽理所当然地以为电视台会最终跟他们确认一下，最起码把样片给他们看下，哪知什么都没有，节目就如期播出。
2011年6月3日，吴翠萍和往常一样来到离家不远的陶然亭公园散步。走在路上，她总感觉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吴翠萍心里直犯嘀咕。这时，邻居赵大妈把她拉到一边，悄声说：“妹子，你上电视怎么能说那些话，现在别人都以为你是坏婆婆，以后可怎么办？”从别人的描述中，吴翠萍得知自己那天录制的节目还是播出了，不仅如此，剪辑师的“神剪辑”越发凸显了她这个婆婆的恶和媳妇的委屈。吴翠萍掩面跑回家，大哭了一场。家里战争不停，外面风言风语，双面夹击之下，吴翠萍精神状态大不如前，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严重失眠，电视不敢看，嘴里只重复一句话：我不是坏人。医生检查后说，这是抑郁症的典型征兆，继续下去，后果很严重，必须想尽办法打开病人心里的郁结。
“恶婆婆”骂名不胫而志老人身患抑郁症
听医生这么说，女儿张丽吓坏了，她知道继续下去母亲可能会被逼疯，她便安慰母亲：“妈，你放心，我去跟电视台沟通，让他们还你一个公道。”张丽拨通了《生活味道》栏目编导的电话。对方承诺她，会好好处理这张丽诉称：2011年5月15日，母亲吴翠萍与北京天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天地公司）签订了《讲述嘉宾/同意接受采访者确认声明》，确定吴翠萍及丈夫张国强、儿子张雪峰、儿媳杨倩参加《生活味道》节目录制。节目录制完成后第二天，因录制节目的效果和自己所想不一致，吴翠萍要求天地公司不要播放所录制的节目，但天地公司未接受，仍将所录制节目交某电视台播放，该节目于2011年6月2、3日播放后，造成吴翠萍邻居等周围人群对其社会评价降低。吴翠萍及其亲属多次与天地公司交涉，希望能准确和完整地理解和播放录制的节目，不要为了收视效果而过度的编辑采访内容，但是天地公司置之不理。吴翠萍因此深受打击，并于2011年被确诊患上了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
公司却称，原告所患反应性精神病症，跟当事人性格任性倔强有直接关系。公司播出的节目，对当事人的精神状况造成多大影响，没有定性标准，也无从考证。而且，在节目录制之前，公司便和当事人签订了《讲诉嘉宾/同意接受采访者确认声明》。该协议第七条规定：“本人在参加录制后，节目播出前或节目播出后，不同意播出已经制作完的节目或因本人原因导致节目不能播出，本人愿全额承担节目组因此已经支出的制作费用；如对已经制作完成的节目有其他特殊要求，本人亦愿意承担因此所增加的节目制作成本。如果本人未能在节目播出前（或重播日）前支付前述款项，节目组有权按原计划安排播出，且无须为此向本人承担任何责任。”
之后，此案一直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三年的时间里，吴翠萍从一个原本健康的老人，变得精神失常、生活无法自理。看着母亲一天天崩溃，一天天糊涂，张丽心里恨极了。
2015年11月1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法院认为，天地公司与吴翠萍签署的节目录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该节目录制不是有偿的契约关系，录制节目没有支付被录制者相应报酬，在这种情形下，节目的录制公司在被采访者不同意播放节目的请求时，应该终止节目的播出。因节目不能如期播出的损失可以另行依约定主张。故天地公司和吴翠萍都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同时，法院认为，吴翠萍的精神疾病跟自身原因有一定关系，节目的播出只对她之后的身体状况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占吴翠萍发病50%的原因。最终，法院判决由吴翠萍和天地文化公司各承担一半的责任，天地公司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合计201236元。
张丽不服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6年5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吴翠萍在录制节目时作为理智正常的人应该知晓其行为的意义与后果，且与天地公司签订了书面协议。协议中赋予了吴翠萍因个人原因可要求节目不予播出的权利。无确切证据证明吴翠萍有拒绝节目播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吴翠萍称节目存在加工篡改，未能反映家庭纠纷的真实状况，且吴翠萍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天地公司录制的节目确实存在恶意颠倒是非、刻意歪曲事实的存在，故维持原判。（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所涉公司也是化名。）
为调和婆媳矛盾
老人求助电视台
吴翠萍，1945年出生，家住北京市丰台区，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张丽长期待在河北，儿子张雪峰一家三口跟她们同住。为了让儿子早点买上新房，吴翠萍老两口承担了孙女的一切开销，大大小小的事都不让儿子儿媳操心，只叮嘱他们好好工作，多攒些钱。但老人的思想观念和年轻人总是有所区别，有时见儿子媳妇外出聚餐，或者买回来一大堆零食，吴翠萍总是忍不住唠叨几句：“会挣钱也要会攒钱，多攒一分，买房子的钱就多一分。”老人虽是好意，但说多了媳妇就不爱听了。两人开始因为一些闲杂琐事争吵，婆媳矛盾日益严重。
2011年5月，居委会主任得知了吴翠萍家的情况，问她：“你愿不愿意参加某电视台《生活味道》栏目，这是一档调解节目，专门帮人调解家庭纷争，你不总是说跟媳妇之间心结没人能解开嘛，去了之后让专业的心理老师帮你们疏通疏通，可能就好了。”听说上电视，保守了一辈子的吴翠萍连连摆手：“我们家这点事哪值当到电视上说，我们自己解决。”话虽这么说，但回到家后，吴翠萍还是找出了《生活味道》之前录制的节目。每一对前来调解的当事人，到最后都是和平收场，无不相拥而泣，互相道歉。看着看着，吴翠萍有些心动，她想自己和媳妇之间，也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只不过需要一个中间人从中调停，这份工作交给外人来做，也许更好。思来想去，吴翠萍拨打了《生活味道》栏目的电话。在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儿子儿媳也同意去。
2011年5月13日，吴翠萍和儿子儿媳一起在八一制片厂录制节目。录制前，节目组承诺现场连线儿媳父母：如果问题未解决，可以再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采访。双方签订了《讲诉嘉宾/同意接受采访者确认声明》。节目一开始，主持人让双方把问题摆出来。吴翠萍便说了自己的困惑和委屈，老人原本話就多，难免啰嗦了几句，外加媳妇在一边偷偷抹泪，观众的情绪不知不觉地向媳妇靠拢。节目录制到一半，吴翠萍就感觉到了，有人故意引导她说一些过激的话，她对编导说：“我怎么感觉，你们把我们家的矛盾放大了，你们让我说真心话，我说了，可是我媳妇听了会怎么想？我来只是想跟媳妇握手言和，不是把矛盾闹大。”对方安慰她：“老人家，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好好为你们调解。”哪知录制到最后，吴翠萍和媳妇依然没能握手言和，反而给她留下了一个“恶婆婆”的骂名。
录制完回到家，吴翠萍心里七上八下，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她也不是所谓的“恶婆婆”，如果这期节目播出去，她和儿媳之间，或许永远都有一个打不开的心结。刚好女儿从外地回来，吴翠萍便跟她说了这事。张丽安慰母亲：“妈，你别担心，要是真不想播，我跟电视台沟通，让他们不要播。”第二天早上九点多，张丽就给电视台打去电话，称录制完的节目和她们想象中有所出入，而且对他们家庭关系的改善也没有多大作用，不希望播出。工作人员回复她，会好好剪辑，尽量让当事人满意，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消息。张丽理所当然地以为电视台会最终跟他们确认一下，最起码把样片给他们看下，哪知什么都没有，节目就如期播出。
2011年6月3日，吴翠萍和往常一样来到离家不远的陶然亭公园散步。走在路上，她总感觉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吴翠萍心里直犯嘀咕。这时，邻居赵大妈把她拉到一边，悄声说：“妹子，你上电视怎么能说那些话，现在别人都以为你是坏婆婆，以后可怎么办？”从别人的描述中，吴翠萍得知自己那天录制的节目还是播出了，不仅如此，剪辑师的“神剪辑”越发凸显了她这个婆婆的恶和媳妇的委屈。吴翠萍掩面跑回家，大哭了一场。家里战争不停，外面风言风语，双面夹击之下，吴翠萍精神状态大不如前，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严重失眠，电视不敢看，嘴里只重复一句话：我不是坏人。医生检查后说，这是抑郁症的典型征兆，继续下去，后果很严重，必须想尽办法打开病人心里的郁结。
“恶婆婆”骂名不胫而志老人身患抑郁症
听医生这么说，女儿张丽吓坏了，她知道继续下去母亲可能会被逼疯，她便安慰母亲：“妈，你放心，我去跟电视台沟通，让他们还你一个公道。”张丽拨通了《生活味道》栏目编导的电话。对方承诺她，会好好处理这张丽诉称：2011年5月15日，母亲吴翠萍与北京天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天地公司）签订了《讲述嘉宾/同意接受采访者确认声明》，确定吴翠萍及丈夫张国强、儿子张雪峰、儿媳杨倩参加《生活味道》节目录制。节目录制完成后第二天，因录制节目的效果和自己所想不一致，吴翠萍要求天地公司不要播放所录制的节目，但天地公司未接受，仍将所录制节目交某电视台播放，该节目于2011年6月2、3日播放后，造成吴翠萍邻居等周围人群对其社会评价降低。吴翠萍及其亲属多次与天地公司交涉，希望能准确和完整地理解和播放录制的节目，不要为了收视效果而过度的编辑采访内容，但是天地公司置之不理。吴翠萍因此深受打击，并于2011年被确诊患上了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
公司却称，原告所患反应性精神病症，跟当事人性格任性倔强有直接关系。公司播出的节目，对当事人的精神状况造成多大影响，没有定性标准，也无从考证。而且，在节目录制之前，公司便和当事人签订了《讲诉嘉宾/同意接受采访者确认声明》。该协议第七条规定：“本人在参加录制后，节目播出前或节目播出后，不同意播出已经制作完的节目或因本人原因导致节目不能播出，本人愿全额承担节目组因此已经支出的制作费用；如对已经制作完成的节目有其他特殊要求，本人亦愿意承担因此所增加的节目制作成本。如果本人未能在节目播出前（或重播日）前支付前述款项，节目组有权按原计划安排播出，且无须为此向本人承担任何责任。”
之后，此案一直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三年的时间里，吴翠萍从一个原本健康的老人，变得精神失常、生活无法自理。看着母亲一天天崩溃，一天天糊涂，张丽心里恨极了。
2015年11月1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法院认为，天地公司与吴翠萍签署的节目录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该节目录制不是有偿的契约关系，录制节目没有支付被录制者相应报酬，在这种情形下，节目的录制公司在被采访者不同意播放节目的请求时，应该终止节目的播出。因节目不能如期播出的损失可以另行依约定主张。故天地公司和吴翠萍都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同时，法院认为，吴翠萍的精神疾病跟自身原因有一定关系，节目的播出只对她之后的身体状况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占吴翠萍发病50%的原因。最终，法院判决由吴翠萍和天地文化公司各承担一半的责任，天地公司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合计201236元。
张丽不服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6年5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吴翠萍在录制节目时作为理智正常的人应该知晓其行为的意义与后果，且与天地公司签订了书面协议。协议中赋予了吴翠萍因个人原因可要求节目不予播出的权利。无确切证据证明吴翠萍有拒绝节目播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吴翠萍称节目存在加工篡改，未能反映家庭纠纷的真实状况，且吴翠萍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天地公司录制的节目确实存在恶意颠倒是非、刻意歪曲事实的存在，故维持原判。（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所涉公司也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