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拉“ 潜逃”国外，各方势力长吁一口气，泰国局势暂时缓和。英拉后来获得塞尔维亚国籍。

　　塔利班长驱直入喀布尔城内，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连换鞋的时间都没有，穿着凉鞋就弃国出逃，据说先乘飞机抵达中亚邻国，后转往阿联酋。
　　在流亡途中，加尼发表声明辩称自己并非逃跑，而是为了防止发生流血、避免阿富汗出现更大的灾难而离开。
　　加尼拥有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名校任教，他的匆忙出走，究竟是“书生误国”、难堪大任，还是审时度势、为免生灵涂炭而毅然出走，估计要看局势发展的结果才能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加尼成为“流亡的国家元首”名单上最新的一位。
　　元首流亡自古有之，至今不绝。二战后，全世界流亡他国的国王、总统和总理等，至少有130多人。其中拉丁美洲和非洲，是首脑流亡的“大户”。有些国家如海地和玻利维亚，总统流亡是常见政治现象。
　　导致这些首脑流亡的斗争，有的颇具时代特色。比如二战结束后民族革命兴盛，导致如罗马尼亚、埃及、伊朗等国的君主纷纷流亡。不过战后大部分首脑流亡，是军事政变或者民众反抗的结果。其中独夫的流亡最为引人注目。
　　有研究者认为，在民众赶跑独夫的运动中，通过国际社会斡旋让其流亡海外，是个不错的妥协办法。给独夫一条“生路”，他们就不会负隅顽抗。比如1986年，已在位20多年的菲律宾强人费迪南德·马科斯，因为腐败和选举舞弊，激发众怒。后来在美国斡旋下，马科斯全家乘美军直升机出逃关岛，后流亡夏威夷。
　　另一个例子是海地的小杜瓦利埃。杜瓦利埃父子先后统治海地近30年。1986年1月，海地爆發游行示威和罢工。在美国和法国的协调下，小杜瓦利埃流亡法国，避免了流血冲突。与马科斯和小杜瓦利埃类似的例子不少，比如乌干达的艾迪·阿明和利比里亚的查尔斯·泰勒。
　　没有流亡生路则可能导致鱼死网破。利比亚的卡扎菲就是个例子。2011年2月，与西方关系恶化的卡扎菲想流亡也不可能，只能死战，最后利比亚陷入血腥内战，至今未绝。
　　几十年来，有不少强人流亡到以前的宗主国如英国法国，或者去参与斡旋又有实力庇护他们的国家如美国。有研究者认为，近十几年来，随着西方社会更强调人权，以及国际刑事法庭等机构的成立，名声不佳的独夫想去西方大国流亡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一些邻国也不敢得罪西方大国而收留他们。所以，他们想流亡也越来越难，这是否会导致更多的“鱼死网破”，值得观察。
　　这里要强调的是，也有真正为了缓解国内政治矛盾而弃国出走的例子。比如泰国前总理英拉·西那瓦。英拉2011年名正言顺通过选举上台，政绩也不错，但她和她的哥哥他信都走平民路线，为泰国传统政治势力不容。后者借司法之名指控英拉滥用权力，在2014年迫使她下台。支持他信和英拉的红衫军和传统势力支持者黄衫军，矛盾难以缓解。2017年5月，英拉“潜逃”国外，各方势力长吁一口气，泰国局势暂时缓和。英拉后来获得塞尔维亚国籍。
　　可见，流亡总统总理很多，但情况却不可一概而论。阿富汗加尼总统更特殊，他并非传统的强人，他的无家可归，更令人对阿富汗局势唏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