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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夺目的巨星
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日子里，怎能不想起我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赵丹。看到报刊上他的那些照片和有关他的文章，谁能相信他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五年了呢！
前不久，我还在电视里看他和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哪，他唱的那首歌《春天里》，多么乐观、多么浪漫、多么青春啊!
春天里来百花香，
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
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朗里格朗
朗里格朗……
是的，作为一位中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不会离开我们；在银幕上、在舞台上，他所创造的那些艺术形象，时刻都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他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武训传》、《乌鸦与麻雀》、《李时珍》、《聂耳》、《林则徐》、《烈火中永生》……在：中国电影史上，将永远闪射着灿烂的光芒!
巴金在文章中说：他乐观，充满着信心。我看见他总觉得他身上有一团火，有一股劲……这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这些年的遭遇，可以帮助我们头脑清醒地考虑一些事情。
夏衍曾深情地说：赵丹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他和人民心心相印，一生探索艺术的真谛。半个世纪以来，从舞台到银幕，成功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使他闻名中外，成为我们引为骄傲的光彩夺目的巨星，在我国电影艺术发展道路上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王元化在文章中说：赵丹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进步的一生，是追求艺术的一生?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时时关注我国的文艺事业。赵丹是真正懂艺术，真正热爱艺术的人，他是一个把艺术当作自己生命的优秀艺术家。
黄宗英说：人民了解阿丹！朋友喜欢阿丹 阿丹属于大家，属于银幕，属于舞台，属于画笔，属于稿纸，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属于大自然，属于未来……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望病中的黄宗英，正逢记者采访她。一头银发的黄宗英，坐在病床边的小桌前，讲述着有关赵丹的一些记忆。由于疾病的长期折磨，她脸上的表情虽有些疲惫，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清澈的目光饱含着聪慧、热情与亲切。看上去，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
记者问她：“你认为赵丹哪部电影演得最好?”
黄宗英立刻答道：“他的死！”
她答得那么干脆，那么明确，干脆明确得让我吃惊。
当我回过神儿来一想，觉得黄宗英回答得很绝妙。是的，赵丹一生演了那么多电影，中外闻名。他最后又演了一部让历史反思的好“电影”，才落下了生命之幕。
主演电影《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
赵丹生于1915年，原名叫赵凤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正式当演员时，改名叫赵丹。多少年来他的朋友们，无论是长辈或晚辈，都喜欢叫他：阿丹。
赵丹回忆童年时说：“我是山东人，还不大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就从山东肥城搬到了江苏的南通。我父亲在北洋军阀时期当过营长，后来开办电影院做经理。那时候认为没出息的人才去演戏，我的父母自然不会让我去演戏，我也没想到，我以后一辈子就干了演戏这个行当。”……
赵丹上中学的时候，和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梁志仁、周育海等同学成立了“小小剧社”。得到了校长(顾而已的父亲)与赵丹父亲的支持。这两个喜欢看戏的老头儿，特别宠爱自己的儿子，赵丹的父亲开设电影院，“小小剧社”在电影院演出不收租金。排戏、演出耽误了上课，校长特别批准不算旷课。就这样，他们越演越起劲儿，越演胆子越大。今天演《艺术家》，过几天又演《热血忠魂》，反正上海来什么剧团，他们就学样演什么戏。
1930年初，赵丹的父亲邀请了上海摩登剧团和上海艺术剧社到南通演出。这两个剧团中，有左明、保罗、赵铭彝、姜敬舆、郑君里、王莹、吴媚、凌鹤等一批新文艺青年。他们演出田汉的剧作《父归》、《小偷》、《苏州夜话》、《南归》、《火的跳舞》……赵丹他们看得如痴如醉。当两个剧团走了以后，“小小剧团”立刻开始演出田汉的剧作。
1931年暑假后，赵丹考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学中国画，专画山水。可是，赵丹的主要精力却都花在参加学生运动和“美专剧团”的演出上了。
1932年夏天，南通的同学叫赵丹和施春瘦、徐渠回南通，利用暑假演出洪深的话剧《五奎桥》。当他们排练好，准备上演的时候，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演。罪名是“该剧宣扬赤色的阶级斗争”，还扬言要抓演出的策划者和主要演员。赵丹他们立刻逃回了上海。从此，南通闻名的“小小剧社”便解散了。
1932年的深秋，由赵铭彝介绍，赵丹参加了上海左翼剧联，成为剧联的盟员。不久，他进了明星影片公司，当了职业演员。
1933年，赵丹参加拍摄了无声电影《琵琶春怨》。接着，又参加拍摄了电影《姐妹花》、《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的儿女》等。
1935年，赵丹上半年拍摄了电影《十字街头》，下半年拍摄了电影《马路天使》。这两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极有影响的优秀影片。赵丹在主演《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以前，已经拍过《琵琶春怨>》《到西北去》《女儿经>》《青春线》、《乡愁》、《热血忠魂》、《清明时节》等近三十部影片了。那时赵丹只有二十一岁，已经是观众喜爱的明星了。
1937年春节期间，赵丹参加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带着三台世界名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托尔斯泰的《欲魔》、爱尔兰的名剧《醉生梦死》，去南京演出。
当时，“西安事变”刚刚过去，国共两党正处于合作抗日的新阶段。“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南京演出世界名剧，也是进步文化和左翼戏剧运动力量的展示。在演出期间，赵丹、郑君里和魏鹤龄作为“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代表，看望了被国民党政府软禁在南京的戏剧家田汉和阳翰笙先生。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结束了南京的演出，回到上海后不久，赵丹便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三队”，去苏州、无锡、常州一带演出，沿路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国。
初冬，赵丹一路辛苦奔波，来到汉口。与朱今明、顾而已、魏鹤龄、叶露茜、陶金、陈天国、章曼萍等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名义，在汉口演出了《塞上风云》、《夜光杯》、《故乡》三个话剧。
赵丹和叶露茜是1936年4月结婚的。当时，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有三对影剧界的明星同时结婚。他们是赵丹与叶露茜，蓝苹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著名的爱国人士沈钧儒先生，在百忙中来到杭州，做了三对新人的证婚人。
赵丹在汉口，参加了田汉和阳翰笙主持的“救亡演剧队联合大公演”之后，于1 9 38年初夏，随沈西苓来到重庆，在中央电影摄影场任导演和演员。不久便拍摄了电影《中华儿女》。
陷入盛世才魔窟
1980年4月，我陪赵丹和黄宗英去南汇果园公社看桃花。回到上海后，在他们家里喝茶、吃新疆葡萄干时，赵丹便激情地谈起了新疆的景色多么美，新疆的天空多么蓝，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多么热情……
这时，我便试着问：“阿丹，能讲讲您1939年去新疆的事儿吗?”
“去新疆的事儿……唉，那是一场噩梦。我……”
“如果您不愿讲……”
“不，可以讲给你听。那要从武汉沦陷说起了。”赵丹立刻沉进了回忆，沉进了抗日烽火燃烧的年代……
武汉沦陷以后，许多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话剧、电影团体，都先后来到了重庆。一大批影剧界著名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会聚在山城。于是，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决定在重庆举办首届全国戏剧节。在戏剧节上，赵丹和白杨、舒绣文、高占非、魏鹤龄、张瑞芳、王为一、江村、施超等一大批著名演员，参加了话剧《全民总动员》的演出。该剧首场演出便轰动了山城。
那时，年轻的赵丹一直想去莫斯科大剧院，系统地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因为他有个宏愿：终生为建立中国的表演体系而奋斗!一个偶然的机会，赵丹得知杜重远写了一本书《盛世才与新疆》。这本书写到盛世才任新疆督办后，主张全疆共行共守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
杜重远的这本书，吸引了赵丹、朱今明和王为一。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讨论，他们认为新疆是抗日的大后方，又是国际交通要道，在那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特别是茅盾先生在那儿主持文化工作，建剧院，建电影厂……都会得到有力的支持。在新疆还可以找机会，争取去莫斯科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于是，他们决定了去新疆的计划。
通过邹韬奋先生的帮助，赵丹他们与茅盾、杜重远、张仲实取得了联系。得知赵丹他们要到新疆来，茅盾先生很焦急；因为盛世才打着“六大政策”的进步幌子，买行反动独裁统治的新军阀面目，越来越暴露了。赵丹他们这一批有成就的艺术家，不适合来新疆。但是，茅盾先生在回电中不能直说，只好特别强调“新疆生活艰苦，望慎重考虑。”可是赵丹他们丝毫不能理解，反而表示不怕艰苦，决小在新疆为抗日救国干一番事业。
就这样，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易烈，带着爱人和孩子，乘上了去兰州的长途汽车。他们到达兰州后，分两批乘飞机飞往迪化(今乌鲁木齐)。
当周恩来副主席得知赵丹他们已去新疆的时候，担心他们会遇到不测，立即派人去追阻，可是已经晚了。
赵丹他们到达迪化后，不久便与新疆学院的学生一起，演出了章泯的话剧《战斗》。
正当赵月他们开始筹建实验剧团、酝酿建立电影制片厂的时候，新疆许多进步人士，一个个相继被捕了。特别是听到杜重远也被捕了的时候，赵丹非常震惊。杜重远不是盛世才的好朋友吗?怎么会翻脸把他投进监狱了昵?赵丹开始感到恐怖与不安，对未来不得不产生沉重的忧虑。
在张仲实离开迪化之后，茅盾先生也于1940年初春，以“母亲病故奔丧”为由，向盛世才请假，离开了新疆。茅盾先生与赵丹告别时，将逃离魔窟奔赴延安的秘密，全都告诉了赵丹。并嘱咐他要倍加小心，利用社会上一切有利的条件，保护同来新疆的艺术家。茅盾先生还说，他到延安后，将尽快想办法让赵丹他们离开新疆。
赵丹在等待茅盾先生的消息……
赵丹在等待逃离新疆的时刻……
可是，赵丹在焦急等待的日子里，他和徐韬突然被捕了。罪名是他们同“杜重远的阴谋暴动案”有关，是杜重远招到新疆来的“党羽”。这不是莫须有的罪名吗?这不是凭空捏造的冤案吗?于是，王为一、朱今明、易烈急忙四处求助，并写信给盛世才，要求释放无辜的赵丹和徐韬。
不久，王为一、朱今明、易烈也被捕入狱了……
赵丹他们被捕后，不准叶露茜、程婉芬、俞佩珊、陈瑛探监，也不准她们离开新疆。在遥远的迪化，远离亲人，远离朋友，她们到处求助，可谁能从盛世才的魔爪下救出这几位蒙冤的艺术家呢?
直到1943年的春天，叶露茜她们才被盛世才的魔爪放行。在她们流落兰州的时候，突然得到了赵丹、徐韬、朱今明、王为一和易烈被杀害的噩耗。可怜、无助的女演员们悲伤到了极点，叶露茜和徐韬的爱人程婉芬，幸运地得到友人的帮助，乘运输机回到了重庆。
顾而己、钱千里、魏鹤龄等友人，为赵丹他们举行了追悼会。
金山、郑君里等友人，在报上发表了深情的悼念文章。
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赵丹、徐韬、朱今明、王为一，死里逃生，竟从可怕的地狱里回到了重庆。(易烈在狱中已被残酷地杀害了)
赵丹特别想念分离五年的妻子和儿子，当问起他们的下落时，朋友们都说叶露茜带着儿子离开了重庆，究竟在哪里，说不清楚。
其实，重庆的朋友们为赵丹开了追悼会之后，悲痛、孤独的叶露茜，遇到了善良、有才华的剧作家桂苍凌(杜宣)，他热心地帮助叶露茜母子。后来，桂苍；壹和叶露茜相爱了，结婚后他们去了昆明。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丹回到了上海。1947年11月，在主演电影《幸福狂想曲》时，结识了女主角黄宗英。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赵丹爱上了黄宗英，于是《幸福狂想曲》就变作了“幸福进行曲”，黄宗英成了赵丹的妻子。
这时，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成立了。赵丹和黄宗英欣喜地进了这家公司。赵丹接连主演了电影《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乌鸦与麻雀》和《武训传》。
1948年冬天，解放战场上捷报频传，“蒋家王朝”己摇摇欲坠，面临覆灭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谈起这段岁月，赵丹曾深有感情地说过：“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可以说我们日夜都在忙。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除了拍戏以外，我们还要参加一些进步团体的集会、参加以救济难民为名为解放区筹募医药费用的义卖义演；有时还要到处奔走，想办法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迎接解放，我和陈白尘、沈浮、徐韬、王林谷等朋友集体讨论、构思了一个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这个剧本是陈白尘执笔的。剧本定稿后，我们拿了个‘删节本’给当局审查。影片开拍不久，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就下了一道禁令，强行停拍。罪名是：影片‘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戡乱法令’。‘非常时期文化委员会’和‘特刑庭’立即扣押了已经拍成的底片。他们还扬言要封闭昆仑公司。于是，我们和老板商量好了，对外宣布公司倒闭，关上大门，开始在摄影棚里偷拍。这部电影拍了一半，上海便解放了……” 解放后，电影《乌鸦与麻雀》上映时，得到广大观众热烈的欢迎，并荣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金质奖。
一场风暴，一场灾难
1951年2月，由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了。这部电影是1948年为了抵制国民党反动派要拍摄反共影片而在地下党领导下筹划拍摄的。
《武训传》上映后，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的许多报纸和刊物，连续发表文章，热情地给予推荐、评介和赞扬。国内文化界、文艺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纷纷撰文，以喜悦的心情祝贺电影《武训传》的成功，称赞赵丹在银幕上生动、感人地创造了武训的艺术形象。
赵丹作为一个演员，一个艺术家，看到自己的艺术创造得到了这样的赞扬和鼓励，是十分激动的。于是，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大众电影》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
赵丹没想到，三个多月后一场猛烈的风暴，突然袭来……
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真是风云突变，变得那么迅猛，那么惊心动魄!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边防前线到内地城市……立刻掀起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浪潮。
5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
啊，多么惊心动魄的抨击，多么令人胆寒的结论，赵丹和黄宗英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完全惊愕了。一篇评论文章还说，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做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人，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 赵丹好像坠入了浓雾笼罩的山谷，一片惊恐，一片茫然！
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浪潮越来越高，声势越来越大。在这种强大的政治玉力下，赞扬过电影《武训传》、歌颂过武训的人，都感到不安和自危。一些报刊纷纷公开检讨，一些知名人士、文化艺术界的前辈如郭沫若、田汉等，也不得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检讨。当然，编导这部影片的孙瑜的处境更是可想而知了。
一部电影，竟会惹出这样一场灾难！
6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赵丹与武训》，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赵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赵丹与武训》，想从中寻找一点启示，以便清理自己的思绪。
一天，黄宗英匆匆忙忙从昆仑影业公司赶回家来，一进门就说：
“阿丹，你知道《人民日报》上的社论是谁写的吗?”
“谁写的?”
“是毛主席写的。”
“你说什么?”
“那社论，是毛主席写的！”
黄宗英说得似乎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重重地落在了赵丹的心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场大规模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竟是毛主席发动的。
那场批判运动总算过去了。做过检讨的赵丹去了朝鲜前线，在炮火纷飞的阵地上，在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中间，他心中的那些苦恼、惆怅、委屈……都被炮火和硝烟湮没了。
三十四年后的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等全国性的报纸上，刊登了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讯：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曾牵涉许多人，在今天召开的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对这场批判作出否定的评价。他说：“解放初期，也就是一九五一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赵丹要是能看到这个电讯该多好啊!可是他没有看到……
筹拍电影《鲁迅传》
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赵丹近两年没有演戏。一个演员，一个表演艺术家，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不演戏呢?演戏是他的职业，演戏是他的艺术生命啊!赵丹的郁闷，赵丹的渴望……朋友们完全理解。
1953年初秋，赵丹的挚友一一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金山，特邀赵丹去北京主演郭沫若的名剧《屈原》。赵丹好多年没演话剧了，这又是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第一次在北京舞台上亮相，所以他特别认真，特别努道，他扮演的屈原深深感动了观众，受到社会各界热烈的赞扬。
作为一名艺术家，赵丹对表演艺术的追求，总是那么执著，那么迷恋。1954年他拍摄了电影《为了和平》，接着又拍摄了电影《李时珍》《海魂》《林则徐》《聂耳》、《风流人物看今朝》等。在七年的时间里，赵丹拍摄了六部电影，导演了两个话剧《雷雨》印《家》。还导演了一部电影《常青树》。应该说，赵丹在艺术创作上获得了可喜的丰收。
赵丹非常喜欢林则徐和聂耳这两个角色。他在表演风格上曾分别做了不同的艺术追求。《林则徐》是大笔勾勒，多在写意。《聂耳》则是重在细描，追求自然。
1962年秋天，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于伶的话剧《七月流火》。为了加强演员阵容，他们特邀了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张瑞芳主演。这个戏，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上海解放前，地下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故事。上海市电影局决定让黄宗英将话剧《七月流火》改编成电影剧本，并请赵丹导演这部影片。可是，话剧《七月流火》开始排练不久，当时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了文艺界要“大写十三年，大演十三年”的极左口号。《七月流火》既然反映的不是解放后“十三年”的生活和斗争，当然就要遭到难以跨越的困境。《七月流火》不能排练、演出了，改编电影的事儿也就立刻下马了。
那时，赵丹正在电影《鲁迅传》摄制组，和一批艺术家紧张地筹划开拍的具体事务。这个摄制组导演是陈鲤庭，主要演员有赵丹、于蓝、于是之、蓝马、石羽、谢添等。可是电影《鲁迅传》也不是“写十三年，演十三年”的作品，免不了也要遭受厄运。《鲁迅传》被宣布停拍，当时上海市文化界的领导人张春桥不知从哪里收集到了《鲁迅传》摄制组的“材料”，耸人听闻地宣布：《鲁迅传》摄制组是一个“烂掉的组”，《鲁迅传》摄制组党支部是一个“烂掉的支部”，这个摄制组是“资产阶级彻底复辟了的典型”。 《鲁迅传》摄制组被迫解散了。
扮演鲁迅的赵丹又一次遭受沉重的打击，而这种打击无法争辨，一时也很难洗清，他陷入了极端的迷茫和苦闷之中。
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汪洋、水华、于蓝、朱今明等同志来电，邀请赵丹去北京拍摄电影《烈火中永生》。
赵丹在电影《烈火中永生》里扮演许云峰。许云峰的戏不是最多，但是个很重要的角色。赵丹在艺术创造上，总是精益求精，从不重复自己过去所创造的形象。
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后，影片中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人的形象，得到人们的崇敬与热爱，鼓舞人们去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奋发图强。
这时，江青突然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看了《烈火中永生》。她大肆污蔑，大加否定，说《烈火中永生》在“宣传城市领导农村”，“许云峰人物原型是叛徒”，“赵丹发疯”，“于蓝像个少奶奶”……
江青把矛头指向了夏衍、水华、朱今明、于蓝、赵丹和汪洋等一批艺术家，也指向了周恩来总理。因为周总理审看过影片，还建议加了一场江姐和许云峰就义的戏。面对这样的遭遇，赵丹怎能不伤心呢?浩劫降临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了!
当这场灾难降临的时候，赵丹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意识到灾难的降临。直到一夜之间，把他打翻在地，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混世魔王”，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关进电影制片厂“牛棚”的时候，赵丹才感到恐惧和不安。一次次写交代，一次次挨批斗，一次次吃革命的铁拳……让他真正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一天，赵丹在批斗会上被打得满脸是血，昏倒在地上。经医生检查后确诊为脑震荡、左眼瞳孔破裂。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混世魔王”，伤再重也不可能住医院，只好凭天由命回家自养。
第二天早晨，黄宗英准时进了“牛棚”，昏昏沉沉的赵丹却被拖上了一辆小汽车押走了。从此，赵丹便失踪了。一年又一年，活不见人，死不见鬼，赵丹被关到哪里去了呢?黄宗英不敢问，即便问，专案组也不会告诉。
赵丹关过地牢，也关过大小不等的牢房，对他的特殊待遇就是单独监禁。他曾被关押过几个监狱，押来押去，总是怕他知道自己关押在什么地方。赵丹的囚号是139号，有了囚号就不许再用自己的名字。写交代、写思想汇报，署名必须都是139，赵丹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赵丹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他的承受力也是很强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都挺过来了。他没有死在监狱里，让专案组那些期待他死亡的人不免有些失望了。
赵丹度过了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受尽了残酷的折磨，竟然活着出狱了。
暮春的早晨，湖南路8号沉寂、冷落的院子里，走进来一个步履迟缓的老人，瘦弱的肩上扛着一小卷行李，他踏着斑驳的树影，显得那样疲惫，那样衰竭……
这个可怜的老人，一上楼梯就被赵丹的小儿子阿劲发现了。阿劲惊喜地叫着扑了上去：“爸爸!爸爸!”
赵丹丢下行李，紧紧拉着儿子的手问：“你……你是阿佐吧? ”
“我是阿劲！阿劲! ”
黄宗英听到阿劲的喊声，急忙奔出来，把赵丹扶进了屋里。赵丹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没有一点表情，只是用那暗淡、阴郁的目光，直愣愣地望着黄宗英。
“阿丹！阿丹!……”黄宗英轻轻地叫着，不断用手帕擦着泪水。“你回家了，回家了……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们，隆吓人的……”
赵丹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慢慢低下了头，像一座没有知觉、没有反应的雕像。
我第一次见到赵丹，是在他走出“文革”监狱不久。当时赵丹很瘦弱，很苍老，呆呆地坐在家中破旧的沙发上。仿佛不会说话，也没有表情，真把我吓了一跳，这哪里是我心目中的赵丹呢?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担心地问黄宗英：“老黄，阿丹不会总是这样吧?”
“也许不会，也许……”
黄宗英不说了，我也不敢再问了。
赵丹虽然走出了监狱，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不久便被工宣队送进了“干校”，交给革命群众施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下的监督劳动。有一阶段，还把他押送到农村，交给贫下中农劳动改造。
愿天下都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中国人民长达十年的恶梦总算结束了。
深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赵丹多么高兴啊，他想演戏，想导演电影，想把在监狱里丢失的时光尽快地夺回来。可是他想得太天真，太简单了。生活就是那么复杂，他想演戏演不成，他想导演电影导不成，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好心的朋友都来安慰他，劝他不要着急。可是赵丹痛苦地说；“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现在是个‘饿死鬼’呀!……”
朋友们理解这个“饿死鬼”，可是要给这个“饿死鬼”找到一碗“饭”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还在紧紧追逐着赵丹……
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要拍摄电影《大河奔流》，特约赵丹在影片中扮演周恩来总理。于是，黄宗英陪着赵丹去了北京。
赵丹为了在银幕上创造好周总理的艺术形象，吃了不少苦，用了不少心血。样片拍出来时，赵丹扮演的周总理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都说阿丹演绝了！
可是，影片正式开拍时，又不让赵丹扮演周总理了。
赵丹气得简直要发疯了，他满腔怒火地质问有关的负责人：“是你们请我来演周总理的，为什么又不让我演了?”
回答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
后来，好心的同志把真实的原因悄悄告诉了黄宗荚，原来是有权的人轻信谣言，提出了赵丹与江青的关系，并反问：赵丹演周总理合适吗?……
赵丹听后气愤地骂道：“简直是混蛋！”
明明是谣言，却有这样大的威力，竟扼杀了一位艺术家扮演角色的权利。难道谣言在有权人的思维里真就变成事实了吗?
赵丹回到上海后，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这时，画家富华来了，约赵丹去柳州画画。柳刚市委书记黄云同志，特别欢迎赵丹去柳州。
赵丹在柳州住了四十多天，竟创作了两百多幅字画。他高兴地说：“我在柳州获得了第二欠艺术青春！”
1980年春天，赵丹因上腹部疼痛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在住院检查期间，他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汪洋同志的邀请电报，邀请他参加中日合拍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演出，请他在影片中扮演中国棋王况易山。
于是，赵丹立刻要求出院，要去黄山修改剧本。可是医生不同意他出院，说要进一步做些必要的检查。
医生的态度是赵丹没想到的，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我不能出院，是不是生癌了?如果能手术，赶紧给我动手术；如果不能手术，我立刻就出院，能拍完这部片子也好……” “你不要想得那么多，请相信我们。能出院，一定让你早点出院，我们还等着看你新拍的电影哪!”医生笑着安慰他。
其实，经过各项检查和专家会诊，赵丹的病诊断已明确，他患的是胰腺癌，而且已是晚期。赵丹的命太苦了，连癌症这个恶魔也不肯放过他。
赵丹住在医院里，不停地吃药、打针，可是病情并没有明显的好转。他心里时刻牵挂着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拍摄，很怕失去这次拍片的机会。
不久，华东医院决定送赵丹去首都北京医院治疗。在北京医院，请了许多著名的专家会诊，希望能找到有效的方法，挽救赵丹的生命。
就在赵丹病情这样危重的时刻，他还在病床上用艺术家的真诚与坦率，发表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同志到医院看望赵丹时，赵丹的谈话。乔木认为很有意义，嘱咐黄宗英整理成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第五版)。这是赵丹用坚强的毅力和无私的精神写出的，他将自己的赤子之心和艺术家高尚的灵魂，彻底袒露给亲爱的祖国和人民！
1980年10月10日凌晨2点40分，赵丹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朋友，告别了给他欢乐也给他痛苦的生活，向另一个世界飞去了……
台灯洒着清冷的光辉，映照着满屋默默致哀的鲜花，贝多芬的降[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在几乎凝固的空气中轻轻响起……
孩子们在低声哭泣。
黄宗英吞着泪水说：“阿丹去见周总理和老朋友们了……阿丹去拍夜戏了……”
新华社向全世界报道：中国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今天凌晨2时4 0分因癌症逝世……
10月27日下午，北京文艺界一千三百多人，在首都剧场隆重悼念人民艺术家赵丹。悼念会是由周扬主持的，夏衍深情地做了长篇讲话。
赵丹是人民爱戴的艺术家！
赵丹是祖国有才华的儿子！
当我理解了赵丹，理解了赵丹悲剧似的一生，也就知道了他的追求是怎样获得的，他的梦想是怎样破灭的。赵丹在舞台上和银幕上演过一些悲剧，可是他在生活里的悲剧更多，更令人遗憾。由此，我也懂得了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坚持什么，呼吁什么。吃苦也好，遭罪也好，他的一生应该在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中度过。
人民永远热爱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善良正直，一生坎坷的艺术家——赵丹！
赵丹是不会死的！
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日子里，怎能不想起我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赵丹。看到报刊上他的那些照片和有关他的文章，谁能相信他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五年了呢！
前不久，我还在电视里看他和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哪，他唱的那首歌《春天里》，多么乐观、多么浪漫、多么青春啊!
春天里来百花香，
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
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朗里格朗
朗里格朗……
是的，作为一位中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不会离开我们；在银幕上、在舞台上，他所创造的那些艺术形象，时刻都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他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武训传》、《乌鸦与麻雀》、《李时珍》、《聂耳》、《林则徐》、《烈火中永生》……在：中国电影史上，将永远闪射着灿烂的光芒!
巴金在文章中说：他乐观，充满着信心。我看见他总觉得他身上有一团火，有一股劲……这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这些年的遭遇，可以帮助我们头脑清醒地考虑一些事情。
夏衍曾深情地说：赵丹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他和人民心心相印，一生探索艺术的真谛。半个世纪以来，从舞台到银幕，成功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使他闻名中外，成为我们引为骄傲的光彩夺目的巨星，在我国电影艺术发展道路上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王元化在文章中说：赵丹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进步的一生，是追求艺术的一生?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时时关注我国的文艺事业。赵丹是真正懂艺术，真正热爱艺术的人，他是一个把艺术当作自己生命的优秀艺术家。
黄宗英说：人民了解阿丹！朋友喜欢阿丹 阿丹属于大家，属于银幕，属于舞台，属于画笔，属于稿纸，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属于大自然，属于未来……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望病中的黄宗英，正逢记者采访她。一头银发的黄宗英，坐在病床边的小桌前，讲述着有关赵丹的一些记忆。由于疾病的长期折磨，她脸上的表情虽有些疲惫，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清澈的目光饱含着聪慧、热情与亲切。看上去，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
记者问她：“你认为赵丹哪部电影演得最好?”
黄宗英立刻答道：“他的死！”
她答得那么干脆，那么明确，干脆明确得让我吃惊。
当我回过神儿来一想，觉得黄宗英回答得很绝妙。是的，赵丹一生演了那么多电影，中外闻名。他最后又演了一部让历史反思的好“电影”，才落下了生命之幕。
主演电影《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
赵丹生于1915年，原名叫赵凤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正式当演员时，改名叫赵丹。多少年来他的朋友们，无论是长辈或晚辈，都喜欢叫他：阿丹。
赵丹回忆童年时说：“我是山东人，还不大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就从山东肥城搬到了江苏的南通。我父亲在北洋军阀时期当过营长，后来开办电影院做经理。那时候认为没出息的人才去演戏，我的父母自然不会让我去演戏，我也没想到，我以后一辈子就干了演戏这个行当。”……
赵丹上中学的时候，和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梁志仁、周育海等同学成立了“小小剧社”。得到了校长(顾而已的父亲)与赵丹父亲的支持。这两个喜欢看戏的老头儿，特别宠爱自己的儿子，赵丹的父亲开设电影院，“小小剧社”在电影院演出不收租金。排戏、演出耽误了上课，校长特别批准不算旷课。就这样，他们越演越起劲儿，越演胆子越大。今天演《艺术家》，过几天又演《热血忠魂》，反正上海来什么剧团，他们就学样演什么戏。
1930年初，赵丹的父亲邀请了上海摩登剧团和上海艺术剧社到南通演出。这两个剧团中，有左明、保罗、赵铭彝、姜敬舆、郑君里、王莹、吴媚、凌鹤等一批新文艺青年。他们演出田汉的剧作《父归》、《小偷》、《苏州夜话》、《南归》、《火的跳舞》……赵丹他们看得如痴如醉。当两个剧团走了以后，“小小剧团”立刻开始演出田汉的剧作。
1931年暑假后，赵丹考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学中国画，专画山水。可是，赵丹的主要精力却都花在参加学生运动和“美专剧团”的演出上了。
1932年夏天，南通的同学叫赵丹和施春瘦、徐渠回南通，利用暑假演出洪深的话剧《五奎桥》。当他们排练好，准备上演的时候，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演。罪名是“该剧宣扬赤色的阶级斗争”，还扬言要抓演出的策划者和主要演员。赵丹他们立刻逃回了上海。从此，南通闻名的“小小剧社”便解散了。
1932年的深秋，由赵铭彝介绍，赵丹参加了上海左翼剧联，成为剧联的盟员。不久，他进了明星影片公司，当了职业演员。
1933年，赵丹参加拍摄了无声电影《琵琶春怨》。接着，又参加拍摄了电影《姐妹花》、《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的儿女》等。
1935年，赵丹上半年拍摄了电影《十字街头》，下半年拍摄了电影《马路天使》。这两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极有影响的优秀影片。赵丹在主演《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以前，已经拍过《琵琶春怨>》《到西北去》《女儿经>》《青春线》、《乡愁》、《热血忠魂》、《清明时节》等近三十部影片了。那时赵丹只有二十一岁，已经是观众喜爱的明星了。
1937年春节期间，赵丹参加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带着三台世界名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托尔斯泰的《欲魔》、爱尔兰的名剧《醉生梦死》，去南京演出。
当时，“西安事变”刚刚过去，国共两党正处于合作抗日的新阶段。“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南京演出世界名剧，也是进步文化和左翼戏剧运动力量的展示。在演出期间，赵丹、郑君里和魏鹤龄作为“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代表，看望了被国民党政府软禁在南京的戏剧家田汉和阳翰笙先生。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结束了南京的演出，回到上海后不久，赵丹便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三队”，去苏州、无锡、常州一带演出，沿路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国。
初冬，赵丹一路辛苦奔波，来到汉口。与朱今明、顾而已、魏鹤龄、叶露茜、陶金、陈天国、章曼萍等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名义，在汉口演出了《塞上风云》、《夜光杯》、《故乡》三个话剧。
赵丹和叶露茜是1936年4月结婚的。当时，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有三对影剧界的明星同时结婚。他们是赵丹与叶露茜，蓝苹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著名的爱国人士沈钧儒先生，在百忙中来到杭州，做了三对新人的证婚人。
赵丹在汉口，参加了田汉和阳翰笙主持的“救亡演剧队联合大公演”之后，于1 9 38年初夏，随沈西苓来到重庆，在中央电影摄影场任导演和演员。不久便拍摄了电影《中华儿女》。
陷入盛世才魔窟
1980年4月，我陪赵丹和黄宗英去南汇果园公社看桃花。回到上海后，在他们家里喝茶、吃新疆葡萄干时，赵丹便激情地谈起了新疆的景色多么美，新疆的天空多么蓝，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多么热情……
这时，我便试着问：“阿丹，能讲讲您1939年去新疆的事儿吗?”
“去新疆的事儿……唉，那是一场噩梦。我……”
“如果您不愿讲……”
“不，可以讲给你听。那要从武汉沦陷说起了。”赵丹立刻沉进了回忆，沉进了抗日烽火燃烧的年代……
武汉沦陷以后，许多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话剧、电影团体，都先后来到了重庆。一大批影剧界著名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会聚在山城。于是，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决定在重庆举办首届全国戏剧节。在戏剧节上，赵丹和白杨、舒绣文、高占非、魏鹤龄、张瑞芳、王为一、江村、施超等一大批著名演员，参加了话剧《全民总动员》的演出。该剧首场演出便轰动了山城。
那时，年轻的赵丹一直想去莫斯科大剧院，系统地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因为他有个宏愿：终生为建立中国的表演体系而奋斗!一个偶然的机会，赵丹得知杜重远写了一本书《盛世才与新疆》。这本书写到盛世才任新疆督办后，主张全疆共行共守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
杜重远的这本书，吸引了赵丹、朱今明和王为一。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讨论，他们认为新疆是抗日的大后方，又是国际交通要道，在那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特别是茅盾先生在那儿主持文化工作，建剧院，建电影厂……都会得到有力的支持。在新疆还可以找机会，争取去莫斯科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于是，他们决定了去新疆的计划。
通过邹韬奋先生的帮助，赵丹他们与茅盾、杜重远、张仲实取得了联系。得知赵丹他们要到新疆来，茅盾先生很焦急；因为盛世才打着“六大政策”的进步幌子，买行反动独裁统治的新军阀面目，越来越暴露了。赵丹他们这一批有成就的艺术家，不适合来新疆。但是，茅盾先生在回电中不能直说，只好特别强调“新疆生活艰苦，望慎重考虑。”可是赵丹他们丝毫不能理解，反而表示不怕艰苦，决小在新疆为抗日救国干一番事业。
就这样，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易烈，带着爱人和孩子，乘上了去兰州的长途汽车。他们到达兰州后，分两批乘飞机飞往迪化(今乌鲁木齐)。
当周恩来副主席得知赵丹他们已去新疆的时候，担心他们会遇到不测，立即派人去追阻，可是已经晚了。
赵丹他们到达迪化后，不久便与新疆学院的学生一起，演出了章泯的话剧《战斗》。
正当赵月他们开始筹建实验剧团、酝酿建立电影制片厂的时候，新疆许多进步人士，一个个相继被捕了。特别是听到杜重远也被捕了的时候，赵丹非常震惊。杜重远不是盛世才的好朋友吗?怎么会翻脸把他投进监狱了昵?赵丹开始感到恐怖与不安，对未来不得不产生沉重的忧虑。
在张仲实离开迪化之后，茅盾先生也于1940年初春，以“母亲病故奔丧”为由，向盛世才请假，离开了新疆。茅盾先生与赵丹告别时，将逃离魔窟奔赴延安的秘密，全都告诉了赵丹。并嘱咐他要倍加小心，利用社会上一切有利的条件，保护同来新疆的艺术家。茅盾先生还说，他到延安后，将尽快想办法让赵丹他们离开新疆。
赵丹在等待茅盾先生的消息……
赵丹在等待逃离新疆的时刻……
可是，赵丹在焦急等待的日子里，他和徐韬突然被捕了。罪名是他们同“杜重远的阴谋暴动案”有关，是杜重远招到新疆来的“党羽”。这不是莫须有的罪名吗?这不是凭空捏造的冤案吗?于是，王为一、朱今明、易烈急忙四处求助，并写信给盛世才，要求释放无辜的赵丹和徐韬。
不久，王为一、朱今明、易烈也被捕入狱了……
赵丹他们被捕后，不准叶露茜、程婉芬、俞佩珊、陈瑛探监，也不准她们离开新疆。在遥远的迪化，远离亲人，远离朋友，她们到处求助，可谁能从盛世才的魔爪下救出这几位蒙冤的艺术家呢?
直到1943年的春天，叶露茜她们才被盛世才的魔爪放行。在她们流落兰州的时候，突然得到了赵丹、徐韬、朱今明、王为一和易烈被杀害的噩耗。可怜、无助的女演员们悲伤到了极点，叶露茜和徐韬的爱人程婉芬，幸运地得到友人的帮助，乘运输机回到了重庆。
顾而己、钱千里、魏鹤龄等友人，为赵丹他们举行了追悼会。
金山、郑君里等友人，在报上发表了深情的悼念文章。
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赵丹、徐韬、朱今明、王为一，死里逃生，竟从可怕的地狱里回到了重庆。(易烈在狱中已被残酷地杀害了)
赵丹特别想念分离五年的妻子和儿子，当问起他们的下落时，朋友们都说叶露茜带着儿子离开了重庆，究竟在哪里，说不清楚。
其实，重庆的朋友们为赵丹开了追悼会之后，悲痛、孤独的叶露茜，遇到了善良、有才华的剧作家桂苍凌(杜宣)，他热心地帮助叶露茜母子。后来，桂苍；壹和叶露茜相爱了，结婚后他们去了昆明。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丹回到了上海。1947年11月，在主演电影《幸福狂想曲》时，结识了女主角黄宗英。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赵丹爱上了黄宗英，于是《幸福狂想曲》就变作了“幸福进行曲”，黄宗英成了赵丹的妻子。
这时，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成立了。赵丹和黄宗英欣喜地进了这家公司。赵丹接连主演了电影《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乌鸦与麻雀》和《武训传》。
1948年冬天，解放战场上捷报频传，“蒋家王朝”己摇摇欲坠，面临覆灭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谈起这段岁月，赵丹曾深有感情地说过：“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可以说我们日夜都在忙。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除了拍戏以外，我们还要参加一些进步团体的集会、参加以救济难民为名为解放区筹募医药费用的义卖义演；有时还要到处奔走，想办法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迎接解放，我和陈白尘、沈浮、徐韬、王林谷等朋友集体讨论、构思了一个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这个剧本是陈白尘执笔的。剧本定稿后，我们拿了个‘删节本’给当局审查。影片开拍不久，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就下了一道禁令，强行停拍。罪名是：影片‘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戡乱法令’。‘非常时期文化委员会’和‘特刑庭’立即扣押了已经拍成的底片。他们还扬言要封闭昆仑公司。于是，我们和老板商量好了，对外宣布公司倒闭，关上大门，开始在摄影棚里偷拍。这部电影拍了一半，上海便解放了……” 解放后，电影《乌鸦与麻雀》上映时，得到广大观众热烈的欢迎，并荣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金质奖。
一场风暴，一场灾难
1951年2月，由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了。这部电影是1948年为了抵制国民党反动派要拍摄反共影片而在地下党领导下筹划拍摄的。
《武训传》上映后，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的许多报纸和刊物，连续发表文章，热情地给予推荐、评介和赞扬。国内文化界、文艺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纷纷撰文，以喜悦的心情祝贺电影《武训传》的成功，称赞赵丹在银幕上生动、感人地创造了武训的艺术形象。
赵丹作为一个演员，一个艺术家，看到自己的艺术创造得到了这样的赞扬和鼓励，是十分激动的。于是，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大众电影》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
赵丹没想到，三个多月后一场猛烈的风暴，突然袭来……
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真是风云突变，变得那么迅猛，那么惊心动魄!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边防前线到内地城市……立刻掀起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浪潮。
5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
啊，多么惊心动魄的抨击，多么令人胆寒的结论，赵丹和黄宗英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完全惊愕了。一篇评论文章还说，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做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人，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 赵丹好像坠入了浓雾笼罩的山谷，一片惊恐，一片茫然！
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浪潮越来越高，声势越来越大。在这种强大的政治玉力下，赞扬过电影《武训传》、歌颂过武训的人，都感到不安和自危。一些报刊纷纷公开检讨，一些知名人士、文化艺术界的前辈如郭沫若、田汉等，也不得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检讨。当然，编导这部影片的孙瑜的处境更是可想而知了。
一部电影，竟会惹出这样一场灾难！
6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赵丹与武训》，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赵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赵丹与武训》，想从中寻找一点启示，以便清理自己的思绪。
一天，黄宗英匆匆忙忙从昆仑影业公司赶回家来，一进门就说：
“阿丹，你知道《人民日报》上的社论是谁写的吗?”
“谁写的?”
“是毛主席写的。”
“你说什么?”
“那社论，是毛主席写的！”
黄宗英说得似乎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重重地落在了赵丹的心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场大规模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竟是毛主席发动的。
那场批判运动总算过去了。做过检讨的赵丹去了朝鲜前线，在炮火纷飞的阵地上，在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中间，他心中的那些苦恼、惆怅、委屈……都被炮火和硝烟湮没了。
三十四年后的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等全国性的报纸上，刊登了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讯：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曾牵涉许多人，在今天召开的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对这场批判作出否定的评价。他说：“解放初期，也就是一九五一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赵丹要是能看到这个电讯该多好啊!可是他没有看到……
筹拍电影《鲁迅传》
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赵丹近两年没有演戏。一个演员，一个表演艺术家，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不演戏呢?演戏是他的职业，演戏是他的艺术生命啊!赵丹的郁闷，赵丹的渴望……朋友们完全理解。
1953年初秋，赵丹的挚友一一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金山，特邀赵丹去北京主演郭沫若的名剧《屈原》。赵丹好多年没演话剧了，这又是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第一次在北京舞台上亮相，所以他特别认真，特别努道，他扮演的屈原深深感动了观众，受到社会各界热烈的赞扬。
作为一名艺术家，赵丹对表演艺术的追求，总是那么执著，那么迷恋。1954年他拍摄了电影《为了和平》，接着又拍摄了电影《李时珍》《海魂》《林则徐》《聂耳》、《风流人物看今朝》等。在七年的时间里，赵丹拍摄了六部电影，导演了两个话剧《雷雨》印《家》。还导演了一部电影《常青树》。应该说，赵丹在艺术创作上获得了可喜的丰收。
赵丹非常喜欢林则徐和聂耳这两个角色。他在表演风格上曾分别做了不同的艺术追求。《林则徐》是大笔勾勒，多在写意。《聂耳》则是重在细描，追求自然。
1962年秋天，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于伶的话剧《七月流火》。为了加强演员阵容，他们特邀了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张瑞芳主演。这个戏，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上海解放前，地下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故事。上海市电影局决定让黄宗英将话剧《七月流火》改编成电影剧本，并请赵丹导演这部影片。可是，话剧《七月流火》开始排练不久，当时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了文艺界要“大写十三年，大演十三年”的极左口号。《七月流火》既然反映的不是解放后“十三年”的生活和斗争，当然就要遭到难以跨越的困境。《七月流火》不能排练、演出了，改编电影的事儿也就立刻下马了。
那时，赵丹正在电影《鲁迅传》摄制组，和一批艺术家紧张地筹划开拍的具体事务。这个摄制组导演是陈鲤庭，主要演员有赵丹、于蓝、于是之、蓝马、石羽、谢添等。可是电影《鲁迅传》也不是“写十三年，演十三年”的作品，免不了也要遭受厄运。《鲁迅传》被宣布停拍，当时上海市文化界的领导人张春桥不知从哪里收集到了《鲁迅传》摄制组的“材料”，耸人听闻地宣布：《鲁迅传》摄制组是一个“烂掉的组”，《鲁迅传》摄制组党支部是一个“烂掉的支部”，这个摄制组是“资产阶级彻底复辟了的典型”。 《鲁迅传》摄制组被迫解散了。
扮演鲁迅的赵丹又一次遭受沉重的打击，而这种打击无法争辨，一时也很难洗清，他陷入了极端的迷茫和苦闷之中。
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汪洋、水华、于蓝、朱今明等同志来电，邀请赵丹去北京拍摄电影《烈火中永生》。
赵丹在电影《烈火中永生》里扮演许云峰。许云峰的戏不是最多，但是个很重要的角色。赵丹在艺术创造上，总是精益求精，从不重复自己过去所创造的形象。
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后，影片中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人的形象，得到人们的崇敬与热爱，鼓舞人们去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奋发图强。
这时，江青突然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看了《烈火中永生》。她大肆污蔑，大加否定，说《烈火中永生》在“宣传城市领导农村”，“许云峰人物原型是叛徒”，“赵丹发疯”，“于蓝像个少奶奶”……
江青把矛头指向了夏衍、水华、朱今明、于蓝、赵丹和汪洋等一批艺术家，也指向了周恩来总理。因为周总理审看过影片，还建议加了一场江姐和许云峰就义的戏。面对这样的遭遇，赵丹怎能不伤心呢?浩劫降临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了!
当这场灾难降临的时候，赵丹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意识到灾难的降临。直到一夜之间，把他打翻在地，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混世魔王”，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关进电影制片厂“牛棚”的时候，赵丹才感到恐惧和不安。一次次写交代，一次次挨批斗，一次次吃革命的铁拳……让他真正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一天，赵丹在批斗会上被打得满脸是血，昏倒在地上。经医生检查后确诊为脑震荡、左眼瞳孔破裂。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混世魔王”，伤再重也不可能住医院，只好凭天由命回家自养。
第二天早晨，黄宗英准时进了“牛棚”，昏昏沉沉的赵丹却被拖上了一辆小汽车押走了。从此，赵丹便失踪了。一年又一年，活不见人，死不见鬼，赵丹被关到哪里去了呢?黄宗英不敢问，即便问，专案组也不会告诉。
赵丹关过地牢，也关过大小不等的牢房，对他的特殊待遇就是单独监禁。他曾被关押过几个监狱，押来押去，总是怕他知道自己关押在什么地方。赵丹的囚号是139号，有了囚号就不许再用自己的名字。写交代、写思想汇报，署名必须都是139，赵丹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赵丹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他的承受力也是很强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都挺过来了。他没有死在监狱里，让专案组那些期待他死亡的人不免有些失望了。
赵丹度过了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受尽了残酷的折磨，竟然活着出狱了。
暮春的早晨，湖南路8号沉寂、冷落的院子里，走进来一个步履迟缓的老人，瘦弱的肩上扛着一小卷行李，他踏着斑驳的树影，显得那样疲惫，那样衰竭……
这个可怜的老人，一上楼梯就被赵丹的小儿子阿劲发现了。阿劲惊喜地叫着扑了上去：“爸爸!爸爸!”
赵丹丢下行李，紧紧拉着儿子的手问：“你……你是阿佐吧? ”
“我是阿劲！阿劲! ”
黄宗英听到阿劲的喊声，急忙奔出来，把赵丹扶进了屋里。赵丹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没有一点表情，只是用那暗淡、阴郁的目光，直愣愣地望着黄宗英。
“阿丹！阿丹!……”黄宗英轻轻地叫着，不断用手帕擦着泪水。“你回家了，回家了……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们，隆吓人的……”
赵丹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慢慢低下了头，像一座没有知觉、没有反应的雕像。
我第一次见到赵丹，是在他走出“文革”监狱不久。当时赵丹很瘦弱，很苍老，呆呆地坐在家中破旧的沙发上。仿佛不会说话，也没有表情，真把我吓了一跳，这哪里是我心目中的赵丹呢?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担心地问黄宗英：“老黄，阿丹不会总是这样吧?”
“也许不会，也许……”
黄宗英不说了，我也不敢再问了。
赵丹虽然走出了监狱，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不久便被工宣队送进了“干校”，交给革命群众施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下的监督劳动。有一阶段，还把他押送到农村，交给贫下中农劳动改造。
愿天下都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中国人民长达十年的恶梦总算结束了。
深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赵丹多么高兴啊，他想演戏，想导演电影，想把在监狱里丢失的时光尽快地夺回来。可是他想得太天真，太简单了。生活就是那么复杂，他想演戏演不成，他想导演电影导不成，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好心的朋友都来安慰他，劝他不要着急。可是赵丹痛苦地说；“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现在是个‘饿死鬼’呀!……”
朋友们理解这个“饿死鬼”，可是要给这个“饿死鬼”找到一碗“饭”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还在紧紧追逐着赵丹……
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要拍摄电影《大河奔流》，特约赵丹在影片中扮演周恩来总理。于是，黄宗英陪着赵丹去了北京。
赵丹为了在银幕上创造好周总理的艺术形象，吃了不少苦，用了不少心血。样片拍出来时，赵丹扮演的周总理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都说阿丹演绝了！
可是，影片正式开拍时，又不让赵丹扮演周总理了。
赵丹气得简直要发疯了，他满腔怒火地质问有关的负责人：“是你们请我来演周总理的，为什么又不让我演了?”
回答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
后来，好心的同志把真实的原因悄悄告诉了黄宗荚，原来是有权的人轻信谣言，提出了赵丹与江青的关系，并反问：赵丹演周总理合适吗?……
赵丹听后气愤地骂道：“简直是混蛋！”
明明是谣言，却有这样大的威力，竟扼杀了一位艺术家扮演角色的权利。难道谣言在有权人的思维里真就变成事实了吗?
赵丹回到上海后，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这时，画家富华来了，约赵丹去柳州画画。柳刚市委书记黄云同志，特别欢迎赵丹去柳州。
赵丹在柳州住了四十多天，竟创作了两百多幅字画。他高兴地说：“我在柳州获得了第二欠艺术青春！”
1980年春天，赵丹因上腹部疼痛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在住院检查期间，他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汪洋同志的邀请电报，邀请他参加中日合拍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演出，请他在影片中扮演中国棋王况易山。
于是，赵丹立刻要求出院，要去黄山修改剧本。可是医生不同意他出院，说要进一步做些必要的检查。
医生的态度是赵丹没想到的，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我不能出院，是不是生癌了?如果能手术，赶紧给我动手术；如果不能手术，我立刻就出院，能拍完这部片子也好……” “你不要想得那么多，请相信我们。能出院，一定让你早点出院，我们还等着看你新拍的电影哪!”医生笑着安慰他。
其实，经过各项检查和专家会诊，赵丹的病诊断已明确，他患的是胰腺癌，而且已是晚期。赵丹的命太苦了，连癌症这个恶魔也不肯放过他。
赵丹住在医院里，不停地吃药、打针，可是病情并没有明显的好转。他心里时刻牵挂着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拍摄，很怕失去这次拍片的机会。
不久，华东医院决定送赵丹去首都北京医院治疗。在北京医院，请了许多著名的专家会诊，希望能找到有效的方法，挽救赵丹的生命。
就在赵丹病情这样危重的时刻，他还在病床上用艺术家的真诚与坦率，发表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同志到医院看望赵丹时，赵丹的谈话。乔木认为很有意义，嘱咐黄宗英整理成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第五版)。这是赵丹用坚强的毅力和无私的精神写出的，他将自己的赤子之心和艺术家高尚的灵魂，彻底袒露给亲爱的祖国和人民！
1980年10月10日凌晨2点40分，赵丹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朋友，告别了给他欢乐也给他痛苦的生活，向另一个世界飞去了……
台灯洒着清冷的光辉，映照着满屋默默致哀的鲜花，贝多芬的降[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在几乎凝固的空气中轻轻响起……
孩子们在低声哭泣。
黄宗英吞着泪水说：“阿丹去见周总理和老朋友们了……阿丹去拍夜戏了……”
新华社向全世界报道：中国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今天凌晨2时4 0分因癌症逝世……
10月27日下午，北京文艺界一千三百多人，在首都剧场隆重悼念人民艺术家赵丹。悼念会是由周扬主持的，夏衍深情地做了长篇讲话。
赵丹是人民爱戴的艺术家！
赵丹是祖国有才华的儿子！
当我理解了赵丹，理解了赵丹悲剧似的一生，也就知道了他的追求是怎样获得的，他的梦想是怎样破灭的。赵丹在舞台上和银幕上演过一些悲剧，可是他在生活里的悲剧更多，更令人遗憾。由此，我也懂得了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坚持什么，呼吁什么。吃苦也好，遭罪也好，他的一生应该在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中度过。
人民永远热爱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善良正直，一生坎坷的艺术家——赵丹！
赵丹是不会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