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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扬的《禁止与引诱》,对中国文化传统语境下的生命意义进行了省察和反思,披露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理性认知和思想心灵的历程(见拙文《诠释人生悖论》),由此引起读书界的反响。读后走笔之余,萌生着另一层面的思考,张志扬的人生诠释是回眸历史,考量传统文化精神;若将人生话语置位于当下,应如何考量市场经济中的生命意义,追问人生的价值呢?
英国学者查尔斯·汉迪的新著《饥饿的灵魂》站在不同的历史定位,提出了与张志扬颇为相似的命题:现代人无法回避当下的困惑,需要诠释“饥饿的灵魂”,寻问道德精神的归属。
汉迪积十余年的心力,考察了东西方不同制度的社会现代化。他发现,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对“人生及生命意义”的追问。“当你聚敛的财富已超出你个人的能使用的程度,继续如此的积累意义何在?”市场网络的竞争、效率原则在给人们带来物质富裕的同时,也诱发了现代人的种种焦虑、疑惑和忧患,现代人对人生价值的认知和选择,仍旧充满着非理性的悖论。
汉迪把现代人聚焦在饥饿的灵魂上,来凸显当下西方社会实质苍白、贫困的精神家园,是颇有意思的。
现代西方人对价值观念的认知和道德精神的归属,是以纯经济学原理为圭臬的。“只承认物质的富裕是唯一而普遍的合理目标”,社会秩序、道德准则、价值伦理是在“市场力量和对效率的追求中自然产生”。亚当·斯密为这种经济伦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市场的“无形之手”促成对个人利益的追求,“金钱可以激活创造力”,金钱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已成为人类的价值准则;金钱,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种显示,意味着创造更多财富已成为各种社会“要实现的目标”。因此、金钱,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是用来追求人类“至善境界”的手段,而是目的。金钱成了“所有社会的共同尺度”。这一纯经济理念推动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也设置了人生价值异化的陷阱。曾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索罗斯对此表示了深切忧虑: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驱动现代人将“物质富裕当作唯一标志”。同时,也把现代人匡入了“一种自我封闭状态”。生命意义原本是以爱、友谊、社会责任和信仰为基本主题的人生选择,但一旦受到金钱的奴役,人生的终极目标便异化为追逐物质富裕和个人世俗享受的人生体验。这种社会心理及价值伦理上的局限和偏失,不可避免地诱发了现代人高层次的饥饿——“精神的贫困”。
汉迪是经济伦理学家,他的人文关怀不同于张志扬的哲学思考。后者是将生命意义的构成:生存、道德作哲学的抽象和文化的表述;前者则是对市场经济给现代社会的负面制约进行道德的审视。同样是致力于对人生悖论的揭示,汉迪则更贴近于自由经济催动的社会转型和现代人的社会心理。
汉迪的逻辑基点是;考量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市场、竞争、效率)的自身局限以及它们带来的负面人文意识。
市场 市场能显示物质的短缺或过剩,激励创新,完善社会。市场意识,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理念应该是世界文明历史上的一个成果。但另一个事实是,市场的价格竞争将产生不公正的市场环境。汉迪认为,因为价格竞争,市场会把社会中诸多“没有价格标签”的公共服务空间(如医疗保险、学校、医院、社区义务、福利机构)排斥于社会价值体系之外。市场的价值效应会导致一个不争的后果:“把一切,包括人生都当作生意。”市场作为一种机制能给社会发展带来活力;若市场意识作为一种伦理哲学,则往往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产生误导。人类的社会责任、道德行为,文化人格将被物化,成为一种贴上“市场价格标签”,付之物“物”交换的商品。
竞争 竞争对人类的意义,是提供了一种比较的基础,一种标准。它的驱动力则表现为,通过比较和选择形成了全社会的择优弃劣的机制。强者赢,适者生存,弱者亡。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汉迪提醒人们,竞争的比较基础与标准一旦转化成一种社会价值体现,它必然刺激个人、短期利益至上等社会价值取向。竞争的基本标准是“赢者独占天下”,它的价值体现“缺乏内在统一和服务公众的精神”。它最终导致的社会价值观念是“有占有欲和牟利者的天下”。可见,竞争的结果是经济增长和财富,同时隐藏着社会价值的危机。
效率 效率是市场竞争获得明显成就的标志。市场经济的显著成果之一是:高效率的社会。现代人总是把效率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效率优先原则不只是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家的宣言。汉迪对此指出,市场经济存在着悖论:效率不等于实效,不等于社会的公正和公平。一味追求效率,将使人们丧失选择的自由。汉迪认为,效率作为一种自我效益的驱动力,它无法包涵“道德的同情心”。“效率的追求使社会向少数人倾斜”,“对效率的追求会侵蚀它本应保护的社会文明”。
市场、竞争、效率的原则,是自由经济的发展动力,它的经济伦理显示了一种利益至上的社会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制约着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度量。正如汉迪指出的,追求物质利益“已无力面对人生意义的大问题”,人们越来越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而深感疑惑”。笔者很赞同汉迪在上述分析后所做的结论:市场、竞争、效率“是一个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效率本身及其所依附的经济模式却不能提供有关人生意义的答案”。为此,笔者认为,现代人需要超越纯经济疆域对人生作理性的思考;对现代人生意义的追问,需要的是一种哲学,不是一种经济学体系。
汉迪在《饥饿的灵魂》中作了如是的努力,他企求寻找一种能达到个人与社会平衡的“更具恒久意义的价值”。他认为,“如果人们无法在人生目的上,以及如何在个人的期望和贡献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战场”。我觉得,汉迪思考当下生命意义的逻辑前提是深刻的。但他对现代人的生命意义的人文诠释却陷入了新的悖论。
汉迪的失误是将人生意义仅仅归位于“一个道德问题”。他的理论资源来自莫格的个人自主论,即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伦理来寻问人生和生命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汉迪的“自主论”,并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唯利是图的个人利己主义,这是相对于“自然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哲学而言。
汉迪的“自主论”包含着两个涵义。一是自我的责任意识,以道德理性的责任感压抑“自私基因的繁殖和蔓延”,“影响自己的人生”;二是“正当的自我关注”,关注自我,追求自我价值是正当的,但要适度。汉迪解释,“自主论”的关键是“要求把握好自己的定位”,“为自己确定属性与立场”。他并没说透定位和立场的本质含义,却也明白地赞赏这样的价值理念:将“价值体系建筑在对个人发展、自我实现、达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生活质量的关注上”。汉迪的价值理念较之为“生存”、“成就”而活着的生命意义,显然要高尚得多,也意味着一种文明的进步。但这种“自我关注”所表现的道德性是以自我价值实现为前提的,作为治疗西方现代文明病的道德意义是被过分的夸大了。这无助于社会价值取向与生命意义的理性选择,其最高目标不过是中国老庄哲学传统中的“独善其身”。“正当的自我关注”不仅无法解除现代人深层次的困惑也无法制止因“自我关注”而走向个人利己主义极端的世俗化价值取向。
汉迪也意识到“正当的自我关注”存在的理论误区,便加上“正当的自我满足”来限定人生的欲望。他是把人的“知足”作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境界。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知足”说毕竟不能成为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观”。它只是表示一种道德的常理,而不能作为规范社会的法规和价值准则。
尽管汉迪诠释西方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困惑,积极追寻人生及生命意义,但他的价值伦理哲学依然是以“自我”为基准的。汉迪思考“如何使自我与他人,个人或组织与社会相容”等当代人生问题,直言不讳:“我的人生仍以我为中心”,是以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自我利益”为逻辑前提的。“寻找超越自我的意义”是一种手段,“最终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利益”则是目的。汉迪把自我为中心的新个人主义理解为“正当的自我关注”,是难以使人生境界得以升华,使现代社会发生“蔚然改观”的。汉迪的人生思考,最终没有脱离伊壁鸠鲁主义的悖论:“只有在超越自我时才能最好地达到自我满足”。在某种层面上说,汉迪的“灵魂”依然是“饥饿的”。
汉迪的新著,虽然未能给人们以完整的答案,但它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当物质富裕时,不要忘却灵魂的饥饿。
(《饥饿的灵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9月版)
英国学者查尔斯·汉迪的新著《饥饿的灵魂》站在不同的历史定位,提出了与张志扬颇为相似的命题:现代人无法回避当下的困惑,需要诠释“饥饿的灵魂”,寻问道德精神的归属。
汉迪积十余年的心力,考察了东西方不同制度的社会现代化。他发现,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对“人生及生命意义”的追问。“当你聚敛的财富已超出你个人的能使用的程度,继续如此的积累意义何在?”市场网络的竞争、效率原则在给人们带来物质富裕的同时,也诱发了现代人的种种焦虑、疑惑和忧患,现代人对人生价值的认知和选择,仍旧充满着非理性的悖论。
汉迪把现代人聚焦在饥饿的灵魂上,来凸显当下西方社会实质苍白、贫困的精神家园,是颇有意思的。
现代西方人对价值观念的认知和道德精神的归属,是以纯经济学原理为圭臬的。“只承认物质的富裕是唯一而普遍的合理目标”,社会秩序、道德准则、价值伦理是在“市场力量和对效率的追求中自然产生”。亚当·斯密为这种经济伦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市场的“无形之手”促成对个人利益的追求,“金钱可以激活创造力”,金钱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已成为人类的价值准则;金钱,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种显示,意味着创造更多财富已成为各种社会“要实现的目标”。因此、金钱,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是用来追求人类“至善境界”的手段,而是目的。金钱成了“所有社会的共同尺度”。这一纯经济理念推动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也设置了人生价值异化的陷阱。曾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索罗斯对此表示了深切忧虑: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驱动现代人将“物质富裕当作唯一标志”。同时,也把现代人匡入了“一种自我封闭状态”。生命意义原本是以爱、友谊、社会责任和信仰为基本主题的人生选择,但一旦受到金钱的奴役,人生的终极目标便异化为追逐物质富裕和个人世俗享受的人生体验。这种社会心理及价值伦理上的局限和偏失,不可避免地诱发了现代人高层次的饥饿——“精神的贫困”。
汉迪是经济伦理学家,他的人文关怀不同于张志扬的哲学思考。后者是将生命意义的构成:生存、道德作哲学的抽象和文化的表述;前者则是对市场经济给现代社会的负面制约进行道德的审视。同样是致力于对人生悖论的揭示,汉迪则更贴近于自由经济催动的社会转型和现代人的社会心理。
汉迪的逻辑基点是;考量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市场、竞争、效率)的自身局限以及它们带来的负面人文意识。
市场 市场能显示物质的短缺或过剩,激励创新,完善社会。市场意识,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理念应该是世界文明历史上的一个成果。但另一个事实是,市场的价格竞争将产生不公正的市场环境。汉迪认为,因为价格竞争,市场会把社会中诸多“没有价格标签”的公共服务空间(如医疗保险、学校、医院、社区义务、福利机构)排斥于社会价值体系之外。市场的价值效应会导致一个不争的后果:“把一切,包括人生都当作生意。”市场作为一种机制能给社会发展带来活力;若市场意识作为一种伦理哲学,则往往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产生误导。人类的社会责任、道德行为,文化人格将被物化,成为一种贴上“市场价格标签”,付之物“物”交换的商品。
竞争 竞争对人类的意义,是提供了一种比较的基础,一种标准。它的驱动力则表现为,通过比较和选择形成了全社会的择优弃劣的机制。强者赢,适者生存,弱者亡。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汉迪提醒人们,竞争的比较基础与标准一旦转化成一种社会价值体现,它必然刺激个人、短期利益至上等社会价值取向。竞争的基本标准是“赢者独占天下”,它的价值体现“缺乏内在统一和服务公众的精神”。它最终导致的社会价值观念是“有占有欲和牟利者的天下”。可见,竞争的结果是经济增长和财富,同时隐藏着社会价值的危机。
效率 效率是市场竞争获得明显成就的标志。市场经济的显著成果之一是:高效率的社会。现代人总是把效率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效率优先原则不只是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家的宣言。汉迪对此指出,市场经济存在着悖论:效率不等于实效,不等于社会的公正和公平。一味追求效率,将使人们丧失选择的自由。汉迪认为,效率作为一种自我效益的驱动力,它无法包涵“道德的同情心”。“效率的追求使社会向少数人倾斜”,“对效率的追求会侵蚀它本应保护的社会文明”。
市场、竞争、效率的原则,是自由经济的发展动力,它的经济伦理显示了一种利益至上的社会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制约着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度量。正如汉迪指出的,追求物质利益“已无力面对人生意义的大问题”,人们越来越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而深感疑惑”。笔者很赞同汉迪在上述分析后所做的结论:市场、竞争、效率“是一个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效率本身及其所依附的经济模式却不能提供有关人生意义的答案”。为此,笔者认为,现代人需要超越纯经济疆域对人生作理性的思考;对现代人生意义的追问,需要的是一种哲学,不是一种经济学体系。
汉迪在《饥饿的灵魂》中作了如是的努力,他企求寻找一种能达到个人与社会平衡的“更具恒久意义的价值”。他认为,“如果人们无法在人生目的上,以及如何在个人的期望和贡献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战场”。我觉得,汉迪思考当下生命意义的逻辑前提是深刻的。但他对现代人的生命意义的人文诠释却陷入了新的悖论。
汉迪的失误是将人生意义仅仅归位于“一个道德问题”。他的理论资源来自莫格的个人自主论,即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伦理来寻问人生和生命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汉迪的“自主论”,并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唯利是图的个人利己主义,这是相对于“自然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哲学而言。
汉迪的“自主论”包含着两个涵义。一是自我的责任意识,以道德理性的责任感压抑“自私基因的繁殖和蔓延”,“影响自己的人生”;二是“正当的自我关注”,关注自我,追求自我价值是正当的,但要适度。汉迪解释,“自主论”的关键是“要求把握好自己的定位”,“为自己确定属性与立场”。他并没说透定位和立场的本质含义,却也明白地赞赏这样的价值理念:将“价值体系建筑在对个人发展、自我实现、达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生活质量的关注上”。汉迪的价值理念较之为“生存”、“成就”而活着的生命意义,显然要高尚得多,也意味着一种文明的进步。但这种“自我关注”所表现的道德性是以自我价值实现为前提的,作为治疗西方现代文明病的道德意义是被过分的夸大了。这无助于社会价值取向与生命意义的理性选择,其最高目标不过是中国老庄哲学传统中的“独善其身”。“正当的自我关注”不仅无法解除现代人深层次的困惑也无法制止因“自我关注”而走向个人利己主义极端的世俗化价值取向。
汉迪也意识到“正当的自我关注”存在的理论误区,便加上“正当的自我满足”来限定人生的欲望。他是把人的“知足”作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境界。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知足”说毕竟不能成为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观”。它只是表示一种道德的常理,而不能作为规范社会的法规和价值准则。
尽管汉迪诠释西方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困惑,积极追寻人生及生命意义,但他的价值伦理哲学依然是以“自我”为基准的。汉迪思考“如何使自我与他人,个人或组织与社会相容”等当代人生问题,直言不讳:“我的人生仍以我为中心”,是以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自我利益”为逻辑前提的。“寻找超越自我的意义”是一种手段,“最终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利益”则是目的。汉迪把自我为中心的新个人主义理解为“正当的自我关注”,是难以使人生境界得以升华,使现代社会发生“蔚然改观”的。汉迪的人生思考,最终没有脱离伊壁鸠鲁主义的悖论:“只有在超越自我时才能最好地达到自我满足”。在某种层面上说,汉迪的“灵魂”依然是“饥饿的”。
汉迪的新著,虽然未能给人们以完整的答案,但它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当物质富裕时,不要忘却灵魂的饥饿。
(《饥饿的灵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