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光绪皇帝逝世100周年。光绪皇帝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他有两点突出的事迹为历代帝王所不及。其一，他充当了把古代中国和平改造成为现代中国的尝试——戊戌变法的领导人，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维新党人。其二，在变法中，当大学士孙家鼐提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时，光绪回答：“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即为了国家而不惜自己的权位，说明他是一位真正无私的爱国者。
　　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改革，其中一条论据，就是为政者在对改革的认识与决心方面，戊戌时期的中国皇帝光绪实际上超出了作为现代化改革成功者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和日本天皇明治。当年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通过游历国外，见识了先进事物，产生了学习外国达致富强的愿望；日本明治天皇在倒幕志士帮助下从幕府手中获得了权力，于是顺从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而中国皇帝光绪对变法的觉悟则来自民族危机和国家存亡的千钧压力，其教训刻骨铭心，其认识达到相当的高度。甲午战败，一直主战的光绪“愤极愧极”，为了“不做亡国之君”，他通过老师翁同龢接触到了康有为的上书，进而又以各种途径“考读西法新政之书，日昃不惶”，逐步认识到学习西方必须进行根本制度的改革。这样他就从思想上与维新派渐趋一致，最后成为心心相印的同志。光绪对变法有横下一条心的决心，他曾当着慈禧面表示，甘愿“坏祖宗之法”，也要推进新政。在百日维新中，光绪下达的一系列“上谕”，从政治改革到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改革等等方面，几乎都突破了“祖制”，也突破了张之洞等人把“西学”、“西法”限制在“中体”框框内的主张，从而在国内形成了“除旧更新”的令人振奋的改革大潮。
　　最让人感佩的，还是我们前面提及的，光绪皇帝有一种为了改革、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自己权位的精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和了不起的。在中国几千年君主制制度下，皇权历来是为君者的命根子，为了得到这东西，人们可以杀得血流成河，让亿万生灵涂炭。111年前的光绪皇帝，能够说出“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这样的话，非为一时冲动之言，而应该看作是他对传统政治的一种反叛，这反叛只能基于其对西学及中国现代化改革性质的觉悟。百日维新中，光绪接受康有为的意见，决定采取“广开言路”，给民众一定的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的政策，允许普通百姓直接上书中央政府甚至皇帝。这不啻是一场革命，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士民，却引起权贵阶层的强烈不满。张之洞愤然说：“变法者，清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光绪却“一笑置之”，指示说：“当广开言路之时，不必有所谴责以塞之。”仿效西方“兴民权”、“设议院”，本是康有为等维新派早就确定的政治改革目标，但后来见阻力太大而放弃。变法中，“设议院”问题仍讨论不断，有人提议建立一个评议国事的常设机构，“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自上”。但即使这样的举措，对于清廷来说，也被认为是有碍皇权至上的根本体制，光绪“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的话便发自讨论中。可见他对“兴民权”、“设议院”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坚定的决心。
　　相比之下，慈禧就是另一副嘴脸了。慈禧并不反对学习西方的改革。最先为中国带来新生产力的洋务运动，就是在她同意下搞的。光绪主持的戊戌维新也是在她授权下才得以进行的。但改革一旦威胁到她的权位，她便要毫不犹豫地扼杀改革。在光绪筹划改革大计的时候，慈禧谋划的却是如何巩固自己权位之计。她首先把翁同龢、文廷式等“皇上所亲信之人”，从光绪身边“遣逐”，又要求“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收紧了高层人事大权。接着任命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京畿董福祥部、聂士成部、袁世凯部三支军队，从而把军政实权牢牢控制在手。后来光绪免去抵制士民上书言事的礼部六位堂官，慈禧则视为皇上竟敢动了她的人，遂对光绪破脸怒骂，萌酿政变杀机。1898年9月19日夜，慈禧突然提前两天从颐和园急返紫禁城发动政变。决定这一行动的直接原因，是她获悉光绪皇帝第二天要会见日本元老伊藤博文，于是慈禧第一个反应便是光绪欲“勾外国谋我”。实际上，慈禧发动政变在乎的是最高权力而非反对变法。几年后，慈禧复推新政，许多政策力度超过戊戌维新，但和平改革的历史时机已经错过，清王朝终于无可挽回地覆亡了。
　　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囚禁于周围环水的小岛瀛台，直至他去世，过了整整10年失去人身自由、饱受精神折磨的囚徒生活。但他一直坚持学习外语，关心和研究国内外时事，始终怀抱着“有意振兴中国”(光绪私下对即将离开清宫的德龄语)之志。1908年11月14日，在慈禧患病多日之后，光绪亡故于瀛台涵元殿，终年仅37岁。过了不到一天，慈禧病死。对光绪皇帝如此蹊跷之死，百年来人们不能不怀疑他是死于谋杀。近年，有研究者取光绪墓中的头发等遗物进行化验分析发现砷(俗称砒霜)含量超出常人数十倍，更为光绪“非正常死亡说”增添了证据。如果光绪皇帝确实死于谋杀，那么也可以说，他是为中国现代化的改革事业牺牲的。我们应该怀着敬意，纪念这位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