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从绝境中奋起，最终一举战胜吴国，逆袭成功，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他的奋斗与成就，称得上是历史上东山再起、扭转乾坤的典范，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勾践便成为了历史上备受肯定和推崇的正面人物。
　　但是，勾践虽说赢了，其实赢得并不光彩；夫差的确输了，但输得很有尊严。勾践的胜利，说到底是以突破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蔑视和毁灭公认的规则为前提的；夫差之所以大败亏输，身死国灭，同样是为他始终按规则出牌而付出的惨痛代价。
　　勾践的本性，从根本上来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狼子野心，蛇蝎心肠”。应该说，勾践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毫不掩饰地释放了这种邪恶丑陋的面貌，早在携李之战中，面对强大的吴军和身经百战的前辈吴王阖闾，他居然能剑走偏锋、匪夷所思地采取几近极端的招数：在阵前让数百囚徒排成三列当众自刎，并趁着吴军将士目瞪口呆、惊魂未定之际发起进攻，一举克敌凯旋。这种做法充满着血腥与残忍，属于彻头彻尾的下三烂手段。靠此手段取胜，显然是完全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更让人切齿痛恨的是，勾践“食髓知味”，在后来的吴越角逐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出类似的招数，将阴险毒辣的小人文化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将煮熟的稻种送给吴国，导致农田颗粒无收的举动，就是颇有典型意义的事例。
　　众所周知，按照当时通行的“军礼”原则，“不加丧，不因凶”是军事行动的重要戒律之一，也就是说，不能乘人家国君新丧，正進行权力交接之时展开进攻，也不允许在敌对国家遭逢天灾、出现饥荒的凶年之时发动战争。不仅如此，敌对国家之间还有在凶荒年份互为救助的义务。这就是上古的“人道主义”传统。例如当年秦晋互为敌国，可秦国闹灾荒时，晋国就施以援手，将大批粮食通过舟运赠送秦国，以解秦国民众的燃眉之急。
　　这种传统一直延伸到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很好地恪守了这种“救荒赈灾”的基本原则。当越国闹灾荒，向吴国提出了借稻种的请求时，夫差毫不迟疑地满足了对方的愿望。可是，风水轮流转，等到吴国遇上同样的困难，向越国借稻种之时，勾践不出借也就算了，竟然还能想出最恶毒的招数，将稻种煮熟了之后再行出借。这样的种子播种在大地上，当然不会发芽，更不会成长，使得吴国饱尝错失救荒赈灾的最佳时机，进一步加重灾难的苦果。这样的手法，显然不是正人君子干的事，可勾践就这么做了，而且做得如此从容，如此自然，丝毫没有流露半点道德上的愧疚。这绝对称得上是古代版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了！
　　相形之下，夫差就吃亏在他内心深处，尚存留着一定的贵族精神气息。作为一个统治者，他当然也不是什么善类，可吴国毕竟是泰伯、仲雍历尽千辛万苦所建立的国家，周礼文化的传统相对保留得较多。所以，在原则问题上，作为泰伯的后裔，夫差还是能够按照既有的规则出牌的。因此，当夫椒之战大获全胜之际，夫差对勾践没有采取赶尽杀绝的做法，而是按“军礼”的要求办事，放勾践一马，允许越国继续存在。这也是合乎逻辑、合乎常规的选择，当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问题是，夫差的君子之举，遇上了像勾践这样彻头彻尾的小人，就显得完全徒劳，纯属笑话了。
　　勾践肆无忌惮，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地滥用各种损招、狠招，所以，他最终赢了；赢得“理直气壮”，胜得“圆满亮丽”。而后人对此不仅没有丝毫的谴责，反而津津乐道他的“成功”，他的“霸业”，只看到其“卧薪尝胆”、快意复仇的光鲜，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扭曲与历史的悲哀，也给后世的人们作出一个十分丑陋的负面示范。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