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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日，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日子。100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国共产党为了全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率领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革命志士，不畏艰难险阻，砥砺前行。在这个伟大的群体中，包括艾思奇和王丹一。 7月1日对于艾思奇和王丹一及其家人来说，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44年，艾思奇和王丹一选择在党的生日这一天结为伉俪。
王丹一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艾思奇同志的夫人。我与丹一阿姨的女儿是小学同学和好朋友，我的父親张希尧（在延安时名张昕）在延安马列学院又曾与丹一阿姨同在四班四支学习，两代人的同学关系将我与这位老前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从十来岁起就常去丹一阿姨家里玩，当时她住在西城区西廊下胡同的中组部宿舍。丹一阿姨因为一次医疗事故留下偏头痛的痼疾，身体很虚弱，但她欢迎孩子们的同学和朋友来家里一起做作业和游戏。当然，我们在大人的提醒下，也注意不吵不闹。记得一次周日上午我去找她女儿玩儿，进门后，看见在过道儿的饭桌旁坐着一位戴眼镜的叔叔，他面庞黝黑，身材显得很敦实，看见我露出淡淡的微笑，用南方普通话轻声问我叫什么名字。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次亲眼见到这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哲学家艾思奇，一位非常和气、质朴的长者。
结缘“老夫子”
“文革”期间，丹一阿姨拖着病体从干校返回北京，被安排临时住在新街口党校招待所，离我家（西单辟才胡同二条六号）不算远 。她儿女当时在外地，我周末休息便时常去丹一阿姨那里，一边帮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边陪她说说话、聊聊天。阿姨向我讲述了她的家庭背景，她是怎样来北平志成中学上学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又是怎样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奔赴延安……丹一阿姨住在新街口期间，也曾随我来家中看望我的母亲，亲切地叫她“大嫂”，和我姐姐天慧也建立了联系。有一天，丹一阿姨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只木箱，将珍藏多年的毛泽东在延安就哲学问题写给艾思奇的三十多通亲笔信展现在我的面前，当时我激动极了，更加感到艾思奇在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1977年，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后，丹一阿姨把毛泽东写给艾思奇的信件全部上交给中央）。
1939年7月，王丹一经过考试，被选送到马列学院四班四支学习。马列学院的院长由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兼任，固定的教员有：副院长王学文（讲授政治经济学）、艾思奇（讲授哲学）、吴亮平（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杨松（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陈昌浩（讲授西洋革命史）。艾思奇在给学员上哲学课时一丝不苟，他从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些根本问题入手，深入浅出地引证分析，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哲学本身的逻辑性很强，加上艾思奇在课堂上很少讲题外话、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 让王丹一这个年仅20岁出头的江南姑娘觉得他是一位“老夫子”，根本没有想到这位老夫子后来会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另一半。40年代初，艾思奇邀请王丹一到自己住的窑洞里，从她在建院两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排演高尔基的《母亲》谈起， 并拿出刚翻译完的《母亲》这一节的诗稿，请她朗读，艾思奇则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反复琢磨哪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推敲，以增加诗的韵味。这个诗集的翻译，让王丹一对于艾思奇的博学与文采有了深入的了解，从此更加心仪这位搞哲学的“老夫子”。
40年代初，艾思奇担任中央文委秘书长，一直住在杨家岭;王丹一学习结束后，也随中宣部直属工作队搬到杨家岭。这段时间，他们两人时常碰面，渐渐地熟悉起来，由相识、相知到相爱。1943年初，经毛泽东亲自点将，艾思奇到《解放日报》担任副主编。《解放日报》报社在清凉山，离杨家岭有十几里路。艾思奇临行前，王丹一去帮助他收拾行装，两人就此公开了恋爱关系。这年秋，西北局决定调王丹一去鄜县工作。鄜县离清凉山的距离更远，了解情况的同志劝她不如和艾思奇结婚吧。于是，王丹一去王若飞家里找“李伯母” 征求意见。李培之说，“你看中了他，说明你有眼力;他对你钟情，说明你们有缘分……好嘛，情投意合自然就要结婚”，她特意拿出自己在苏联留学时的一件俄式白纱绣花短袖衫送给她，作为结婚礼物。李培之说：“结了婚就安心了，你去鄜县基层是很好的锻炼机会。”
在党的生日组建家庭
就这样，艾思奇和王丹一决定利用报社的周末舞会举行婚礼。那天下午，王丹一在杨家岭开完小组会后，便往清凉山赶路，到了那儿，天已擦黑。但舞会开始后很久，仍不见艾思奇的身影。又过了一会儿，支部工作人员邬同志在门口高声喊道：“王丹一，出来一下。”王丹一出去后，邬对她说：“中央有任务找艾思奇，今晚不能回来，你先去他的窑洞休息吧。”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王丹一一时摸不清头脑，前来向他们祝福的同事们只好各自散去。年轻、单纯的王丹一回到窑洞后宽慰自己：既然中央有任务，个人的婚事不足挂齿。
这样想了之后，她的心平静下来，一夜睡得安安稳稳。第二天一早，时任《解放日报》的支部书记来了，一脸严肃地对她说：“王丹一，跟我走吧，你还有问题需要交代。”王丹一听后愣住了，问：“什么问题？我想不起来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书记说：“你在延安还有一些社会关系没弄清楚，需要接受组织的审查，暂不能和艾思奇结婚。”王丹一竟然连艾思奇的面都没有能够见上，就被带到蓝家坪旁的中组部招待所接受隔离审查。审查她的人没完没了地进行盘问、强迫她写书面交代材料，几乎好几天不让她睡觉。大约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王丹一毫无艾思奇的音讯。她不知道，艾思奇本人在“抢救运动”中也被认为“有问题”而受到审查，以致他在自传中不得不对他的出身以及父亲李曰垓随蔡锷将军出征护国这段历史留下违心的文字。1944年5月，王鹤寿来中组部招待所作报告，总结了审干的几种类型，并且代表毛主席宣布九条方针，向搞错了的人脱帽鞠躬。经历了这场“抢救运动” 的磨难后，王丹一与艾思奇两人终于相见，彼此相爱的初衷不变。他们选择在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结婚， 决定只报告组织，不举行婚礼。从此，两人在风雨中相濡以沫，一起“痛饮生活的满杯”。 双双受难历经坎坷
王丹一回忆，她与艾思奇在一起生活了近22年，彼此从来没有红过脸，更没有发生过争吵。他们都喜欢读书，喜欢文学、艺术，喜欢欣赏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艾思奇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爱好广泛、情趣高雅。他本人是男中音，音色深沉而厚重，具有相当高的音乐素养。偶尔在心情放松的时候，他会随意地吹口哨，那哨音随清新的空气飘飘扬扬，婉转动听。除了喜爱音乐，艾思奇对诗歌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在他沉静的外表下有一颗火热的心。然而，平日繁忙的工作占去了他不少时间，有时甚至连周末都难得休息。
1953年，艾思奇在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党校）遭到批判，院领导以题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学院委员会关于艾思奇同志过去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的檢讨报告》（简称《报告》）的红头文件，上报中央最高领导人。《报告》中批评艾思奇“缺乏科学的严肃的态度”，“几乎从来没有研究过一个实际问题”，“很少切实钻研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造成非常荒谬的错误。他讲偶然性问题时说，毛泽东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是偶然的，他讲矛盾论时说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矛盾”。《报告》断章取义，把艾思奇批得一无是处。尽管最后学院管委会主任胡乔木和胡绳批示“《报告》不必往下传达”，艾思奇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承受的无形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他被迫撤销原来计划在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大众哲学》清样，检讨“不再以劣质作品毒害人民”，致使《大众哲学》从此绝版25年。
同一年，在中组部工作的王丹一因为工作过于劳累生病住北京医院，医生在使用电疗时用电量过大，使她的大脑受到强烈的电波刺激，损伤了三叉神经和枕大神经，引起严重的偏头疼症。她时常感觉自己的头像是被刀劈了一样剧痛难忍，而全身却虚弱无力，既喊不出来也哭不出来，不得不靠服用安眠药，强迫自己入睡。她不敢看光线，也不能听声音，擦洗、服药甚至大小便等都要靠护士帮助。医护人员在她病房里遮上黑色的窗帘，门外挂着“严禁会客”的牌子。 几个月下来，王丹一的体重瘦得只剩下60多斤。
风雨同舟情益浓
面对家里遭受的这双重灾难，艾思奇没有被吓倒，更没有被压垮。他始终保持理智、冷静，不灰心丧气，不怨天尤人，照样勤勤恳恳地做分内之事，每天看学员的作业，写作到深夜，只睡三四个小时。早上五点钟起床打太极拳，有时休息时，还会高唱一曲咏叹调或者一段京剧;散步时，会按照腾冲侨乡的习俗看天文。艾思奇能够在巨大的压力下让自己的内心保持如此的静气，是常人难以想象、更是难以做到的。
在王丹一住院期间， 艾思奇每个周六都来看望她，虽然医院规定每次只允许有半小时的探视时间，他还是不辞辛苦，大老远从西郊赶过来，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握着她的手，温暖着她。为了让王丹一鼓起勇气、战胜疾病，他特意将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一句抄录下来，送给王丹一，帮助她体会诗句中所蕴含的希望和生机。很长一段时间，艾思奇将自己在马列学院挨批判这件事深深地埋在心底，只字没有向王丹一吐露，他不忍让病中的妻子为自己担心。
王丹一在医院里住了半年，身体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由于住院病房要重新翻盖，建筑工地噪声大 ，医生建议她回家养病，并给单位开证明，说明她因为医疗事故伤了三叉神经、枕大神经，留下偏头疼的后遗症，需要休息。
王丹一被人用担架抬着出了医院，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那天，艾思奇特意送给她一个乌兰诺娃形象的精致牙雕，作为庆祝出院的礼物。解放后，有些干部进城后，一度出现了离婚“换老婆”的现象，而艾思奇对自己身患重病的妻子则是不弃不离、无微不至 。相比之下，他忠实、可靠的品格令人尊敬。
1966年3月22日，艾思奇因心脏病不幸逝世，王丹一悲痛欲绝昏了过去。在邓颖超、李培之大姐的亲切关怀和开导下，她慢慢地让自己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她以顽强的革命毅力，独自撑起家里的一片天，不仅将孩子们培养成才，还为整理、出版艾思奇遗留下来的文稿倾注了全部心血。在她家简朴的客厅兼书房里，靠墙的一组书柜上方挂着艾思奇的照片和他亲笔写下的座右铭“劳谦”二字;书桌上，放着介绍艾思奇参加革命活动和研究哲学思想的文稿。可以感到，尽管艾思奇已经去世这么多年，王丹一却从来没有与他分开过，她在艾思奇留下来的数百万的字里行间，触及他的哲学思想，感悟精神世界的永恒，她与他之间进行着无声的对话和交流。正如王丹一本人所说的：“真正对他品性有透彻了解还是在他去世之后。我整理他的资料，感受他的言行，越发敬佩。” 在王丹一和艾思奇秘书的共同努力下，《艾思奇文集》（两卷）和560万字的《艾思奇全书》（八卷）等著作先后出版，让大家得以更好地了解这位哲人的思想以及他正直、笃实的高尚品格，而这正是王丹一多年来的夙愿。
我和丹一阿姨成了“忘年交”
“文革”结束后，在王震、邓颖超等老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丹一阿姨终于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 90年代初，由于我调动的工作单位离丹一阿姨家只有一街之隔，便时常抽空去家里看望她。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我与丹一阿姨的关系和情感， 由我同学朋友的母亲、我父亲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学，变成了互相牵挂的“忘年交”，甚至近乎母女之间的情感。记得有一次在她家留宿，因为第二天一早要赶往别处，丹一阿姨竟然清晨五点多钟为我煮鸡蛋、准备早餐，这让我非常过意不去，而她却笑着说：“人老了，觉少。你赶快吃了，忙乎去吧！”这顿早餐带给我的温暖，一直存在我心中。可以说，丹一阿姨是看着我长大的，是一位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前辈，我的思想成长得益于她的言传身教。
丹一阿姨数十年潜心编辑、整理艾思奇哲学著作的那份执着和学而不倦的精神令我敬佩。很多次，我走进客厅看到这样的情景：满头银发的她戴着眼镜，俯在靠窗那张堆满杂志和书籍的三屉桌前，用已经写过字的纸的背面，记下她对某些文章修改意见的要点。有时，她累了，会让我从左手抽屉里取出一张同样是写过字的纸，按照她的意见，在纸的背面先拟好初稿，然后再由她亲自修改，或是对某些问题的表述提出更妥帖的建议，或是就某一问题展开自己思路。这样的修改过程，对于我来说是难得的学习过程。
丹一阿姨是一个热爱生活、乐观豁达的人，她喜欢养绿色植物，在窗台和阳台的花架上摆满了盆栽绿萝、兰草和芦荟，如果看资料看得眼睛累了，她就站在这些植物前“望绿”。有一次，她兴致勃勃地指着两个装满豆子的塑料小水瓶对我说：“力炜，这是我自制的哑铃。”说罢，便一只手握住一个瓶子举过了头，那时她已经年过九旬了。她说，为了整理艾思奇的遗作，搜集关于艾思奇传记的历史资料，她必须努力让自己保持健康。2016年春节前，我和光辉去她家里看望，丹一阿姨对我们说：“希望再给我三年时间，能够整理、完成艾思奇的传记。”当年三四月间，她打我电话约我去家里面谈，我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来到南沙沟。丹一阿姨说，她近日读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写的关于延安整风的文章后很有感触，联想到她与艾思奇在延安相识、相知与相爱，“整风”期间两人的婚礼突然被搅，被隔离审查以及后来患难与共的风风雨雨，她希望口述并由我录音、整理成书面资料，以便日后进一步回忆参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丹一阿姨没有能够得到她想要的三年宝贵时间，三个多月后她突然走了……
丹一阿姨去世后，家人遵照她生前的遗嘱，将骨灰带回艾思奇的故乡云南腾冲，与艾思奇安葬在一起，永远不再分开。尽管丹一阿姨已经是松柏之寿的老人，按照中国的传统风俗算是“喜丧”，她的离去仍让我感到难过和不舍。我想，应该把她生前对我讲的一些亲身经历整理出来，以表达对逝者的怀念之情。
（作者曾任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章 洁
注释：
1.“李伯母”即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王丹一在延安时与他们亲如家人，喊王若飞“伯父”，李培之“伯母”。
2. 王丹一口述，李昕东整理：《磨砺一生伴哲人》（未公开出版），第110-111页。
3、4.王丹一口述，李昕东整理：《磨砺人生伴哲人》（未公开出版），第196页、第267页。
王丹一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艾思奇同志的夫人。我与丹一阿姨的女儿是小学同学和好朋友，我的父親张希尧（在延安时名张昕）在延安马列学院又曾与丹一阿姨同在四班四支学习，两代人的同学关系将我与这位老前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从十来岁起就常去丹一阿姨家里玩，当时她住在西城区西廊下胡同的中组部宿舍。丹一阿姨因为一次医疗事故留下偏头痛的痼疾，身体很虚弱，但她欢迎孩子们的同学和朋友来家里一起做作业和游戏。当然，我们在大人的提醒下，也注意不吵不闹。记得一次周日上午我去找她女儿玩儿，进门后，看见在过道儿的饭桌旁坐着一位戴眼镜的叔叔，他面庞黝黑，身材显得很敦实，看见我露出淡淡的微笑，用南方普通话轻声问我叫什么名字。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次亲眼见到这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哲学家艾思奇，一位非常和气、质朴的长者。
结缘“老夫子”
“文革”期间，丹一阿姨拖着病体从干校返回北京，被安排临时住在新街口党校招待所，离我家（西单辟才胡同二条六号）不算远 。她儿女当时在外地，我周末休息便时常去丹一阿姨那里，一边帮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边陪她说说话、聊聊天。阿姨向我讲述了她的家庭背景，她是怎样来北平志成中学上学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又是怎样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奔赴延安……丹一阿姨住在新街口期间，也曾随我来家中看望我的母亲，亲切地叫她“大嫂”，和我姐姐天慧也建立了联系。有一天，丹一阿姨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只木箱，将珍藏多年的毛泽东在延安就哲学问题写给艾思奇的三十多通亲笔信展现在我的面前，当时我激动极了，更加感到艾思奇在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1977年，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后，丹一阿姨把毛泽东写给艾思奇的信件全部上交给中央）。
1939年7月，王丹一经过考试，被选送到马列学院四班四支学习。马列学院的院长由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兼任，固定的教员有：副院长王学文（讲授政治经济学）、艾思奇（讲授哲学）、吴亮平（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杨松（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陈昌浩（讲授西洋革命史）。艾思奇在给学员上哲学课时一丝不苟，他从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些根本问题入手，深入浅出地引证分析，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哲学本身的逻辑性很强，加上艾思奇在课堂上很少讲题外话、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 让王丹一这个年仅20岁出头的江南姑娘觉得他是一位“老夫子”，根本没有想到这位老夫子后来会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另一半。40年代初，艾思奇邀请王丹一到自己住的窑洞里，从她在建院两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排演高尔基的《母亲》谈起， 并拿出刚翻译完的《母亲》这一节的诗稿，请她朗读，艾思奇则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反复琢磨哪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推敲，以增加诗的韵味。这个诗集的翻译，让王丹一对于艾思奇的博学与文采有了深入的了解，从此更加心仪这位搞哲学的“老夫子”。
40年代初，艾思奇担任中央文委秘书长，一直住在杨家岭;王丹一学习结束后，也随中宣部直属工作队搬到杨家岭。这段时间，他们两人时常碰面，渐渐地熟悉起来，由相识、相知到相爱。1943年初，经毛泽东亲自点将，艾思奇到《解放日报》担任副主编。《解放日报》报社在清凉山，离杨家岭有十几里路。艾思奇临行前，王丹一去帮助他收拾行装，两人就此公开了恋爱关系。这年秋，西北局决定调王丹一去鄜县工作。鄜县离清凉山的距离更远，了解情况的同志劝她不如和艾思奇结婚吧。于是，王丹一去王若飞家里找“李伯母” 征求意见。李培之说，“你看中了他，说明你有眼力;他对你钟情，说明你们有缘分……好嘛，情投意合自然就要结婚”，她特意拿出自己在苏联留学时的一件俄式白纱绣花短袖衫送给她，作为结婚礼物。李培之说：“结了婚就安心了，你去鄜县基层是很好的锻炼机会。”
在党的生日组建家庭
就这样，艾思奇和王丹一决定利用报社的周末舞会举行婚礼。那天下午，王丹一在杨家岭开完小组会后，便往清凉山赶路，到了那儿，天已擦黑。但舞会开始后很久，仍不见艾思奇的身影。又过了一会儿，支部工作人员邬同志在门口高声喊道：“王丹一，出来一下。”王丹一出去后，邬对她说：“中央有任务找艾思奇，今晚不能回来，你先去他的窑洞休息吧。”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王丹一一时摸不清头脑，前来向他们祝福的同事们只好各自散去。年轻、单纯的王丹一回到窑洞后宽慰自己：既然中央有任务，个人的婚事不足挂齿。
这样想了之后，她的心平静下来，一夜睡得安安稳稳。第二天一早，时任《解放日报》的支部书记来了，一脸严肃地对她说：“王丹一，跟我走吧，你还有问题需要交代。”王丹一听后愣住了，问：“什么问题？我想不起来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书记说：“你在延安还有一些社会关系没弄清楚，需要接受组织的审查，暂不能和艾思奇结婚。”王丹一竟然连艾思奇的面都没有能够见上，就被带到蓝家坪旁的中组部招待所接受隔离审查。审查她的人没完没了地进行盘问、强迫她写书面交代材料，几乎好几天不让她睡觉。大约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王丹一毫无艾思奇的音讯。她不知道，艾思奇本人在“抢救运动”中也被认为“有问题”而受到审查，以致他在自传中不得不对他的出身以及父亲李曰垓随蔡锷将军出征护国这段历史留下违心的文字。1944年5月，王鹤寿来中组部招待所作报告，总结了审干的几种类型，并且代表毛主席宣布九条方针，向搞错了的人脱帽鞠躬。经历了这场“抢救运动” 的磨难后，王丹一与艾思奇两人终于相见，彼此相爱的初衷不变。他们选择在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结婚， 决定只报告组织，不举行婚礼。从此，两人在风雨中相濡以沫，一起“痛饮生活的满杯”。 双双受难历经坎坷
王丹一回忆，她与艾思奇在一起生活了近22年，彼此从来没有红过脸，更没有发生过争吵。他们都喜欢读书，喜欢文学、艺术，喜欢欣赏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艾思奇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爱好广泛、情趣高雅。他本人是男中音，音色深沉而厚重，具有相当高的音乐素养。偶尔在心情放松的时候，他会随意地吹口哨，那哨音随清新的空气飘飘扬扬，婉转动听。除了喜爱音乐，艾思奇对诗歌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在他沉静的外表下有一颗火热的心。然而，平日繁忙的工作占去了他不少时间，有时甚至连周末都难得休息。
1953年，艾思奇在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党校）遭到批判，院领导以题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学院委员会关于艾思奇同志过去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的檢讨报告》（简称《报告》）的红头文件，上报中央最高领导人。《报告》中批评艾思奇“缺乏科学的严肃的态度”，“几乎从来没有研究过一个实际问题”，“很少切实钻研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造成非常荒谬的错误。他讲偶然性问题时说，毛泽东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是偶然的，他讲矛盾论时说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矛盾”。《报告》断章取义，把艾思奇批得一无是处。尽管最后学院管委会主任胡乔木和胡绳批示“《报告》不必往下传达”，艾思奇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承受的无形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他被迫撤销原来计划在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大众哲学》清样，检讨“不再以劣质作品毒害人民”，致使《大众哲学》从此绝版25年。
同一年，在中组部工作的王丹一因为工作过于劳累生病住北京医院，医生在使用电疗时用电量过大，使她的大脑受到强烈的电波刺激，损伤了三叉神经和枕大神经，引起严重的偏头疼症。她时常感觉自己的头像是被刀劈了一样剧痛难忍，而全身却虚弱无力，既喊不出来也哭不出来，不得不靠服用安眠药，强迫自己入睡。她不敢看光线，也不能听声音，擦洗、服药甚至大小便等都要靠护士帮助。医护人员在她病房里遮上黑色的窗帘，门外挂着“严禁会客”的牌子。 几个月下来，王丹一的体重瘦得只剩下60多斤。
风雨同舟情益浓
面对家里遭受的这双重灾难，艾思奇没有被吓倒，更没有被压垮。他始终保持理智、冷静，不灰心丧气，不怨天尤人，照样勤勤恳恳地做分内之事，每天看学员的作业，写作到深夜，只睡三四个小时。早上五点钟起床打太极拳，有时休息时，还会高唱一曲咏叹调或者一段京剧;散步时，会按照腾冲侨乡的习俗看天文。艾思奇能够在巨大的压力下让自己的内心保持如此的静气，是常人难以想象、更是难以做到的。
在王丹一住院期间， 艾思奇每个周六都来看望她，虽然医院规定每次只允许有半小时的探视时间，他还是不辞辛苦，大老远从西郊赶过来，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握着她的手，温暖着她。为了让王丹一鼓起勇气、战胜疾病，他特意将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一句抄录下来，送给王丹一，帮助她体会诗句中所蕴含的希望和生机。很长一段时间，艾思奇将自己在马列学院挨批判这件事深深地埋在心底，只字没有向王丹一吐露，他不忍让病中的妻子为自己担心。
王丹一在医院里住了半年，身体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由于住院病房要重新翻盖，建筑工地噪声大 ，医生建议她回家养病，并给单位开证明，说明她因为医疗事故伤了三叉神经、枕大神经，留下偏头疼的后遗症，需要休息。
王丹一被人用担架抬着出了医院，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那天，艾思奇特意送给她一个乌兰诺娃形象的精致牙雕，作为庆祝出院的礼物。解放后，有些干部进城后，一度出现了离婚“换老婆”的现象，而艾思奇对自己身患重病的妻子则是不弃不离、无微不至 。相比之下，他忠实、可靠的品格令人尊敬。
1966年3月22日，艾思奇因心脏病不幸逝世，王丹一悲痛欲绝昏了过去。在邓颖超、李培之大姐的亲切关怀和开导下，她慢慢地让自己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她以顽强的革命毅力，独自撑起家里的一片天，不仅将孩子们培养成才，还为整理、出版艾思奇遗留下来的文稿倾注了全部心血。在她家简朴的客厅兼书房里，靠墙的一组书柜上方挂着艾思奇的照片和他亲笔写下的座右铭“劳谦”二字;书桌上，放着介绍艾思奇参加革命活动和研究哲学思想的文稿。可以感到，尽管艾思奇已经去世这么多年，王丹一却从来没有与他分开过，她在艾思奇留下来的数百万的字里行间，触及他的哲学思想，感悟精神世界的永恒，她与他之间进行着无声的对话和交流。正如王丹一本人所说的：“真正对他品性有透彻了解还是在他去世之后。我整理他的资料，感受他的言行，越发敬佩。” 在王丹一和艾思奇秘书的共同努力下，《艾思奇文集》（两卷）和560万字的《艾思奇全书》（八卷）等著作先后出版，让大家得以更好地了解这位哲人的思想以及他正直、笃实的高尚品格，而这正是王丹一多年来的夙愿。
我和丹一阿姨成了“忘年交”
“文革”结束后，在王震、邓颖超等老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丹一阿姨终于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 90年代初，由于我调动的工作单位离丹一阿姨家只有一街之隔，便时常抽空去家里看望她。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我与丹一阿姨的关系和情感， 由我同学朋友的母亲、我父亲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学，变成了互相牵挂的“忘年交”，甚至近乎母女之间的情感。记得有一次在她家留宿，因为第二天一早要赶往别处，丹一阿姨竟然清晨五点多钟为我煮鸡蛋、准备早餐，这让我非常过意不去，而她却笑着说：“人老了，觉少。你赶快吃了，忙乎去吧！”这顿早餐带给我的温暖，一直存在我心中。可以说，丹一阿姨是看着我长大的，是一位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前辈，我的思想成长得益于她的言传身教。
丹一阿姨数十年潜心编辑、整理艾思奇哲学著作的那份执着和学而不倦的精神令我敬佩。很多次，我走进客厅看到这样的情景：满头银发的她戴着眼镜，俯在靠窗那张堆满杂志和书籍的三屉桌前，用已经写过字的纸的背面，记下她对某些文章修改意见的要点。有时，她累了，会让我从左手抽屉里取出一张同样是写过字的纸，按照她的意见，在纸的背面先拟好初稿，然后再由她亲自修改，或是对某些问题的表述提出更妥帖的建议，或是就某一问题展开自己思路。这样的修改过程，对于我来说是难得的学习过程。
丹一阿姨是一个热爱生活、乐观豁达的人，她喜欢养绿色植物，在窗台和阳台的花架上摆满了盆栽绿萝、兰草和芦荟，如果看资料看得眼睛累了，她就站在这些植物前“望绿”。有一次，她兴致勃勃地指着两个装满豆子的塑料小水瓶对我说：“力炜，这是我自制的哑铃。”说罢，便一只手握住一个瓶子举过了头，那时她已经年过九旬了。她说，为了整理艾思奇的遗作，搜集关于艾思奇传记的历史资料，她必须努力让自己保持健康。2016年春节前，我和光辉去她家里看望，丹一阿姨对我们说：“希望再给我三年时间，能够整理、完成艾思奇的传记。”当年三四月间，她打我电话约我去家里面谈，我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来到南沙沟。丹一阿姨说，她近日读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写的关于延安整风的文章后很有感触，联想到她与艾思奇在延安相识、相知与相爱，“整风”期间两人的婚礼突然被搅，被隔离审查以及后来患难与共的风风雨雨，她希望口述并由我录音、整理成书面资料，以便日后进一步回忆参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丹一阿姨没有能够得到她想要的三年宝贵时间，三个多月后她突然走了……
丹一阿姨去世后，家人遵照她生前的遗嘱，将骨灰带回艾思奇的故乡云南腾冲，与艾思奇安葬在一起，永远不再分开。尽管丹一阿姨已经是松柏之寿的老人，按照中国的传统风俗算是“喜丧”，她的离去仍让我感到难过和不舍。我想，应该把她生前对我讲的一些亲身经历整理出来，以表达对逝者的怀念之情。
（作者曾任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章 洁
注释：
1.“李伯母”即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王丹一在延安时与他们亲如家人，喊王若飞“伯父”，李培之“伯母”。
2. 王丹一口述，李昕东整理：《磨砺一生伴哲人》（未公开出版），第110-111页。
3、4.王丹一口述，李昕东整理：《磨砺人生伴哲人》（未公开出版），第196页、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