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中国每一座“旧城”都有环绕它的城墙，高矮不一的城墙在千百年里是城市防御的核心工事。它们见证了无数战火，以及永不停歇的风吹雨淋销蚀，塌了再建。当抗战爆发时，城墙还能如过去一样守护它的子民吗？

军火禁运延续城墙功用

　　1940年4月10日，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奔袭淮南重镇寿县。寿县有雄伟城墙，城高近10米，厚逾6米，是御敌的金城汤池。即便日军没有重炮，只有轻便的步兵炮，淮上最坚固难攻的城墙，在现代化战争中还是撑不到1小时。
　　一战时期的永久工事已经是钢筋水泥。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墙多采用传统青砖叠砌，以糯米石灰调浆填灌，面对20世纪的新式火炮，千年城墙注定退出军事舞台。
　　但一战后欧美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推迟了淘汰城墙的速度。当欧美日本积极研制破甲弹时，中国炮兵普遍仍使用传统的“子母弹”与“开花弹”打仗，即使直接命中城墙，也只能打出凹洞、打松城砖。因此，民初军阀混战年代攻城的主要武器不是火炮，而是云梯。
　　比如黄埔建军东征惠州时，炮兵向惠州北门发起长达半小时的猛烈射击。炮声如雷，但射击成果只是“北门一带城垛与侧防阵地皆为我炮弹摧毁”，高大城墙巍然不动，只有部分城砖松动。炮声一停，敢死队扛起云梯，冲锋爬城墙。有些人因城砖被炮打松了，爬城的人忙中未踩稳，失足堕落城下，同时落下的砖头又将城下的人砸伤。
　　军队尚未得到攻城的利器，古老城墙因此继续发挥余热。

长城抗战证明城墙无用

　　然而，长城抗战结束了城墙的千年风华。
　　长城抗战之初，守备长城战线的东北军与西北军，一线式直接部署于长城上，日军炮兵凌厉，将千年长城击破崩毁。在罗文峪，站上长城的第143师来不及接敌，就已伤亡惨重，“我军据长城为阵，敌人炮火集中轰击，把完整之城垣炸得砖石横飞，摧残无存”。
　　后续参战的中央军3个师，不再使用高大长城为主抵挡线。城墙不但无法抵御日军炮兵，更局限了防御阵地的纵深。当熟悉“纵深配备”的中央军师长到长城战线时，眼中的长城只是制高点，在长城前必须广大正面占领山头，构成据点阵地带。
　　民国初年，蒋介石热衷拆城墙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央军炮兵力量不足，坚固城池一旦陷入敌手就难以夺回。然而，拆城是大工程。财政困难与历史感情，使各地城墙得以苟延残喘。
　　但1937年全面抗战，日军炮兵的攻城，常常远距离精确击毁城墙。比如卢沟桥事变时，日军的炮弹就轻松击破宛平城墙。城墙不但挡不住日军，更是严重局限空袭时的人员疏散，拆城墙遂成为战地第一要政。只要遥见烽火，战地县政府马上拆城墙。淞沪会战结束后，受到日军威胁的浙皖一带县城首先拆城。

日寇却积极修城墙

　　中国政府火速拆城墙的同时，日军却反其道而行之，积极整修城墙。中国炮兵虽有卜福斯山炮等具备攻城威力的火炮，但数量太少，一般野战部队只有82迫击炮，攻城毫无用处。因此，城墙对日军仍有高度防御价值。日军扶植的伪政权，首要军事任务不是清乡扩军，而是重修城墙。在战痕斑驳的南京，汪伪政府于1938年10月赶修城墙。因工程紧急，汪伪竟将守城殉国士兵的忠骸一并砌入墙中，直到1958年拆城墙时才被发现。
　　日军依靠城墙守城非常轻松。典型如1939年7月，独立第9旅反攻潮州城。担任主攻的第三营已经突入城内，但独9旅位于城外的主力，先后被日军与城墙阻挡，无法进城。长达两日的激烈巷战后，第3营全军覆没。
　　不能正面攻城，只好游击袭扰。1940年，各战区成立“混城队”，由军统局编练精干便衣突击队混入城市，发动暴动。混城队潜伏不易，常遭日军搜查，在潜伏阶段即已伤亡惨重。少数混城队创造战绩，比如1942年4月，第七戰区混城队于广州沙河焚毁苏记茶楼的日军俱乐部，毙敌十余人。只是混城队稍一活动，日军即以屠杀邻近无辜百姓作为报复，中方很难全面开展城市暴动。
　　攻城继续位居无解难题。抗战期间若能光复一个二三线城市的县城，就是《中央日报》全国头条报喜的超大捷报。同样的城墙，对中国守军是累赘，打仗必须紧急拆城;对日军却是守城屏障，展现了军事历史辨证的复杂多变。围绕城墙的故事，也是抗日斑斑血泪的一部分。
　　（余怡玉荐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