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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晚期重臣曾国藩，在不少人心目中往往是“权谋家”的形象。曾国藩因此也成为官场权谋的代名词，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
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即他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杰出人物中，被认为是最笨的一个。曾国藩对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他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曾国藩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行军打仗本来不是我的强项，因为打仗贵在出奇制胜，而我过于平淡；打仗贵在权谋变诈，而我过于直接。
曾国藩的这些特点，与同以聪明和才略著称的胡林翼、左宗棠相比，确实是比较钝拙的。
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因此发展出了一套践行自己理念的 “拙诚”工夫。“拙诚”强调的就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所谓的“拙”，就是一步一步地去做；所谓的“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在一个虚浮、圆滑、取巧、推诿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的时代，曾国藩却提出“天道忌巧”的命题。他高呼“去伪而崇拙”，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拙诚”的工夫；民国年间的学者萧一山也说“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他一生得力之处。“拙诚”二字，正是帮助我们揭示出曾国藩身上的领导特质与事业成功要素的关键。
理 念：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曾国藩所说的“拙诚”，首先体现在他在晚清这样一个功利而浮躁的时代，对于自己理念的坚守与践行。
在我们今天来看，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核心是围绕“忠义血性”的理念，其主体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
曾国藩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用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
在他看来，当时最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统治阶级本身的人心陷溺，人欲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没有兵不必要深忧，没有饷不值得痛苦，唯独放眼向这个世界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这是真正令人深深叹息的现象啊。
在曾国藩看来，大清王朝要想走出这场空前的危机，就不能光着眼于当下的军事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
要扭转这种局面，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也就是说，社会的关键，就在于一两个领导者的价值追求而已。如果这一两个领导者追求大义，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大义；这一两个人追求私利，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私利。
对于投身于这场大博斗中的社会精英们来说，也就不仅仅应当具备军事的素质，更需要具备卫道的精神。只有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才能挽救当前的局面；而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当务之急，则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只有忠义血性之士，才能自拔于流俗，才能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和卫道精神，去堪破得失，堪破利害，堪破生死，名利不足以辱其身，生死不足以动其性，关键之地能站住脚，途穷之日能定住心，以此“塞绝横流之人欲”，“挽回厌乱之天心”，从而从根本上扭转军事和政治上的危机。
由此，曾国藩便把与太平天国的斗争，由军事和政治上的斗争，提升到了价值信仰的层面。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挫而其气弥厉”，江忠源“每战亲临阵，踔厉风发”，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灭贼自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敢战胜于勇悍愚夫”，屡挫屡奋，屡败屡战，与“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君子之道，没有比“以忠诚为天下倡”更大的了。世道混乱的时候，上上下下都拼命追求没有节制的欲望，用奸伪之心相互吞并，用变诈之心相互争斗，各自图谋自己的安全，而不惜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地方。畏难避害，就连捐出一丝一粟来拯救天下的力量也不想出。得到忠诚之人起而矫正这种风气，克己爱人，去伪崇拙，亲临艰难而不苛求人共患难，浩然献身如同远游之人回到故乡而无所犹豫担心。于是众人效其所为，也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我们同乡几位君子之所以能够鼓舞群伦，纵横天下，戡平大乱，难道不正是拙和诚的效果吗？ 这无异是对曾国藩与湘军成功之道的最好总结，可以说，他的信念、抱负、道德水平、毅力、胸怀以及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将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构成了他的拙式领导力。
正因如此，他不仅挽救了大清王朝，而且还改变了那个时代的风气。
曾国藩所说的“舍身卫道”、“忠义血性”，显然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内涵。但是，它也昭示了一个命题，那就是对于领导者而言，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毫无疑问地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湘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方震语），成为一支“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的军队，正是根植于曾国藩的理念所带来的刚健而持久的强大精神动力。
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都需要智慧和勇气。人有趋利之勇，人有血气之勇。趋利之勇，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血气之勇，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同样，人有避害逐利之智，人有巧饰取容之智，但都是谋及一身的小智。胜则争功，败则先走，正是这种小智，导致了人心的沦丧。而理念赋予人的是强烈的担当与责任意识，理念可以激发出领导者身上的所有潜能，从而使其担负起常人难以担负的责任，创下常人难以创立的功业。因为在理念的激发下，个人的生存智慧能够升华为家国、王朝和文化的生存智慧；个人的生存勇气，能够升华为家国、王朝和文化的生存勇气。这种具有大义名分的理念，本身即是一种智慧和力量！
研究领导力问题的著名专家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在《领导力》一书中说道：“理念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的道德判断，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反应，我们对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投入程度，等等。理念为我们每天要做出的各种决策设定了坐标。与理念相反的意见很少付诸行动，即使付诸行动了，也不会很投入地去做。理念是我们个人的‘底线’。”事实上，这也是伟大领导力的共同特点：伟大的领导力，一定是以清晰的理念为核心、以坚定的践行为关键，一定是大中至正、可昭日月的。曾国藩的明道以治世、修己以治人，正是领导力中真正的大智慧。
用 人：尚朴实，耐劳苦
任何理念最终都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如果说在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舍身卫道”、“血性忠义”；那么在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则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
曾国藩提出了“以忠诚为天下倡”的理念，然而他所面临的却是投机取巧、虚伪浮滑的普遍社会环境。承平日久，无论是官场还是军队，都是“巧滑偷惰，积习已深”。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政府的正规军绿营望风而逃，一败涂地，“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绿营“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美观；临阵则趦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人人都想着投机取巧，争功诿过，这样的军队根本形不成战斗力。在曾国藩看来，要想打败太平天国，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习气才行。
为此，曾国藩在编练湘军的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避免绿营的虚浮习气，养成一种朴实纯正的作风。为此曾国藩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他提出在选人上，除了以“忠义血性”为本之外，还强调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
湘军对军官的选拔，是以“朴实廉介”为原则。曾国藩说：“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以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 大概说来，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有朴实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才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朴实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的特长，也是靠不住的。他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 大营中多选用一些朴实没有心眼的人，风气容易纯正。所以他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认为“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意思是专门从危难之际，不动声色地识别出那些有朴拙品质的人才来加以重用，这样才是可以的。
曾国藩所说的“纯朴之人”、“朴拙之人”，就是指朴实、踏实，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不以巧语媚上，而具有负责实干、吃苦耐劳作风的人才。曾国藩之所以喜欢用朴实之人，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人实实在在，没有投机取巧之心，只要给他布置下任务，他就会往死里打。而那些浮滑的将领，“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一旦遇到危险，他们神情的慌张，足以动摇军心；他们言辞的圆滑，足以混淆是非。所以湘军从来不喜欢用太能说会道的将领，“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
对普通士兵的选择，曾国藩也是以朴实为本。湘军的军饷在当时比较高，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应募当兵。在湘军早期招兵的时候，曾国藩往往会亲自面试。他就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如果一个前来应募的人面色白白净净，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一看就是“城市油滑之人”，曾国藩马上就连连摇头，表示不行。如果前来应募的人面目晒得黑黑的，手脚粗大，脚上还有泥巴，一看就是刚从田里上来的乡野农夫，曾国藩马上就连连点头，表示可以。用他的话说，他专选那些“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而“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养成什么样的作风。湘军选人都是朴实、拙诚之人，由此湘军也就形成了以朴实为特点的作风。曾国藩曾说：“楚军水、陆师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 意思是湘军的水师、陆师，最大的好处就是实实在在，没有虚浮的东西、摆架子的东西、面子上的东西。有的只是一种朴素的、实实在在的血性。如果虚浮的东西多了一分，实实在在的东西就少了一分。他还说：“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成法，故声名历久不衰。”湘军的作风，大致说来就是六个字：“尚朴实，耐劳苦”，实实在在，耐劳吃苦。老湘军恪守这样的原则，所以能够基业常青。他还警告说：“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时间长了，任何组织都会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虚浮的习气，这是一定要切切警惕的，因为虚浮的习气会掏空一个组织的基础。 “尚朴实，耐劳苦”，可以说是湘军战斗力的来源。湘军靠什么打胜仗？靠什么持续地打胜仗？就是这种“尚朴实，耐劳苦”的作风。而湘军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作风，关键就是湘军选募时坚持选用实在朴拙之人。曾国藩的用人，从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治 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在具体的管理上，曾国藩强调的则是“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平实工夫。
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说自己“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意思是厌恶听到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他在解释什么是“实”时说：“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什么是实？实就是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做虚浮无根的事情，不谈不着边际的道理。
总结曾国藩的管理风格，可以说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他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
“勤”的核心是“五到”、“三勤”。他说：
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曾国藩所说的“身到”，就是管理者一定要亲临现场。湘军之中，各级将领，从大帅以下一直到营官，都是以亲看地势为行军作战的第一条原则。像曾国藩进攻武昌，就是先乘小船亲赴沌口相度地势；左宗棠攻杭州，也是先骑着马赴余杭察看地形。他们都是在看明地形之后，才制定进攻的方略。其他将领像塔齐布、罗泽南、王、刘典等，都是以善看地势而著称。刘典在嘉应作战时，在战前的几天，带领自己手下的统领、营官们，将附近数十里内大小路径全部勘察了一遍，达到了如指掌的地步。仗打起来后，冲、堵、抄、截，各尽其能，一战便全歼了对手。
身到之外，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湘军上下也都是实力施行。这“五到”，重心在于一个“到”上，不是六分到位，七分到位，而是十分到位，反映了湘军对执行力的高度重视。
“五到”构成了湘军基本的治事之方。除“五到”之外，曾国藩还有“三勤”的说法。所谓的“三勤”，是“口勤、脚勤、心勤”，其实就是从“五到”中提炼出来的另一种表述。
“实”的核心，则是带兵要从小处、细处下手。他说：“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弃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 近来有了几年的带兵经验，越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下之事，当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下手。陆象山只是说但“先立乎其大者”，如果不加上朱熹铢积寸累的工夫，那么下手之处全没有把握。所以我治军，摒弃所有那些高深神奇的理论，专门就粗浅纤细处下功夫。
曾国藩对于下属的要求，往往就是办事要从浅和实的地方下手。张运兰，字凯章，因为做事扎实，而为曾国藩一再提拔。有一次曾国藩安排张运兰与宋梦兰配合作战，他专门给宋梦兰写信说：“凯章办事，皆从浅处、实处着力，于勇情体贴入微。阁下与之共事，望亦从浅处、实处下手。”凯章这个人办事，都是从浅处、实处下工夫，对士兵的情况体贴入微。阁下你与他合作，希望也要从浅处、实处下手。
湘军之中，从粗浅纤细的“小处”下手，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亲手拟定的《湘军日夜常课之规》。这是他制定出来的“日日用得着的”、人人易知易行的规章制度。基本的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点名、演操、站墙子三项。点名则士兵不能私出游荡，为非作歹；演操则锻炼体魄，熟练技艺；站墙子则日日如临大敌，有备无患。这些都是军队管理的基础。这三项，也就是所谓的“湘军家法”。这些营规看起来十分粗浅、简单，甚至给人以很笨的感觉，但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地抓住了治军的关键。正因为它是粗浅简单的，士兵才能人人易知易行，组成训练有素的军队。正是这些粗处浅处，奠定了湘军战斗力的基础。用胡林翼的话说：“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盖必先能粗而后能精，能脚踏实地乃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作 战：扎硬寨，打死仗
从军事指挥的角度来说，曾国藩并不具有排兵布阵的天赋。曾国藩自己也承认“行军本非余所长”，他很清醒地把这一弱点归因于他的朴拙性格：“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确实，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然而他幸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能力的局限，不敢骄，不敢怠，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慧，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工夫，稳慎徐图，稳扎稳打，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
曾国藩曾经给曾国荃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妥，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这副对联，充分反映出曾国藩作战指挥的基本风格，就是用兵必须充分准备，不求速成，不打无把握之仗，宁拙勿巧，宁慎勿疏，宁慢勿速，宁稳勿奇。
他认为作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计算”，哪怕几个月都不打一仗，绝对不能打仗时候，一点安排都没有，一点计算都没有；“宁失之慎，毋失之疏”，宁可因为谨慎而失去一些机会，也不能潦潦草草贸然出手。“惟当步步谨慎，谋定后进，不敢稍涉大意”，一定保证自己每一步都小心谨慎，谋定后动，而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大意。他还说：“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一年内没有打下一座城池，但只要大局没有影响，就不须算是过错；一个月打下了几座城池，对手一来进攻反而无法作战，这也不能叫作有功。 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曾国藩屡屡告诫曾国荃一定要稳慎徐图：“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要求他“谋定后战，不可轻视”。他认为如果军事进展太快，反而是指挥者必须高度警惕的时候：“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表面来看是进展极快，士气极盛，但是其中往往潜伏着致命的短板缺陷。如果意识不到，下一步一定就是大败。
在曾国藩看来，用兵打仗属于“阴事”，应当始终保持敬戒恐惧之心，“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这样才能取胜。他还用自己的经验说：“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悚惧者，其后常得大胜；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为将者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与清醒，虽胜不骄、愈胜愈慎。这样才能始终避免“大胜变成大挫”。
曾国藩非常欣赏湘军的一员名将，叫李续宾。他认为李续宾善于打仗，秘诀就是“不轻进，不轻退”六个字：不会轻易地发动进攻，但也不会轻易地退出战场。要么不进攻敌人，一进攻就会得手；要么不要占领阵地，一占领阵地就不会轻易失去。
在行军过程中，湘军最重视的是扎营。曾国藩规定，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濠”，要求一个时辰内完成。没有完成之前，绝对不许休息，也不许向太平军挑战。首先是挖沟，沟深一丈五尺，越深越好，上宽下窄。挖完沟后开始垒墙，墙高八尺，厚一丈。然后再在最外的一道壕沟之外，树上五尺的花篱木，埋在土中二尺，作为障碍。墙一道即可，沟则需要两道或三道，而花篱则要五层六层。为什么要下如此的笨工夫来修工事？用曾国藩的话说：“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这也就是湘军所谓的“扎硬寨，打死仗”。
湘军这种扎营的笨工夫，实际上最早是跟对手太平军学的。但是后来太平军筑垒掘壕，一天比一天潦草，而湘军修垒浚壕，则一天比一天扎实。曾国藩发现这一现象以后非常高兴，认为从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力量消长：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而湘军的胜利指日可待了。
组织文化：还我真面，复我固有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在内。身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必须与朝廷上下周旋。但其待人处事的核心原则是以坦诚为本，从而在湘军内部形成了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的组织文化。
李瀚章曾经对曾国藩有这样一段评价：“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乐为之用。”曾国藩也说过：“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他认为，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端。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自己的同乡都是无法长久的。
领导者玩弄权术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旦领导对下属使用权术，下属便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也就不敢跟你说实话，于是上上下下就开始猜忌。而一个组织一旦陷入猜忌之中，这个组织也就要出问题了。曾国藩说：“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
在曾国藩看来，既然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就与下属坦诚相待，以一片真心处事。他对曾国荃说：
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需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机巧来，我仍以含混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我自认为也是笃实之人，只是因为看惯世道人心，饱更各种事变，稍稍加了些权谋的手段，把自家学坏了。其实效果根本就不如人意，白白惹人笑话、令人遗憾而已，有什么用呢？近来丁忧在家，突然明白了过来，一心一意向平实之处用心，凭借自己笃实的本质，还我本来的面目，复我固有的品德。老弟你现在在外带兵，也迫切需要将笃实的面目恢复过来，千万不要走入机巧这一路去，导致自己日趋日下。即使人带着试探猜测的心计而来，我仍以浑含混沌来对付，以朴诚愚拙来对付。时间一长，人家的试探猜测自然也就消除了。如果钩心斗角，你来我往，那么报复起来，没有穷尽的时候。
在曾国藩看来，至诚以待，本身也是领导者修养的需要。他说：“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胡林翼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说：“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 对于当世的人才，我也可以说是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心来给人看，唯恐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但是人家最终还是乐于追随曾公，这是因为他的至诚是出于天性，所以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啊。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曾国藩的领导力，那就是他所说的“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打造一种坦诚的组织文化。如果说“至伪”、“至巧”是一种小聪明，那么“至诚”、“至拙”就是一种大智慧。从“至伪”、“至巧”到“至诚”、“至拙”，需要在组织文化方面的极大突破，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许多组织没有办法完成这一步，这就是它们无法实现卓越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突破，一定是要从领导者放下机心、放下面具、推心置腹地待人开始的。
所以曾国藩讲：“真心实肠，是第一义。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 真心实意，坦诚相待，是领导力的第一条原则。凡是正话实话，多说几句，时间长了，人家自然会体会到你的苦心。“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别人戴着面具来，我还以诚心诚意，时间长了，戴着面具的人也会慢慢地向诚心诚意的方向发展了。其实谁愿意戴着面具呢？谁不愿意有一种坦荡、痛快、相互信任的环境呢？就看领导者能不能创造出这样一种文化来。“诚至则情可渐通，气平则言可渐入。”只要你诚心诚意，人和人之间情感的隔阂，是可以渐渐打通的。只要你心平气和，你所说的话，别人是可以慢慢听进去的。 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和激励之下，湘军确实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组织文化。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就是“齐心相顾，不曾轻弃伴侣。有争愤于公庭，而言欢于私室；有交哄于平昔，而救助于疆场。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相商，下午仍彼此救援”。这就是所谓的“湘军精神”，也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
对于管理者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建立像湘军这样一种坦诚的文化，杰克·韦尔奇曾经直截了当地说，“缺乏坦诚是商业生活中最卑劣的秘密”，“缺乏坦诚精神会从根本上扼杀敏锐创意、阻挠快速行动、妨碍优秀的人们贡献出自己的所有才华。它简直是一个杀手”。
杰克·韦尔奇甚至把坦诚精神视为企业取胜的关键性因素，在他看来，坦诚精神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通用电气（GE）便是花了近10年的工夫，才能使得坦诚精神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领导者必须鼓起勇气，从自己开始，坦诚地面对所有人。只有领导者自身保持高度的坦诚，把这种精神充分展示出来，证明给大家看，才能真正建立一种坦诚的组织文化。
两位美国学者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做过多次“受人尊敬的领导者的品质”的调查，每次都有80%以上的人选择了“真诚”，在所有的调查中“真诚”也都占据第一名的位置。可以说，在领导力方面，坦诚是一种大德，权谋则只能是小技。曾国藩能够最终成就“中兴名臣之首”的地位，他打造出的坦诚和信任的湘军文化，是关键因素之一。
心 性：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
曾国藩领导力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传统的儒者理念。儒者的追求，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念早就有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不能做。曾国藩与一般儒生不同的是，他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因而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以“拙”、“诚”的“力行”工夫，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把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
然而，任何一种理念的践行，都不可能是靠单纯的决心即可成功的，在理念的践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与障碍，这就需要践行者必须有一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意志。而曾国藩正是以“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的倔强，以“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的信念，将自己的追求最终变为了现实。
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意志力量坚持到了最后。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李申夫曾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人性本就是有弱点的，包括软弱、自私、懒惰、动摇等。正是这些东西阻碍了人们的积极进取，阻碍了人们最终的成就。曾国藩认为，要战胜人性的弱点，关键是要把毁誉得失放在一边：“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功夫。此处有定力，到处皆坦途矣。”他相信只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与追求并执着地走下去，最终一定会成功的：“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山穷水尽之时自有路走”；“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对于自己的倔强，曾国藩十分自负。他有一次说自己要写一部书教人，就叫作《挺经》。人生一世，就是要挺直了，不能趴下，不能轻易服输。还有一次，当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说起李鸿章来，说他“事机不顺，未必能如师宏忍”的时候，曾国藩立即非常得意地说：“吾谥法文韧公，此邵位西之言，足下知之乎？”我死了以后，应当谥为文韧公，这是邵位西说的，足下知道吗？可见曾国藩最自得的，就是自己心性的坚忍不拔。
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在解释什么造就了平凡人的非凡时也说：“是那一股能默默专注在同一件事而不感到厌烦的力量，也就是拼命去过好每一个今天的力量，以及一天天去累积的持续力。换句话说，把平凡化为非凡的是‘持续’。”他还说：“要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演一出精彩大戏，得到丰硕的成果，所需的能力不是单靠脑细胞的多寡来定高下。要看的是，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的，都可以凭着一股傻劲认真去做，而遭遇困难时也能不闪不躲与其正面交锋。这可以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原理原则。”
的确，曾国藩的成功，靠的并不是投机取巧。他靠的是对理念和信仰的坚守，靠的是“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的信心，靠的是“知一句便行一句”的力行。曾国藩说：“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利于一时；拙诚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曾国藩的“而困而知，而勉而行”的拙诚，正是所有那些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领导者的基本品格。
观点概要
在一个虚浮、圆滑、取巧、推诿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的清朝晚期，曾国藩却大胆地提出“天道忌巧”的命题。他高呼“去伪而崇拙”，这个“拙诚”的工夫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核心，也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理念：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许多人心目中的曾国藩是权谋家的代表，这是对他的误解。曾国藩的领导艺术虽不无权谋因素，但其核心却是“忠义血性”的儒家理念。
用人：尚朴实，耐劳苦 任何理念最终都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曾国藩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提出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
治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曾国藩的管理风格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他认为，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 作战：扎硬寨，打死仗 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他有自知之明，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慧，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工夫，稳慎徐图，稳扎稳打，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
组织文化：还我真面，复我固有曾国藩说过：“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之下，湘军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组织文化。这种坦诚相待的“湘军精神”，也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
心性：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 任何一种理念的践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与障碍。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意志力量坚持到了最后。
梁启超论曾国藩：转移习俗之人
【原文1】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至今未斩。今日数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乱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观，抑正惟举世混乱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漩涡中者，其卓立而湔祓之，乃益不可已也。
白话文：曾国藩生于雍正、乾隆之后，举国风气的败坏，几乎达到了极点。唯独曾国藩与罗泽南等人，宣讲举世都不去宣讲的学说，以传承圣人的价值体系为己任，最终排除千难万险，成就了功业，而他们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断绝。今天一谈到特立独行、敦朴笃实的志士，人们一定首先提到三湘大地。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说的“以转移社会风气来造就一代之人才”，并不是不可达成的事业。即使是在举世混乱之极的时候，它的效果都未必不为壮观。或者说，正是在举世混乱之极的时候，仁人志士立于漩涡之中，其卓立独行、洗涤人心的功效，才更加不可阻止啊！
【原文2】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白话文：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被认为是最迟钝愚拙的一位。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他的成就震古铄今，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他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拙式领导力与第五级领导力
高绩效组织的管理研究专家吉姆·柯林斯曾经提出过一个第五级领导力的概念。柯林斯认为，企业从优秀转变为卓越，最关键的因素是拥有第五级领导者——一位将谦逊与坚定意志融于一身的领导者。大多数人都认为公司一把手应该是一个外向、霸气、魅力十足的明星人物。然而柯林斯和他的22人研究小组花了5年时间，深入研究了11家卓越公司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最伟大的领导者，也就是第五级领导，并不是强势、高调、魅力型人物，相反，他们是低调而温和的，是安静而谦逊的，甚至是笨拙而腼腆的——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国的林肯总统。
这些描述第五级领导力的词语，谦逊、低调、笨拙而又坚定，令人不禁联想到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实际上， 你会发现，在这里西方的领导力研究和东方的领导力研究打了个照面，东西方的发现可谓不谋而合，拙式领导力的“以理念为核心” 以及“ 以真诚为原则”的特点与第五级领导力的“谦逊而坚定”的特质称得上异曲同工，这是否说明人类社会在文明属性上的殊途同归？
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即他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杰出人物中，被认为是最笨的一个。曾国藩对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他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曾国藩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行军打仗本来不是我的强项，因为打仗贵在出奇制胜，而我过于平淡；打仗贵在权谋变诈，而我过于直接。
曾国藩的这些特点，与同以聪明和才略著称的胡林翼、左宗棠相比，确实是比较钝拙的。
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因此发展出了一套践行自己理念的 “拙诚”工夫。“拙诚”强调的就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所谓的“拙”，就是一步一步地去做；所谓的“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在一个虚浮、圆滑、取巧、推诿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的时代，曾国藩却提出“天道忌巧”的命题。他高呼“去伪而崇拙”，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拙诚”的工夫；民国年间的学者萧一山也说“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他一生得力之处。“拙诚”二字，正是帮助我们揭示出曾国藩身上的领导特质与事业成功要素的关键。
理 念：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曾国藩所说的“拙诚”，首先体现在他在晚清这样一个功利而浮躁的时代，对于自己理念的坚守与践行。
在我们今天来看，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核心是围绕“忠义血性”的理念，其主体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
曾国藩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用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
在他看来，当时最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统治阶级本身的人心陷溺，人欲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没有兵不必要深忧，没有饷不值得痛苦，唯独放眼向这个世界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这是真正令人深深叹息的现象啊。
在曾国藩看来，大清王朝要想走出这场空前的危机，就不能光着眼于当下的军事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
要扭转这种局面，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也就是说，社会的关键，就在于一两个领导者的价值追求而已。如果这一两个领导者追求大义，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大义；这一两个人追求私利，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私利。
对于投身于这场大博斗中的社会精英们来说，也就不仅仅应当具备军事的素质，更需要具备卫道的精神。只有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才能挽救当前的局面；而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当务之急，则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只有忠义血性之士，才能自拔于流俗，才能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和卫道精神，去堪破得失，堪破利害，堪破生死，名利不足以辱其身，生死不足以动其性，关键之地能站住脚，途穷之日能定住心，以此“塞绝横流之人欲”，“挽回厌乱之天心”，从而从根本上扭转军事和政治上的危机。
由此，曾国藩便把与太平天国的斗争，由军事和政治上的斗争，提升到了价值信仰的层面。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挫而其气弥厉”，江忠源“每战亲临阵，踔厉风发”，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灭贼自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敢战胜于勇悍愚夫”，屡挫屡奋，屡败屡战，与“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君子之道，没有比“以忠诚为天下倡”更大的了。世道混乱的时候，上上下下都拼命追求没有节制的欲望，用奸伪之心相互吞并，用变诈之心相互争斗，各自图谋自己的安全，而不惜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地方。畏难避害，就连捐出一丝一粟来拯救天下的力量也不想出。得到忠诚之人起而矫正这种风气，克己爱人，去伪崇拙，亲临艰难而不苛求人共患难，浩然献身如同远游之人回到故乡而无所犹豫担心。于是众人效其所为，也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我们同乡几位君子之所以能够鼓舞群伦，纵横天下，戡平大乱，难道不正是拙和诚的效果吗？ 这无异是对曾国藩与湘军成功之道的最好总结，可以说，他的信念、抱负、道德水平、毅力、胸怀以及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将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构成了他的拙式领导力。
正因如此，他不仅挽救了大清王朝，而且还改变了那个时代的风气。
曾国藩所说的“舍身卫道”、“忠义血性”，显然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内涵。但是，它也昭示了一个命题，那就是对于领导者而言，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毫无疑问地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湘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方震语），成为一支“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的军队，正是根植于曾国藩的理念所带来的刚健而持久的强大精神动力。
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都需要智慧和勇气。人有趋利之勇，人有血气之勇。趋利之勇，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血气之勇，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同样，人有避害逐利之智，人有巧饰取容之智，但都是谋及一身的小智。胜则争功，败则先走，正是这种小智，导致了人心的沦丧。而理念赋予人的是强烈的担当与责任意识，理念可以激发出领导者身上的所有潜能，从而使其担负起常人难以担负的责任，创下常人难以创立的功业。因为在理念的激发下，个人的生存智慧能够升华为家国、王朝和文化的生存智慧；个人的生存勇气，能够升华为家国、王朝和文化的生存勇气。这种具有大义名分的理念，本身即是一种智慧和力量！
研究领导力问题的著名专家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在《领导力》一书中说道：“理念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的道德判断，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反应，我们对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投入程度，等等。理念为我们每天要做出的各种决策设定了坐标。与理念相反的意见很少付诸行动，即使付诸行动了，也不会很投入地去做。理念是我们个人的‘底线’。”事实上，这也是伟大领导力的共同特点：伟大的领导力，一定是以清晰的理念为核心、以坚定的践行为关键，一定是大中至正、可昭日月的。曾国藩的明道以治世、修己以治人，正是领导力中真正的大智慧。
用 人：尚朴实，耐劳苦
任何理念最终都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如果说在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舍身卫道”、“血性忠义”；那么在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则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
曾国藩提出了“以忠诚为天下倡”的理念，然而他所面临的却是投机取巧、虚伪浮滑的普遍社会环境。承平日久，无论是官场还是军队，都是“巧滑偷惰，积习已深”。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政府的正规军绿营望风而逃，一败涂地，“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绿营“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美观；临阵则趦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人人都想着投机取巧，争功诿过，这样的军队根本形不成战斗力。在曾国藩看来，要想打败太平天国，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习气才行。
为此，曾国藩在编练湘军的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避免绿营的虚浮习气，养成一种朴实纯正的作风。为此曾国藩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他提出在选人上，除了以“忠义血性”为本之外，还强调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
湘军对军官的选拔，是以“朴实廉介”为原则。曾国藩说：“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以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 大概说来，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有朴实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才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朴实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的特长，也是靠不住的。他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 大营中多选用一些朴实没有心眼的人，风气容易纯正。所以他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认为“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意思是专门从危难之际，不动声色地识别出那些有朴拙品质的人才来加以重用，这样才是可以的。
曾国藩所说的“纯朴之人”、“朴拙之人”，就是指朴实、踏实，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不以巧语媚上，而具有负责实干、吃苦耐劳作风的人才。曾国藩之所以喜欢用朴实之人，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人实实在在，没有投机取巧之心，只要给他布置下任务，他就会往死里打。而那些浮滑的将领，“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一旦遇到危险，他们神情的慌张，足以动摇军心；他们言辞的圆滑，足以混淆是非。所以湘军从来不喜欢用太能说会道的将领，“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
对普通士兵的选择，曾国藩也是以朴实为本。湘军的军饷在当时比较高，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应募当兵。在湘军早期招兵的时候，曾国藩往往会亲自面试。他就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如果一个前来应募的人面色白白净净，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一看就是“城市油滑之人”，曾国藩马上就连连摇头，表示不行。如果前来应募的人面目晒得黑黑的，手脚粗大，脚上还有泥巴，一看就是刚从田里上来的乡野农夫，曾国藩马上就连连点头，表示可以。用他的话说，他专选那些“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而“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养成什么样的作风。湘军选人都是朴实、拙诚之人，由此湘军也就形成了以朴实为特点的作风。曾国藩曾说：“楚军水、陆师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 意思是湘军的水师、陆师，最大的好处就是实实在在，没有虚浮的东西、摆架子的东西、面子上的东西。有的只是一种朴素的、实实在在的血性。如果虚浮的东西多了一分，实实在在的东西就少了一分。他还说：“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成法，故声名历久不衰。”湘军的作风，大致说来就是六个字：“尚朴实，耐劳苦”，实实在在，耐劳吃苦。老湘军恪守这样的原则，所以能够基业常青。他还警告说：“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时间长了，任何组织都会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虚浮的习气，这是一定要切切警惕的，因为虚浮的习气会掏空一个组织的基础。 “尚朴实，耐劳苦”，可以说是湘军战斗力的来源。湘军靠什么打胜仗？靠什么持续地打胜仗？就是这种“尚朴实，耐劳苦”的作风。而湘军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作风，关键就是湘军选募时坚持选用实在朴拙之人。曾国藩的用人，从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治 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在具体的管理上，曾国藩强调的则是“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平实工夫。
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说自己“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意思是厌恶听到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他在解释什么是“实”时说：“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什么是实？实就是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做虚浮无根的事情，不谈不着边际的道理。
总结曾国藩的管理风格，可以说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他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
“勤”的核心是“五到”、“三勤”。他说：
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曾国藩所说的“身到”，就是管理者一定要亲临现场。湘军之中，各级将领，从大帅以下一直到营官，都是以亲看地势为行军作战的第一条原则。像曾国藩进攻武昌，就是先乘小船亲赴沌口相度地势；左宗棠攻杭州，也是先骑着马赴余杭察看地形。他们都是在看明地形之后，才制定进攻的方略。其他将领像塔齐布、罗泽南、王、刘典等，都是以善看地势而著称。刘典在嘉应作战时，在战前的几天，带领自己手下的统领、营官们，将附近数十里内大小路径全部勘察了一遍，达到了如指掌的地步。仗打起来后，冲、堵、抄、截，各尽其能，一战便全歼了对手。
身到之外，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湘军上下也都是实力施行。这“五到”，重心在于一个“到”上，不是六分到位，七分到位，而是十分到位，反映了湘军对执行力的高度重视。
“五到”构成了湘军基本的治事之方。除“五到”之外，曾国藩还有“三勤”的说法。所谓的“三勤”，是“口勤、脚勤、心勤”，其实就是从“五到”中提炼出来的另一种表述。
“实”的核心，则是带兵要从小处、细处下手。他说：“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弃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 近来有了几年的带兵经验，越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下之事，当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下手。陆象山只是说但“先立乎其大者”，如果不加上朱熹铢积寸累的工夫，那么下手之处全没有把握。所以我治军，摒弃所有那些高深神奇的理论，专门就粗浅纤细处下功夫。
曾国藩对于下属的要求，往往就是办事要从浅和实的地方下手。张运兰，字凯章，因为做事扎实，而为曾国藩一再提拔。有一次曾国藩安排张运兰与宋梦兰配合作战，他专门给宋梦兰写信说：“凯章办事，皆从浅处、实处着力，于勇情体贴入微。阁下与之共事，望亦从浅处、实处下手。”凯章这个人办事，都是从浅处、实处下工夫，对士兵的情况体贴入微。阁下你与他合作，希望也要从浅处、实处下手。
湘军之中，从粗浅纤细的“小处”下手，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亲手拟定的《湘军日夜常课之规》。这是他制定出来的“日日用得着的”、人人易知易行的规章制度。基本的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点名、演操、站墙子三项。点名则士兵不能私出游荡，为非作歹；演操则锻炼体魄，熟练技艺；站墙子则日日如临大敌，有备无患。这些都是军队管理的基础。这三项，也就是所谓的“湘军家法”。这些营规看起来十分粗浅、简单，甚至给人以很笨的感觉，但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地抓住了治军的关键。正因为它是粗浅简单的，士兵才能人人易知易行，组成训练有素的军队。正是这些粗处浅处，奠定了湘军战斗力的基础。用胡林翼的话说：“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盖必先能粗而后能精，能脚踏实地乃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作 战：扎硬寨，打死仗
从军事指挥的角度来说，曾国藩并不具有排兵布阵的天赋。曾国藩自己也承认“行军本非余所长”，他很清醒地把这一弱点归因于他的朴拙性格：“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确实，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然而他幸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能力的局限，不敢骄，不敢怠，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慧，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工夫，稳慎徐图，稳扎稳打，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
曾国藩曾经给曾国荃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妥，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这副对联，充分反映出曾国藩作战指挥的基本风格，就是用兵必须充分准备，不求速成，不打无把握之仗，宁拙勿巧，宁慎勿疏，宁慢勿速，宁稳勿奇。
他认为作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计算”，哪怕几个月都不打一仗，绝对不能打仗时候，一点安排都没有，一点计算都没有；“宁失之慎，毋失之疏”，宁可因为谨慎而失去一些机会，也不能潦潦草草贸然出手。“惟当步步谨慎，谋定后进，不敢稍涉大意”，一定保证自己每一步都小心谨慎，谋定后动，而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大意。他还说：“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一年内没有打下一座城池，但只要大局没有影响，就不须算是过错；一个月打下了几座城池，对手一来进攻反而无法作战，这也不能叫作有功。 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曾国藩屡屡告诫曾国荃一定要稳慎徐图：“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要求他“谋定后战，不可轻视”。他认为如果军事进展太快，反而是指挥者必须高度警惕的时候：“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表面来看是进展极快，士气极盛，但是其中往往潜伏着致命的短板缺陷。如果意识不到，下一步一定就是大败。
在曾国藩看来，用兵打仗属于“阴事”，应当始终保持敬戒恐惧之心，“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这样才能取胜。他还用自己的经验说：“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悚惧者，其后常得大胜；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为将者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与清醒，虽胜不骄、愈胜愈慎。这样才能始终避免“大胜变成大挫”。
曾国藩非常欣赏湘军的一员名将，叫李续宾。他认为李续宾善于打仗，秘诀就是“不轻进，不轻退”六个字：不会轻易地发动进攻，但也不会轻易地退出战场。要么不进攻敌人，一进攻就会得手；要么不要占领阵地，一占领阵地就不会轻易失去。
在行军过程中，湘军最重视的是扎营。曾国藩规定，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濠”，要求一个时辰内完成。没有完成之前，绝对不许休息，也不许向太平军挑战。首先是挖沟，沟深一丈五尺，越深越好，上宽下窄。挖完沟后开始垒墙，墙高八尺，厚一丈。然后再在最外的一道壕沟之外，树上五尺的花篱木，埋在土中二尺，作为障碍。墙一道即可，沟则需要两道或三道，而花篱则要五层六层。为什么要下如此的笨工夫来修工事？用曾国藩的话说：“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这也就是湘军所谓的“扎硬寨，打死仗”。
湘军这种扎营的笨工夫，实际上最早是跟对手太平军学的。但是后来太平军筑垒掘壕，一天比一天潦草，而湘军修垒浚壕，则一天比一天扎实。曾国藩发现这一现象以后非常高兴，认为从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力量消长：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而湘军的胜利指日可待了。
组织文化：还我真面，复我固有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在内。身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必须与朝廷上下周旋。但其待人处事的核心原则是以坦诚为本，从而在湘军内部形成了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的组织文化。
李瀚章曾经对曾国藩有这样一段评价：“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乐为之用。”曾国藩也说过：“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他认为，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端。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自己的同乡都是无法长久的。
领导者玩弄权术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旦领导对下属使用权术，下属便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也就不敢跟你说实话，于是上上下下就开始猜忌。而一个组织一旦陷入猜忌之中，这个组织也就要出问题了。曾国藩说：“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
在曾国藩看来，既然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就与下属坦诚相待，以一片真心处事。他对曾国荃说：
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需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机巧来，我仍以含混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我自认为也是笃实之人，只是因为看惯世道人心，饱更各种事变，稍稍加了些权谋的手段，把自家学坏了。其实效果根本就不如人意，白白惹人笑话、令人遗憾而已，有什么用呢？近来丁忧在家，突然明白了过来，一心一意向平实之处用心，凭借自己笃实的本质，还我本来的面目，复我固有的品德。老弟你现在在外带兵，也迫切需要将笃实的面目恢复过来，千万不要走入机巧这一路去，导致自己日趋日下。即使人带着试探猜测的心计而来，我仍以浑含混沌来对付，以朴诚愚拙来对付。时间一长，人家的试探猜测自然也就消除了。如果钩心斗角，你来我往，那么报复起来，没有穷尽的时候。
在曾国藩看来，至诚以待，本身也是领导者修养的需要。他说：“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胡林翼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说：“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 对于当世的人才，我也可以说是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心来给人看，唯恐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但是人家最终还是乐于追随曾公，这是因为他的至诚是出于天性，所以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啊。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曾国藩的领导力，那就是他所说的“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打造一种坦诚的组织文化。如果说“至伪”、“至巧”是一种小聪明，那么“至诚”、“至拙”就是一种大智慧。从“至伪”、“至巧”到“至诚”、“至拙”，需要在组织文化方面的极大突破，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许多组织没有办法完成这一步，这就是它们无法实现卓越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突破，一定是要从领导者放下机心、放下面具、推心置腹地待人开始的。
所以曾国藩讲：“真心实肠，是第一义。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 真心实意，坦诚相待，是领导力的第一条原则。凡是正话实话，多说几句，时间长了，人家自然会体会到你的苦心。“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别人戴着面具来，我还以诚心诚意，时间长了，戴着面具的人也会慢慢地向诚心诚意的方向发展了。其实谁愿意戴着面具呢？谁不愿意有一种坦荡、痛快、相互信任的环境呢？就看领导者能不能创造出这样一种文化来。“诚至则情可渐通，气平则言可渐入。”只要你诚心诚意，人和人之间情感的隔阂，是可以渐渐打通的。只要你心平气和，你所说的话，别人是可以慢慢听进去的。 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和激励之下，湘军确实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组织文化。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就是“齐心相顾，不曾轻弃伴侣。有争愤于公庭，而言欢于私室；有交哄于平昔，而救助于疆场。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相商，下午仍彼此救援”。这就是所谓的“湘军精神”，也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
对于管理者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建立像湘军这样一种坦诚的文化，杰克·韦尔奇曾经直截了当地说，“缺乏坦诚是商业生活中最卑劣的秘密”，“缺乏坦诚精神会从根本上扼杀敏锐创意、阻挠快速行动、妨碍优秀的人们贡献出自己的所有才华。它简直是一个杀手”。
杰克·韦尔奇甚至把坦诚精神视为企业取胜的关键性因素，在他看来，坦诚精神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通用电气（GE）便是花了近10年的工夫，才能使得坦诚精神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领导者必须鼓起勇气，从自己开始，坦诚地面对所有人。只有领导者自身保持高度的坦诚，把这种精神充分展示出来，证明给大家看，才能真正建立一种坦诚的组织文化。
两位美国学者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做过多次“受人尊敬的领导者的品质”的调查，每次都有80%以上的人选择了“真诚”，在所有的调查中“真诚”也都占据第一名的位置。可以说，在领导力方面，坦诚是一种大德，权谋则只能是小技。曾国藩能够最终成就“中兴名臣之首”的地位，他打造出的坦诚和信任的湘军文化，是关键因素之一。
心 性：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
曾国藩领导力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传统的儒者理念。儒者的追求，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念早就有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不能做。曾国藩与一般儒生不同的是，他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因而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以“拙”、“诚”的“力行”工夫，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把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
然而，任何一种理念的践行，都不可能是靠单纯的决心即可成功的，在理念的践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与障碍，这就需要践行者必须有一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意志。而曾国藩正是以“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的倔强，以“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的信念，将自己的追求最终变为了现实。
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意志力量坚持到了最后。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李申夫曾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人性本就是有弱点的，包括软弱、自私、懒惰、动摇等。正是这些东西阻碍了人们的积极进取，阻碍了人们最终的成就。曾国藩认为，要战胜人性的弱点，关键是要把毁誉得失放在一边：“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功夫。此处有定力，到处皆坦途矣。”他相信只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与追求并执着地走下去，最终一定会成功的：“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山穷水尽之时自有路走”；“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对于自己的倔强，曾国藩十分自负。他有一次说自己要写一部书教人，就叫作《挺经》。人生一世，就是要挺直了，不能趴下，不能轻易服输。还有一次，当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说起李鸿章来，说他“事机不顺，未必能如师宏忍”的时候，曾国藩立即非常得意地说：“吾谥法文韧公，此邵位西之言，足下知之乎？”我死了以后，应当谥为文韧公，这是邵位西说的，足下知道吗？可见曾国藩最自得的，就是自己心性的坚忍不拔。
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在解释什么造就了平凡人的非凡时也说：“是那一股能默默专注在同一件事而不感到厌烦的力量，也就是拼命去过好每一个今天的力量，以及一天天去累积的持续力。换句话说，把平凡化为非凡的是‘持续’。”他还说：“要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演一出精彩大戏，得到丰硕的成果，所需的能力不是单靠脑细胞的多寡来定高下。要看的是，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的，都可以凭着一股傻劲认真去做，而遭遇困难时也能不闪不躲与其正面交锋。这可以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原理原则。”
的确，曾国藩的成功，靠的并不是投机取巧。他靠的是对理念和信仰的坚守，靠的是“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的信心，靠的是“知一句便行一句”的力行。曾国藩说：“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利于一时；拙诚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曾国藩的“而困而知，而勉而行”的拙诚，正是所有那些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领导者的基本品格。
观点概要
在一个虚浮、圆滑、取巧、推诿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的清朝晚期，曾国藩却大胆地提出“天道忌巧”的命题。他高呼“去伪而崇拙”，这个“拙诚”的工夫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核心，也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理念：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许多人心目中的曾国藩是权谋家的代表，这是对他的误解。曾国藩的领导艺术虽不无权谋因素，但其核心却是“忠义血性”的儒家理念。
用人：尚朴实，耐劳苦 任何理念最终都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曾国藩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提出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
治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曾国藩的管理风格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他认为，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 作战：扎硬寨，打死仗 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他有自知之明，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慧，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工夫，稳慎徐图，稳扎稳打，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
组织文化：还我真面，复我固有曾国藩说过：“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之下，湘军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组织文化。这种坦诚相待的“湘军精神”，也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
心性：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 任何一种理念的践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与障碍。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意志力量坚持到了最后。
梁启超论曾国藩：转移习俗之人
【原文1】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至今未斩。今日数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乱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观，抑正惟举世混乱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漩涡中者，其卓立而湔祓之，乃益不可已也。
白话文：曾国藩生于雍正、乾隆之后，举国风气的败坏，几乎达到了极点。唯独曾国藩与罗泽南等人，宣讲举世都不去宣讲的学说，以传承圣人的价值体系为己任，最终排除千难万险，成就了功业，而他们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断绝。今天一谈到特立独行、敦朴笃实的志士，人们一定首先提到三湘大地。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说的“以转移社会风气来造就一代之人才”，并不是不可达成的事业。即使是在举世混乱之极的时候，它的效果都未必不为壮观。或者说，正是在举世混乱之极的时候，仁人志士立于漩涡之中，其卓立独行、洗涤人心的功效，才更加不可阻止啊！
【原文2】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白话文：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被认为是最迟钝愚拙的一位。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他的成就震古铄今，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他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拙式领导力与第五级领导力
高绩效组织的管理研究专家吉姆·柯林斯曾经提出过一个第五级领导力的概念。柯林斯认为，企业从优秀转变为卓越，最关键的因素是拥有第五级领导者——一位将谦逊与坚定意志融于一身的领导者。大多数人都认为公司一把手应该是一个外向、霸气、魅力十足的明星人物。然而柯林斯和他的22人研究小组花了5年时间，深入研究了11家卓越公司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最伟大的领导者，也就是第五级领导，并不是强势、高调、魅力型人物，相反，他们是低调而温和的，是安静而谦逊的，甚至是笨拙而腼腆的——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国的林肯总统。
这些描述第五级领导力的词语，谦逊、低调、笨拙而又坚定，令人不禁联想到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实际上， 你会发现，在这里西方的领导力研究和东方的领导力研究打了个照面，东西方的发现可谓不谋而合，拙式领导力的“以理念为核心” 以及“ 以真诚为原则”的特点与第五级领导力的“谦逊而坚定”的特质称得上异曲同工，这是否说明人类社会在文明属性上的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