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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生于芝加哥附近一个医生家庭。中学毕业后到堪萨斯城做《星报》见习记者，受到初步的文字训练。一九一八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救护队开车，在意大利前线受了重伤。战后以记者身份住在巴黎，刻苦学习写作，并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二十年代，他的创作精力最旺盛，发表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1924）；中篇小说《春潮》（1926）、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Men Without Women，1927）、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1926）和《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1929）。《太阳照样升起》是“迷惘的…代”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是二十世纪欧美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反战小说，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充分地表现了海明威独特的风格。二十年代末，海明威回到美国，定居在佛罗里达州，并广泛游历，包括去西班牙看斗牛，去非洲打猎，去古巴钓鱼。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Winner Take Nothing，1933》 和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To Have and Have Not，1937）。
关键词：欧内斯特·海明威。生平简介。 创作风格
一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海明威两次去西班牙报道战事。他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边，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发表剧本《第五纵队》（The Fifth Column，1938）和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1940）。这些作品表现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主题，海明威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领域。西班牙战争结束后，他居住在古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再一次赴欧当战地记者，亲自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古巴。他生前发表的篇幅较长的小说只有《过河人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1950）和《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1952）。一九五四年，海明威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理由是“因其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这最近表现在《老人与海》之中，还因其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古巴革命后，海明威迁居美国爱达荷州。由于高血压和精神方面多发病症，海明威痛苦不堪，于一九六一年七月自杀。
海明威去世后，出版公司发表他的遗作有回忆录《不固定的圣节》（1964），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1970）、《伊甸园》（1986），带有虚构成分的非洲狩猎札记《曙光示真》（1999），以及些短篇小说。《不固定的圣节》和一些短篇小说，他生前已经定稿，质量上乘，未经他定稿的小说总的说来比他生前发表的作品逊色。
1945年3月里，海明威终于从他经历的最后一个战场上回来了，他已经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作家。他早就选择了——或者说，大伙早就替他选择了——他能够担当的最难办的差使。大伙说，他一定要写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而这部小说，在各方面又要比他那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伟大些。为了这部小说，他搜集了绰绰有余的材料，而且全是第一手的，但是要写这部小说，又有不少困难，那些困难却不是大众、甚至他的朋友所能设想得到的。
最严重的困难始终是体力上的，同时也是脑力上的。海明威经常冒险，常常伤在头上。战争期间，他遭受过两次严重的脑震荡，一次在伦敦，在灯火管制的一个晚上，头上受伤，只好缝了五十七针。回到古巴，海明威向他的医生何塞路易斯·埃雷拉诉苦。讲到后遗症时，他列举了“剧烈的头痛、思想和说话迟钝、遣词用字时记忆力有所丧失、写起字来有倒下笔的倾向、不时的耳鸣、还有部分听觉失灵。”据海明威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说，埃雷拉告诉海明威，他在法兰西和比利时战争期间喝的劣酒，对于脑膜下血肿最有害。他劝告海明威，每天作有限制的智力活动，逐步锻炼受伤的脑神经。
贝克说，有好几个月，海明威严格节制喝酒。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创作计划：他要恢复写作的劲头，先从写个人书信开始，然后写简单的短篇小说，再后写复杂的短篇小说，最后写长篇小说。病象逐渐消失了，但终于又出现了另外一些障碍，妨害他完成小说，更不用说一部巨型小说了。障碍之一，就是越来越大的名气。他的住宅“芬卡楼”挤满了编辑、访员、食客、各国渔猎运动家，还有兴高采烈的酒友。海明威替他自己創造了人所共知的形象，现在逼得他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活动方式，而这种方式却是不利于构思的。另一个障碍就是他那浮躁的生命力，驱使他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去打猎，浪费了时间，并冒意料不到的新危险。1954年初，在东非，两次飞机失事不仅引起了老毛病和视觉重叠的并发症，还给他造成了永远没有痊愈的内伤。然而，一回到芬卡，他又恢复他的写作惯例，每天早上写几个钟头。
这不单是一种惯例，而且也是责任和一种痛苦的纪律。不管他睡得多晚，或者夜里失眠多久，他一大早就走到写字台前，一般是在八点左右。他动手时，先重读一遍已经写好的部分，如果是小说，他就从头读起，除非手稿积累得太多了。不管怎样，他得读最后两三章，以便浸沉到情节中去，随后才能把故事展开一步。他用铅笔写稿，字迹大大的、圆圆的、清清楚楚，行行下倾，一页稿纸写九十字。到十二点或十二点半，他就把当天的工作做完了。“放下笔时，最好是在你进行得顺利的时候，”他说，“最好是在你已经知道下回如何分解的时候。如果你是在写一部小说，每天都这样，那你就不会卡住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进展，他似乎是常常卡住的。但他总是和文字作坚持不懈的、有时是徒劳无功的斗争。他还不止—次说过，他拿定主意，除非坐到写字台前，决不有意识地思考作品。这样，他的下意识才有更多的自由活动的机会。他告诉朋友们说，他的作品有一半是在下意识里写成的。事情得先在那里酝酿，然后才能出现在纸面上。但是他并不把下意识所提供的一切都照收不误。文章写到纸面上以后，他就开始修改、删削，就是说，运用他的锐利的批评才能。 海明威从战场回来以后的十六年间，从有规律的日常工作中，就象人们可以预料到的，积累了大量文稿。除了两部已经出版的小说《过河入林》、《老人与海》和一大批短篇，他还写了五部书稿。最短的一本《不固定的节日》是差不多完成了的，尽管作者生前不大满意，1964年还是出版了。另外三本，一本是小说《伊甸乐园》，写的是在法国南部某地度过一次奇异蜜月的故事；另一本《危险的夏天》，是他和斗牛士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在西班牙的游记；还有一本没有题目，关于作者最后那次多灾多难的游猎的半纪实半虚构的纪录。这三部稿子都处于尚未完成状态。三部稿子里都有出色的篇章。包括在《伊甸乐园》里的，有两个不平凡的故事。最长、加工也最多的一部手稿是《海流中的岛屿》，没有读过原稿的朋友们往往管它叫做“海洋小说”，出版于1970年。
手稿的历史复杂。海明威跟随美军呆在法国的时候，打算写一部关于战争的三部曲，一部写海洋，一部写天空，一部写陆地。海洋小说打算先写，但是海明威对他正在写什么从来是秘而不宣的，看来直到1947年后期他才开始写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到1952年。他对于写书的想法逐渐有所改变，本来想写成一部具有连续性的小说，后来又想改为包括三个或四个长篇的集子。有一个时期，他还想把1951年1月至2月写的《老人与海》作为尾声。他后来决定把《老人与海》单独出版，还是明智的。另外那三个故事，经过进一步修订之后，他宣布已经完成，便放到哈瓦那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去了。
这种古怪的处理办法，象海明威当时解释的，与所得税有些关系。不过也许他自己已经感到对这些书没有把握，只是没有明说出来罢了。至于那些故事，分开来看，还过得去。如果作为同一部小说的几个部分问世，那就必须作一番整理。海明威后来再也没有加过工。他的夫人玛丽和出版者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公司令人遗憾地拖延许久之后。终于把书准备好，拿出来付印了。首先，他们没把几个故事拆散。其次，抽掉了某些章节。最后，除了作者的拚写和标点错误以外，不作其他改正。这本书得以有目前这副样子，总算是可喜的。
《海流中的岛屿》包括托马斯·赫德森一生中的三部曲。赫德森看来是个有名的画家；他结过两次婚，都离了婚，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在最长的第一部里，赫德森孤零零地住在比米尼岛上，等待孩子们来看他。孩子们就是他跟生活最密切的联系。这一次探亲是牧歌式的，写得很美，但探亲一结束，赫德森就收到无线电报，他的两个小儿子和他们的母亲，在一场车祸中撞死了。第二部的事情发生在哈瓦那，时间是在珍珠港事变一年多之后。赫德森把他的渔艇武装起来，改 成为一艘引诱德国潜艇的伪装船。但是强劲的东北风迫使他在岸上逗留了一周。这时，他又得到消息，在英国驾驶喷火式战斗机的大儿子也阵亡了。他跟他的第一个妻子和好了一阵子，他仍然爱这个女人，可是他们又一次闹翻了。随后赫德森接到下海的命令。“你得明白，”他用海明威式的语言对他自己说，“儿子你丢掉了。爱情你丢掉了。荣誉也早就完了。你就尽义务吧。”
最后一部的事情发生在第二个夏天。一艘德国潜艇被炸沉。艇上一部分人员还活着，武装齐全。赫德森率领一帮奇形怪状的水手跟踪追击。德国人登上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渔村，杀死了居民，随后乘坐两条普通捕龟船，沿着海岸向西航行。赫德森带着海明威的英雄们所常有的预感，相信他和他的水手们一旦赶上了德国人，他首先就会被打死，但是他仍然站在船桥上，当一个好的靶子，执行他的任务，坚持到底。
可以预料，《每流中的岛屿》这部书使得海明威更难于进行他早就计划要写的另外两部战争小说了。《海流中的岛屿》大概比他原来打算写的要长一些，费的时间更多一些。结尾处主角的死亡，使他必须另外创造一个主角，才能把故事写下去。这本书，就其本身来说，除了较长以外，算不上他的重要作品。但是对话生动，景物描写象他早期作品一样，精炼而有实感，而且有一些令人赞叹的场面。例如，在比米尼岛上的酒店里，店伙博比先生告诉赫德森怎样画《最后的审判》那幅巨画的—场谈话。小戴维·赫德森跟一条大扁嘴鱼大战一整天，简直就是传授捕鱼密诀的一幕仪式。还有赫德森的那只猫博伊斯，它在哈瓦那附近那所风凉的大宅子里称王称霸的情形。后来还有赫德森跟哈瓦那鸨母“正直的莉儿”在佛罗里迪达酒馆里”喝酒的场面。最后一部中的海上追击战，应该说是极好的收场。实际上，它使人想起《战地钟声》中炸桥的场面，但两两相较之下，它有逊色的地方，赫德森的阴沉的责任感跟罗伯特·乔登的一团火热的感情对比起来，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战地钟声》里的英雄活得热烈；爱得欢乐，他为人类未来的理想而死。“如果我们在这里得到胜利，我们就会在一切地方得到胜利，”乔登在他临终时对自己说。，赫德森却没有那种理想，读者感觉到，他之所以要死，主要是因为他丧失了活下去的愿望。
作者本人早就喪失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着他的那种责任感。有一次，他把那种责任感比做“拜领第一次圣餐时，你期望具备但并没有具备的那种感情”。这是一种缺陷，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深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作家们以及另外一些作家所共有的一种缺陷。在他们的作品中，正如在海明威作品中一样，同样缺乏那种感情。这种缺陷也许有助于解释小说中的弱点。虽然更好的解释是向来支持他写作的下意识，未能及时出来支持他。
在他早年，他的下意识很少拆他的台。他把那种天赋才能叫做他的“运道”。“运道”常常使他写出表面显得简单却具有惊人的感染力、能打动别人潜在感情、引起共鸣的作品来。他时常降到感情用事的水平，你管它叫做逻辑以前的水平或者史前时代的水平都可以，在那种水平上，自然事物成为种种象征，但仍然是实实在在的，在那种水平上，平凡的行动取得一种仪式价值，各种事件以人类经验原型的形式表现出来。海明威早期小说中的主角，不管他叫弗雷德里克·亨利、或者杰克·巴恩斯、或者罗伯特.乔登，我们有理由把他们看成一个人，他成了古代神话中那样的英雄。那就是说，他是作为崇拜和羡慕的对象事先挑选出来的；他反抗有组织的社会（象在《永别了，武器》里那样，他在那里还经历了一次象征性的死亡和重生）；他无力地在一片荒原里徘徊（象在《太阳也升起来了》里那样）；他遇见先锋和先驱者，终于重新加入人民队伍（象在《战地钟声》里那样），并且在领导他们进行一件光荣事业之后，献出了他的生命。最后，这部小说有好多地方和基督的故事暗合：玛丽亚就是玛丽·马格德林，巴勃罗就是犹大，当乔登骑马上桥走向死亡时，跟在他身后的正好是十二个门徒。 英雄死了以后，海明威怎么办呢？他怎样使他复活呢？又怎样表现他的后期事业呢？难道还是运用象史前神话故事那样的豪放手法吗？这些问题只有一次得到了圆满的答复。那当然就是从《老人与海》里得到的。在那里，下意识又一次帮了他的忙，使他能够写出一部具有他早年那种质朴而又动人心弦的特点的作品。渔夫桑蒂雅各，对于海明威来说，是一种新型的人，是作为不幸的，但是不屈不挠的老头儿而出现的一种英雄人物。“人不是生来要给打垮的，”渔夫对他自己说，“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就是打不垮。”
赫德森并没有成为一名传奇英雄，他只是这部海洋小说里的一个虚有其表的中心人物。和海明威笔下的其他英雄一样，他好象是按照海明威本人塑造的（桑蒂雅各和《有产的和无产的》里的哈里·摩根是两个例外），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他只代表了作者的某一个方面。勇敢、无所不能、具有强烈的男人气概；一个了不起的渔夫、一个出众的猎手、一个受到一群粗野的水手崇拜的船长、一个有海量的酒徒，他主要代表了海明威自己显示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关于海明威的“阴暗面”（卡尔·荣格就会这么说），这个人给我们的唯一暗示， 就是他企图用不了了之的办法，去克服一种绝望感情。作者提出一种简单解释，来说明这种绝望的起因。他要我们理解，那是由于赫德森的三个儿子的死亡而引起的。但是这种解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得了的。有些人觉得赫德森的绝望由来已久，反映了作者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三个儿子是作为血肉的祭品，应小说的急需而奉献出来的。
这都是《海流中的岛屿》中的弱点，但是还必须补上一句，只有海明威才能写出来那种豪放的、有时是亲切的、往往又是滑稽而夸张的叙事文。比起他的早期小说，《海流中的岛屿》的深度和力量都不够，这一点毋须否认，但一句句又都证明了他晚年在严格的努力中所训练出来的写作技巧。
二
不论早年和晚年，海明威都是个不寻常的人。甚至早年拍的照片就显示了他突出自己的非凡力量。他直眉瞪眼地对着照像机，发出那种热情的微笑，使得他的姐姐们（后来则是他捕鱼、滑雪的伙伴们）都相形见绌；每一个人都比不上他，除了他那位大个儿、面带笑容、方脸盘、也具有同样魅力的妈妈。他和他妈妈闹了一辈子别扭，根子也许就扎在早年的对抗里，因为他热衷于在一切事情中当第一名。如果他在一项运动中当不上第—名，他就放弃那项运动。他在橡树公园高级中学最后那年，放弃踢足球，就因为那一年他没有当上锦标队的主将；而他不上大学的一个原因，也就是预料到要踢更多的足球。但是他为校刊写稿却名列第一，于是写作就成了他的终身职业。
还有其他早年的特点可谈。除了写故事，他还给同学们讲故事，好象那些故事是他自己的经历似的。有时确实是真事，有时却比真事更生动、更令人难忘。他有个缺点，好吹牛，还常常带着一种满不在乎神气，这就加强了吹牛的效果。他并不吹嘘他的勤勉好学，但实际上，凡是引起他兴趣的学科他都要学，而且比别人学得更加专心刻苦，他学起任何东西，都快得惊人。他富有想象力、积极、坚忍不拔，比起别的同年的孩子，他有更多的精力。精力本身也是一种才能。也许他需要的睡眠早就比别人更少了。
他在意大利受了伤：后来不得不度过许多不眠之夜。那一次负伤成了他的事业中一件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而且他还要把它变成整个一代的所有作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情发生在1918年7月8日夜里，他跟随红十字救护车队到达意大利前线的一个月后，在他十九岁生日的一个多星期以前。海朋威后来告诉一个朋友说：“那是你在前线有时能听到的那种极大的响声。那时，我死了过去。我觉得我的灵魂离开了躯壳，就象你抓住一块绸子手绢的一角，把它抽出口袋—样。它到处飘荡了一阵子，又回来，进入身体，于是我又复活了。原来奥军追击炮发射的、土兵们叫做烟灰罐的一种炮弹，落在前沿戰壕里，在他身边爆炸了。尽管他负了重伤（后来外科医生统计，他两腿中了二百三十七片弹片），他背着—个伤得更重的意大利人，费劲地走向急救站。路上又两次中了重机枪子弹，但是在他晕倒之前，总算到了站上。因为立了这一功，他得到意大利的银十字章。
三十年后，他说：“在第一次大战中，我在身体、心理、精神以及感情上，都受了很重的创伤。事实真相是，我的伤深入骨髓，结果确实给吓坏啦。”这也许就是贯穿他—生中间，公开的海明威和私下的海明威这—矛盾的根源。表面上，他是个战地英雄；从他在危急关头所表现的勇敢和镇定来看，也确是名不虚传。他十分欢喜这个角色，而且象个老演员，演得很到家。私下里，他却是、而且一直是个担惊害怕的人。他怕给人在夜里炸死。直到西班牙战争也许直到1941年春天，他在中国的敌占区上空经历了几次极其惊险的飞行之后，他才把那种恐惧心理克服下去。他把他的恐惧一直隐瞒到那时，而且不止一次故意争先恐后冲向新的危险，以此向他自己挑战。
卡洛斯·贝克写了一大本非常有用的海明威传。它告诉我们，海明威在他的漫长一生中，干了些什么事，说了些什么话。但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它很少讲到，他的极大的魅力对朋友、对女人、对他敬重的老前辈的影响。这种魅力一部分由于他的体格：个儿高高的、容貌英俊、肩膀宽宽的、肌肉结实，但又有一种腼腆和令人放心的神情；会见他就象被带进一匹高高大大、精神勃勃、但又异常温柔的种马的马厩里。而更大的魅力是由于他有一种聚精会神地把注意力轮流 放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习惯。他注视你的眼睛，然后转过头来仔细地听你讲话。他时常说：“很多人都不注意听人家讲话。很老的人，男的、女的，有些后来成为他的敌人的，想起他早年住在巴黎的日子，都带着怀念的感情。他的第一个妻子跟他离婚四十年之后，碰到他的时候说：“那时，他是那么—种人，男的、女的、孩子和狗都喜欢他。那可不简单。”
关于海明威的公开形象，人们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新闻记者们捧他的场，—些文人作家们却又不以为然，他们之中开第一炮的是埃德蒙·威尔逊。但是对他的公开形象从来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考虑到他的形象五十年来在文化史中起的重要作用，为什么不该研究呢？实际上，他的形象有其本身的历史，在发展变化的各种情态中，它保持了某些常态，就象它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的假象。用绝对真诚的口吻，替战后一代人说话的一个流浪在国外的青年作家，这是一种 情态。运动家、旅行家、精于品味的酒徒，拍起照来，往往一手端着酒杯，站在大鱼和庞大哺乳动物的尸体旁边，这是另一种情态。还有其他种种情态：一个以保卫西班牙共和国为己任的人，一个跟随一支秘密部队走遍法兰西各地的战地记者，而在晚年，则是方脸盘、胡须斑白、带着一种家长神气，照顾着一群青年崇拜者的老战士，一位老爹爹式的先生。 自从这位战争英雄以他的第一个近郊轶事，使橡树公园的邻居们感到震惊之后，各种情况中表现出来的每一种情态，都在国际舞台上起了作用。由于他的热情、精力、想当第一名的渴望、自我宣传的天赋才能，他的形象总是被渲染得更有说服力。有一个时期，他那运动家、美食家的形象，对于许多商业性企业发生了明显的影响。不错，他把渔人带到基西和比米尼，把一队队猎人带到非洲高原，把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学生带到潘普洛纳去过节。蒂罗尔和爱达荷的滑雪胜地、西班牙各地的斗牛场，威尼斯、米兰、巴黎、哈瓦那的饭馆，所有这些地方都是他寻欢作乐的场所。他津津有味地宣传它们能提供些什么，于是跟踪而来的人群就络绎不绝了。
当然，海明威形象之真正重要性，在于他对文学史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恰好是新的一代美国作家出头露面的时候。尽管那些作家年纪几乎不相上下，又强烈感到他们之间有一种共同感情，和老一辈人的不相一致，但是直到1925年，他们还缺乏一个共同名号、一套共同信念、一套文学创作法则。还应该再一次注意到，名号是海明威给他们取的。有一次格特鲁德·斯坦因跟海明威说：“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于是海明威就抓住了话里的 这个词。青年们采用了那个名字——海明威本人却否认和他自己有关——但是他们还希望找到，在精神上以及在生理上使他们成为一代人的其他因素。他们特别需要一位老大哥，作为他们的典范，作为每一个人走向各自的特征的一个步骤。海明威从尼克·亚当斯和杰克·巴恩斯这些主角身上——这些主角和他的本人的形象很快就混淆起来----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位老大哥。他的小说给了他们一套创作准则。和海明威一样，那些新作家们也让自己显出这么一副气派：单纯、不装模作样、说话粗鲁，精通斗拳和斗牛的术语、瞧不起局外人——特别是那些为了金钱而写作的人——，尽管受了暗伤，但是坚强勇敢，从不抱怨。
海明威的形象，对于跟他年龄相仿的某些作家起了影响，明显地是对菲茨杰拉德和福克纳（对后者的影响比公认的更大），不过卡明斯埃德蒙·威尔逊、多斯·帕索斯、哈特·克兰和其他许多人的文学个性早就形成了。受到最直接的影响的是以斯坦贝克为首及其后的作家们，这些人太年轻了，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边都没沾上。影响继续扩大，全面地渗透到三十年代那些铁石心肠的作家中间去。更年轻的作家们写起他们在第二次大战中的惊险故事时，他们写出来的是海明威式的对话和海明威式的情节场面。他们的主角好象是西班牙游击队中乔登的影子，或者从卡波雷托撤退中抓来的亨利的影子。对于这帮人，海明威的形象，比起他们自己在另一场战争中的经历更生动。
必须记住，这种形象是海明威真相的一个主要部分。他不但把自己的一幅标准像扩散出去，而且照着实践了，一般地说还是干得成功的。他渴望作好事，几乎接近于圣洁的程度。由于一时的文人相妒，或者无名怒火，因而达不到那个目标时，他就责备自己，有时后海，向人家道歉。他确实是一位领袖人物，替人们出谋划策时，看得远，判断问题敏锐，在危急关头有办法，头脑冷静。他是个出色的运动家，就是说，一个老练的渔夫，一个漂亮的拳击家，一个优秀的射手 ，一个了不起的打飞鸟的能手。对于别人，在时间方面，他真慷慨，在晚年，在金钱上，也是大方的。除了这些品德以外，还有一些东西，是海明威想从他的肖像上抹去的。那些东西，用荣格的话来说，是他的阴暗面，包括突然发作的狂怒、多疑症、怕死怕到想去找死，还有他叫做“强烈的忧郁症”的一阵阵的闷闷不乐。他时常吹牛、撒野容易着恼，并且长时期地記仇。他象一头老狮子一样，不能容忍竞争对手，特别是文学界的敌手。
据荣格说，“一个人不能撇开本性，乔装一副虚伪的性恪，而不受到惩罚。在一般情况下，甚至想去那么干，都会引起无意识的反应，诸如坏脾气、矫揉造作、恐惧症、强制性的思想、堕落、罪恶等等。各种荣格式的词汇，不仅人的假象、阴暗面，还有心灵、原型和共同的无意识，好象都适用。此外，荣格对于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女人问题，特别感兴趣。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他的理论：
许多神经官能症，特别是中年以后的人们得的神经官能症，都是由于过度使用了这一种或那一种功能， 因而排斥了其他功能而引起的。荣格列举了思想、感觉、知觉、直觉四种功能。有一类具有外向思想性格的人，如商人和工程师，到了下半世时，也许已经获得了全部合理的目标，包括经济上的成就和地位。然而，这些成功和工作不再给他带来象过去那样的快乐。他开始感到郁闷和沮丧。荣格觉得过去的目标已经失去了动员精神活力的力量，而个人必须要作的，就是实现性格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感觉方面。
有些苦恼的美国企业大亨们，跑到博林根请荣格治病，上面说的好象就是荣格提供给他们的诊断，并附有治疗的方子。那么，荣格会向海明威说些什么呢？在海明威的晚年，他已经达到了大部分合理的目标：他有钱，受到崇拜和模仿，他的读者几乎遍及全世界。把作品写好，始终是他的最大的野心，他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有名气的作家。统计一下报上刊载他的业绩和言论的栏目和篇幅，就可以证实这个的说法。在西非两次飞机失事之后，他获得了一种几乎是举世无双的特权，就是阅读他自己的讣文，那些讣文论长度可以和后来歌颂丘吉尔的那些悼词相比。同年，即1954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他的地位可以说已得到了承认。然而，他总是感到郁闷和沮丧，就象到博林根去朝拜荣格，请求荣格给他们治病的那些企业大亨一样。荣格会把同样的诊断提给他吗？
在荣格的各种类型表里，海明威作为一个头面人物——尽管私下里不是——显然是个受人注意的具有外向性格的人。荣格会说，海明威对他的假象已经感到厌倦了吗？他的假象已经不再能动员他的精神活力了吗？他的性格表现由于—代替了他的特定主角（象托马斯·赫德森那样），已经开始削弱了他的主观写作力量了吗？他会劝告海明威启发他的性格上某些受到压抑的方面，比如说，他显然是个具有内向性格的知识分子的那一方面吗？我们暂时看到一幅幻象，海明威退休了，写起一本《小说手册》或者《为真理辩护》来。这幅肖像倒是迷人的，但是要叫海明威心甘情愿坐在那里，作这样一幅肖像的模特儿，他可不肯干。 在东非出了那宗祸事之后，要采取单纯的医疗措施，为时太晚了。荣格或许会劝告他，回到天主教会里去，作为克服他的内心问题的一种手段。但就连这样作，也为时太晚了。海明威的生活太无节制，看起来好象他在生理上已未老先衰。他受过的内伤太多。象个老拳击家似的，他的头时常被打得一塌胡涂。他再也没有足够的弹力去恢复从前的信仰，或者去采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走上一种新的写作途径。除这一切之外，他还受到他的公开形象的约束。也许，他对这个公开形象也感厌恶，但是这种形象仍旧为他提供极大报酬。
1959年夏天，他到西班牙作了一次凯旋式的旅行，这是最大的酬答也是使他真正开心的最后一次旅行。那一次，海明威和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周游了全国。那时，奥多涅斯正和他的姻兄弟路易斯·米格尔。多明京作友谊竞赛，争取斗牛冠军。安东尼奥·奥多涅斯是卡耶塔诺·奥多涅斯的儿子。在《太阳也上升了》里，卡耶塔诺·奥多涅斯是被作为英勇的佩德罗·罗梅若来描写的，所以海明威对奥多涅斯怀着父亲一样的感情。不论他和年轻的奥多涅斯走到哪里，他们都受到群众的欢呼。他们在潘普罗纳度过了七天节日，人群空前之多，海明威给年轻的崇拜者，包括美丽的姑娘们，团团围住。他还抽空在伊拉蒂河上举行了野餐。那儿，鳟鱼群已经回来，掬树的处女林仍然玉立森森。他在《下午之死》里曾祈祷过：“让一切都再实现吧。”在潘普罗纳度过的那一周里，以捧场的人群为背景，他的大部分梦想都实现了。“你知道，”他对他的知心朋友艾伦·霍奇纳说，“比《太阳也上升了》还要美妙。”
后来，在马拉加，他举行了六十岁寿宴，历时二十四小时。宴席上有从巴黎弄来的香槟酒，从伦敦弄来的中国莱，从巴伦西亚弄来的焰火，从一个旅行杂戏团弄来的射击棚。奥多涅斯和库奇比哈尔的邦君恭恭敬敬地站在棚子里，让海明威射击他们嘴上叼的香烟；之后，海明威把客人们组成—字长蛇阵，婉蜒走进灌木林。一枚火箭落在一大棵棕树顶上，燃烧起来，直到消防队坐着一辆准是从麦克塞内特喜剧团借来的卡车，赶来灭火。客人们呆到吃了早饭。那一次可以说是集二十年代所有的盛大宴会之大成，也可以说是海明威的告别宴会。从那以后，就开始倒运了。两位伟大的斗牛士的竞争，在多明京被抵受了重伤后结束了。奥多涅斯因为雇用除了名的骑枪手，坐了一个月监狱。海明威回到爱达荷州，给《生活》杂志写一篇关于这次旅行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写好，成了散漫无章、夸夸其谈的东西，比《生活》答应刊载的四万字，要长三倍。海明威努力加工，可是发现无法删得合度，改得合于他自己的标准。最后只好交给别人去修改。
他的最后一个豪华的夏天过去了，随之而来的一年间，他的身体显然衰弱下去，精神上更痛苦。人们可以把荣格的话应用在海明威身上，就是说，从世人眼前隐蔽起来，压抑到无意识状态中去的那些性格特征，这时又抬起头来，以一种奇异方式折磨他。他老是怀疑人们的动机，现在开始幻想，有一个大阴谋集团在反对他。他幻想他的大部分朋友都卷进了这个阴谋集团，投靠了联邦调查局。他在饭馆里吃饭时，那怕正吃到一半，只要看见两个生人在一块喝酒，他就会走 开。他会直瞪着两位旅行推销员，低声说：“坐在柜台前面的那两个人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你以为我看到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还认不出来吗？”他还有其他担心害怕的事儿。他担心穷死。他害怕，因为稍微违反了打猎规章而被关进牢去。他向来的挑衅脾气和嗜杀本能，现在掉过头来对付他自己了，他成了他自己可能获得的最后一個战利品。
可是在放弃了修改《危险的夏天》的计划后，他每天早上仍然回到写字台前，试图去写完另一本也许会比生活更真实些的书。他始终认为，要完全精通写作这门行业是永远办不到的。他不止一次说：“我要学习写作，当个学徒，一直到死。”
海明威留下来的手稿，特别是《海流中的岛屿》和《不固定的节日》，使人对他晚年的努力和未完成的作品产生了新的敬意。尽管这头老狮子受过伤，受过崇拜者的打扰，受过下意识中魔鬼的折磨，但他几乎始终过着双重生活，在公众面前他扮演大人物，甚至在梅奥诊所里给医生们作了精彩的表演，然后，孤零零站在写字台前，谦恭而坚持不懈地想召回早年的精力。去世前的那个春天，他打算修改《不固定的节日》，但是发现自己伤势太重，连一行也写不出来。“那本书我写不完了。我不行了，”他在电话上向霍奇纳透露他的心事说。“我整天都在这张该死的写字台跟前，在这里站了一整天，我要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也许只写—句，也许，更多一点，我自已也说不准；可是我写不出来。一点也写不出来。你晓得，我不行啦。”几乎到了最后关头才承认失败，而且那是毫不含糊的最后关头。当我们探讨海明威生平的时候，他个人方面即写作生活方面，在他的阴暗面衬托下显得清清楚楚。在我们看来，这一方面比起那个受人崇拜、议论纷纷的海明威的假象来，要动人得多。海明威和哈特·克兰同一天生，他比克兰多活了近三十年；在一点上，也只有在一点上，他和克兰相象。这就是他们俩都觉得，如果他们不能写作了，他就不想再活下去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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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冲等著《新编美国文学史》[M] 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
关键词：欧内斯特·海明威。生平简介。 创作风格
一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海明威两次去西班牙报道战事。他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边，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发表剧本《第五纵队》（The Fifth Column，1938）和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1940）。这些作品表现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主题，海明威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领域。西班牙战争结束后，他居住在古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再一次赴欧当战地记者，亲自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古巴。他生前发表的篇幅较长的小说只有《过河人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1950）和《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1952）。一九五四年，海明威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理由是“因其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这最近表现在《老人与海》之中，还因其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古巴革命后，海明威迁居美国爱达荷州。由于高血压和精神方面多发病症，海明威痛苦不堪，于一九六一年七月自杀。
海明威去世后，出版公司发表他的遗作有回忆录《不固定的圣节》（1964），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1970）、《伊甸园》（1986），带有虚构成分的非洲狩猎札记《曙光示真》（1999），以及些短篇小说。《不固定的圣节》和一些短篇小说，他生前已经定稿，质量上乘，未经他定稿的小说总的说来比他生前发表的作品逊色。
1945年3月里，海明威终于从他经历的最后一个战场上回来了，他已经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作家。他早就选择了——或者说，大伙早就替他选择了——他能够担当的最难办的差使。大伙说，他一定要写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而这部小说，在各方面又要比他那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伟大些。为了这部小说，他搜集了绰绰有余的材料，而且全是第一手的，但是要写这部小说，又有不少困难，那些困难却不是大众、甚至他的朋友所能设想得到的。
最严重的困难始终是体力上的，同时也是脑力上的。海明威经常冒险，常常伤在头上。战争期间，他遭受过两次严重的脑震荡，一次在伦敦，在灯火管制的一个晚上，头上受伤，只好缝了五十七针。回到古巴，海明威向他的医生何塞路易斯·埃雷拉诉苦。讲到后遗症时，他列举了“剧烈的头痛、思想和说话迟钝、遣词用字时记忆力有所丧失、写起字来有倒下笔的倾向、不时的耳鸣、还有部分听觉失灵。”据海明威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说，埃雷拉告诉海明威，他在法兰西和比利时战争期间喝的劣酒，对于脑膜下血肿最有害。他劝告海明威，每天作有限制的智力活动，逐步锻炼受伤的脑神经。
贝克说，有好几个月，海明威严格节制喝酒。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创作计划：他要恢复写作的劲头，先从写个人书信开始，然后写简单的短篇小说，再后写复杂的短篇小说，最后写长篇小说。病象逐渐消失了，但终于又出现了另外一些障碍，妨害他完成小说，更不用说一部巨型小说了。障碍之一，就是越来越大的名气。他的住宅“芬卡楼”挤满了编辑、访员、食客、各国渔猎运动家，还有兴高采烈的酒友。海明威替他自己創造了人所共知的形象，现在逼得他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活动方式，而这种方式却是不利于构思的。另一个障碍就是他那浮躁的生命力，驱使他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去打猎，浪费了时间，并冒意料不到的新危险。1954年初，在东非，两次飞机失事不仅引起了老毛病和视觉重叠的并发症，还给他造成了永远没有痊愈的内伤。然而，一回到芬卡，他又恢复他的写作惯例，每天早上写几个钟头。
这不单是一种惯例，而且也是责任和一种痛苦的纪律。不管他睡得多晚，或者夜里失眠多久，他一大早就走到写字台前，一般是在八点左右。他动手时，先重读一遍已经写好的部分，如果是小说，他就从头读起，除非手稿积累得太多了。不管怎样，他得读最后两三章，以便浸沉到情节中去，随后才能把故事展开一步。他用铅笔写稿，字迹大大的、圆圆的、清清楚楚，行行下倾，一页稿纸写九十字。到十二点或十二点半，他就把当天的工作做完了。“放下笔时，最好是在你进行得顺利的时候，”他说，“最好是在你已经知道下回如何分解的时候。如果你是在写一部小说，每天都这样，那你就不会卡住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进展，他似乎是常常卡住的。但他总是和文字作坚持不懈的、有时是徒劳无功的斗争。他还不止—次说过，他拿定主意，除非坐到写字台前，决不有意识地思考作品。这样，他的下意识才有更多的自由活动的机会。他告诉朋友们说，他的作品有一半是在下意识里写成的。事情得先在那里酝酿，然后才能出现在纸面上。但是他并不把下意识所提供的一切都照收不误。文章写到纸面上以后，他就开始修改、删削，就是说，运用他的锐利的批评才能。 海明威从战场回来以后的十六年间，从有规律的日常工作中，就象人们可以预料到的，积累了大量文稿。除了两部已经出版的小说《过河入林》、《老人与海》和一大批短篇，他还写了五部书稿。最短的一本《不固定的节日》是差不多完成了的，尽管作者生前不大满意，1964年还是出版了。另外三本，一本是小说《伊甸乐园》，写的是在法国南部某地度过一次奇异蜜月的故事；另一本《危险的夏天》，是他和斗牛士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在西班牙的游记；还有一本没有题目，关于作者最后那次多灾多难的游猎的半纪实半虚构的纪录。这三部稿子都处于尚未完成状态。三部稿子里都有出色的篇章。包括在《伊甸乐园》里的，有两个不平凡的故事。最长、加工也最多的一部手稿是《海流中的岛屿》，没有读过原稿的朋友们往往管它叫做“海洋小说”，出版于1970年。
手稿的历史复杂。海明威跟随美军呆在法国的时候，打算写一部关于战争的三部曲，一部写海洋，一部写天空，一部写陆地。海洋小说打算先写，但是海明威对他正在写什么从来是秘而不宣的，看来直到1947年后期他才开始写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到1952年。他对于写书的想法逐渐有所改变，本来想写成一部具有连续性的小说，后来又想改为包括三个或四个长篇的集子。有一个时期，他还想把1951年1月至2月写的《老人与海》作为尾声。他后来决定把《老人与海》单独出版，还是明智的。另外那三个故事，经过进一步修订之后，他宣布已经完成，便放到哈瓦那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去了。
这种古怪的处理办法，象海明威当时解释的，与所得税有些关系。不过也许他自己已经感到对这些书没有把握，只是没有明说出来罢了。至于那些故事，分开来看，还过得去。如果作为同一部小说的几个部分问世，那就必须作一番整理。海明威后来再也没有加过工。他的夫人玛丽和出版者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公司令人遗憾地拖延许久之后。终于把书准备好，拿出来付印了。首先，他们没把几个故事拆散。其次，抽掉了某些章节。最后，除了作者的拚写和标点错误以外，不作其他改正。这本书得以有目前这副样子，总算是可喜的。
《海流中的岛屿》包括托马斯·赫德森一生中的三部曲。赫德森看来是个有名的画家；他结过两次婚，都离了婚，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在最长的第一部里，赫德森孤零零地住在比米尼岛上，等待孩子们来看他。孩子们就是他跟生活最密切的联系。这一次探亲是牧歌式的，写得很美，但探亲一结束，赫德森就收到无线电报，他的两个小儿子和他们的母亲，在一场车祸中撞死了。第二部的事情发生在哈瓦那，时间是在珍珠港事变一年多之后。赫德森把他的渔艇武装起来，改 成为一艘引诱德国潜艇的伪装船。但是强劲的东北风迫使他在岸上逗留了一周。这时，他又得到消息，在英国驾驶喷火式战斗机的大儿子也阵亡了。他跟他的第一个妻子和好了一阵子，他仍然爱这个女人，可是他们又一次闹翻了。随后赫德森接到下海的命令。“你得明白，”他用海明威式的语言对他自己说，“儿子你丢掉了。爱情你丢掉了。荣誉也早就完了。你就尽义务吧。”
最后一部的事情发生在第二个夏天。一艘德国潜艇被炸沉。艇上一部分人员还活着，武装齐全。赫德森率领一帮奇形怪状的水手跟踪追击。德国人登上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渔村，杀死了居民，随后乘坐两条普通捕龟船，沿着海岸向西航行。赫德森带着海明威的英雄们所常有的预感，相信他和他的水手们一旦赶上了德国人，他首先就会被打死，但是他仍然站在船桥上，当一个好的靶子，执行他的任务，坚持到底。
可以预料，《每流中的岛屿》这部书使得海明威更难于进行他早就计划要写的另外两部战争小说了。《海流中的岛屿》大概比他原来打算写的要长一些，费的时间更多一些。结尾处主角的死亡，使他必须另外创造一个主角，才能把故事写下去。这本书，就其本身来说，除了较长以外，算不上他的重要作品。但是对话生动，景物描写象他早期作品一样，精炼而有实感，而且有一些令人赞叹的场面。例如，在比米尼岛上的酒店里，店伙博比先生告诉赫德森怎样画《最后的审判》那幅巨画的—场谈话。小戴维·赫德森跟一条大扁嘴鱼大战一整天，简直就是传授捕鱼密诀的一幕仪式。还有赫德森的那只猫博伊斯，它在哈瓦那附近那所风凉的大宅子里称王称霸的情形。后来还有赫德森跟哈瓦那鸨母“正直的莉儿”在佛罗里迪达酒馆里”喝酒的场面。最后一部中的海上追击战，应该说是极好的收场。实际上，它使人想起《战地钟声》中炸桥的场面，但两两相较之下，它有逊色的地方，赫德森的阴沉的责任感跟罗伯特·乔登的一团火热的感情对比起来，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战地钟声》里的英雄活得热烈；爱得欢乐，他为人类未来的理想而死。“如果我们在这里得到胜利，我们就会在一切地方得到胜利，”乔登在他临终时对自己说。，赫德森却没有那种理想，读者感觉到，他之所以要死，主要是因为他丧失了活下去的愿望。
作者本人早就喪失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着他的那种责任感。有一次，他把那种责任感比做“拜领第一次圣餐时，你期望具备但并没有具备的那种感情”。这是一种缺陷，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深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作家们以及另外一些作家所共有的一种缺陷。在他们的作品中，正如在海明威作品中一样，同样缺乏那种感情。这种缺陷也许有助于解释小说中的弱点。虽然更好的解释是向来支持他写作的下意识，未能及时出来支持他。
在他早年，他的下意识很少拆他的台。他把那种天赋才能叫做他的“运道”。“运道”常常使他写出表面显得简单却具有惊人的感染力、能打动别人潜在感情、引起共鸣的作品来。他时常降到感情用事的水平，你管它叫做逻辑以前的水平或者史前时代的水平都可以，在那种水平上，自然事物成为种种象征，但仍然是实实在在的，在那种水平上，平凡的行动取得一种仪式价值，各种事件以人类经验原型的形式表现出来。海明威早期小说中的主角，不管他叫弗雷德里克·亨利、或者杰克·巴恩斯、或者罗伯特.乔登，我们有理由把他们看成一个人，他成了古代神话中那样的英雄。那就是说，他是作为崇拜和羡慕的对象事先挑选出来的；他反抗有组织的社会（象在《永别了，武器》里那样，他在那里还经历了一次象征性的死亡和重生）；他无力地在一片荒原里徘徊（象在《太阳也升起来了》里那样）；他遇见先锋和先驱者，终于重新加入人民队伍（象在《战地钟声》里那样），并且在领导他们进行一件光荣事业之后，献出了他的生命。最后，这部小说有好多地方和基督的故事暗合：玛丽亚就是玛丽·马格德林，巴勃罗就是犹大，当乔登骑马上桥走向死亡时，跟在他身后的正好是十二个门徒。 英雄死了以后，海明威怎么办呢？他怎样使他复活呢？又怎样表现他的后期事业呢？难道还是运用象史前神话故事那样的豪放手法吗？这些问题只有一次得到了圆满的答复。那当然就是从《老人与海》里得到的。在那里，下意识又一次帮了他的忙，使他能够写出一部具有他早年那种质朴而又动人心弦的特点的作品。渔夫桑蒂雅各，对于海明威来说，是一种新型的人，是作为不幸的，但是不屈不挠的老头儿而出现的一种英雄人物。“人不是生来要给打垮的，”渔夫对他自己说，“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就是打不垮。”
赫德森并没有成为一名传奇英雄，他只是这部海洋小说里的一个虚有其表的中心人物。和海明威笔下的其他英雄一样，他好象是按照海明威本人塑造的（桑蒂雅各和《有产的和无产的》里的哈里·摩根是两个例外），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他只代表了作者的某一个方面。勇敢、无所不能、具有强烈的男人气概；一个了不起的渔夫、一个出众的猎手、一个受到一群粗野的水手崇拜的船长、一个有海量的酒徒，他主要代表了海明威自己显示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关于海明威的“阴暗面”（卡尔·荣格就会这么说），这个人给我们的唯一暗示， 就是他企图用不了了之的办法，去克服一种绝望感情。作者提出一种简单解释，来说明这种绝望的起因。他要我们理解，那是由于赫德森的三个儿子的死亡而引起的。但是这种解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得了的。有些人觉得赫德森的绝望由来已久，反映了作者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三个儿子是作为血肉的祭品，应小说的急需而奉献出来的。
这都是《海流中的岛屿》中的弱点，但是还必须补上一句，只有海明威才能写出来那种豪放的、有时是亲切的、往往又是滑稽而夸张的叙事文。比起他的早期小说，《海流中的岛屿》的深度和力量都不够，这一点毋须否认，但一句句又都证明了他晚年在严格的努力中所训练出来的写作技巧。
二
不论早年和晚年，海明威都是个不寻常的人。甚至早年拍的照片就显示了他突出自己的非凡力量。他直眉瞪眼地对着照像机，发出那种热情的微笑，使得他的姐姐们（后来则是他捕鱼、滑雪的伙伴们）都相形见绌；每一个人都比不上他，除了他那位大个儿、面带笑容、方脸盘、也具有同样魅力的妈妈。他和他妈妈闹了一辈子别扭，根子也许就扎在早年的对抗里，因为他热衷于在一切事情中当第一名。如果他在一项运动中当不上第—名，他就放弃那项运动。他在橡树公园高级中学最后那年，放弃踢足球，就因为那一年他没有当上锦标队的主将；而他不上大学的一个原因，也就是预料到要踢更多的足球。但是他为校刊写稿却名列第一，于是写作就成了他的终身职业。
还有其他早年的特点可谈。除了写故事，他还给同学们讲故事，好象那些故事是他自己的经历似的。有时确实是真事，有时却比真事更生动、更令人难忘。他有个缺点，好吹牛，还常常带着一种满不在乎神气，这就加强了吹牛的效果。他并不吹嘘他的勤勉好学，但实际上，凡是引起他兴趣的学科他都要学，而且比别人学得更加专心刻苦，他学起任何东西，都快得惊人。他富有想象力、积极、坚忍不拔，比起别的同年的孩子，他有更多的精力。精力本身也是一种才能。也许他需要的睡眠早就比别人更少了。
他在意大利受了伤：后来不得不度过许多不眠之夜。那一次负伤成了他的事业中一件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而且他还要把它变成整个一代的所有作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情发生在1918年7月8日夜里，他跟随红十字救护车队到达意大利前线的一个月后，在他十九岁生日的一个多星期以前。海朋威后来告诉一个朋友说：“那是你在前线有时能听到的那种极大的响声。那时，我死了过去。我觉得我的灵魂离开了躯壳，就象你抓住一块绸子手绢的一角，把它抽出口袋—样。它到处飘荡了一阵子，又回来，进入身体，于是我又复活了。原来奥军追击炮发射的、土兵们叫做烟灰罐的一种炮弹，落在前沿戰壕里，在他身边爆炸了。尽管他负了重伤（后来外科医生统计，他两腿中了二百三十七片弹片），他背着—个伤得更重的意大利人，费劲地走向急救站。路上又两次中了重机枪子弹，但是在他晕倒之前，总算到了站上。因为立了这一功，他得到意大利的银十字章。
三十年后，他说：“在第一次大战中，我在身体、心理、精神以及感情上，都受了很重的创伤。事实真相是，我的伤深入骨髓，结果确实给吓坏啦。”这也许就是贯穿他—生中间，公开的海明威和私下的海明威这—矛盾的根源。表面上，他是个战地英雄；从他在危急关头所表现的勇敢和镇定来看，也确是名不虚传。他十分欢喜这个角色，而且象个老演员，演得很到家。私下里，他却是、而且一直是个担惊害怕的人。他怕给人在夜里炸死。直到西班牙战争也许直到1941年春天，他在中国的敌占区上空经历了几次极其惊险的飞行之后，他才把那种恐惧心理克服下去。他把他的恐惧一直隐瞒到那时，而且不止一次故意争先恐后冲向新的危险，以此向他自己挑战。
卡洛斯·贝克写了一大本非常有用的海明威传。它告诉我们，海明威在他的漫长一生中，干了些什么事，说了些什么话。但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它很少讲到，他的极大的魅力对朋友、对女人、对他敬重的老前辈的影响。这种魅力一部分由于他的体格：个儿高高的、容貌英俊、肩膀宽宽的、肌肉结实，但又有一种腼腆和令人放心的神情；会见他就象被带进一匹高高大大、精神勃勃、但又异常温柔的种马的马厩里。而更大的魅力是由于他有一种聚精会神地把注意力轮流 放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习惯。他注视你的眼睛，然后转过头来仔细地听你讲话。他时常说：“很多人都不注意听人家讲话。很老的人，男的、女的，有些后来成为他的敌人的，想起他早年住在巴黎的日子，都带着怀念的感情。他的第一个妻子跟他离婚四十年之后，碰到他的时候说：“那时，他是那么—种人，男的、女的、孩子和狗都喜欢他。那可不简单。”
关于海明威的公开形象，人们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新闻记者们捧他的场，—些文人作家们却又不以为然，他们之中开第一炮的是埃德蒙·威尔逊。但是对他的公开形象从来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考虑到他的形象五十年来在文化史中起的重要作用，为什么不该研究呢？实际上，他的形象有其本身的历史，在发展变化的各种情态中，它保持了某些常态，就象它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的假象。用绝对真诚的口吻，替战后一代人说话的一个流浪在国外的青年作家，这是一种 情态。运动家、旅行家、精于品味的酒徒，拍起照来，往往一手端着酒杯，站在大鱼和庞大哺乳动物的尸体旁边，这是另一种情态。还有其他种种情态：一个以保卫西班牙共和国为己任的人，一个跟随一支秘密部队走遍法兰西各地的战地记者，而在晚年，则是方脸盘、胡须斑白、带着一种家长神气，照顾着一群青年崇拜者的老战士，一位老爹爹式的先生。 自从这位战争英雄以他的第一个近郊轶事，使橡树公园的邻居们感到震惊之后，各种情况中表现出来的每一种情态，都在国际舞台上起了作用。由于他的热情、精力、想当第一名的渴望、自我宣传的天赋才能，他的形象总是被渲染得更有说服力。有一个时期，他那运动家、美食家的形象，对于许多商业性企业发生了明显的影响。不错，他把渔人带到基西和比米尼，把一队队猎人带到非洲高原，把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学生带到潘普洛纳去过节。蒂罗尔和爱达荷的滑雪胜地、西班牙各地的斗牛场，威尼斯、米兰、巴黎、哈瓦那的饭馆，所有这些地方都是他寻欢作乐的场所。他津津有味地宣传它们能提供些什么，于是跟踪而来的人群就络绎不绝了。
当然，海明威形象之真正重要性，在于他对文学史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恰好是新的一代美国作家出头露面的时候。尽管那些作家年纪几乎不相上下，又强烈感到他们之间有一种共同感情，和老一辈人的不相一致，但是直到1925年，他们还缺乏一个共同名号、一套共同信念、一套文学创作法则。还应该再一次注意到，名号是海明威给他们取的。有一次格特鲁德·斯坦因跟海明威说：“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于是海明威就抓住了话里的 这个词。青年们采用了那个名字——海明威本人却否认和他自己有关——但是他们还希望找到，在精神上以及在生理上使他们成为一代人的其他因素。他们特别需要一位老大哥，作为他们的典范，作为每一个人走向各自的特征的一个步骤。海明威从尼克·亚当斯和杰克·巴恩斯这些主角身上——这些主角和他的本人的形象很快就混淆起来----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位老大哥。他的小说给了他们一套创作准则。和海明威一样，那些新作家们也让自己显出这么一副气派：单纯、不装模作样、说话粗鲁，精通斗拳和斗牛的术语、瞧不起局外人——特别是那些为了金钱而写作的人——，尽管受了暗伤，但是坚强勇敢，从不抱怨。
海明威的形象，对于跟他年龄相仿的某些作家起了影响，明显地是对菲茨杰拉德和福克纳（对后者的影响比公认的更大），不过卡明斯埃德蒙·威尔逊、多斯·帕索斯、哈特·克兰和其他许多人的文学个性早就形成了。受到最直接的影响的是以斯坦贝克为首及其后的作家们，这些人太年轻了，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边都没沾上。影响继续扩大，全面地渗透到三十年代那些铁石心肠的作家中间去。更年轻的作家们写起他们在第二次大战中的惊险故事时，他们写出来的是海明威式的对话和海明威式的情节场面。他们的主角好象是西班牙游击队中乔登的影子，或者从卡波雷托撤退中抓来的亨利的影子。对于这帮人，海明威的形象，比起他们自己在另一场战争中的经历更生动。
必须记住，这种形象是海明威真相的一个主要部分。他不但把自己的一幅标准像扩散出去，而且照着实践了，一般地说还是干得成功的。他渴望作好事，几乎接近于圣洁的程度。由于一时的文人相妒，或者无名怒火，因而达不到那个目标时，他就责备自己，有时后海，向人家道歉。他确实是一位领袖人物，替人们出谋划策时，看得远，判断问题敏锐，在危急关头有办法，头脑冷静。他是个出色的运动家，就是说，一个老练的渔夫，一个漂亮的拳击家，一个优秀的射手 ，一个了不起的打飞鸟的能手。对于别人，在时间方面，他真慷慨，在晚年，在金钱上，也是大方的。除了这些品德以外，还有一些东西，是海明威想从他的肖像上抹去的。那些东西，用荣格的话来说，是他的阴暗面，包括突然发作的狂怒、多疑症、怕死怕到想去找死，还有他叫做“强烈的忧郁症”的一阵阵的闷闷不乐。他时常吹牛、撒野容易着恼，并且长时期地記仇。他象一头老狮子一样，不能容忍竞争对手，特别是文学界的敌手。
据荣格说，“一个人不能撇开本性，乔装一副虚伪的性恪，而不受到惩罚。在一般情况下，甚至想去那么干，都会引起无意识的反应，诸如坏脾气、矫揉造作、恐惧症、强制性的思想、堕落、罪恶等等。各种荣格式的词汇，不仅人的假象、阴暗面，还有心灵、原型和共同的无意识，好象都适用。此外，荣格对于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女人问题，特别感兴趣。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他的理论：
许多神经官能症，特别是中年以后的人们得的神经官能症，都是由于过度使用了这一种或那一种功能， 因而排斥了其他功能而引起的。荣格列举了思想、感觉、知觉、直觉四种功能。有一类具有外向思想性格的人，如商人和工程师，到了下半世时，也许已经获得了全部合理的目标，包括经济上的成就和地位。然而，这些成功和工作不再给他带来象过去那样的快乐。他开始感到郁闷和沮丧。荣格觉得过去的目标已经失去了动员精神活力的力量，而个人必须要作的，就是实现性格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感觉方面。
有些苦恼的美国企业大亨们，跑到博林根请荣格治病，上面说的好象就是荣格提供给他们的诊断，并附有治疗的方子。那么，荣格会向海明威说些什么呢？在海明威的晚年，他已经达到了大部分合理的目标：他有钱，受到崇拜和模仿，他的读者几乎遍及全世界。把作品写好，始终是他的最大的野心，他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有名气的作家。统计一下报上刊载他的业绩和言论的栏目和篇幅，就可以证实这个的说法。在西非两次飞机失事之后，他获得了一种几乎是举世无双的特权，就是阅读他自己的讣文，那些讣文论长度可以和后来歌颂丘吉尔的那些悼词相比。同年，即1954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他的地位可以说已得到了承认。然而，他总是感到郁闷和沮丧，就象到博林根去朝拜荣格，请求荣格给他们治病的那些企业大亨一样。荣格会把同样的诊断提给他吗？
在荣格的各种类型表里，海明威作为一个头面人物——尽管私下里不是——显然是个受人注意的具有外向性格的人。荣格会说，海明威对他的假象已经感到厌倦了吗？他的假象已经不再能动员他的精神活力了吗？他的性格表现由于—代替了他的特定主角（象托马斯·赫德森那样），已经开始削弱了他的主观写作力量了吗？他会劝告海明威启发他的性格上某些受到压抑的方面，比如说，他显然是个具有内向性格的知识分子的那一方面吗？我们暂时看到一幅幻象，海明威退休了，写起一本《小说手册》或者《为真理辩护》来。这幅肖像倒是迷人的，但是要叫海明威心甘情愿坐在那里，作这样一幅肖像的模特儿，他可不肯干。 在东非出了那宗祸事之后，要采取单纯的医疗措施，为时太晚了。荣格或许会劝告他，回到天主教会里去，作为克服他的内心问题的一种手段。但就连这样作，也为时太晚了。海明威的生活太无节制，看起来好象他在生理上已未老先衰。他受过的内伤太多。象个老拳击家似的，他的头时常被打得一塌胡涂。他再也没有足够的弹力去恢复从前的信仰，或者去采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走上一种新的写作途径。除这一切之外，他还受到他的公开形象的约束。也许，他对这个公开形象也感厌恶，但是这种形象仍旧为他提供极大报酬。
1959年夏天，他到西班牙作了一次凯旋式的旅行，这是最大的酬答也是使他真正开心的最后一次旅行。那一次，海明威和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周游了全国。那时，奥多涅斯正和他的姻兄弟路易斯·米格尔。多明京作友谊竞赛，争取斗牛冠军。安东尼奥·奥多涅斯是卡耶塔诺·奥多涅斯的儿子。在《太阳也上升了》里，卡耶塔诺·奥多涅斯是被作为英勇的佩德罗·罗梅若来描写的，所以海明威对奥多涅斯怀着父亲一样的感情。不论他和年轻的奥多涅斯走到哪里，他们都受到群众的欢呼。他们在潘普罗纳度过了七天节日，人群空前之多，海明威给年轻的崇拜者，包括美丽的姑娘们，团团围住。他还抽空在伊拉蒂河上举行了野餐。那儿，鳟鱼群已经回来，掬树的处女林仍然玉立森森。他在《下午之死》里曾祈祷过：“让一切都再实现吧。”在潘普罗纳度过的那一周里，以捧场的人群为背景，他的大部分梦想都实现了。“你知道，”他对他的知心朋友艾伦·霍奇纳说，“比《太阳也上升了》还要美妙。”
后来，在马拉加，他举行了六十岁寿宴，历时二十四小时。宴席上有从巴黎弄来的香槟酒，从伦敦弄来的中国莱，从巴伦西亚弄来的焰火，从一个旅行杂戏团弄来的射击棚。奥多涅斯和库奇比哈尔的邦君恭恭敬敬地站在棚子里，让海明威射击他们嘴上叼的香烟；之后，海明威把客人们组成—字长蛇阵，婉蜒走进灌木林。一枚火箭落在一大棵棕树顶上，燃烧起来，直到消防队坐着一辆准是从麦克塞内特喜剧团借来的卡车，赶来灭火。客人们呆到吃了早饭。那一次可以说是集二十年代所有的盛大宴会之大成，也可以说是海明威的告别宴会。从那以后，就开始倒运了。两位伟大的斗牛士的竞争，在多明京被抵受了重伤后结束了。奥多涅斯因为雇用除了名的骑枪手，坐了一个月监狱。海明威回到爱达荷州，给《生活》杂志写一篇关于这次旅行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写好，成了散漫无章、夸夸其谈的东西，比《生活》答应刊载的四万字，要长三倍。海明威努力加工，可是发现无法删得合度，改得合于他自己的标准。最后只好交给别人去修改。
他的最后一个豪华的夏天过去了，随之而来的一年间，他的身体显然衰弱下去，精神上更痛苦。人们可以把荣格的话应用在海明威身上，就是说，从世人眼前隐蔽起来，压抑到无意识状态中去的那些性格特征，这时又抬起头来，以一种奇异方式折磨他。他老是怀疑人们的动机，现在开始幻想，有一个大阴谋集团在反对他。他幻想他的大部分朋友都卷进了这个阴谋集团，投靠了联邦调查局。他在饭馆里吃饭时，那怕正吃到一半，只要看见两个生人在一块喝酒，他就会走 开。他会直瞪着两位旅行推销员，低声说：“坐在柜台前面的那两个人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你以为我看到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还认不出来吗？”他还有其他担心害怕的事儿。他担心穷死。他害怕，因为稍微违反了打猎规章而被关进牢去。他向来的挑衅脾气和嗜杀本能，现在掉过头来对付他自己了，他成了他自己可能获得的最后一個战利品。
可是在放弃了修改《危险的夏天》的计划后，他每天早上仍然回到写字台前，试图去写完另一本也许会比生活更真实些的书。他始终认为，要完全精通写作这门行业是永远办不到的。他不止一次说：“我要学习写作，当个学徒，一直到死。”
海明威留下来的手稿，特别是《海流中的岛屿》和《不固定的节日》，使人对他晚年的努力和未完成的作品产生了新的敬意。尽管这头老狮子受过伤，受过崇拜者的打扰，受过下意识中魔鬼的折磨，但他几乎始终过着双重生活，在公众面前他扮演大人物，甚至在梅奥诊所里给医生们作了精彩的表演，然后，孤零零站在写字台前，谦恭而坚持不懈地想召回早年的精力。去世前的那个春天，他打算修改《不固定的节日》，但是发现自己伤势太重，连一行也写不出来。“那本书我写不完了。我不行了，”他在电话上向霍奇纳透露他的心事说。“我整天都在这张该死的写字台跟前，在这里站了一整天，我要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也许只写—句，也许，更多一点，我自已也说不准；可是我写不出来。一点也写不出来。你晓得，我不行啦。”几乎到了最后关头才承认失败，而且那是毫不含糊的最后关头。当我们探讨海明威生平的时候，他个人方面即写作生活方面，在他的阴暗面衬托下显得清清楚楚。在我们看来，这一方面比起那个受人崇拜、议论纷纷的海明威的假象来，要动人得多。海明威和哈特·克兰同一天生，他比克兰多活了近三十年；在一点上，也只有在一点上，他和克兰相象。这就是他们俩都觉得，如果他们不能写作了，他就不想再活下去了。■
参考文献
1、贝克著《海明威传》[M]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
2、董衡巽《海明威传》[M]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
3、戴金喜著《海明威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4、董衡巽著《海明威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研究社1980年
5、苏明著《生活、创作、创伤》[D]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
6、万培德著《海明威小说的艺术特色》[J] 文史哲1980年
7、克冰著《海明威小说艺术点滴谈》[J] 语文学刊1987年
8、海明威著《海明威作品集》[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9、童明著《美国文学史》[M] 北京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08年
10、张冲等著《新编美国文学史》[M] 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