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不能取代书的阅读，网络和书的交互运用就像是新型交通工具与步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郝明义坐在轮椅上，面对记者和内地闻风而来的粉丝笑容满面。
　　他称自己是个“大块头”，大块头有大智慧，郝明义的智慧体现在他妙手策划的图书总能在台湾创造销售奇迹。漫画书《脑筋急转弯》系列共售出600万册，《EQ》一书狂销70万册，在台湾引进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卡尔维诺作品，挖掘和包装蔡志忠、几米、朱德庸等本土漫画家，使得本土漫画和绘本得以与日本漫画相抗衡……他的每一次出手都在台湾出版史上成为里程碑式的大手笔。
　　他笑言自己很幸运，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累到脊椎变形？
　　现在的郝明义，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会常住北京，密切关注着内地出版界的动态，却迟迟按兵不动，让人觉得，他的笑容中，总有一些诸葛亮似的深藏莫测。
　　这一次，携其新书《越读者》，郝明义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出现在济南书市上。这本原本写给台湾读者的书记录了郝明义这么多年来对于阅读和出版的种种心得，堪称台湾出版界的“葵花宝典”，想来对于内地的出版界也是不无裨益，不知道有心者是否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策划畅销书的蛛丝马迹，偷学得一招半式，可以独孤求败？
　　“这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越读者时代。”在《越读者》的封底，郝明义信心满满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面对网络时代的冲击，身罹小儿麻痹症，脊椎严重变形，身残志坚的他向人们展示了，阅读和思考，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阅读，这么有趣的事，再晚开始也不迟。”在郝明义的心中，阅读，永远是——越读越美丽。
　　
　　出版：这是他排斥过的工作
　　
　　《新民周刊》：因为小儿麻痹，行动不便管理，家长、亲友常常会对您说，最好是做一些静态性的工作，比如写文章，做出版。听说一开始你出于逆反心理，说什么也不愿意做出版，后来为什么还是进入了出版业呢？
　　郝明义：我得了小儿麻痹，很小，一岁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就得了这个病。在韩国，华侨很少，华人在当地本来就是弱势群体。而我的身体又出了问题，父母当然会特别担心。他们看我小学、中学时写作还不错，他们觉得我将来读书的话，读个文科，做个作家或者进入出版業可能比较适合我。正好我那时候开始进入青春叛逆期，就想为什么我一定要进入这种静态的工作？虽然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但是我很早就知道将来不要做什么。
　　可是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马上面临现实的压力。那是1978年，也正是台湾贸易经济准备起飞的时候，大家对于国际贸易相关科系的毕业生的需求很大，很多公司都很急切地要我去面试，可是我去了之后他们才发现我拄着拐杖是个残疾人，他们的态度立马变了，说：“你等通知吧。”一等却杳无音信。
　　没有办法，我只好和几个朋友开了个公司。在没有任何经验背景的情况下，我们的经商第一仗一败涂地，公司3个月不到就关门大吉。关门以后，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有人说，我们去跑一下单帮好了。跑单帮又失败，在这个状况下，他们说要不留在韩国算了？先当个老师，有稳定的工作，慢慢再还债。我想既然要走这条路的话，当年又何必来台湾读书？所以我当时就把韩国的居留权都放弃了，断了自己的念头，回到台湾。当然这次回台湾和4年前不太一样，4年前有很多理想，而现在则背负着一屁股债，前途茫然。不过我运气很好，我住的地方的二房东说他认识一个出版社的老板，他们公司还蛮需要英文翻译的，问我要不要去试试看。结果就又走上了当年一直排斥的工作。
　　《新民周刊》：身体的原因，在您进入出版业后，是否还是给您造成了一些工作上的困扰？
　　郝明义：倒没有。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看，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我母亲在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去世了，在她去世之前，我母亲是我的保护伞，把我保护得非常好，但在她去世之后——保护伞撤掉之后——我就得自己面对这个世界。可是我运气很好，我有一群同龄的朋友。真正意义上同龄的朋友是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有的，之前我比较害羞，她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爸爸每天到外面工作，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可是母亲一去世，我的身边只剩下一些朋友，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把我身体上的不便视作他们的不便。
　　
　　原来还是你最好！
　　
　　《新民周刊》：1988年，您出任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在时报任职的８年时间，每年出版新书品种最高达600种，1996年年初当选金石堂“台湾出版界风云人物”，但为何又辞职离开？
　　郝明义：我差不多做了8年之后，转头去经营一家漫画专卖店，最后经营不善倒闭了，当然经营者就要承担一些责任。再加上公司大了之后，一旦出状况，内部就变得很复杂。所以我就觉得，还不如离开的好。我离开的时候，送了他们一本畅销书叫《EQ》，很多人事后碰到我都怕我伤心，我3月31日离开时报，4月1日《EQ》上市，结果这本书在台湾非常畅销，他们说你岂非将一个这么美好的果实留给了别人？其实我非常高兴，给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难道不好吗？
　　《新民周刊》：NEXT系列，其中《EQ》一书创下70万册以上的销售奇迹，在台湾几万册就算畅销书了，当时您是怎么想到策划这套书的？
　　郝明义：1990年，我们开始策划NEXT系列。跟大陆也有关系。我1989年第一次来大陆，之后我大概每3个月就会来一次北京、上海。台湾当时李登辉和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很厉害，越来越公开化。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当时不像现在，内地电视和报纸上没有台湾的新闻，网络也不发达，所以来北京的那一个星期，就不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回去的时候在香港转机，翻了半天香港报纸也没看到什么台湾的新闻，可是我一下飞机，发现台湾还是吵得热火朝天啊。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在台湾炒得火热的东西过了一个海峡，人家都不怎么注意，你原来以为是天大的事情，人家只当个芝麻点的小事。而且，那一年（1990年）也是“Windows3.1”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微软刚刚开始占据IT市场的时候，我觉得世界的变化太快，而我又不指望电视和报纸做太多东西。报纸和电视在我的认知里是大众媒体，大众媒体爱炒热闹。出版是所谓的小众媒体，我想该提醒一下台湾的读者，在大家炒得那么热的时候，你空间上的邻居、你周边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在时间上，也要提醒大家一下，炒得再热，也会有过去的时候。那过去之后，下一步是什么？空间上和时间上的下一步Next是什么？它就成为我们的关注点。
　　《新民周刊》：在台湾您首先打破出版《资本论》之禁忌，当时是否也要冒一些政治上的风险？
　　郝明义：《资本论》的出版应该就在“Next”系列差不多的时间。“Next”基本上是向前看的著作，而《资本论》则是向后看的代表，它是“近代思想图书馆”系列中的一本书。我们希望把台湾过去一段时间里，因为政治的禁忌大家没法阅读的东西都把它出版，第一个当然想到《资本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符号！多么大的禁忌！现在终于可以在台湾出版。我们用的是中央马列编译局的版本。正式出版的时候，也有一些有关部门来表达关心，我们的老板也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出这个书？说你责任自负。我当时也有心理准备，如果影响到公司，我会负责。
　　《新民周刊》：您在台湾出版几米、朱德庸、郑问等人的绘本的时候，他们在台湾已经崭露头角还是默默无闻？
　　郝明义：在我给他出书之前，几米就是一个很红的作家。他在另外两家出版公司也出过书，但是我们是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做他。他后来来找我，我们就有了合作，我只是又继续做了一些包装和推销的工作而已。
　　
　　网络时代的阅读
　　
　　《新民周刊》：2001年，您创立Net and Books（网络与书），开始探究网络时代新的阅读机会与方法。您对网络时代的出版前景怎么看？
　　郝明义：2001年，我在网络与书出的第一本书《阅读的风貌》中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现在这本《越读者》的基础，整本《越读者》就是从这篇文章扩展来的。我在那篇文章中就说明，接下来的阅读，必须是Net and Books。每一次阅读就是一次旅行，作者会带领你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去经历一种境界。这种旅行，在网络没有出现之前，就像汽车、飞机这样的新式交通工具没有出现一样，步行（或者马车）是最重要的旅行方式，非常缓慢。我们要在书店里找一本书都不知道它给放在什么地方，有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有那样一本书存在。网络出现就像汽车飞机发明了，通过搜索引擎，即使你连名字都记不全，你也可在弹指间就能知道这本书的讯息，这当然会节省我们大量的时间和成本。
　　但问题在于，你乘汽车飞机到了一个目的地，你自然还是要下来，不能说永远在汽车飞机上，就看你要下来多久。我们跟旅行团的一大痛苦就是往往是到此一游，如果我们到了一个目的地，也只是满足于走马观花，就像满足于搜索引擎的搜索，这肯定是不行的，有时候更需要认真的研究。所以网络不能取代书的阅读，网络和书的交互运用就像是新型交通工具与步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而且，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要真正地学会运用网络，也要对网络的性能有更深的了解。现在的网络时代，外语成了基本的配备。网络时代之前，你有再多的外语能力，也供养不起你的外语能力的使用——除非你以这为职业。订一份《纽约时报》多么昂贵！你会法语、意大利语又怎样？要订一份《费加罗报》根本就订不到。网络时代如果你只能在中文世界里搜索，那太浪费网络这个宝库了，外语能力至少要有两种以上，这样才能把网络的性能发挥出来。还有的年轻人，只会在网上打游戏，这就好像你有一辆好车，却只会开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一样，浪费了这么好的工具。
　　《新民周刊》：网络时代，对于台湾的纸质出版有怎样的冲击？
　　郝明义：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好。网络时代现在还只是新石器时代，刚刚起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