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央改弦更张的前夕，已揣摸到上头精神的柯庆施，召开了一次市委统战部知识分子座谈会，许多文教界知名人士如许杰、傅雷、徐中玉等都出席了。许杰在发言中再次表示了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以及对华东师大那位副校长的看法。傅雷则对稿费低有意见……谁料，这次赴会的知名人士，都上了“引蛇出洞”的大当，他们几乎一夜之间被内定为“右派”。许杰乃是华东师大以至上海文教界最大的“右派”头目之一。
　　是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反“右”斗争正式开始了。许杰作为一名有声望的作家，在华东师大第一个中箭落马。
　　6月16日，《解放日报》头版以“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痛斥右派叫嚣”为标题，首次将许杰作为大“右派”抛出来，以醒目的黑体字称“许杰有意打乱整风步骤”。许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发自肺腑地为党整风，居然落得如此下场，他既感到委屈也有些慌张。当晚，星月无光，初夏的闷热已早早袭来。许杰仰对苍天，心想这些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妨去那位领导家登门请教。孰料，许杰刚敲开他家的房门，那位领导没容他开口，怒目圆睁，呵斥道：“同你这种人毫无共同语言，你给我马上滚出去！”许杰受到如此奇耻大辱，悲愤而沮丧地宛若一片枯叶，默默地消失在黑暗之中，这一幕对他刺激特深，以致终身难忘。
　　从此，《解放日报》、《文汇报》等连篇累牍地刊登批判许杰，以及某些教授揭发他反党言行的报道和文章；学校里更是大小批判会一个接一个开。不久，许杰便理所当然地与大“右派”陈仁炳、彭文应、徐铸成、陆诒等一起，成了“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骨干分子之一。
　　
　　在“文革”的日子里
　　
　　许杰被打成“右派”后，300多元的工资被减去一半，并且被赶出中文系，贬到图书馆去整理卡片；一家老小也从师大二村的小洋房里扫地出门，改住20平方米的矮平房；更令他苦恼的是，剥夺了他写作的权利。
　　1958年冬天，许杰与上海40多位市级大“右派”被发配到郊区颛桥，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以改造思想。许杰已经虎落平阳，希望能早日摘帽，免得连累家庭，因而劳动格外卖力。时年58岁的许杰乃一介寒士，瘦骨嶙峋的身上裹着破旧的列宁装，喘着一口口粗气挑担、推车。他甚至赤着双脚跳入河中挖泥，半天下来，脚痛得裂开了口，像只紫萝卜，随之在寒风中颤抖着挪回营房。1959年，许杰又随大“右派”们去嘉定外岗社会主义学院劳动、学习。半年下来，他的表现突出，终于在1960年获得了华东师大“右派”中第一个摘帽的“殊荣”。
　　1966年，一场更大的风暴侵袭神州，许杰尚未喘口气，又在66岁高龄之际，成为华东师大最早揪出来的“老右派”、“老反革命”，遭受了比“反右”期间更加凶残的暴行。发了疯似的造反派、红卫兵，第一个给许杰戴上浇过糨糊的高帽子游街，让他拿着铜锣敲打，喊自己是“老右派”。每天早晨，强迫他和中文系另一位老教授郝丙衡，在胸前挂着打有红×的自报姓名牌，背贴“老右派”的纸标，到学校大门口两旁的人行道上“示众”，连带扫地，被称为京剧《空城计》中城门外的两名“老军”。如果他们稍有不慎，不顺造反派、红卫兵的眼，就立即被拳打脚踢，痛得在地上打滚……
　　“文革”一开始，许杰全家再次被扫地出门，住进了校园围墙边一排摇摇欲坠的破房，他们仅住十几平方米。即使这间破屋也整日不得安宁，许杰一共被抄家16次，所有像样的家庭用品、书籍被抄得干干净净，甚至连他的内衣裤都被抄走，弄得房内仅剩一床一桌。其时，许杰的子女均不在身旁，苍苍两老终日提心吊胆。他们的房门口每至半夜，便会叠起几十块泥砖，翌晨一开门，砖块“哗啦啦”地倒下，直砸得两老腿脚红肿。造反派、红卫兵还在经济上置许杰于死地，每月仅发给他60元生活费。许太太没有工作，一个小女儿大学毕业后待业在家，生活之艰难令人心酸。
　　
　　然而，就在这令人难以想像的悲惨日子里，许杰居然还能帮忙比自己更困难更不幸的朋友和学生。他崇高的境界，在那个非凡的时代的炼狱中得到了升华。
　　
　　点化学生祝文品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祝文品，是位出身三代贫农，从小靠捡煤渣苦学成才，于1956年从部队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反右”开始后，祝文吕因坚定地站在许杰一边，后来又在中文系的黑板报栏上画了一幅“龙卷风”的漫画，被指责为“要将党连根拔掉”。1958年，祝文品终于被戴上“右派”帽子，作为反面教员，留校察看，继续读书，至1960年才摘帽。
　　“文革”爆发后，华东师大中文系成了重灾区。造反派、红卫兵在旧房子里建了关押“黑五类”的“牛棚”，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如许杰、施蛰存、钱谷融、徐中玉、史存直，郝丙衡、徐震愕等，以及祝文品等摘帽“右派”，均作为“牛鬼蛇神”被关了进去。
　　一天上午，“牛鬼蛇神”去校园荒地挑土，许杰与祝文品搭档。祝文品平生敬仰许杰，见白发苍苍的老师艰难挑担，便将装满泥土的担子尽量往自己这边挪。许杰感觉肩上轻了许多，便微笑着向祝文品致谢，两人不知不觉谈起昨晚红卫兵毒打史存直的事。许杰皱皱眉头，沉重地说：“这些年轻人既可怜又可悲，可怜的是他们被愚弄，可悲的是他们打没有抵抗能力的老年人，这是违背人性、违背传统道德的啊！”在那样一个人妖颠倒的年代，祝文品得到了一番人道主义的教育，他由此也看出了许杰的正直、善良和深邃。
　　当晚，“牛棚”内例行互相揭发，许杰忽然发言，“揭发”祝文品。他慢条斯理地说：“今天上午劳动时，我与祝文品挑一副担子，他拼命将担子往自己肩上挪，从而使我肩上轻了，这是妨碍我的改造嘛，因为改造世界观是要脱胎换骨的。”祝文品一听，一时想不通，感到自己是照顾老师，怎么反而被揭发了呢。第二天，他就不愿与许杰搭档了，但许杰依然对他微笑着。过了一段日子，祝文品终于悟出了道理。其实，在这种特殊场合，许杰以揭发的形式当众表扬祝文品，人已经陷入地狱，祝文品还能照顾老人，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情操啊。多年之后，他俩都解放了，祝文品去看望许杰，许杰带着内疚的目光凝视着祝文品说：“文品，还记得当年我揭发你的事吗？今天我郑重地向你道歉了！”
　　“许老师，您说哪去了，”祝文品急忙表示，“当时没几天我就理解了，请您别放在心上。”
　　许杰这才舒心地笑道：“这就好了。”他就是这么一位一生正直宽厚，“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谦谦长者。
　　在“文革”恶浪滔天的日子里，被迫害者绝大部分都对前程悲观、失望，祝文品更觉得自己年纪轻轻，已葬送了政治生命，将来漫漫的人生路如何走啊。他常对妻子哀叹，他身上的冤案，要到下一代人才有希望平反。不久，他的消沉、迷茫却得到了许杰的点化。
　　1967年盛夏，烈日当空，“牛棚”里吹不进一丝凉风，“牛鬼蛇神”们在痛苦而无奈地受着煎熬。一天上午10点左右，一群红卫兵闯到“牛棚”门口，将最年轻的祝文品揪出来取乐。他们拿一支毛笔，饱蘸墨汁，在祝文品的白衬衫上写了“小右派祝文品”6个大字，硬逼他下跪。祝文品的尊严遭到如此践踏，他怒不可遏，猛地如皮球般蹦起，昂首苍天。这下可激怒了红卫兵，他们如狼似虎地把祝文品拖到一间暗屋子里，一阵猛打，一直打到下午1点才扬长而去。
　　祝文品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坚强地扶墙而起，去厕所小便时当场尿出了血尿，可怜他的肾被打坏了。
　　祝文品爬起后，首先想到的是去许杰家，他一进门便放声痛哭，悲怆地哀叫：“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没法过了，这样活下去有啥意思！”
　　许杰夫妇见祝文品被打得不像人样，不禁双双掩面而泣。许杰抹掉泪水，连忙打来一盆水，扯下自己的毛巾递给祝文品说：“文品啊，你先把血迹洗掉吧。”接着，又吩咐许太太：“你快盛一碗饭菜来，他还没吃饭呢。”祝文品端起饭碗边哭边吃，难以下咽。许杰遂轻轻地捶着他的背，直至他将饭吃光。
　　饭毕，许杰抚着祝文品意味深长地开导他：“文品呵，你还年轻，要学会忍耐，我们系里80多岁的老教授不也在忍耐吗。”沉默片刻，许杰继续说：“西汉司马迁忍辱而著《史记》，他吃的苦难道不比我们厉害么，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举不胜举呵。我送你一句话，活着就是胜利，你应该珍惜光阴，努力学习，将来会有用处的。”许杰知道祝文品当时在偷偷研究篆刻，便将自己劫后剩下的一本《康熙字典》送给他，以示勉励。
　　许杰的一番教诲，仿佛茫茫夜色中的一盏灯塔，使祝文品豁然开朗，为他度过人生低谷指明了方向。从这天起，祝文品置荣辱于度外，刻苦读书，偷偷地练习讲课，学业与日精进。以致粉碎“四人帮”后，他重上讲台，成为上海高校著名的教师。30多年弹指一挥间，祝文品许多事都记不清了，但许杰对他在人生十字路口的点化，却永志不忘。
　　
　　光明的归宿
　　
　　许杰，这位本世纪卓越的文学大师，一旦认定自己的人生理想，便九死不悔。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民主与科学，追随共产党奔向光明。即使在1927年“4·12”政变不久，许杰仍以英雄的胆略，为革命文艺而呐喊。他曾写了如下滚烫的文字：
　　“至于明日的文学呢，我们现在不能决定有如何的收获，我们现在只能决定应该努力的方向与进程。我们且先唱一声东方报晓的鸡声吧！
　　无产阶级文学万岁！
　　倘使地球不会开了倒车，要从今日转向昨日；倘使江河不会改了方向，要从东海流上昆仑；那么，明日的，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成立，是谁也颠扑不了的……”
　　这些，足以体现许杰的人生观、宇宙观。
　　然而，当这位世纪老人在度过自己将近四分之一人生的不幸岁月之后，迎来祖国满园春色的时候，他从未诅咒以往的灾难，而仍以澎湃的激情歌颂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乃至于在80多岁高龄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许杰，是一位不幸中之大幸的世纪老人，他毕竟活到亲眼目睹中华民族重定乾坤，展翅飞翔，成就非凡的这一天。比起那些被极“左”思潮迫害至死的无数冤魂来，他的归宿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