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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性质的《商务报》在京创刊，被清廷新设商部视作“通下情”的重要举措。其刊载体例与内容文本的多样，正呈现了晚清知识界在因应变局过程中所建构的“商”的相关“知识”面相：朝野对“商务”的认知与“工商”所代表的“文明”价值取向;农、工、商的道德性与知识性在不同层次的传统中得到正名;“商人”形象的流变;“商学”内涵表述的复杂多歧以及对“商道”的颠覆性认知。它们共同指向了商事活动在晚清社会意识中获得道义合法性的过程。但在清廷看来，“商务”与“国事”仍存紧张，而新的商业伦理的逐渐确立，却真的成为改变清廷“治体”的重要因素，这应该是清廷始料未及的。
关键词 《商务报》，知识，清末新政，商务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14-0034-09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北京《商务报》创刊，被清廷新设商部视为“通下情”的重要举措。作为《商务官报》前身的《商务报》，其所具有的社会实录性质及刊载体例、内容文本的多样，显现了由晚清朝野精英所共同构成的“知识界”（intelligentsia）①在因应变局过程中对“商”的相关“知识”面相的认知与建构，这一知识界中诸人虽在《商务报》中以“论者”的匿名称谓出现，但均呈现出在甲午及庚子事后官方所承认并倡导的新学取向。相较于此前学界对《商务报》及同类型报刊内容的介绍与对其“启蒙”意义的论述，②本文试图以《商务报》这一具体而微的事例，在群体认知层面的“知识”范畴③下，爬梳“商务”“商业”“商人”“商学”及“商道”等概念在与社会互动中所呈现的多元脉络，它们在与“传统”的离合中，共同指向了商事活动在晚清社会意识中获得道义合法性的过程。④
甲午战败后，“振兴商务，为目前切要之图”，已成中央与地方精英人士之共识，但“叠经谕令各省认真整顿，办理尚无头绪”。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清廷着刘坤一、张之洞拣派商务通达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先于上海、汉口一带考察“应如何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端”，以期推广。①同年六月，准管学大臣孙家鼐奏，将维新刊物《时务报》加以损益改为首份官报，“义在发明国是，宣达民情”，并划定刊载内容，以彰官报典范：“一切学校、农、商、兵、刑、財、赋，均准胪陈利弊，藉为鼗铎之助;兼可翻译各国报章，以备官商士庶开扩见闻，其于内政外交裨益非浅。”②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刘坤一已于上海设立商务总局，以求“立商学以究原流，搜商律以资比例，设商会以联心志，撰商报以广见闻”。③遵从官报定章，地方性的“商务报”相继创办，这些报刊多为周报或旬报，内容以介绍各地商情为主。④
与此同时，曾奉张之洞命在南洋兴学的保商委员吴桐林，因长于商务实业，得庆亲王奕劻赏识。光绪二十七年，奉庆王召入京，上书言诸项兴商保商事宜。从吴氏后来的回忆看，其进言似与此后商部的成立及运作直接相关，其中不免自诩，但也表明非科举出身的吴氏的确参与其中。商部成立前夕，吴氏与其长子吴兆鉴筹办《商务报》，遵庆王意，定为官商合办。⑤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商务报》终于北京创刊，为“商部章程”举措之一，意在“营销各直省，俾各业商人俱可随时购阅”。体例上，《商务报》为旬报，每月三期;刊文大致可分“上谕”“公牍”“论说”“浅说”“现情”“译述”“实业”“丛谭”及“小说”九部分，刊行中又几多“改良”。内容上，多载国内各处“商情货价”、外洋“商务繁盛情形”及“古今著名商家事迹之始末”;且“间用浅近之文法，期于一览而知”。⑥刊文来源大致可归两类：一是“洞达商情”之“鸿儒硕学”所著“论说”;二是诸商号之“章程办法”、诸行业之“规则情形”，以及“物产源流、市情销（消）长”，或所营“制造新业”、所创“运售良法”，诸如此类之商务报告。⑦其旨在彰明“朝廷远师先圣之制，近采友邦之法”，以浚商智。⑧但清廷又多次强调该报“只考究商务，不涉他事”，似尚有顾虑。⑨
该报所采取的营销方式，是先将第一期报册免费送于各省督抚下辖各署，在头期的阅读体验后，“凡订购者皆从第二期起算报价，全年五元，零售每册二角”。商部并未强行配销，地方衙署亦似配合。如山东省学务处会同商务局收到初期报册后，“通饬各属劝谕绅商士庶广为营销”，“俾官商士庶咸得考镜研求，闳兴美利”。⑩
《商务报》出刊约半年后，该报馆回顾，自认各处要闻中“有关商务的，都在上头”。{11}回溯《商务报》开办前的二十余年间，朝野上下已是竞言“商务”，知识界对此多有论述，并对其正面取向逐渐达成共识。
在地方在野人士的言论流通层面，如光绪六年刊印的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中已有“论商务”一篇，开篇即言：“原夫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12}与郑氏有过来往的李东沅后来又将该刊行本翻刻，取名为《洋务抉要》，并将自己署名为作者。光绪十四年葛士浚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续编》所选录的《洋务抉要》中仍有“论商务”篇。{13}似可说明郑氏对“商务”的这一认知得到了当时知识界的一定肯定。
在清廷决策层面，光绪十二年三月，李鸿章等筹议招商局事宜时曾叹：“三代之治法，贵本而抑末，重农而贱商，从古商务未尝议于朝廷”;然“海上互市以来，论者乃竞言商政”;“用人理财之道，与政通矣”。①可见，为因应“海上互市”的时局，作为“用人理财之道”的“商务”，已是朝政势必关切的对象。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盛宣怀奏请仿办银行，以此为“通商惠工之本”“理财之要”;“此外商务，巨细万端，设施有序”，应设专司会同户部取法邻国，“兴起商学，鼓舞工艺”，以求“利源无外溢，藏富于商民”。②光绪二十六年正月，时任四川总督奎俊认为“商务一事，其大要在考究物产、讲求制造，广开销路，必须官商不隔、声气素孚者，方能联商情而广招徕”。③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商部尚书载振又言：“商务初基，以提倡土货为第一要义，故农、工、商三者，各有相需为用之理，本末兼资，源流斯畅。”④此时“商务”，虽是“巨细万端”，然其大体总不外通商惠工，官商互通，讲求理财，以保利权而图富强。 “商务”在《商务报》的言论中亦被视为近世之强的象征。有论说认为一世有一世之突出强势，“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务者，古今中外强国之一大关键也”，商务与国之安危实已密不可分，“故致强之道，无他术焉，而务在兴商”。然“吾华”虽与西人通商有年，本土商业仍未勃兴进步，其原因在于“不知有重商主义”。其具体表现为“无合群之思想”“无坚持之能力”“无奋往之精神”“无开通之智识”。⑤
在《论工商渐入文明》一文中，虽亦论及“夫阅一人，必有一人之造诣;历一代，必有一代之精神”，上古、中古与近古所记之“工商”各异，但其世代观念中却有着明显的持续进步的价值取向：“由上古而中天，有中天而三代，由三代而秦汉唐宋，工虞制作，日起有功，非日新之现象乎？由草昧而耕凿，由耕凿而创造，由创造而捐革变通，交易往来，各得其所，非进步之新机乎？”而“中国工商之事”本应属先进，奈何古时抑之，史籍记载“略而不详”，又“试考经书之所记，与夫野史之所传”，若以当今之商事相较，“优进之途，不啻倍蓰”，故“崇古”之传统已不可取，“不得谓今人之不及古人也”。针对时人所流行的“西学中源”说，论者更侧重于“彼国”内部学人自身的进取精神：“平心而论，十八世纪以前，彼国亦多守旧，有因实学而反被幽囚者，有因新法而指为妖异者，幸志士不挠不屈，研求学界之新理，以开风气，臻其极致，何莫非中国子书内哲理？”相比之下，“中国之工商”之所以“抑郁而居人下”，是因为“气运之未至，习见之未除也”。但乐观地看，气运流转，“天无久而不变之时序，地无久而不改之沧桑，人事迁流，同此公例”，然道不远人，由是“工商之事”，“前史之所略者，今则详之;前史之所粗者，今则精之”。更言：“盖天机发泄之余，秉公德不重私情，贵大同不贵小局，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值此工商发明之时运势风，我国人虽暂处弱势下风，但“公德”尚在，只要与时偕行，顺势而为，亦能如泰西般工商光昌，以达“大同”;此“天命”之下，“尽人事”亦十分重要，“时运之隆污，虽听诸天，然人事终居其半”。相较于“人事”中的“先因后创”，“不破不立”似更为撰稿者所接受，有“破”方有“文明”——“盖人事与天心相表里，运动愈甚，则破坏愈甚;破坏愈甚，则精刻愈甚;精刻愈甚，则文明愈甚”。⑥
《歐亚商业沿革考》亦侧重于“革”的一面：
沧桑之更易，陵谷之变迁，国运之盛衰，人事之消长，迭相为用，由成而毁，由毁而成，天似无所容心，而世界则为之震动，愈破坏则愈坚固，愈洗刷则愈光明，故老成以阅历而来，基业从艰难而定，此即沿革之说，固不止商，而商业其一端也。⑦
在赋予“商务”极为正面、力求开拓的文明取向后，“商事”就必须落在行之有效的具体操作上。商部认为，振兴商务的首要之法为“合群”，即劝办商会，以“聚商情、厚商力、开商智”。各商会选举总董按期会议的内容，精研商事之“巨细万端”：
凡一业之中，何货易售，何货搁销，何货成本较重，何货利息较厚，何货当思仿造，何货当思改良;举一切物产衰旺、工艺优劣、市情涨落、销场畅滞，合同业商人时加考察，互陈利弊，互究得失，联络一气，务思所以补救之法。而且该业之中，某利当兴，某利当革，某铺有亏折，某人有屈抑;某人制新器，应予专照;某人造伪货，应予禁止。①
在《商务报》的相关议论中，“四民论”的“传统”成为撰稿者对此议题的表述对象。
回溯“四民”之说，语出《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即“四者国之本，犹柱之石也”。此文本中并无划分社会等级之意，只言四民“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之举。②至战国时秦用法家思想主张耕战，以农为本务，抑制工商，减少人口流动，以求社会稳定。汉初为休养生息，亦颁行抑商政策，并为后世历朝所沿用。“士、农、工、商”渐与此重农抑商政策相结合，形成了社会等级由高至低的“四民论”，成为历代官方的主流思想。③
然而，历代“四民论”并非一成不变。受唐时新禅宗“入世”转向的影响，唐宋“新儒家”进一步阐发“日用人伦”，以“士”定位自己，他们的社会关怀在于“以天下为己任”，其“经世”对象是四民社会中的所有人，“士、农、工、商”在他们眼中回归到了职业上的分化，而非道德高低或人格贵贱。时至明清，由于人口激增，科举竞争愈加激烈，加之商业与城市化的发展，诸多士子由士入商，商人亦出资培养后代读书取士。传统四民社会中“士”与“商”，界限逐渐模糊，互动日益密切。进而“四民”关系也被王阳明概括为“异业而同道”：“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④
回到《商务报》中，知识界在传统“四民论”的不同层面阐发了“国民”语义下的新“四民论”。《原商》一文开篇即言：“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民贵之说尚焉。就民之中而区别之，则有士、农、工、商之目，各志其志，各事其事，而国之主权乃独完，而乃足以自立。”此与王阳明“异业而同道”的观点颇为相近。但此时“四民”关系并非平行，农、工、商“皆发源于士”，“三者夹辅，其国以强”。⑤为了回到“四民”原初仅为次序、并无贵贱的传统，《论官商之界说》言：“中国分士、农、工、商为四民，农、工次之，商又次之，不知四民名目，第指其次序，而非薄视商业也。天之生才无择，士固有顽而商亦有秀。”⑥更有甚者，以白话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农、工、商三重身份集于圣贤一人的故事，以示教化。⑦
虽然，上述论者均言“四民”无高下之别，但仍有议论认为“士”在“学”“智”的层面相对重要，似在理想状态下，农、工、商自身均应为“士”。如时驻美三等参赞兼商务随员孙士颐、驻美二等翻译兼商务随员苏锐钊在《照录驻美商务随员说帖》中汇报：“外国之农、工、商皆士也，中国之农、工、商皆非士也。以非士而与士角智力，故知其不敌也。”故不可将“民生衣食之要图”付于“懵无知识之农工”。⑧“农、工、商”者，在“民”的意涵外，更有知识性的“学”的要求。 对于职业层面的农、工、商三者之关系，论说又各有侧重。《原商》一文认为“商”于其中应居于主流：“农”“工”为“商”来“导以先路”，以至“商情萃，商智浚，商力厚”，则“挽回利权，团结民情”之重任，乃“商之责”也。⑨
《论工艺局》一文则指出，“工”“商”相较，应以“工”者为大：“汉司马迁曰：‘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从可知商务之兴，非兴于商，实兴于工也，故劝工为兴商之本。”论者亦见其时西洋各国，“工”在“学”的层面已然兴勃，并具社会福利之功能：“其讲求工艺，无论精粗巨细，靡不设有学堂，以教青年子弟。而民间工艺厂，又各设专门学堂，以习其业而精其事，而犹恐贫者无力入学，惰者甘于暴弃也。”而反观“吾国”，尚有众多“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徒”，“诚能准请古制，参以西法，由民间自设工艺局，俾若辈咸入其中，则分利变为生利，是一转移间，可化莠为良，转贫为富”。①
《商本于农说》一文中又强调以农为本：“中国有志之士”虽希冀“一蹴而几富强”，但眼下仍是“黎元生计，日见其艰;阛阓财源，犹虞其匮”，其原因在于“施之无其序而发之无其本也”。《史记·货殖列传》再次被征引：“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不同于上一篇《劝工为兴商之本》的论调，此处是为了说明“凡以商立国者，欲行其重商主义，必先行其重农主义”。但论者又认为商人比农人更有智识，虽“彼西人农学新法各书，近已一一译出，列肆求售”，但“特惜我农人之未娴教育，而未能按图以索也”，故引导农人以兴农学乃“华商之责”。②
以上论说虽各有所旨，但均从“四民论”不同层次的传统中汲取相关的思想资源。在该报另一篇《论机器之益》的论说中，更体现了这种“复古”与“知新”的统一性：论者确信，“上古圣人”必有工商之“古法”贻于后世，“我失亡于千百年前，而西人发明于绝继之交，此乃“古法亡而未亡之幸”。因而，“今日之华工、华商”，若能尽力以学西人之发明，则“由此复古，由此知新，而渐以进于富强”。③
相较于“农”“工”，《商务报》的诸论说仍集中于“商”，且描述了对“商人”形象的预设。
中国传统社会中，为中小商贾者，常因无地可耕，被迫转而为商，多有悲情色彩;为富商豪商者，又多被视作为富不仁。在明清日用类书中的商业书——商人经营知识与职业道德的经验性参考文本中，有诸多劝诫之语，勾勒了这类读物所预设的“商人”形象。如明万历年间知名书贾余象斗所纂《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之“客商规鉴论”言：“夫人之于生意也，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好胜争强，终须有损”;“欲放手时，先求收敛”。④天启年间徽商大族新安程氏成员程春宇所辑《士商类要》之“经营说”言：“读书不易，为客最难。宿雨餐风，朝暮带披星月走。登山涉水，晨昏时伴虎狼行。”⑤氏著之“为客十要”中言，身为外出客商，应做到“谨慎小心”“少年老实”“良善忠厚”“笃实至诚”等;时刻强调“商贾之难，经营之不易”。⑥崇祯年间闽商李晋德所著《客商一览醒迷》言，为商者应“知义安分，不事妄贪”;应“赋役当供”，以为“良民”;希冀“贫得息舒，富无横敛，官绝羡取，吏禁旁求”。⑦氏著又附《悲商歌》三十首，极言旅居他乡之艰辛;《警世歌》十六首，常劝经营财货之谨慎。
上述这些须被反复规训的“商人准则”，以及不得已而为之的远途征程，在1903年《商务报》所录商部原稿《驻美纽约领事呈》中，却已成为“我华工商”这一群体的“天赋固有之良能”：
一、能远出。地球之上，人类所居几无不有我华人足迹，负囊独往，不必如各国之移植，待政府之奖励，俟承揽者之统率而后行也。二、宜于天时。冰寒之区、炎热之地，无在而不可忍受。非若白种人之喜居温带地也。三、勤俭力作。可以无间隙服食，不求夫美备。四、计虑精密。虽远适异国，而饮食日用之微，必求有以互自供求之道，外人不易得其遗利也。五、爱恋宗国。积年勤劳于外而以赍资归里为一生之的，是数者为生财之要质。⑧
然亦有论者认为与“西人”相比，“华商”自来缺乏“奋往之精神”：“试思彼西人之足迹遍全球，无论他国之若何深拒固闭，要必索得一通商之埠而后已，否则即破其身家财产，而亦无所于悔。而且前者踣而后者继也。华商则向视离乡背井为最不幸之事，出门不百里，即与家人恋恋，有离别可怜之色。”⑨
无论这些“良能”“精神”是否为“我华工商”所具备，此时它们确是知识界对“华商”的希冀所在，均须通过教育讲求“商学”，或为开通智识，或为发达“良能”。相较于明清商书中所推崇的“老成君子”形象，新兴的商务学堂则以“栽植少年之英俊”为目的，而非“桎梏垂老之商民”。①
甲午战前，《申报》中已有对西欧诸国讲求“商学”情况的简述：此前“数十年”，德国效法英国，致力于“著书畅发制造之新法以及通商获利之所在”，由此德國商务大振，于是“各国亦一例加设商学”，而奥地利“近尤加意于商学”，所涉范畴被进一步细化：“一则银行并典质货物暨保险各事，二则制造各法及各销售并运物脚价，三（则）陆地转运之法并邮信电报各事。”②光绪二十年，《申报》在介绍日用类书《石印重校新增绘图正续万宝全书》时，指出该书所含“商学”是“初学习业”，“行商坐贾，行号规例，关于经营场中之事、生意筋络，一一详载”，其仍是传统的日用类书范畴。③可见此时中西“商学”内容之差异尚显。
甲午战后，时人关于“商学”的体认有了变化，渐向西方靠拢：他们注意到“日本学校步武泰西”，其商学院课程为“国词、汉文、英语，记书法、信札、算术、地理、各国史记等学务”，“使（学生）熟谙本国、外国情形，以便学成为商”。④光绪二十三年，湖南维新刊物《湘学新报》将“商学”列入六门“实学”，其要旨在于“专明各国盈虚衰旺之理，及夫内地宜否讲求制造，及生利分利之别，以拓利源”。⑤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奏汉口试办商务局事时又言，“商学系考求制货法理，销货道路，综校护商律例，以及中外赢绌，银价涨落，各国嗜好，各业衰旺各情况”。⑥光绪二十五年澳门《知新报》则将“商学”所涉范畴铺陈甚广：“中文则教以古今商学之源流，各省之产物，方域之远近，人情之好尚，出入口货之消长，钱币度量之异同，水陆运输之难易，盘载工价之贵贱，制造器艺之优劣以及楷草之书，南北之话，迎送之礼，方言之琐，会计之术”;当“诸学既通”后，再“教以东、西文以底于成”。⑦此时“商学”均被规划为切于时用之学，并在西式学科主导下不断细化。但各处“商学”在知识上所指各异，始终未形成学科内对话的焦点，直到“计学”一词的出现，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前后，严复所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相继出版，从《申报》所载相关讯息来看，其销量与评价均甚好，⑧各地趋新报刊亦多有引介。⑨其中“计学”的表述成为知识界关注、讨论的焦点。当时《新民丛报》上即有论者对“Economy”的译法是取诸古书还是另立新名而产生争论。⑩严氏对自己所译“计学”进行阐发：“为凡料量经济撙节出纳之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仍甚为看重，“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极言该学“关于中国之贫富”，“系乎黄种之盛衰”。{11}“计学”的译法，新政时似在传播上占优。{12}
“计学”的广泛性、对利源的注重以及可致富强的效果，与前者所列“商学”相合，成为《商务报》背后的知识界对“商学”阐述的焦点。论者即言“固商之基础”，首要在于“立计学科”：“考泰西计学家，有重商派，有重农派，各持其说以风于社会”，“自英人斯密亚丹氏出而会其通”;“其所论如分功之例，易中之例，奖外输之例，庸赢不同之例，洞见单微，握商学之枢”。故“宜特设一科，聘泰西计学家主持之，遴派学生，分年肄习，卒业后派往各埠考察情形，以备商董询访”，以期“盈虚消息，能会其通而与为调剂矣”。①更有论者认为“计学”开启了以“智”与“财”为特征的“文明”：“自计学推论于西儒，而商战之说起，欧美诸邦，最称文明者，大都不斗勇而斗智，不角力而角财。”②
或许确如梁启超所言，《原富》一书“理深文奥，读者不易”，③或许是该报受众应是粗通文法之商人，又或许是讨论者也未能吃透严复所讲“计学”之义，故而该报并未侧重“计学”学理，仅以《原富》卷首的“斯密亚丹传”演义了一篇白话小说——《计学大家英儒斯密亚丹传》，其中说“计学”是“经世有用之学”：“这个‘计’字是什么解说？原来就当做‘理财’两字解说。这书（《原富》）中所说，全是理财的方法，上自国家钱粮，下至百姓产业，以及农工商贾，所以能够生财的道理，都原原本本，载在这一部书中。”④此解释似亦合严氏的“适俗”之解。
“计学”既言生财理财之事，“为商界育人材”则为必须之法。纵观《商务报》中关于商务教育具体举措的论述，似多充斥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论者虽言“凡有关乎商学之实用者”皆在所学范畴，但仍“以速成种种商家职事为宗旨”;⑤论者虽言商务之学与农工之学不同，“研究法理居多”，但仍“以期速成”。⑥这种紧迫感使该报的眼光向下，自第31期起“改良”其“浅说”部分，连载由“本馆主笔先生”所编的《白话演说商务教科》。在这篇仍以“文笔”写作的“《白话演说商务教科》序”中，该教科文本所设定的读者群体是“粗解文义”“仅识之无”之商民，读来应“如野老之谈天，收效多而成功速”，以期“自上至下，均得寓目旁通”。⑦
此《白话演说商务教科》总分四纲：“商学”“商政”“商情”与“商史”。它要把“做生意的筋络”，讲出“实实在在的道理”。这道理中，又以“人情世故”最为玄奥：“接洽在即离之间，措辞争分寸之际”;“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却又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了”。⑧此理又甚通当初《士商类要》中之“货物千般，于内有无穷之奥妙。人心一点，其中藏百变之机谋”。⑨它们的论述均贯穿着“恍兮忽兮”的“商道”特征。不过，相较于后者“道虽微末，理最幽深”⑩的看法，此时的“商理”仍乃“幽深”，“商道”却已非“微末”。
回顾明清关于“商道”的讲述，始终是在讲“天命”与“人事”的纠缠，且前者乃是根本。明清众多的商业小说中，常言“天数”“造化”才是人能否富贵的根本。如“三言二拍”，“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天命”与“人事”相联的“常理”在于宿命：“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11}又如雍、乾年间流行的小说《通天乐》中，劝说劳苦商人莫要拼命：“终日忧愁，用尽机关不肯休。贫贱天生就，富贵天缘凑。休算计五更头，明朝依旧。略放宽心，落得安闲受。因此把妄想贪求，一笔勾。”{12}但“天生富贵”之人始不自知，须戒骄戒淫，一心向善，正如清初《连城璧》所言，“造化生人”，“使乖弄巧”，可谓“都是一片深心”。{13}
然而，到了清末“萬国通商”的时局，加之严复所译《天演论》的流行，使“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发生了倒置，后者变成了“商道”的根本，并将前者视为竞争的对象，“与天争胜”成为了当时最值得鼓励的宣言。即使《天演论》的译述本身论旨多歧，①但其所言“人治有功，即在反天行者”，“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的论旨②也已获得了读者认可。为氏著作序的吴汝纶便笔触兴奋：“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③两年后大桥式羽（陈蝶仙）所撰小说《胡雪岩外传》风行，其中有“朝野风气未开，人事尚难与天道争胜”④之语，言外之意似为“若朝野风气渐开，人事可与天道争胜”。
此时的《商务报》中，诸多小说所明确传达的主旨也已是“人事”为经商置业之根本，与“天命”无关。如《好以利》中，在讲述主人公美国人好以利（Elias Howe）发明缝纫机的事迹前，以范蠡致富的故事作引，说“人贵自立”，“只讲本事不讲命运”的道理，小说结尾再次强调“有志竟成”：“这好以利，就是个现成榜样。我中国有志气的，何妨照他的榜样，想一椿什么发财的方儿。若是懒得用心，不想长进，把发财这件事，推在命运里面，那便是走错道了。”⑤《范蠡》讲了范蠡之所以经商致富、“三徙”成名，“全仗自立”，“事在人为”;“我们中国商家，生在这个万国通商的时候，只要存心公正，放出手段来”，致富“也是寻常意中之事”。⑥《西瓦迭》中也在“奉劝我中国商人，要晓得发财一事，都是有志竟成，并非命里注定”。⑦ 可見，在“商战”的大舆论下，强调“有志竟成”的“人事”，已是把握、显扬“商道”的本源，而原来那不可言说的、值得敬畏的“天命”却逐渐从“商道”中被剔除出去。
综上所述，朝野对“商务”的认知与“工商”所代表的“文明”价值取向，农、工、商的道德性与知识性在不同层次的传统中得到正名，“商人”形象的流变，“商学”内涵表述的复杂多歧以及对“商道”的颠覆性认知等“知识”面相，在《商务报》的不同文本中得到呈现。商业官僚群体的渐成气候，甲午战败后的焦虑，“商战”“学战”的急迫感，以严复译著为代表的新知识学说的强势，多方互动形成合力，促成了这些“知识”面相，它们表明了晚清知识界对“商务”的正当性与重要性的认同与建构。
但须指出的是，在清廷层面，此时“商务”与“国事”仍存在紧张。《商务报》中屡次言及该报“只许登载商务，不准议论国事”，⑧但并未指明“国事”为何。然而，报中所倡“商务”之事似又多关乎“国事”。如为商者“不独为一身一家计，且为君国富强计”。⑨“商人之义务”在“张国势”“裕国用”，“义务不尽，则不得谓之完全之国民”。⑩载振在为实业学堂开学所做的演说中，更对工商实业之学的“学”字进行了忠孝规训式的解释：
盖学也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以古人制字之义而论，“教”字左旁从“孝”，“學”字中间“爻”字、“子”字，即古篆文“孝”字。故教者非孝无以尽教之义，务学者非孝无以为学之初基。移孝乃可作忠，孝亲忠君为人生天地间第一要义，天下惟忠臣孝子而后能任天下之大事。{11}
回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观戊戌变法失败时光绪所颁谕旨，有“通商惠工、重农育材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议”①一条，似可看出“国事”语境的些许端倪。“有关国计民生”之“国事”，可与“商务”相合，即前文李鸿章所言“用人理财之道，与政通矣”之“商政”;“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之“国事”，则为“不准议论”者，“商务”被清廷认为不在其中。但新政中“商务”的发展、新的商业伦理的确立，后来却真的成为改变清廷“治体”的重要因素，应该是清廷始料未及的。
【作者简介】徐悦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王向阳】
Abstract： The central character of Business Paper was founded in Beijing in November 1903 when the New Deal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was considered to be a key measure to contact with people by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of the Qing court. As the prodecessor of the Official Business Paper， Business Paper hadn’t been patterned and
关键词 《商务报》，知识，清末新政，商务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14-0034-09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北京《商务报》创刊，被清廷新设商部视为“通下情”的重要举措。作为《商务官报》前身的《商务报》，其所具有的社会实录性质及刊载体例、内容文本的多样，显现了由晚清朝野精英所共同构成的“知识界”（intelligentsia）①在因应变局过程中对“商”的相关“知识”面相的认知与建构，这一知识界中诸人虽在《商务报》中以“论者”的匿名称谓出现，但均呈现出在甲午及庚子事后官方所承认并倡导的新学取向。相较于此前学界对《商务报》及同类型报刊内容的介绍与对其“启蒙”意义的论述，②本文试图以《商务报》这一具体而微的事例，在群体认知层面的“知识”范畴③下，爬梳“商务”“商业”“商人”“商学”及“商道”等概念在与社会互动中所呈现的多元脉络，它们在与“传统”的离合中，共同指向了商事活动在晚清社会意识中获得道义合法性的过程。④
甲午战败后，“振兴商务，为目前切要之图”，已成中央与地方精英人士之共识，但“叠经谕令各省认真整顿，办理尚无头绪”。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清廷着刘坤一、张之洞拣派商务通达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先于上海、汉口一带考察“应如何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端”，以期推广。①同年六月，准管学大臣孙家鼐奏，将维新刊物《时务报》加以损益改为首份官报，“义在发明国是，宣达民情”，并划定刊载内容，以彰官报典范：“一切学校、农、商、兵、刑、財、赋，均准胪陈利弊，藉为鼗铎之助;兼可翻译各国报章，以备官商士庶开扩见闻，其于内政外交裨益非浅。”②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刘坤一已于上海设立商务总局，以求“立商学以究原流，搜商律以资比例，设商会以联心志，撰商报以广见闻”。③遵从官报定章，地方性的“商务报”相继创办，这些报刊多为周报或旬报，内容以介绍各地商情为主。④
与此同时，曾奉张之洞命在南洋兴学的保商委员吴桐林，因长于商务实业，得庆亲王奕劻赏识。光绪二十七年，奉庆王召入京，上书言诸项兴商保商事宜。从吴氏后来的回忆看，其进言似与此后商部的成立及运作直接相关，其中不免自诩，但也表明非科举出身的吴氏的确参与其中。商部成立前夕，吴氏与其长子吴兆鉴筹办《商务报》，遵庆王意，定为官商合办。⑤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商务报》终于北京创刊，为“商部章程”举措之一，意在“营销各直省，俾各业商人俱可随时购阅”。体例上，《商务报》为旬报，每月三期;刊文大致可分“上谕”“公牍”“论说”“浅说”“现情”“译述”“实业”“丛谭”及“小说”九部分，刊行中又几多“改良”。内容上，多载国内各处“商情货价”、外洋“商务繁盛情形”及“古今著名商家事迹之始末”;且“间用浅近之文法，期于一览而知”。⑥刊文来源大致可归两类：一是“洞达商情”之“鸿儒硕学”所著“论说”;二是诸商号之“章程办法”、诸行业之“规则情形”，以及“物产源流、市情销（消）长”，或所营“制造新业”、所创“运售良法”，诸如此类之商务报告。⑦其旨在彰明“朝廷远师先圣之制，近采友邦之法”，以浚商智。⑧但清廷又多次强调该报“只考究商务，不涉他事”，似尚有顾虑。⑨
该报所采取的营销方式，是先将第一期报册免费送于各省督抚下辖各署，在头期的阅读体验后，“凡订购者皆从第二期起算报价，全年五元，零售每册二角”。商部并未强行配销，地方衙署亦似配合。如山东省学务处会同商务局收到初期报册后，“通饬各属劝谕绅商士庶广为营销”，“俾官商士庶咸得考镜研求，闳兴美利”。⑩
《商务报》出刊约半年后，该报馆回顾，自认各处要闻中“有关商务的，都在上头”。{11}回溯《商务报》开办前的二十余年间，朝野上下已是竞言“商务”，知识界对此多有论述，并对其正面取向逐渐达成共识。
在地方在野人士的言论流通层面，如光绪六年刊印的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中已有“论商务”一篇，开篇即言：“原夫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12}与郑氏有过来往的李东沅后来又将该刊行本翻刻，取名为《洋务抉要》，并将自己署名为作者。光绪十四年葛士浚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续编》所选录的《洋务抉要》中仍有“论商务”篇。{13}似可说明郑氏对“商务”的这一认知得到了当时知识界的一定肯定。
在清廷决策层面，光绪十二年三月，李鸿章等筹议招商局事宜时曾叹：“三代之治法，贵本而抑末，重农而贱商，从古商务未尝议于朝廷”;然“海上互市以来，论者乃竞言商政”;“用人理财之道，与政通矣”。①可见，为因应“海上互市”的时局，作为“用人理财之道”的“商务”，已是朝政势必关切的对象。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盛宣怀奏请仿办银行，以此为“通商惠工之本”“理财之要”;“此外商务，巨细万端，设施有序”，应设专司会同户部取法邻国，“兴起商学，鼓舞工艺”，以求“利源无外溢，藏富于商民”。②光绪二十六年正月，时任四川总督奎俊认为“商务一事，其大要在考究物产、讲求制造，广开销路，必须官商不隔、声气素孚者，方能联商情而广招徕”。③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商部尚书载振又言：“商务初基，以提倡土货为第一要义，故农、工、商三者，各有相需为用之理，本末兼资，源流斯畅。”④此时“商务”，虽是“巨细万端”，然其大体总不外通商惠工，官商互通，讲求理财，以保利权而图富强。 “商务”在《商务报》的言论中亦被视为近世之强的象征。有论说认为一世有一世之突出强势，“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务者，古今中外强国之一大关键也”，商务与国之安危实已密不可分，“故致强之道，无他术焉，而务在兴商”。然“吾华”虽与西人通商有年，本土商业仍未勃兴进步，其原因在于“不知有重商主义”。其具体表现为“无合群之思想”“无坚持之能力”“无奋往之精神”“无开通之智识”。⑤
在《论工商渐入文明》一文中，虽亦论及“夫阅一人，必有一人之造诣;历一代，必有一代之精神”，上古、中古与近古所记之“工商”各异，但其世代观念中却有着明显的持续进步的价值取向：“由上古而中天，有中天而三代，由三代而秦汉唐宋，工虞制作，日起有功，非日新之现象乎？由草昧而耕凿，由耕凿而创造，由创造而捐革变通，交易往来，各得其所，非进步之新机乎？”而“中国工商之事”本应属先进，奈何古时抑之，史籍记载“略而不详”，又“试考经书之所记，与夫野史之所传”，若以当今之商事相较，“优进之途，不啻倍蓰”，故“崇古”之传统已不可取，“不得谓今人之不及古人也”。针对时人所流行的“西学中源”说，论者更侧重于“彼国”内部学人自身的进取精神：“平心而论，十八世纪以前，彼国亦多守旧，有因实学而反被幽囚者，有因新法而指为妖异者，幸志士不挠不屈，研求学界之新理，以开风气，臻其极致，何莫非中国子书内哲理？”相比之下，“中国之工商”之所以“抑郁而居人下”，是因为“气运之未至，习见之未除也”。但乐观地看，气运流转，“天无久而不变之时序，地无久而不改之沧桑，人事迁流，同此公例”，然道不远人，由是“工商之事”，“前史之所略者，今则详之;前史之所粗者，今则精之”。更言：“盖天机发泄之余，秉公德不重私情，贵大同不贵小局，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值此工商发明之时运势风，我国人虽暂处弱势下风，但“公德”尚在，只要与时偕行，顺势而为，亦能如泰西般工商光昌，以达“大同”;此“天命”之下，“尽人事”亦十分重要，“时运之隆污，虽听诸天，然人事终居其半”。相较于“人事”中的“先因后创”，“不破不立”似更为撰稿者所接受，有“破”方有“文明”——“盖人事与天心相表里，运动愈甚，则破坏愈甚;破坏愈甚，则精刻愈甚;精刻愈甚，则文明愈甚”。⑥
《歐亚商业沿革考》亦侧重于“革”的一面：
沧桑之更易，陵谷之变迁，国运之盛衰，人事之消长，迭相为用，由成而毁，由毁而成，天似无所容心，而世界则为之震动，愈破坏则愈坚固，愈洗刷则愈光明，故老成以阅历而来，基业从艰难而定，此即沿革之说，固不止商，而商业其一端也。⑦
在赋予“商务”极为正面、力求开拓的文明取向后，“商事”就必须落在行之有效的具体操作上。商部认为，振兴商务的首要之法为“合群”，即劝办商会，以“聚商情、厚商力、开商智”。各商会选举总董按期会议的内容，精研商事之“巨细万端”：
凡一业之中，何货易售，何货搁销，何货成本较重，何货利息较厚，何货当思仿造，何货当思改良;举一切物产衰旺、工艺优劣、市情涨落、销场畅滞，合同业商人时加考察，互陈利弊，互究得失，联络一气，务思所以补救之法。而且该业之中，某利当兴，某利当革，某铺有亏折，某人有屈抑;某人制新器，应予专照;某人造伪货，应予禁止。①
在《商务报》的相关议论中，“四民论”的“传统”成为撰稿者对此议题的表述对象。
回溯“四民”之说，语出《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即“四者国之本，犹柱之石也”。此文本中并无划分社会等级之意，只言四民“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之举。②至战国时秦用法家思想主张耕战，以农为本务，抑制工商，减少人口流动，以求社会稳定。汉初为休养生息，亦颁行抑商政策，并为后世历朝所沿用。“士、农、工、商”渐与此重农抑商政策相结合，形成了社会等级由高至低的“四民论”，成为历代官方的主流思想。③
然而，历代“四民论”并非一成不变。受唐时新禅宗“入世”转向的影响，唐宋“新儒家”进一步阐发“日用人伦”，以“士”定位自己，他们的社会关怀在于“以天下为己任”，其“经世”对象是四民社会中的所有人，“士、农、工、商”在他们眼中回归到了职业上的分化，而非道德高低或人格贵贱。时至明清，由于人口激增，科举竞争愈加激烈，加之商业与城市化的发展，诸多士子由士入商，商人亦出资培养后代读书取士。传统四民社会中“士”与“商”，界限逐渐模糊，互动日益密切。进而“四民”关系也被王阳明概括为“异业而同道”：“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④
回到《商务报》中，知识界在传统“四民论”的不同层面阐发了“国民”语义下的新“四民论”。《原商》一文开篇即言：“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民贵之说尚焉。就民之中而区别之，则有士、农、工、商之目，各志其志，各事其事，而国之主权乃独完，而乃足以自立。”此与王阳明“异业而同道”的观点颇为相近。但此时“四民”关系并非平行，农、工、商“皆发源于士”，“三者夹辅，其国以强”。⑤为了回到“四民”原初仅为次序、并无贵贱的传统，《论官商之界说》言：“中国分士、农、工、商为四民，农、工次之，商又次之，不知四民名目，第指其次序，而非薄视商业也。天之生才无择，士固有顽而商亦有秀。”⑥更有甚者，以白话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农、工、商三重身份集于圣贤一人的故事，以示教化。⑦
虽然，上述论者均言“四民”无高下之别，但仍有议论认为“士”在“学”“智”的层面相对重要，似在理想状态下，农、工、商自身均应为“士”。如时驻美三等参赞兼商务随员孙士颐、驻美二等翻译兼商务随员苏锐钊在《照录驻美商务随员说帖》中汇报：“外国之农、工、商皆士也，中国之农、工、商皆非士也。以非士而与士角智力，故知其不敌也。”故不可将“民生衣食之要图”付于“懵无知识之农工”。⑧“农、工、商”者，在“民”的意涵外，更有知识性的“学”的要求。 对于职业层面的农、工、商三者之关系，论说又各有侧重。《原商》一文认为“商”于其中应居于主流：“农”“工”为“商”来“导以先路”，以至“商情萃，商智浚，商力厚”，则“挽回利权，团结民情”之重任，乃“商之责”也。⑨
《论工艺局》一文则指出，“工”“商”相较，应以“工”者为大：“汉司马迁曰：‘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从可知商务之兴，非兴于商，实兴于工也，故劝工为兴商之本。”论者亦见其时西洋各国，“工”在“学”的层面已然兴勃，并具社会福利之功能：“其讲求工艺，无论精粗巨细，靡不设有学堂，以教青年子弟。而民间工艺厂，又各设专门学堂，以习其业而精其事，而犹恐贫者无力入学，惰者甘于暴弃也。”而反观“吾国”，尚有众多“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徒”，“诚能准请古制，参以西法，由民间自设工艺局，俾若辈咸入其中，则分利变为生利，是一转移间，可化莠为良，转贫为富”。①
《商本于农说》一文中又强调以农为本：“中国有志之士”虽希冀“一蹴而几富强”，但眼下仍是“黎元生计，日见其艰;阛阓财源，犹虞其匮”，其原因在于“施之无其序而发之无其本也”。《史记·货殖列传》再次被征引：“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不同于上一篇《劝工为兴商之本》的论调，此处是为了说明“凡以商立国者，欲行其重商主义，必先行其重农主义”。但论者又认为商人比农人更有智识，虽“彼西人农学新法各书，近已一一译出，列肆求售”，但“特惜我农人之未娴教育，而未能按图以索也”，故引导农人以兴农学乃“华商之责”。②
以上论说虽各有所旨，但均从“四民论”不同层次的传统中汲取相关的思想资源。在该报另一篇《论机器之益》的论说中，更体现了这种“复古”与“知新”的统一性：论者确信，“上古圣人”必有工商之“古法”贻于后世，“我失亡于千百年前，而西人发明于绝继之交，此乃“古法亡而未亡之幸”。因而，“今日之华工、华商”，若能尽力以学西人之发明，则“由此复古，由此知新，而渐以进于富强”。③
相较于“农”“工”，《商务报》的诸论说仍集中于“商”，且描述了对“商人”形象的预设。
中国传统社会中，为中小商贾者，常因无地可耕，被迫转而为商，多有悲情色彩;为富商豪商者，又多被视作为富不仁。在明清日用类书中的商业书——商人经营知识与职业道德的经验性参考文本中，有诸多劝诫之语，勾勒了这类读物所预设的“商人”形象。如明万历年间知名书贾余象斗所纂《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之“客商规鉴论”言：“夫人之于生意也，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好胜争强，终须有损”;“欲放手时，先求收敛”。④天启年间徽商大族新安程氏成员程春宇所辑《士商类要》之“经营说”言：“读书不易，为客最难。宿雨餐风，朝暮带披星月走。登山涉水，晨昏时伴虎狼行。”⑤氏著之“为客十要”中言，身为外出客商，应做到“谨慎小心”“少年老实”“良善忠厚”“笃实至诚”等;时刻强调“商贾之难，经营之不易”。⑥崇祯年间闽商李晋德所著《客商一览醒迷》言，为商者应“知义安分，不事妄贪”;应“赋役当供”，以为“良民”;希冀“贫得息舒，富无横敛，官绝羡取，吏禁旁求”。⑦氏著又附《悲商歌》三十首，极言旅居他乡之艰辛;《警世歌》十六首，常劝经营财货之谨慎。
上述这些须被反复规训的“商人准则”，以及不得已而为之的远途征程，在1903年《商务报》所录商部原稿《驻美纽约领事呈》中，却已成为“我华工商”这一群体的“天赋固有之良能”：
一、能远出。地球之上，人类所居几无不有我华人足迹，负囊独往，不必如各国之移植，待政府之奖励，俟承揽者之统率而后行也。二、宜于天时。冰寒之区、炎热之地，无在而不可忍受。非若白种人之喜居温带地也。三、勤俭力作。可以无间隙服食，不求夫美备。四、计虑精密。虽远适异国，而饮食日用之微，必求有以互自供求之道，外人不易得其遗利也。五、爱恋宗国。积年勤劳于外而以赍资归里为一生之的，是数者为生财之要质。⑧
然亦有论者认为与“西人”相比，“华商”自来缺乏“奋往之精神”：“试思彼西人之足迹遍全球，无论他国之若何深拒固闭，要必索得一通商之埠而后已，否则即破其身家财产，而亦无所于悔。而且前者踣而后者继也。华商则向视离乡背井为最不幸之事，出门不百里，即与家人恋恋，有离别可怜之色。”⑨
无论这些“良能”“精神”是否为“我华工商”所具备，此时它们确是知识界对“华商”的希冀所在，均须通过教育讲求“商学”，或为开通智识，或为发达“良能”。相较于明清商书中所推崇的“老成君子”形象，新兴的商务学堂则以“栽植少年之英俊”为目的，而非“桎梏垂老之商民”。①
甲午战前，《申报》中已有对西欧诸国讲求“商学”情况的简述：此前“数十年”，德国效法英国，致力于“著书畅发制造之新法以及通商获利之所在”，由此德國商务大振，于是“各国亦一例加设商学”，而奥地利“近尤加意于商学”，所涉范畴被进一步细化：“一则银行并典质货物暨保险各事，二则制造各法及各销售并运物脚价，三（则）陆地转运之法并邮信电报各事。”②光绪二十年，《申报》在介绍日用类书《石印重校新增绘图正续万宝全书》时，指出该书所含“商学”是“初学习业”，“行商坐贾，行号规例，关于经营场中之事、生意筋络，一一详载”，其仍是传统的日用类书范畴。③可见此时中西“商学”内容之差异尚显。
甲午战后，时人关于“商学”的体认有了变化，渐向西方靠拢：他们注意到“日本学校步武泰西”，其商学院课程为“国词、汉文、英语，记书法、信札、算术、地理、各国史记等学务”，“使（学生）熟谙本国、外国情形，以便学成为商”。④光绪二十三年，湖南维新刊物《湘学新报》将“商学”列入六门“实学”，其要旨在于“专明各国盈虚衰旺之理，及夫内地宜否讲求制造，及生利分利之别，以拓利源”。⑤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奏汉口试办商务局事时又言，“商学系考求制货法理，销货道路，综校护商律例，以及中外赢绌，银价涨落，各国嗜好，各业衰旺各情况”。⑥光绪二十五年澳门《知新报》则将“商学”所涉范畴铺陈甚广：“中文则教以古今商学之源流，各省之产物，方域之远近，人情之好尚，出入口货之消长，钱币度量之异同，水陆运输之难易，盘载工价之贵贱，制造器艺之优劣以及楷草之书，南北之话，迎送之礼，方言之琐，会计之术”;当“诸学既通”后，再“教以东、西文以底于成”。⑦此时“商学”均被规划为切于时用之学，并在西式学科主导下不断细化。但各处“商学”在知识上所指各异，始终未形成学科内对话的焦点，直到“计学”一词的出现，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前后，严复所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相继出版，从《申报》所载相关讯息来看，其销量与评价均甚好，⑧各地趋新报刊亦多有引介。⑨其中“计学”的表述成为知识界关注、讨论的焦点。当时《新民丛报》上即有论者对“Economy”的译法是取诸古书还是另立新名而产生争论。⑩严氏对自己所译“计学”进行阐发：“为凡料量经济撙节出纳之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仍甚为看重，“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极言该学“关于中国之贫富”，“系乎黄种之盛衰”。{11}“计学”的译法，新政时似在传播上占优。{12}
“计学”的广泛性、对利源的注重以及可致富强的效果，与前者所列“商学”相合，成为《商务报》背后的知识界对“商学”阐述的焦点。论者即言“固商之基础”，首要在于“立计学科”：“考泰西计学家，有重商派，有重农派，各持其说以风于社会”，“自英人斯密亚丹氏出而会其通”;“其所论如分功之例，易中之例，奖外输之例，庸赢不同之例，洞见单微，握商学之枢”。故“宜特设一科，聘泰西计学家主持之，遴派学生，分年肄习，卒业后派往各埠考察情形，以备商董询访”，以期“盈虚消息，能会其通而与为调剂矣”。①更有论者认为“计学”开启了以“智”与“财”为特征的“文明”：“自计学推论于西儒，而商战之说起，欧美诸邦，最称文明者，大都不斗勇而斗智，不角力而角财。”②
或许确如梁启超所言，《原富》一书“理深文奥，读者不易”，③或许是该报受众应是粗通文法之商人，又或许是讨论者也未能吃透严复所讲“计学”之义，故而该报并未侧重“计学”学理，仅以《原富》卷首的“斯密亚丹传”演义了一篇白话小说——《计学大家英儒斯密亚丹传》，其中说“计学”是“经世有用之学”：“这个‘计’字是什么解说？原来就当做‘理财’两字解说。这书（《原富》）中所说，全是理财的方法，上自国家钱粮，下至百姓产业，以及农工商贾，所以能够生财的道理，都原原本本，载在这一部书中。”④此解释似亦合严氏的“适俗”之解。
“计学”既言生财理财之事，“为商界育人材”则为必须之法。纵观《商务报》中关于商务教育具体举措的论述，似多充斥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论者虽言“凡有关乎商学之实用者”皆在所学范畴，但仍“以速成种种商家职事为宗旨”;⑤论者虽言商务之学与农工之学不同，“研究法理居多”，但仍“以期速成”。⑥这种紧迫感使该报的眼光向下，自第31期起“改良”其“浅说”部分，连载由“本馆主笔先生”所编的《白话演说商务教科》。在这篇仍以“文笔”写作的“《白话演说商务教科》序”中，该教科文本所设定的读者群体是“粗解文义”“仅识之无”之商民，读来应“如野老之谈天，收效多而成功速”，以期“自上至下，均得寓目旁通”。⑦
此《白话演说商务教科》总分四纲：“商学”“商政”“商情”与“商史”。它要把“做生意的筋络”，讲出“实实在在的道理”。这道理中，又以“人情世故”最为玄奥：“接洽在即离之间，措辞争分寸之际”;“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却又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了”。⑧此理又甚通当初《士商类要》中之“货物千般，于内有无穷之奥妙。人心一点，其中藏百变之机谋”。⑨它们的论述均贯穿着“恍兮忽兮”的“商道”特征。不过，相较于后者“道虽微末，理最幽深”⑩的看法，此时的“商理”仍乃“幽深”，“商道”却已非“微末”。
回顾明清关于“商道”的讲述，始终是在讲“天命”与“人事”的纠缠，且前者乃是根本。明清众多的商业小说中，常言“天数”“造化”才是人能否富贵的根本。如“三言二拍”，“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天命”与“人事”相联的“常理”在于宿命：“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11}又如雍、乾年间流行的小说《通天乐》中，劝说劳苦商人莫要拼命：“终日忧愁，用尽机关不肯休。贫贱天生就，富贵天缘凑。休算计五更头，明朝依旧。略放宽心，落得安闲受。因此把妄想贪求，一笔勾。”{12}但“天生富贵”之人始不自知，须戒骄戒淫，一心向善，正如清初《连城璧》所言，“造化生人”，“使乖弄巧”，可谓“都是一片深心”。{13}
然而，到了清末“萬国通商”的时局，加之严复所译《天演论》的流行，使“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发生了倒置，后者变成了“商道”的根本，并将前者视为竞争的对象，“与天争胜”成为了当时最值得鼓励的宣言。即使《天演论》的译述本身论旨多歧，①但其所言“人治有功，即在反天行者”，“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的论旨②也已获得了读者认可。为氏著作序的吴汝纶便笔触兴奋：“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③两年后大桥式羽（陈蝶仙）所撰小说《胡雪岩外传》风行，其中有“朝野风气未开，人事尚难与天道争胜”④之语，言外之意似为“若朝野风气渐开，人事可与天道争胜”。
此时的《商务报》中，诸多小说所明确传达的主旨也已是“人事”为经商置业之根本，与“天命”无关。如《好以利》中，在讲述主人公美国人好以利（Elias Howe）发明缝纫机的事迹前，以范蠡致富的故事作引，说“人贵自立”，“只讲本事不讲命运”的道理，小说结尾再次强调“有志竟成”：“这好以利，就是个现成榜样。我中国有志气的，何妨照他的榜样，想一椿什么发财的方儿。若是懒得用心，不想长进，把发财这件事，推在命运里面，那便是走错道了。”⑤《范蠡》讲了范蠡之所以经商致富、“三徙”成名，“全仗自立”，“事在人为”;“我们中国商家，生在这个万国通商的时候，只要存心公正，放出手段来”，致富“也是寻常意中之事”。⑥《西瓦迭》中也在“奉劝我中国商人，要晓得发财一事，都是有志竟成，并非命里注定”。⑦ 可見，在“商战”的大舆论下，强调“有志竟成”的“人事”，已是把握、显扬“商道”的本源，而原来那不可言说的、值得敬畏的“天命”却逐渐从“商道”中被剔除出去。
综上所述，朝野对“商务”的认知与“工商”所代表的“文明”价值取向，农、工、商的道德性与知识性在不同层次的传统中得到正名，“商人”形象的流变，“商学”内涵表述的复杂多歧以及对“商道”的颠覆性认知等“知识”面相，在《商务报》的不同文本中得到呈现。商业官僚群体的渐成气候，甲午战败后的焦虑，“商战”“学战”的急迫感，以严复译著为代表的新知识学说的强势，多方互动形成合力，促成了这些“知识”面相，它们表明了晚清知识界对“商务”的正当性与重要性的认同与建构。
但须指出的是，在清廷层面，此时“商务”与“国事”仍存在紧张。《商务报》中屡次言及该报“只许登载商务，不准议论国事”，⑧但并未指明“国事”为何。然而，报中所倡“商务”之事似又多关乎“国事”。如为商者“不独为一身一家计，且为君国富强计”。⑨“商人之义务”在“张国势”“裕国用”，“义务不尽，则不得谓之完全之国民”。⑩载振在为实业学堂开学所做的演说中，更对工商实业之学的“学”字进行了忠孝规训式的解释：
盖学也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以古人制字之义而论，“教”字左旁从“孝”，“學”字中间“爻”字、“子”字，即古篆文“孝”字。故教者非孝无以尽教之义，务学者非孝无以为学之初基。移孝乃可作忠，孝亲忠君为人生天地间第一要义，天下惟忠臣孝子而后能任天下之大事。{11}
回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观戊戌变法失败时光绪所颁谕旨，有“通商惠工、重农育材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议”①一条，似可看出“国事”语境的些许端倪。“有关国计民生”之“国事”，可与“商务”相合，即前文李鸿章所言“用人理财之道，与政通矣”之“商政”;“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之“国事”，则为“不准议论”者，“商务”被清廷认为不在其中。但新政中“商务”的发展、新的商业伦理的确立，后来却真的成为改变清廷“治体”的重要因素，应该是清廷始料未及的。
【作者简介】徐悦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王向阳】
Abstract： The central character of Business Paper was founded in Beijing in November 1903 when the New Deal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was considered to be a key measure to contact with people by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of the Qing court. As the prodecessor of the Official Business Paper， Business Paper hadn’t been patterned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