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众传媒的新兴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报人。近代早期的报人却对其身份和生活缺少认同。“笔墨生涯原是文人学士之本分，既不能立朝赓歌扬言，又不能在家著书立说。至降而为新报，已属文人下等艺业，此亦不得已而为之耳。”（《论新报体裁》，载《申报》一八七五年十月八日）视报人为“文人下等艺业”或“文人无赖”在近代社会较为普遍，而报馆文人也塑造出许多愁苦烦恼的自我形象。“居住在上海租界的中国文人的心理状态常被说成是非常苦恼的，至少是很矛盾的。”这种现象很突出，令人怀疑是文人消极审美观的问题。“忧郁不得志，自称怀才不遇而只好在上海卖文为生的文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已公式化的、由一种偏爱消极情景的审美观而产生的文学形象。”（杨誉：《现代化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在消极心态、消极审美观背后近代文人的笔墨生涯究竟是喜是悲呢？
　　近代大批文人士子投入笔墨生涯往往被归结为社会位移、科举废除、政治动荡、稿酬制度等社会原因，被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对报人的选择影响更大的恐怕还是内驱力，即以笔墨为主的报人生活内在契合了文人习性。一、舞文弄墨满足了文人的本能，即所谓“本分”。文墨诗酒、街谈巷议是他们的本色生活，舍此而外，他们反倒可能会失落；二、笔墨文字可以美化文人的精神与生活，将生活艺术化，将精神理想化，诗意的生活令人陶醉；三、做舆论之领袖，为文字之导师，附庸风雅、声名远播，可以满足文人的虚荣心；四、近代报业发展初期对文人较为依赖和纵容，工作时间、新闻内容、表达方法、工作形式等各个方面的规范与限制相对较少。总之，嬉笑怒骂，流连诗酒之会，灯红酒绿，耽溺美妇巧妓，正是因为此间风光旖旎，报人们才会乐不思蜀，李伯元、吴趼人才会拒绝入仕。相比而言，“为农”、“为工”、“为商”、“为贾”，则是文人所不习惯、不擅长也不乐意的营生，文人“惟有借着管城子为我助一臂力”，“讨些生活”（老锦：《作游戏文章缘起》，载《申报·自由谈》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文人之于“笔墨生涯”有被动的接纳，更有主动的选择。
　　近代许多报业文人直接创办过文学函授班。这说明报人对笔墨生涯特别是文学创作的认同感很高，只是对报人这一新身份的认知和自觉还不够。海上老报人邹弢晚年自设函授学校，靠传授骈文、诗词创作谋生。陈蝶仙因民初在《申报》等报刊投稿、做编辑而声名大著，便成立了“栩园编译社”，一边函授创作，一边自编文学指南性质的《文苑导游录》，俨然海内文学导师。后因无暇顾及，又推出两位“设函授社于上海”的朋友，诗文则周拜花，小说则徐哲身。陈蝶仙称“予友之赖笔墨以为生者甚多”，徐哲身就是典型，他“终日柔乡，不理世事，遂不得不赖笔墨以为生”，“近且二十年”。于是，陈蝶仙感慨，“谁谓读书人必无出息耶？”（陈蝶仙：《徐哲身小传》，徐哲身：《清代三杰曾左彭》，上海大众书局一九三二年版）徐哲身以笔墨维持他的风流率性，反映两个事实：一是笔墨生涯主观上较能保持其人生本色，二是笔墨生涯客观上能保证人生的基本需求。
　　笔墨生涯能为报人及投稿者带来较客观的名利，这种荣誉和利益或隐或显。报人借传媒扩大了社会影响力，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和收益，无怪乎文人骚客乐此不疲地憧憬着“洛阳纸贵”。“扬名”背后的实质利益也很可观，名人效益可将名誉转化为无形文化资本或有形文化产业。李伯元身后的财产纷争既暴露了他作为报人与报业经营者所获得的丰厚利润，也反映了欧阳巨源对自己早年为李代笔隐身埋名的反省。徐枕亚因在《民权报》发表小说《玉梨魂》而万民追捧、众女倾倒、名媛求婚，终抱得美人归。《玉梨魂》的写作属徐枕亚做编辑的义务，徐并不能从巨大的销量中直接分享收入，于是他不辞劳苦重写《雪鸿泪史》以维护其利益，另办《小说丛报》、《小说季报》和清华书局也不无名利之图。
　　笔墨生涯保证近代报人文人生活的直接原因是稿酬制度及其带来的经济保障。稿酬使笔墨生涯的经济效益提高并制度化。文学商业化使得完全以笔墨为生的人有了客观经济保障，于是有了以报刊为中心的较职业化的作家。晚清较典型的以笔墨为生的作家有吴趼人、邹弢，民初则有包天笑、周瘦鹃、徐哲身等。吴趼人曾在《咬文嚼字》中幽默地剖析了这种卖文生涯的实质：“我佛山人，终日营营，以卖文为业，或劝稍节劳。时方饭，指案上曰：‘吾亦欲节劳，无奈为了这个。’”（《新小说》第二十二号，一九零五年十一月）稿费制度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存方式，也转变了传统文人的价值观念。经济制度上的保障，有利于文人脱离传统士绅阶层，转变为依靠个人文化资本的新型知识分子。范烟桥曾谈道：“旧时文人，即使过去不搞这一行，但科举废止了，他们的文学造诣可以在小说上得到发挥，特别是稿费制度的建立，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167页）科举的废除是刺激性的体制变动，稿费制度的建立是强有力的社会诱因，对于近代文人的卖文为活，一个在前面诱其出山，一个在后面断绝来路，前者的意义大过后者。包天笑一九零六年来到上海，“已流行计字数酬稿费的风气了”，到辛亥前后，他自己的小说稿酬千字三元，林纾千字五元。包天笑任《时报》编辑，工资涨到一百五十元，但他仍然“向别处写小说、编杂志，可两倍于时报薪水”（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324—325页）。编报纸、兼职编杂志和写小说给他带来的收入非常可观，他对于报馆生涯与自由撰稿文人的认同程度也很高。像他这样有文采、有机遇，能够完全以文为生的报业文人和职业文人的确很典型。
　　对于一般投稿者，文章得到认可带来的荣誉，还有发表后那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的稿酬，更是“好不快哉”！关注经济收益的投稿者喜不自禁地说，“投稿者，想酬也，非名也；得酬者，名也，兼得利也”（诗隐：《投稿赋》，载《申报·自由谈》一九一四年九月四日）。名利双收的投稿者心满意足地说：“荣莫荣于有名誉，乐莫乐于有润资。”（语溪蠖屈：《自由谈记》，载《申报·自由谈》一九一五年十月一日）此外，追求率性惬情的文人在风花雪月的笔墨中自恋，有志移风易俗的士人也可在嬉笑怒骂中讽世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