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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教育资源短缺的社会条件下，民国初年的北京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教学方式——露天学校。露天学校一度盛行于北京的社会教育舞台，在文化补习和开通社会风气方面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
关键词：民国初年；北京；露天学校
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严格的等级性，学校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劳动人民被排斥在教育体制之外，只能通过“义学”等有限的途径接受教育。近来以来，在与西方的交锋和交流中，政府和社会精英逐渐意识到，民众素质低下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开民智”的呼声中，普通民众的文化教育首先进入社会各界的关注视野。民国建立后，政府和社会各界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因人而异，创造性地发明了各种教育方式，对民眾进行知识文化的补习。露天学校即为其中之一。
一、露天学校的开设
露天学校是一种首先盛行于欧美各国的特殊学校，授课地点选择于户外空气流通处，目的在使体弱儿童兼得锻炼和教育，并供给衣食。与之不同，中国的露天学校授课地点亦在户外，其目的为补助学校教育，救济失学儿童。露天学校在中国开始于天津南开中学，但并未形成规模。1914年7月，私立北京通俗教育会首先在梁家园广场试办两次露天学校。获得成功后，为继续推行起见，制定简章呈报学务局。根据《北京通俗教育会实施露天教育简章》，露天学校学生以失学儿童为限，年龄在6到14岁之间。学费、讲义费、杂费一概不收。上课时间为每周1次，每次2小时。天气恶劣时依次顺延。学校的经理员、教员从该会会员、各学区劝学员、各公立学校教员及宣讲员中选择充任。通俗教育会前后开办露天学校7处。1914年在梁家园、象鼻子坑、剪子巷、帝王庙4处开设露天学校，1915年在南池子、大铜井和牛街3地增设露天学校。露天学校教学地点为户外空旷处，其设置情况，可从当时一位小学生的作文中窥知大概。公立第七小学一名为王锡麒的学生在作文中这样记录象鼻子坑第一次露天学校开办情形：“见其校所以十数木棒连以绳索围为一大圈，旁有一门，门外一大旗，上书字曰北京通俗教育会露天学校。门内有通俗教育会员及各学校职教员共十数人。有桌一、风琴一、椅一、黑板一、教鞭一，桌上有铃一、粉笔数条。地上铺席，席上有小学生八十余人。”[1]由此描述可知，露天学校的特点在于以最少之设施，临时搭建成一教学场所。其形式虽然简陋，基本的教学设施却尚算齐全，且易于操作，施行简便。此恐为其在京师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吧！继通俗教育会设立露天学校后，京师部分公立小学闻风而起，纷纷于课余时间兼办此类教育，如公立第十七小学开办河泊厂露天学校、私立普励小学校开办新开路花园露天学校等。1916年，教育部基于露天学校实施两年以来“成效颇著”，下令转发《北京通俗教育会实施露天学校简章》，要求各省体察地方情形参酌办理。京师学务据此下令，要求所辖各公私立小学有条件者参照规则，“于课业余暇酌量定期，各于学校附近广场召集失学儿童组织露天学校”[2]。同年5月，学务局制定经费补助办法，规定补助各校开办费4元，举办露天学校期间，每月发给补助6元。补助费基本用于购买教育用品，讲员义务教授，不领薪水。1916年4、5、6月间，小学兼办露天学校渐次开展起来。至1918年，京师城郊共有露天学校23处，教学时间由每周1次增至2次。由于教学地点在户外，露天学校受气候影响较大，天气恶劣时往往不能举行，尤其是酷暑和严冬时节。夏季时正值暑假，露天学校因之停止，待9月份天气凉爽后继续开办。冬季时，通俗教育会将露天学校移至室内，如借助附近学校教室及讲演所，以冬日学校之名继续实行。1916年10月，天气转凉后，各露天学校纷纷冠以冬日学校之名，继续开办。另有学校将露天学校变通为星期学校，授课场所移在学校教室内，授课时间改为周末。1918年后，露天学校失去兴办初始的“热闹”，一些学校要求缓办或者停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在当时，面向贫寒失学儿童的文化教育，除露天学校外，还有半日学校。
另外，部分学生团体受到影响，也自发组织举办过露天学校。如，清华大学青年会社会服务部学生在1919和1920年间分别在郊区西柳村和三旗营举办露天学校。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是当时教员之一。
二、露天学校的教育意义
要论这种文化补习的意义，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揭示其意义。作为当时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的教育资源及民众受教育状况远非其他地方可比。但与此同时，贫困也一直是缠绕北京社会的严重问题。国体变更后的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局动荡、战争频繁，作为首都的北京更是深受其苦，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根据警察厅的调查，即便以仅够维持温饱的年收入100元为标准，整个北京城仍有11.95%的人被列为“贫困”或“赤贫”。而对于年收入能达到100元的温饱之家，其食品支出比例高达68%~83%。[3]288-289除去其他费用，其可用于教育的经费可想而知。作为一种免费的教育活动，露天学校为广大挣扎于温饱线的大量北京民众尤其是贫寒失学儿童提供了接受教育的途径。露天学校在社会教育舞台上的活跃时间大概在3到4年。由于其每周上课一到两次，间隔时间较长，难免使人怀疑其能否能起到教育的意义。西郊第二小学对其在1916年8月至1917年6月间开展露天教育的记录显示，除部分月份因农忙或气候原因酌减次数外，该校每周举办露天学校两次，每次参加人数在20人左右。露天学校的教员，多为各校优秀教员，教法纯熟。根据露天教育的特点，其国文科以识字为主，如“羊牛”“豆瓜果”等日常用字，每次随程度不同学习2到5个。算术则以加减乘除为主，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为目的。修身课所教内容多为社会、家庭或个人修养相关事项，如卫生、孝顺、礼节等。还教以简单歌曲。公立第二十九国民学校在报告中称，在其一年的教学活动中，国文科上课约百余次，所教字数达三百；算术科约四十余次，学生掌握到四十以内的心算和笔算；其余修身课二十余次，多选与学生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体操、唱歌等十五次。他们认为在学生中，自始至终未尝辍学，且能将所发课篇完全存留、所授课业记忆不忘者，约占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一。其他学校的报告情况也大致如此。[4]报告或有夸大，但部分露天学校学生在进入小学学习后，往往已经具备一定程度。另外，露天教育中一个屡被提及的现象是，女生人数多于男生，比例有时甚至高达十分之八。失学女童多于男童或许是造成此现象的原因，这使得露天教育对女童的教育救济意义更为凸显。对露天学校的教育活动评价过低并不公正。
其实，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露天学校客观上还起到“劝学”的作用。露天学校最大的特点是“以学校内授课之情形实现之于公众瞩目之地”，这种开放性在民初社会具有特殊意义。新式学堂自清末开办以来，并未立刻得到一般民众的认可。民众对于教育形式的认知，仍停留在传统的私塾。改造私塾是清末民初教育部门的重要工作。晚清政府设立的劝学所，其重要职责即是向民众介绍新式学堂，入学之于个人的好处，并于学校开学时引导民众前去参观。这种对新式学堂的陌生和误解在民初依然存在，郊区尤为明显。露天学校在开办之初，民众往往不敢前来听讲，他们称：“吾等子弟，所以不敢遽尔者，恐将携之去上洋船出外国矣。”[7]露天学校教员对此耐心解释，并通过实际行动打消其疑虑。西郊第二小学称，未开办露天教育前，本校附近居民“群目学校为教堂，以为一入学校即归奉教之列。甚至职教员率学生旅行则目教员为牧师，称学生必冠以洋字，大有趋而避之之势。”实施一段时间后，“奉教及洋学生之名词始渐归销迹，近则欢迎之意虽不敢必之于人人，而彼此隔阂之情形已可信其必无”。露天学校以一种活广告的形式，将学校教育展现在民众面前，有助于误解的消除和新式学堂的推广。同时，各小学校之所以乐于举办露天学校，也期望藉此劝导儿童进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贫穷固然是失学的重要因素，而宁入私塾者也大有人在。露天学校在空旷之地开展，每次上课都吸引部分成年民众前来围观。一些家长通过参观露天学校，亲眼目睹其子女受教情形，逐渐意识到学校教育的好处，有的请求附入该校，有的自行加入附近学校。西郊第七国民学校称，经过露天学校的展示，自1916年8月至1917年4月，该校共将15名男生劝入小学。1917年7月又将50余名女生劝入附近两所女校。[6]露天学校以其特有的方式，无形中起到对新式教育的宣传、推广作用。露天学校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儿童的精神面貌。学校多备有脸盆和毛巾，督促学生注意个人清洁。通过教育，学生上下课渐守秩序，平日遇到教师渐知行礼；平日玩闹时所唱歌曲由俚曲谣词，渐以学校所教歌曲为主；游戏有时练习学校所教体操。
三、结语
诚然，作为一种免费的、临时的教育补习方式，露天学校存在很多不可克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来去不定，不能持续参加。有的学生上课至一半因事被家长唤回，还有的携带幼小乳童参加。气候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学生没有养成爱护书籍的习惯，所发课篇多被撕毁，不能持续利用。再次，虽然学生中女生居多，但泥于传统观念，女生有时被不公平对待。如，有的学校在选择优秀学生进入该校学习时倾向男生；冬日学校期间，年龄稍大的女生不被允许参加，等等。尽管如此，在教育资源缺乏的条件下，露天学校有其存在的基础和必要。作为一种“因陋就简”的文化补习方式，在京师学务局的推行和各小学校的热心参与下，露天学校以其特有的形式，一度盛行于民初北京的社会教育舞台，在文化补习和开通社会风气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锡麒.参观露天学校记[J].京师教育报，1914，（9）.
[2]饬各学区劝学员[J].京师教育报，1916，（30）.
[3][美]西德尼.D.甘博，陈愉秉，等，译.北京的社会调查（上）[M].北京：中国书店，2010.
[4][6]东、西、南、北四郊十四所小学校关于开办露天学校实况的呈文及登记表[Z].北京档案馆藏.档号：J4-1-165，1917年.
[5]赵崇华：西郊丰富营露天学校开幕记[J].京师教育报，1916，（31）.
关键词：民国初年；北京；露天学校
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严格的等级性，学校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劳动人民被排斥在教育体制之外，只能通过“义学”等有限的途径接受教育。近来以来，在与西方的交锋和交流中，政府和社会精英逐渐意识到，民众素质低下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开民智”的呼声中，普通民众的文化教育首先进入社会各界的关注视野。民国建立后，政府和社会各界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因人而异，创造性地发明了各种教育方式，对民眾进行知识文化的补习。露天学校即为其中之一。
一、露天学校的开设
露天学校是一种首先盛行于欧美各国的特殊学校，授课地点选择于户外空气流通处，目的在使体弱儿童兼得锻炼和教育，并供给衣食。与之不同，中国的露天学校授课地点亦在户外，其目的为补助学校教育，救济失学儿童。露天学校在中国开始于天津南开中学，但并未形成规模。1914年7月，私立北京通俗教育会首先在梁家园广场试办两次露天学校。获得成功后，为继续推行起见，制定简章呈报学务局。根据《北京通俗教育会实施露天教育简章》，露天学校学生以失学儿童为限，年龄在6到14岁之间。学费、讲义费、杂费一概不收。上课时间为每周1次，每次2小时。天气恶劣时依次顺延。学校的经理员、教员从该会会员、各学区劝学员、各公立学校教员及宣讲员中选择充任。通俗教育会前后开办露天学校7处。1914年在梁家园、象鼻子坑、剪子巷、帝王庙4处开设露天学校，1915年在南池子、大铜井和牛街3地增设露天学校。露天学校教学地点为户外空旷处，其设置情况，可从当时一位小学生的作文中窥知大概。公立第七小学一名为王锡麒的学生在作文中这样记录象鼻子坑第一次露天学校开办情形：“见其校所以十数木棒连以绳索围为一大圈，旁有一门，门外一大旗，上书字曰北京通俗教育会露天学校。门内有通俗教育会员及各学校职教员共十数人。有桌一、风琴一、椅一、黑板一、教鞭一，桌上有铃一、粉笔数条。地上铺席，席上有小学生八十余人。”[1]由此描述可知，露天学校的特点在于以最少之设施，临时搭建成一教学场所。其形式虽然简陋，基本的教学设施却尚算齐全，且易于操作，施行简便。此恐为其在京师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吧！继通俗教育会设立露天学校后，京师部分公立小学闻风而起，纷纷于课余时间兼办此类教育，如公立第十七小学开办河泊厂露天学校、私立普励小学校开办新开路花园露天学校等。1916年，教育部基于露天学校实施两年以来“成效颇著”，下令转发《北京通俗教育会实施露天学校简章》，要求各省体察地方情形参酌办理。京师学务据此下令，要求所辖各公私立小学有条件者参照规则，“于课业余暇酌量定期，各于学校附近广场召集失学儿童组织露天学校”[2]。同年5月，学务局制定经费补助办法，规定补助各校开办费4元，举办露天学校期间，每月发给补助6元。补助费基本用于购买教育用品，讲员义务教授，不领薪水。1916年4、5、6月间，小学兼办露天学校渐次开展起来。至1918年，京师城郊共有露天学校23处，教学时间由每周1次增至2次。由于教学地点在户外，露天学校受气候影响较大，天气恶劣时往往不能举行，尤其是酷暑和严冬时节。夏季时正值暑假，露天学校因之停止，待9月份天气凉爽后继续开办。冬季时，通俗教育会将露天学校移至室内，如借助附近学校教室及讲演所，以冬日学校之名继续实行。1916年10月，天气转凉后，各露天学校纷纷冠以冬日学校之名，继续开办。另有学校将露天学校变通为星期学校，授课场所移在学校教室内，授课时间改为周末。1918年后，露天学校失去兴办初始的“热闹”，一些学校要求缓办或者停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在当时，面向贫寒失学儿童的文化教育，除露天学校外，还有半日学校。
另外，部分学生团体受到影响，也自发组织举办过露天学校。如，清华大学青年会社会服务部学生在1919和1920年间分别在郊区西柳村和三旗营举办露天学校。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是当时教员之一。
二、露天学校的教育意义
要论这种文化补习的意义，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揭示其意义。作为当时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的教育资源及民众受教育状况远非其他地方可比。但与此同时，贫困也一直是缠绕北京社会的严重问题。国体变更后的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局动荡、战争频繁，作为首都的北京更是深受其苦，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根据警察厅的调查，即便以仅够维持温饱的年收入100元为标准，整个北京城仍有11.95%的人被列为“贫困”或“赤贫”。而对于年收入能达到100元的温饱之家，其食品支出比例高达68%~83%。[3]288-289除去其他费用，其可用于教育的经费可想而知。作为一种免费的教育活动，露天学校为广大挣扎于温饱线的大量北京民众尤其是贫寒失学儿童提供了接受教育的途径。露天学校在社会教育舞台上的活跃时间大概在3到4年。由于其每周上课一到两次，间隔时间较长，难免使人怀疑其能否能起到教育的意义。西郊第二小学对其在1916年8月至1917年6月间开展露天教育的记录显示，除部分月份因农忙或气候原因酌减次数外，该校每周举办露天学校两次，每次参加人数在20人左右。露天学校的教员，多为各校优秀教员，教法纯熟。根据露天教育的特点，其国文科以识字为主，如“羊牛”“豆瓜果”等日常用字，每次随程度不同学习2到5个。算术则以加减乘除为主，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为目的。修身课所教内容多为社会、家庭或个人修养相关事项，如卫生、孝顺、礼节等。还教以简单歌曲。公立第二十九国民学校在报告中称，在其一年的教学活动中，国文科上课约百余次，所教字数达三百；算术科约四十余次，学生掌握到四十以内的心算和笔算；其余修身课二十余次，多选与学生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体操、唱歌等十五次。他们认为在学生中，自始至终未尝辍学，且能将所发课篇完全存留、所授课业记忆不忘者，约占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一。其他学校的报告情况也大致如此。[4]报告或有夸大，但部分露天学校学生在进入小学学习后，往往已经具备一定程度。另外，露天教育中一个屡被提及的现象是，女生人数多于男生，比例有时甚至高达十分之八。失学女童多于男童或许是造成此现象的原因，这使得露天教育对女童的教育救济意义更为凸显。对露天学校的教育活动评价过低并不公正。
其实，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露天学校客观上还起到“劝学”的作用。露天学校最大的特点是“以学校内授课之情形实现之于公众瞩目之地”，这种开放性在民初社会具有特殊意义。新式学堂自清末开办以来，并未立刻得到一般民众的认可。民众对于教育形式的认知，仍停留在传统的私塾。改造私塾是清末民初教育部门的重要工作。晚清政府设立的劝学所，其重要职责即是向民众介绍新式学堂，入学之于个人的好处，并于学校开学时引导民众前去参观。这种对新式学堂的陌生和误解在民初依然存在，郊区尤为明显。露天学校在开办之初，民众往往不敢前来听讲，他们称：“吾等子弟，所以不敢遽尔者，恐将携之去上洋船出外国矣。”[7]露天学校教员对此耐心解释，并通过实际行动打消其疑虑。西郊第二小学称，未开办露天教育前，本校附近居民“群目学校为教堂，以为一入学校即归奉教之列。甚至职教员率学生旅行则目教员为牧师，称学生必冠以洋字，大有趋而避之之势。”实施一段时间后，“奉教及洋学生之名词始渐归销迹，近则欢迎之意虽不敢必之于人人，而彼此隔阂之情形已可信其必无”。露天学校以一种活广告的形式，将学校教育展现在民众面前，有助于误解的消除和新式学堂的推广。同时，各小学校之所以乐于举办露天学校，也期望藉此劝导儿童进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贫穷固然是失学的重要因素，而宁入私塾者也大有人在。露天学校在空旷之地开展，每次上课都吸引部分成年民众前来围观。一些家长通过参观露天学校，亲眼目睹其子女受教情形，逐渐意识到学校教育的好处，有的请求附入该校，有的自行加入附近学校。西郊第七国民学校称，经过露天学校的展示，自1916年8月至1917年4月，该校共将15名男生劝入小学。1917年7月又将50余名女生劝入附近两所女校。[6]露天学校以其特有的方式，无形中起到对新式教育的宣传、推广作用。露天学校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儿童的精神面貌。学校多备有脸盆和毛巾，督促学生注意个人清洁。通过教育，学生上下课渐守秩序，平日遇到教师渐知行礼；平日玩闹时所唱歌曲由俚曲谣词，渐以学校所教歌曲为主；游戏有时练习学校所教体操。
三、结语
诚然，作为一种免费的、临时的教育补习方式，露天学校存在很多不可克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来去不定，不能持续参加。有的学生上课至一半因事被家长唤回，还有的携带幼小乳童参加。气候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学生没有养成爱护书籍的习惯，所发课篇多被撕毁，不能持续利用。再次，虽然学生中女生居多，但泥于传统观念，女生有时被不公平对待。如，有的学校在选择优秀学生进入该校学习时倾向男生；冬日学校期间，年龄稍大的女生不被允许参加，等等。尽管如此，在教育资源缺乏的条件下，露天学校有其存在的基础和必要。作为一种“因陋就简”的文化补习方式，在京师学务局的推行和各小学校的热心参与下，露天学校以其特有的形式，一度盛行于民初北京的社会教育舞台，在文化补习和开通社会风气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锡麒.参观露天学校记[J].京师教育报，1914，（9）.
[2]饬各学区劝学员[J].京师教育报，1916，（30）.
[3][美]西德尼.D.甘博，陈愉秉，等，译.北京的社会调查（上）[M].北京：中国书店，2010.
[4][6]东、西、南、北四郊十四所小学校关于开办露天学校实况的呈文及登记表[Z].北京档案馆藏.档号：J4-1-165，1917年.
[5]赵崇华：西郊丰富营露天学校开幕记[J].京师教育报，191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