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徐洪辉时，王斌打消了先前的疑虑。
　　王斌的疑慮是：徐洪辉是不是不愿和他交朋友了？
　　王斌是徐洪辉11年前就认识的朋友，彼此关系本来很密切。当初，徐刚到东莞做律师时，他们晚上还经常在路边摊吃烤鱼、喝啤酒。
　　平时，凡有亲戚遇到法律问题，王斌也第一时间向徐洪辉咨询。
　　但近两年，徐洪辉没有及时接他的电话，有的电话被摁掉后，尽管徐洪辉也来短信说“在开庭或开车，稍后给你回电”。
　　可等很久，王斌没能等来他的电话。隔天，王又厚着脸皮再次去电。但被冷处理的次数多了，王斌心里难免有想法。
　　当彼此经济地位有悬殊，经济较差的一方，总比较敏感，担心朋友是不是嫌弃自己添了麻烦。
　　王斌产生这样的想法，情有可原。因为曾和自己在经济上差不多的徐洪辉，如今确实比他强多了。
　　但今年春节，受邀来到徐洪辉家做客后，王斌发现：徐洪辉还是那个徐洪辉，他依旧彬彬有礼、热情大方。只是，徐洪辉掉头发比较严重，而且他确实比过去忙多了，忘事也多了。
　　意识到误会后，王斌把先前的疑虑告诉了徐洪辉。徐二话没说，刷开手机屏幕，让王斌看看他的日常来电。
　　王斌数了数，最多的一天，徐洪辉接了83个电话！
　　“掉头发是因为压力大，白天半小时内手机没响，我就怀疑是不是手机没电或出了故障。”徐洪辉告诉《南风窗》记者，确认手机没问题后，他又会因手机没响起，而感到莫名的不安和恐慌。
　　保卫生活原有的底色，正成为徐洪辉们不二的选择。

“渴望生一场病”

　　疾病已夺走了徐洪辉的父亲，而且还在深度困扰着他哥哥。他恨透了疾病给他家人带来的种种苦痛，但有时，他又渴望自己也生一场病。
　　“很忙，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希望自己也生一场病。”徐洪辉说，这样，就有正当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地享受“假期”了，不至于有负罪感。
　　很多人只看到徐洪辉身外的东西，比如，他在东莞市核心区300多平方米的复式豪宅;比如他和妻子的两辆豪车;再比如他常年雇请打扫卫生和做饭的保姆……但背后，中产阶层为守护这些所做的努力，总被局外人轻描淡写。
　　可对一个从底层，一步步靠知识和经济，逐渐挤入中产阶层的个体而言，实属不易。守护和保卫这份家业和事业，更是难上加难—特别是处在一个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正发生巨大裂变的时代里。
　　记得11年前刚到东莞时，徐洪辉还只是个单打独斗的律师，接的都是些散单，比如劳资纠纷、交通事故受害当事人的请托等。
　　这类案件的共同特征是：和底层人打交道，收入很一般。
　　目前，徐洪辉是广东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主要从事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的管理和知识产权维权。
　　此外，他维护和管理的，还有其他3名执业律师及其他助理组成的法律服务小团队。可以说，他已跻身于服务社会“优质资源”的律师系列，如服务于银行、地产、制造业的老板。
　　伴随着服务对象“高大上”的，还有他江湖地位和经济收入的提升。当然，也有倍增的压力。
　　王斌说，“以前和徐洪辉吃饭、喝茶时，悠哉悠哉，他整个人很随性、自然、放松”。但现在，即便是周末，和他聊天也总感觉他整天都把自己绷得很紧张，手机不离手，有随时投入工作状态或准备出门解决问题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来他家做客的人也无法有“好好坐下来闲聊一番”的心情。
　　别人一天的工作时间分为两段：上午和下午。徐洪辉分为3段：上午、下午和晚上。 “晚上是我办公的黄金时间，通常加班到凌晨1、2点，主要审核或草拟法律文书。”徐洪辉说，白天是从早上7点开始的，梳理新一天的任务和工作安排，主要接电话或现场拜访客户，讨论解决问题方案。
　　有时，忙碌是因为客户有了超出职业服务范畴的要求。一个律师成为某企业法律顾问后，通常也被当成老板或老板朋友的私人律师，还经常随叫随到地去帮助解决一些非法律范畴的事务。
　　这样，律师成为老板以及老板朋友的私人安全顾问。参与到很多非法律问题的解决中，表明老板充分信任了这位律师，但也分走了很多本应属于律师的私人时间。可这是律师维持客户关系所必需的付出。
　　付出和回报越来越无法对等。近年，经济形势不好，很多老板开始就律师费的问题讨价还价。“企业经营困难，你能不能支持一下？”徐洪辉说，老板这句话意味着他希望你能减免律师费。
　　打个折还好说，有的律师费被老板一拖就是几年，甚至赖着不给。
　　而官司的结果不能如老板所愿，律师通常也被批评为“不尽力”。但在过去，很多案件能否在法律范畴内得到妥善处理，并不是努力就可以解决的，还有很多不是律师个体所能操控的因素。
　　但以结果论英雄的思维，注定了面对批评时，律师也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去年8月，意识到心理压力过大，徐洪辉还偷偷跑去医院看心理医生，所幸没什么问题。
　　徐洪辉也知道，不管压力多大都得坚持，因为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他记得2005年刚到东莞时，东莞只有约500名律师，现在，在莞律师超过2000人。

不淡定

　　竞争压力不只出现在律师行业，从事企业培训和咨询工作的孙文康，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孙文康是深圳市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咨询师。他在这行已干了10多年，也积累了一些财富。尽管经济上没什么压力，但焦虑感挥之不去。因为市场变迁正深刻传导到他所在行业，不确定的东西正增多。 　　深刻变迁出现在2014年。自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说了一句“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的话后，大家都在寻找风口，都在谈互联网思维。孙文康说，很多人找到风口才发现，风再大也飞不起来了，因为风口挤满人。
　　2015年，人人都在谈平台、谈资源整合，谈众筹、谈股权，但很多人还没能谈出个结果时，企业就倒了。而它身后，一大波以它為标杆和榜样的学习者和追随者，正在纷纷赶来的路上。
　　互联网科技时代，企业家的突然暴富和企业的轰然倒塌并存，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缺乏诱人梦想和血淋淋残酷现实的时代。
　　一些此前寂寥无声的互联网科技企业，突然间暴富了，而领导者可能就只是个“90后”，这对于默默无闻做了一辈子制造业的老板而言，内心冲击特别大。
　　有时，孙文康去给做制造业的老板做咨询时，老板突然蹦出一个念头：要改做饮食、健康或金融行业。甚至，有的老板参加完孙文康的培训后，就开一个咨询公司。他们认为，自己有实战经验，培训好做。事实上，愿景和现实，总有太大差距。
　　老板越来越焦灼，越来越急功近利，每个人都想上演一夜暴富的传奇故事。这导致那拨一心扎到工厂里专心搞研发的老板，也越来越少了。
　　老板不淡定，就影响到孙文康的工作效果，最终也影响到他对现有生活底色的保卫。因为他的工作效果，最需要得到企业的配合和支持。
　　但关键时刻，强势的老板常常反对导师们所做的方案。“老板认为，他们在这行干了几十年，向来都这么干，所以不愿改变。”孙文康告诉《南风窗》记者，过去，老板靠胆大成就了今天的基业，但在充满变数的今天，他们无知、茫然，却又变得很固执。
　　过去的成绩，确实让老板有足够相信自己和继续固执下去的理由，但在今天的变局中，这种固执可能会害了他们的企业和他们的未来。
　　“成也固执，败也固执。”孙文康说。

中产生活的路上

　　有人在折回原点，但更多的白领则在努力寻找挤入中产阶层的阶梯。郑欣似乎找到了感觉。
　　郑欣今年27岁。2011年7月，她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毕业，学的是日语。不过，她的理想是做记者，她认为“这个职业有社会价值”。但毕业那会儿，她给报社投出很多简历，都没被录用。
　　最后，她选择了和媒体相近的行业—广州某公关公司上班。
　　白领的日子比较清闲，“除了翻译，就是写写软文和新闻通稿。”郑欣说，一个月有7000多块钱，扣除房租、泡吧、吃日本料理，基本属月光族。
　　但写软文的感觉，让她找不到“像做记者那样的职业尊荣感”，因为总感觉“谁给钱就给谁包装”。有时，一些产品没那么好，也要违心包装好。特别是去帮助一些企业做危机公关，“明明是企业的错，又想方设法去维护这家企业形象，为这家企业狡辩，甚至请水军站队”。
　　这份工作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上，都没法满足郑欣的需求。
　　即便这样一份工，很多人仍在为保住它而争斗。公关公司的总监，大都从外部突然空降进来。伴随着新总监到来的，是一番新的洗牌。
　　“新总监会新招一批人进来，而这批人很快获得提拔。”郑欣告诉《南风窗》记者，这样，原有的部门负责人纷纷离职。尽管老板知道其中的争斗，但对老板而言，谁做领导不要紧，要紧的是业绩。
　　业绩能否做好，又和甲方（委托给公关公司承包品牌服务等相关业务的企业）的认可有很大关系。如果甲方反映这家公关公司做得不错，来年，这家公关公司还能“吃下”甲方业务。
　　为此，公关公司需要服务好甲方代表。每当甲方换代表，公关公司就去打听对方喜好，打听对方情况，比如有几个孩子？在哪读书？进而有针对性地公关。
　　郑欣厌倦了这种为斗米而争斗的生活。两年前，她利用闲暇时光和自身的外语优势，在国外电商平台开网店卖手机壳。手机壳从广东发货到海外囤积（俗称海外仓）。这样，她在广州接单，由负责海外仓的人发货。
　　“每月有3万多块钱利润。”郑欣说，现在人民币贬值，如果成交的现金流大，扣除汇损后，还有因汇率变动带来的可观收入。
　　不过，郑欣也有焦虑，她的焦虑在于：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因为她的手机壳质量并不是很好，尽管为弥补买家的心理落差，她也会附送一些手机贴膜，但一些老外还是无情给予差评。无论如何沟通，对方也不肯删评，因为他们认为“这代表了他们对这个产品的态度和评价”。
　　但进货量上不去，供应商也不肯为郑欣的少量货物专门做个性化的定制生产。要持续经营好，确实还有不少的台阶，要等郑欣好好迈过。
　　记者采访时正是南方回南天最严重的日子。采访结束，郑欣送记者下楼时，她指了指布满楼道和墙面的大片水珠说，“小心滑倒”。
　　回南天里，不是每个人都会滑倒，但大环境注定了人们滑倒的机率，会比往常大些。但除了“小心”，人们已习惯在等待一个艳阳高照的晴天。
　　为了生活，每个人都很忙碌，从来不问为什么。正如米兰·昆德拉说过的，如果生命和历史都只是一次性的，无法休整和比较的，一切选择只不过导向虚无，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应采访对象要求，郑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