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者最大的诚信，莫过于忠于职守。
　　是否诚信向来是人们评价一个官员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而为官者最大的诚信，莫过于忠于职守、 以最大的热忱和精力来完成自己肩负的责任。《资治通鉴》载有“北魏太武帝与群臣论如高允者忠臣也”的史事，讲述了一段为人臣者坚守诚信的故事。
　　公元458年，北魏高宗（文成帝）拓跋返回首都平城后，即大兴土木——建太华殿。这时，中书侍郎高允认为此举骄奢劳民，便直言劝谏说：“太祖开始兴建城池宫殿时，考虑到不误农时，施工一律用农闲时节。况且，我们建国的时间已很久，现有的宫殿足够使用。退一步说，即使要扩建宫室殿阁，也应逐步实施，而不能仓猝行事。照现在的建筑规模，初步核算，共需征调民夫差役二万人，而需供应饮食的老弱妇女，又得增加一倍。规模大，要求严，预计半年才能竣工。一个农夫不下田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何况竟然动用六万多人，劳力和费用，实在难以计算！这是陛下最应留心的事情。”文成帝认为高允所言甚是，接受了他的进谏。
　　高允好直言进谏，朝廷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情，高允总是恳求皇帝召见。文成帝也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接见并与之面谈。有时从早晨一直谈到黄昏，或者一连数日不出宫。高允有时动情激论，言辞切中时弊，文成帝虽有些生气，却深知高允的直节劲气和激谏无忌的良苦用心，依然信任无疑，礼遇而善待之。当时有人上书，措辞激烈地抨击朝政，文成帝看后说：“君主有了过失，臣僚不肯当面直言进谏，反而上书公开指责，这无非是想借张扬君主的过失来显示他们的正直，这难道是忠臣所应做的吗？像高允那样公而忘私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我有过错，他总是惴惴不安地当面批评，有些言辞甚至直触痛处，使我难以忍受，但高允始终无所避讳。我也因耳旁警钟长鸣，而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并有所改正。我感受很深，而天下人却不知道，难道能因此说高允不是忠臣吗？”
　　与高允同时被征召的游雅等人，都步步高升做了大官，被封为侯。高允的属下被提拔为刺史或二千石级的也有数十甚至上百人之多，可是高允仍然担任中书侍郎，官职二十七年没有晋升。文成帝激动地对文武群臣说：“你们这些人虽然每天都手持刀枪弓箭侍候于我的左右，却不过是白白地站着，从来没有一人劝谏过一句话，只是当看到我高兴的时候，乘机乞求赏赐官职爵位而已。尔今这些没有功劳的人，竟然都做了显赫的王公。高允呕心沥血地执笔辅佐我和先帝治理国家数十年，贡献甚大，可仍然不过是个郎官。相形之下，你们这些飞黄腾达的人难道不愧疚吗？于是，郑重提拔高允为中书令。
　　高允还经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以维持家中的生活。有一次文成帝亲自到高允家，看到只有几间简陋的茅草房，床上只有粗布做的被褥，厨房也空荡荡的只有食盐和青菜。文成帝不禁连声叹息，赏赐高允绸缎五百匹，粟米一千斛，并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文成帝由衷尊重高允，从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令公。
　　《礼记·乐记》：“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左传》子展曰：“杖德（遵德而行事）莫如信。”高允有直节劲气，也因文成帝恪守诚信才敢于用情直谏，无所顾忌。他们君臣皆以国家安危和兴衰为重，著诚守信，坦诚无忌地共商国是。正是由于这种君臣间的诚信，他们才能同心同德治理国家，而垂范华夏，彪炳青史。
　　（作者为北京社科院研究员）